胡琨：解读文化传统，破解国际关系交往困境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同，见仁见智，相关论述汗牛充栋，亦不乏深刻之洞见，但两种文化间的隔阂与误解却始终存在，表现在国际关系交往中便是双方不信任与不理解的程度并没有因交流的日益密切而消除，反而呈现不断加深甚至对抗的趋势（例如中国认定美国出兵伊拉克是为了石油，而美国则将中国在南海顾全大局的克制解读为韬光养晦）。在这一背景下，通过渲染两种文化的不同表现特征不但无法促进双方增进共识，反而会增加非我族类的疏离感；而要放弃本文明的文化传统，以避免冲突，又不会被任何一方所接收，亦不现实。因此，去探究两种文化传统形成的根源，从而尽量实现“同情的理解”，未尝不是消解这一两难问题的有益尝试。

    西方文明注重人与现实世界的关系。早在古希腊时代，世界的本原就已成为知识阶层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一传统在古罗马时期得到延续。基督教兴起后，对上帝及其意志的认知成为西方文明的首要关怀，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并没有因此而被边缘化，因为现实世界为上帝所创造，本身就是最大的神迹。换句话说，现实世界犹如上帝的面具，其背后就是上帝的真容；对现实世界真相的追求，也是认知上帝的过程。于这一背景下，在神学家们依托各类文本探究上帝本尊的同时，林林总总的各类学科在哲学的框架下发展起来，他们的任务只有一个：通过对现实世界真相的把握来领会上帝的旨意与神迹。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牛顿愈到晚年对上帝的信仰就越虔诚；也不难理解，为何普里高津和库恩等自然科学家会对哲学体系建设贡献巨大。

    而中国文明则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是对“三代之治”的追求，还是“四维”与“八德”，都是试图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建构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与一种能给所有人带来福祉的秩序相比，现实世界真相的重要性不值一提，庄子“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的智慧宽容广纳，小的智慧务求精细的区分和取舍）”则是这一取向的生动概括。在这样一种文化土壤中，对现实世界本原的探究和对特定价值观的执着，注定无法引起广泛的共鸣；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人文教育会在中国长期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也不难理解，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正人”集团（例如东林党和复社）最终会异化而陷入权力斗争。

    西方人对现实世界真相的探究，也是不断挖掘普世价值观为核心的上帝意志的过程，同时，其又于此出发，来塑造现实世界，因为符合上帝意志的秩序必是普惠的合理秩序。而中国人对于人伦关系的规范，则是建设人人各得其位，各司其职的社会秩序的基础，任何挑战现有秩序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整体利益的侵犯。简而言之，西方人注重人与世界的关系，所以寻求真相；中国注重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寻求和谐；（印度人注重人与神的关系，所以寻求超越）。对方的思想与行为模式，无法在本文明的文化传统中得到合理解释，这正是双方在国际关系交往中经常无法相互理解的根源。例如，面对各类国际冲突，中国以维护现有秩序为出发点的慎重行为，因不作是非价值判断而无法得到西方认可；而西方国家在普世价值下的军事外交，因其对现有秩序的巨大破坏，故也更多被中国视为别有用心的地缘政治行为。

    其实，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无论是普世价值还是和谐，本质上却是殊途同归，都是在寻求一种可为全人类带来福祉的国际秩序，只是因为文化传统的不同，才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只有双方都能正视这一问题，方能建立基本的信任，才能避免双方沦为各执一词的自说自话。

    期许以儒者，然浸淫西学经年；立于神州，却似须终身研习大秦故地，往复文化冲突之下，联想本朝国际关系所面临之某些困境，切身感触颇多，是有此随笔。

    （联系 胡琨：hukun@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