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俊礼：关于构建现代中国“德国学”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关于构建现代中国的“德国学”专著，不只是叶隽研究员近年来关于“德国学”这一科学概念的理论思维的有益记录，而且还象征着中国的德国研究发展到了构建现代中国“德国学”的新阶段。

    叶隽研究员的这本著作视野阔大，论述严谨，内容富赡，引证翔实，是一部态度严肃而文笔华美的学术论著。他在书中对中国学者150多年来的德国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系统诠释，响亮地提出了构建现代中国的“德国学”。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学术成果。

    中国人对德国的研究肇始于“西学东渐”。德意志民族早在13世纪上半叶便开始与中华民族接触①,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古代对德国的文字记载十分原始，对德国的认识也十分模糊。16世纪以后，随着世界航海技术的发展，中国与德国的交往开始增多。传教士阿诺尔德兄弟（1206-1368）、汤若望（1591-1666）等先后到中国宣传基督教义的同时，也使中国人了解到德国科学技术及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知识，并由此拉开了近代史上“西学东渐”的序幕，开始了中国对包括德国在内的外国问题的研究。近代的研究，一般从现实需要出发，以了解世界，探求强国富民之路，即以军事、政治、科学技术为主，逐渐发展到辅之以对其哲学、历史、文学、宗教、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1848年之后，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多次侵略，也给当时中国对德国知识的接受和传递带来负面影响，少数人“或如冷漠鄙视，不屑一顾的拒绝直面；或如囫囵吞枣，偏信偏爱的全盘接受②。”但也涌现出了一批科学巨人、学术大师，他们学养之深厚，见识之精邃，论著之丰硕，迄今令人仰止。

    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中华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学术界对德国哲学、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社会学、戏剧等人文学科的研究，曾一度颇为繁荣，但后因意识形态领域极左路线的肆虐，总体上没有摆脱“万马齐喑”的厄运。20世纪60年代，为适应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国际问题研究受到了政治家们的特别重视。1963年12月15日，中央外事组向中共中央呈报《关于加强外国工作的报告》,提出要建一批研究外国的研究机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毛泽东称赞“这个报告很好”，并指示要研究“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于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自1977年5月7日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成立了几个研究外国的研究所；一些高等院校也开始设立有关国际问题的学系和研究机构，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但这时主要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而且侧重于对策研究，缺乏从文化、历史乃至经济、社会等更广宽的视角进行综合探索，局限性很大。德国问题研究尚未单独提出，当然不可能提出“德国学”的科学概念。

    人文、社科、自然科学三大领域学术上的“百花争艳”，为新时期中国“德国学”的构建奠定了丰厚的学术基础。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百花齐放的可喜景象。德国问题研

    究也得了蓬勃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各级地方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在德国文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宗教学、教育学、艺术等学科方面，产生了一批传世之作，涌现出了一批学术上的领军人士。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德国问题研究是应用性，时间性很强的一个领域。它不仅要求理论的深邃和视野的开阔，最重要的是思想方法的创新，最需要的是不同学科的交叉与整合，最关心的是最前沿的信息和技术。同时，现代科学技术在德国问题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如计算机、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使德国问题研究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以及一些大学的德国研究中心，在这一领域作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另外，德国自然科学领域的伟大成就对德国先哲们的光辉思想的形成和升华，产生过重要影响。德国众多的科学发明与创造以及前瞻性的科学理论，对人类文明，对德国经济社会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德意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此，如果说在人文学科方面对德国的研究是“德国学”的一大支柱的话，那么社会科学领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对德国的研究，则构成“德国学”的另外两根支柱。新世纪之初，这三大学术领域学术研究上的“万紫千红”为构建现代中国的“德国学”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德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内含尚待深入探讨。叶隽研究员在书中提到德国学的学术核心问题时，强调“以学科互涉整合为中心”，他认为“作为一种汉语语境中新兴学术概念的“德国学”（Germanology），在我看来，包括两层含义。从广义上来说，是指一切与德国相关的学术研究工作，即相近于宽泛意义上的“德国研究”，即德文Deutschlandstudien,英文为German Studies。从狭义上来说，我倾向将其规定为以现代德国（19-20世纪）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种跨学科意识为主体的“学科群”建构，关注的核心内容是德意志道路及其精神史探求③。”“德国学”的概念刚刚提出，如何界定它，一定是见仁见智，我比较倾向于从广义上来界定“德国学”这个概念。

    德意志，一度是世界历史的旁观者，却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以雷霆之势闯入世界历史舞台，将原属地理概念的德国，变为强大民族国家、工业化强国，称雄世界。其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法西斯政权的滥觞，终于给国家带来了一分为二的厄运，直到上世纪末才得以重新统一。贯穿在德意志史中的主线是发挥着无形内在作用的不屈不挠的德意志精神和崎岖不平的德意志道路。它是包括自然科学、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文学、哲学、历史、宗教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在谈到现代德国的精神传统时，叶隽研究员在书中有一段长论：“现代德国的精神传统是怎样被构建、被解构，又重新建构起来的呢？以20世纪（当然不可避免地上溯到19世界）为中心的现代德国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刚刚过去的20世纪德国，蕴涵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精神意义，它既是帝国时代的崩塌，也是共和时代的重生，曾经拥有过辉煌历史的与灿烂文明的德意志，至今仍在步履蹒跚之中。既有过数度凤凰涅磐重生的烈火振翼之美与悲壮，亦有过数度巨恶狰狞恐怖的丑陋与野蛮，20世纪德国，不仅拥有威廉二世与希特勒，也拥有艾伯特、阿登纳这些走出苍茫与迷惘的政治家，曼氏兄弟、黑塞、伯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这样的精神重镇……20世纪德国，不仅是德国民族精神史上的重要时代，因为它关联到一个民族经历现代、走向未来的轨迹征程，它永远亦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难得的标本，以世界精神自居的“日耳曼文明”究竟将向何方？他们直接从19世纪的苍茫与辉煌中走来，无论是前期如此丰硕的精神遗产，还是后期俾斯麦时代的辉煌统一强权，都是铸就这个民族的“血火诗篇”。正是在现代文明史中居于中位的同构性，使得德国具有别样意义，俄、美、日先后以德为师，效果却颇相径庭，沙俄帝国的败灭、日本帝国的崛起又衰落、美帝国在当今世界的霸权主导姿态……都与德国关系莫大④。”作者的这段精彩议论正好多视角地剖析了“德国学”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现代中国“德国学”的理论需在科学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与完善。在提到德国学研究的理论特征时，叶隽研究员写到：“就结构而言，关注三个层面：德国器物、德意志道路、德意志精神；就时段（时间）而言，关注“现代德国”，因为这既是在时间段上承上启下的最佳对象，也是勾连各学科、覆盖各领域、呈现各面相的最佳载体；就学域空间来说，则优先关注“中德二元”，关系史的研究应是一个突破⑤”。这段妙论固然相当睿智。但是我认为，在构建“德国学”理论时，一定要继承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一定要注意学习相近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更要学习西方学术研究中重个案、重理论、重逻辑的特点。只有中西兼融，在科学实践中不断摸索、探讨、发展与完善，才能逐步构建起中国的“德国学”理论。当然，正如叶隽研究员所说：“最后的‘盖棺论定’，仍需要同仁们在长期工作中不断努力，借鉴一切可能的相关资源，进行创造性的尝试与控索，并在实践的不断磕碰、撞击和反省中形成相对成熟的中国理论⑥！”

    我虽然在这里谈了一些与叶隽研究员不完全相同的看法，但我和他的愿望是共同的，即努力推动现代中国“德国学”的构建。为此，我祝愿广大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对德国、对中国的“德国学”产生更大的兴趣。这将是作者成功的象征。

 顾俊礼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太阳宫宿舍 

九如斋

 

①《元史》第10册，中华书局，1926年，第2979页。

②沈雁南：《“欧洲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光明日报，1999年6月7日

③书稿第56页

④书稿第49页    

⑤书稿第78页

⑥书稿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