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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不确定性年代里的确定性寻求

作者:黄平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2017年第2期 更新时间:2017-03-03 11:48:00

今天,世界各地都见证了经济大变化,政治大动荡,关系大重组。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沧海横流,甚至又回到了“天下大乱”。

即使不看中东或非洲,仅拿欧洲来说,2008年以来就经历了从希腊债务问题到欧元区危机、从克里米亚归属问题到乌克兰危机、从经久不衰的非法移民问题到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难民危机、从英国的脱欧公投到欧洲各国将要举行的不确定性大选……

在美国,几乎是同一时期,我们也见证了从次贷危机、雷曼兄弟倒闭到华尔街金融风暴,从茶党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到两极分化、两党极化,从桑德斯现象到特朗普当选……

在各类媒体上,人们甚至用了“黑天鹅”来描述一个又一个惊奇和意外,后面还有什么样的黑马、黑天鹅、(黑)蝴蝶,也成了挥之不去的关切和不得不增加的疑虑。

面对变局、迷局、乱局,中国如何应对?从战略抉择到政策规划,要不要调整?一方面我们必须镇定自若、岿然不动,任凭风浪起;另一方面,又确需审时度势、顺势而为,不断与时俱进。

变动中的国际格局

如果从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角度纵览当今世界,格局的调整和秩序的变化才是最重要的特征。仅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短短70余年的历史看,无论是德黑兰、波茨坦还是雅尔塔,三巨头无论当时达成了什么样的关于战后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很快又进入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而整个冷战时期,在我们周边,实际上还发生了好几场热战。“冷战”/热战之余,争夺中间地带的努力和斗争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这些“中间地带”,也被叫作“第三世界”,其一开始并没有“发展中”的意涵,只是在它们摆脱殖民统治和争取独立后,发展才成了他们最为关心的议题,虽然至今在很多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仍然是最为头痛的难题,其中一些还处在不发展或欠发展的状态之中。

战后形成的冷战格局,一方面是一种冷和平格局,另一方面也一直处在变化之中,除了广大的中间地带不时变换其排列组合,两个阵营内部和两个阵营之间,也一直就没有固化过。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之时,当时的国际格局已经与二战结束时大不一样了。而就在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和地区仍受困于不发展或贫困之中时,“冷战”以特殊的戏剧化(悲剧?喜剧?闹剧?)形式一夜间宣告结束了。 

变化成为常态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自以为不是苏联垮了,而是美国和西方胜了,一时沉浸在“历史终结”的陶醉之中。但是美国的“一超独霸”好景不长,很快,人们发现那不过是昙花一现,这个世界所迎来的,不是什么历史终结,而是我们“已知世界的终结”(沃勒斯坦2001年出版的一本书名),如果不是回到文明冲突的时代或进入新的文明冲突的话。

20世纪90年代以后,即使以全球化之名所上演的各种剧目,经济结构变迁、科技革命、能源之争、地区纠纷、宗教冲突,无不以变化、变迁、变动为基本标识。2007、2008年以来,不确定性更是成了基本的常态。

一般地说,自然科学总是走在社会科学的前面,而社会科学中,国际关系理论又总是走在后面。这次又是这样。在自然科学界,早在20世纪初,爱因斯坦就先后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20世纪20年代海森堡发现了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曾译“测不准原理”),再后来是量子力学的发展,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混沌理论(chaos theory)的研究,关于复杂系统理论(system complexity)的研究,都在不断突破18、19世纪以来科学对于确定性的寻求。在社会科学界,除了前述的《已知世界的终结》(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n it,I. Wallerstein),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了关于《迁移时代》(The Age of Migration, S. Castles)、《风险社会》(Risk Society, U. Beck)、《网络社会的兴起》(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 M. Castells)、《飞逝而去的世界》(Runaway World, A. Giddens)、《现代世界的混沌与治理》(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J. Arrighi, et al)等等。这些重要的社科类著作,大多没有进入从事国际问题、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的视野,尽管它们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就被翻译成了汉语。而它们的作者们所想要面对和试图阐释的,都是我们今天正在进入的这个以变化、变动、变迁为基本特色的全球化时代和它所面临的种种挑战、风险、危机和不确定性。

由于这些都是本文一开始所列欧美那些挑战发生以前发表或被翻译出版的,我们未对它们给予足够注意也就在所难免。无疑,人文社会科学历来看重的就是变化。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不朽著作之一就是《易经》,古希腊的传统也是以“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而著称的。更不用说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发生发展以来,几乎“所有凝固之物都融化为了一缕青烟”,研究资本主义的发生、运转,它本身的结构、机制,它所蕴含的矛盾、冲突,才是社会科学学者所要锲而不舍,毕其一生去寻根究底的。如今,面对地区和全球层面上新的挑战和在这些挑战下新一轮的国际格局变化和国际秩序重构,连当时因宣布“历史终结”而名噪一时的福山,也开始不断反思,甚至怀疑美国已经是一个失败国家! 

2017:不确定性的年份

本来,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来看,不得不承认,从欧共体,到欧元区,再到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像欧盟这样的设计是具有长远目标和战略耐力的。特别有意思的是,欧洲国家众多,文化如此多样,却对一体化如此执着。欧盟,与其说它是一个未完成的一次性工程(project),不如说它是一项长期的不断延伸的规划(program)。即使如此,也可以说,人算不如天算,计划赶不上变化。本文一开始所列欧洲面临的各类挑战和危机,几乎没有一项是当初设计时预期到了的,更有甚者,有些干脆就是它本身发展演变所带来的“未能预期到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而美国,无论怎样研判和估量其硬实力软实力或综合实力,更无论是否正在发生(或人们是否愿意看到)美国衰落,面对如此罕见的政治分裂、社会撕裂和上下割裂,不得不承认,今天它所遭遇的危机,确实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曾热烈讨论的合法性危机了。本次大选过程中所具有的戏剧性,黑天鹅一只一只的出现,主流媒体的一次次误判(和误导!),不过是这种危机的外在表现和具体个案而已。

在欧美,更深刻的变化,其实早就开始发生了: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或人口构成的多样性,经济的多元化或空心化及所导致的就业不足与福利不够,贫富差异的日益悬殊和外显化,本地人外来人的矛盾或移民带来的各类族裔矛盾所导致的“我们是谁?”的认同危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孰轻孰重,沿海和大城市带与内地和小城镇居民在一系列基本问题上的差异与分歧,代际之间在生活方式和价值上的不同模式和追求,这些都不是仅仅在谁当选、什么政策、如何推行这样的政治或政策层面上就能解决的深层次经济社会难题。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随着特朗普的当选和1月20日入主白宫,外交转型也被提到了日程,而他本人是否具有执政经历,嘴上放炮是否遵循外交礼仪,对媒体发声是否符合“政治正确”,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但特朗普说“美国(利益)优先”时,一方面是在强调回归美国本身面临的矛盾、难题、挑战和危机,另一方面是在与他的前任拉开距离,全球事物、国际争端、地区冲突,都要以美国利益为优先考虑。对于特朗普及其团队,最大问题在于:什么才是美国的利益?怎样才能使“美国重新变得伟大”?贸易保护,政治保守,社会排外,是否真的就符合美国的——哪怕只是短期的——利益?

2017年,美国的新总统新班底才开始执政,欧美关系会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如何变化?英国与欧盟的脱欧谈判才将开始拉开大幕,其进程会有多复杂?对英对欧有何影响?几个主要欧洲国家将有大选,在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谁将上台?他们对于欧洲的政治版图有什么冲击?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欧洲一体化走势会不会放慢、受阻,以至于倒退?欧美的这些变化将对世界格局产生什么影响?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保守主义和社会排外主义(“民粹主义”)会不会在一些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如幽灵般回荡?20世纪末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会不会放慢乃至出现逆全球化?

如果说2016年的不确定性是以英国公投(留欧还是退欧)、美国大选(希拉里还是特朗普)为标识的,那么,2017年更大的不确定性,是特朗普入驻白宫后会开始显现。在种种“政治正确”的或“政治不正确”的说辞后面,反映的是当变化成为常态,混沌和风险也就常在,各种危机随时可能发生,不确定性(不仅是测不准,而且是无法测!)成了几乎是唯一的确定性,国际格局呈现出一副“失序”(disorder)的样态:社会失范(abnormal)、制度失灵(dysfunction)、安全失控(out of control)、精英失职(breach of duty)。再往深看,是关系重建,无论是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还是主要议题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同盟重组,冷战时的那些“同盟”要么不复存在,要么正在失效;规则重写,丛林规则,零和规则,不再是符合时代潮流的规则;格局重构,一超独霸不再,多极世界尚未充分成型,多边难免,多元难治。 

新的挑战,新的机遇

不经意间,我们又走到了一个新时代的门口,把狄更斯的老话换个顺序说:这是最坏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愚昧的年头,也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怀疑的时期,也是信仰的时期;这是黑暗的季节,也是光明的季节;这是失望的冬天,也是希望的春天。

今天的世界,增长乏力,贫困依在,失业加重,贫富差距到处可见,社会不公有增无减,地区冲突频繁,族裔歧视严重,难民涌动,暴恐不断……

面对这些挑战,各人自扫门前雪,不再是明智的选择,因为我们越来越互相依存;以邻为壑、彼此为敌,更不是理性的策略,因为这只能是害人害己;退居一隅、偏安一方,无非是鲁滨逊似的幻想;复辟倒退、回到过去,根本不再可能。向前看,全球层面的治理有待完善,国家和地区间的合作有待提升,精英与大众间的共识有待达成。走互利、合作、共享、共赢之路,就必须将已有的各种资源重新激活、更新组合、吸纳新元素、接受新思想、实施新方案,从创新(即“创造性的破坏”)中寻求再生。创新,才是真正的机遇,而机遇,从来都只是给有准备的人的。

从2017年到2020年,从新世纪的前20年到整个21世纪,我们需要的,不是贸易保护和政治保守,更不是疑外、排外、恐外、仇外,而是更新版或升级版的全球化:这是创新的,使财富更加涌流,也是包容的,使各国都能参与;它是公平的,要大家都能受益,还是绿色的,确保可持续。新的格局在这种全球化中形成,新的秩序在这种全球化中构建,新的规则在这种全球化中达成。也许,或者肯定,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充满了不确定性,难题与混沌,风险与危机,博弈与较量,冲突与斗争,都在所难免。我们做了最坏打算,才有可能得到最好结果。

探索新路,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新潮,需要新的担当。面对不确定,面对风险甚至可能的危机,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走和平之路,发展之路,互利之路,共赢之路。

这样,无论美国的政治走向一时多么让人琢磨不透,欧洲的一体化进程短期看增添了多少曲折,也无论非洲多么“穷”中东多么“乱”,不论气候变化达成的协议是否严格执行,全球减贫的目标能否如期达成,如果金砖国家的机制能够持续并提升其作用和影响,一带一路的倡议能够让更多的国家和组织参与,那么,新兴经济体的作用,发展中国家的贡献,非西方道路的意义,中国的大国担当,就一定能够更加凸显。人类社会、世界体系、国际格局,就都可能在21世纪按照从利益共同体、到责任共同体、再到命运共同体的路线图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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