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德文：揭穿诺贝尔和平奖对华攻心计
12月份的北欧国家挪威已经进入严冬，满目萧瑟和凄凉。即便是正在首都奥斯陆市政厅举行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也难逃这样一种肃杀的气氛。在数十个国家拒绝派代表出席的情况下，10日当天的颁奖现场空着许多座位，只有一干欧美的人权活动家以及海外反华分子济济一堂。
自诺贝尔和平奖诞生之日起，这个原本意义较为单纯的奖项，变得越来越有争议性。今年的和平奖由于授予了一个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的中国罪犯，而再度成为国际话题。冷战时期，诺贝尔和平奖充当了西方国家对外实施“和平演变”的政治工具。如今，号称“普世价值高于一切”的西方社会，企图再借助该奖项的“世界声誉”，推行其意识形态霸权，搞乱中国人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利用诺贝尔和平奖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司法主权。”
反华分子的大聚会
早先，当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将今年的和平奖授予正在监狱服刑的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后，就先后有一些国家表示反对，并对颁奖典礼予以抵制。截止到颁奖仪式举行前，一共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9个国家拒绝派代表出席。这一数目堪称近年来少有。无论是 2008年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获奖，抑或是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获奖，其所引起的争议，最终只导致10个国家缺席颁奖仪式。
尽管不得人心，但挪威“诺委会”还是希望能把今年的颁奖典礼搞的“轰轰烈烈”，使之成为一次所谓的“全世界民主人士大团结盛会”。
事实上，所谓的“盛会”，前来捧场的多是一些西方人权理念的“吹鼓手”。据报道，今年与会的嘉宾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众议院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欧洲人权委员会主席海蒂·郝塔拉、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秘书长萨利尔·赛迪等世界各地的人权活动家。这些嘉宾中，不少人都曾粗暴地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比如，佩洛西常年关注“西藏问题”，曾在国会策划通过涉藏议案；克里斯也经常指责中国“漠视人权”。日前，他和佩洛西还联袂起草了一份“表彰刘晓波”的议案。
据海外媒体报道，10日当天，大约50位所谓的海外“民运人士”也来颁奖现场凑热闹，西方记者竞相追逐，而他们也乐于借此机会高谈阔论。一位外国记者从现场发回的“微博”中写道：“在诺贝尔和平奖的舞台上，这个已经被历史遗忘的群体，突然重新焕发出光彩，但也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与这些人一同现身的还有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东突”分裂分子热比娅。
“海外反华分子一直在寻找各种机会进行串联活动，诋毁中国形象，颠覆中国的内部稳定，诺奖颁奖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问题专家田德文对《世界新闻报》记者说。
“绝无独立”可言的评委会
刘晓波因否定中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互联网上组织煽动他人推翻中国合法政权，触犯了中国的宪法和法律，2009年12月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有期徒刑11年。这样的一名罪犯竟然被西方推上大雅之堂，着实令人费解。
中国社科院欧洲问题专家田德文告诉《世界新闻报》记者，根据诺贝尔奖捐助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和平奖应授予“为增进国家间的友爱、消除或裁减军备，以及举行并促进和平会议做出最大努力的人”。但是，随着上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的演变，特别是冷战期间，和平奖已悄然变成西方国家对不符合他们标准的政权进行“和平演变”的工具。譬如像1975年获奖的前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1983年获奖的波兰团结工会负责人瓦文萨等等，他们的政治背景无一不是紧密贴合西方的政治诉求。“和平应该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但如今，和平奖的内涵早已被狭隘化，凡是对西方政治有利的，才可以称之为和平。”田德文说。
事实上，从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构成来看，这个奖项难逃争议也是在所难免。“诺委会”包括5名委员，由挪威议会推选产生，不能是现任政府官员或现任议会议长。但是目前的5名委员全都有政府背景：4名担任过政府部长，1名担任过议会议长。
“诺委会”现任主席亚格兰曾是一名资深政治家。现年51岁的亚格兰曾担任过首相、外交大臣、议会议长等职。在2000至2001年担任外交大臣期间，亚格兰曾为结束南斯拉夫内战四处奔走，同时还为斯里兰卡实现和平进行斡旋。对于国际人道事务，亚格兰一向非常热心。2001年8月，400多名阿富汗难民在海上遇险后向澳大利亚政府提出避难申请，但却遭到澳政府拒绝。亚格兰公开对澳政府的做法提出批评，并促请联合国对这些难民提供救助。
2009年，亚格兰因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总统奥巴马而备受争议。一些反对者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出风头，因为他之前竞选连任挪威首相遭遇失败。
近年来，挪威学界对“诺委会”组成的合理性及其独立性不断提出质疑。奥斯陆和平研究所所长克里斯蒂安·贝格·哈普维肯认为，“诺委会”现有的5名委员，来自挪威议会中拥有议席前5 位的大党。这种按“政党分肥”而构成的组织架构，容易导致评奖标准失去公正性。对诺贝尔和平奖有深入研究的挪威律师弗雷德里克·赫弗梅尔指出，“诺委会” 的委员不管属于哪个政党，他们都主张在军事上依靠北约，外交上和美国步调一致，因此在和平奖的评选中绝无独立的可能性。
对华“攻心”瞄准草根
这两天，围绕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西方舆论罕有地形成“结盟阵线”，污蔑中国政府基于正当理由而对颁奖典礼进行的抵制，大有把中国孤立于世界的用意。国内外一些专家学者对此指出，今年的评奖结果其实是西方故意让中国难堪而设下的一个圈套，反映出西方对于中国快速崛起的战略焦虑。
挪威科技大学教授阿努尔夫·科尔斯塔认为，西方许多人不想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强国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他们想输出自己的制度和思维方式，“这将是一种攻击中国价值、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过程”。
田德文对《世界新闻报》记者说，挪威“诺委会”发布的获奖文告中，提到刘晓波所作所为与和平有关的内容只有简单几句，通篇都是“诺委会”对中国的看法。“在文告中，他们提到了中国在这些年取得的经济成就，然后话锋一转就转到了中国基于新的国际地位而应承担更多的责任。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诺贝尔和平奖在现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调整的情况下做出的一种跟进。”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倪峰对本报记者指出，人权问题是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面临深刻调整，西方对此感到非常不适应。然而，面对中国实力的上升，与中国经济紧密相连的西方国家又不能全面遏制中国，所以只能利用尚存的民主、人权等价值观优势来牵制中国。
“就美国而言，他从来没有放弃对华人权外交。现在这种外交攻势又加强了，一个主要的特征是，美国的人权政策重心更加偏向草根。像这两年美国的一些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农民工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很关心。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集中于中下层群体。美国就是想引爆这些矛盾，扰乱中国的发展。”
中国不会受西方摆布
“世界上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发展模式……任何一国都不能脱离本国国情和实际，盲目照搬他国政治制度和模式。”邓小平曾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作出这样的阐述。分析人士认为，西方要求中国按照他们所期望的标准进行内部演变，是不会奏效的。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的儒教文化同西方文化有着本质不同，因此，中国的社会发展必将遵循自己的道路。他举例说，当年的古罗马不同于古希腊，雅典也不同于斯巴达，今天中国的社会秩序也同样与美国的、德国的有本质的不同。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房宁认为，中国近代以来的主题是寻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政治发展道路即是为这一主题服务的途径和手段。虽然西方的有益经验我们可以吸收，但正是这一主题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从一开始就是要摆脱西方的政治发展模式，与之竞争，直至实现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