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弘：全球化条件下 “中国道路” 的世界意义

写在前面的话：

    再过不久，新中国就要迎来她的六十寿辰了。在中国人的传统中，六十为一甲子，标志着天地间万物从萌发到成熟的整个发展过程，同时也预示着一个全新历程的开启。

    在过去那乾坤扭转、物换星移的六十载峥嵘岁月中，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一幅饱受外侮和内患蹂躏的残破河山，整治得欣欣向荣，气象万千。新中国的第一个三十年开始了工业化的艰难起步，保持了年均６％的增长；第二个三十年则创造了年均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之快，让许多发达国家瞠乎其后。尽管中国的发展还很不平衡，人均占有的财富和资源都极其有限，今后发展的道路仍然很长，但是中国已经以其举足轻重的经济规模及和平发展合作的政治立场，引起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普遍关注。正当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向东看”，试图从中国独特的发展经验中寻找可资借鉴的规律时，关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甚至“中国威胁”等评论也纷至沓来；另有议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将遵循西方发展的规律，走上政治民主化的道路[1]。

    尽管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还有少数人坚持认为，中国的成功发展只是普遍规律中的一种典型经验，中国或迟或早都要走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但是中国发展的独特性早已为中国近代发展的历史所验证，同时也为三十年的改革发展历程所证实：这就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总结了中国长期的历史经验后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个独特和专有的命题[2]和“走自己的路”[3]这样一个简单直白的表述。

    根据本国和本地区的特色，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中国经验，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不少国家或地区借“模式”来说明自己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于是在国际问题的语汇里就出现了“东亚模式”、“拉美模式”、“欧盟模式”等名词，甚至在欧盟成员国中还有“德国模式”、“英国模式”和“瑞典模式”等称谓，这是因为尽管“从外部世界看，欧洲的民族—国家只有一种模式，但这一模式实质上大相径庭……它似乎表面上是普世的，实质上各具特色” [4]。所以，“模式”一词首先是用来界定特殊性的，欧盟模式不同于美国模式或东亚模式，因为它有自己的一套独立的运行“方式”，它的经验和形态不应当与美国方式或者东亚方式混淆在一起。“模式”一词的第二层意思是把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可以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推广或师法的“样板”。

    很多欧洲人使用“模式”一词来讨论问题，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必要根据自己的社会实践，把“整体的欧洲”看作一种有别于其他主权国家的模式，特别是区别于崇尚并推行全球市场的美国模式，比如将欧洲经货联盟、美国、日本和英国等分为不同的经济模型进行分析，借以解释欧洲经货联盟不同于其他西方经济体的整体特性[5]；把“欧洲社会模式”作为一个热议的话题[6]，用以否定迄今为止关于社会成功模式的形而上学和简单划一的解释；对欧洲联盟的既非国家，又非超国家的体制做出“自成一体（sui generis）”的判断，以突出其制度的特殊性，等等。最近，中欧学者在使用“欧洲模式”这一术语研究欧盟的时候还特别在绪论中说明，他们“既没有假设欧盟作为一个政治体系已经为实现和平、自由以及公民的福利寻找到最优方案，也没有假设欧盟已经形成了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度和程序。[7]”他们的目的是深入地挖掘欧洲联盟最为一种力量和体制的特殊性。

    专门从事中国与非洲关系研究的学者丹尼尔·拉志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独特的，而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的成功引起了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广泛关注，成为与后殖民主义时期其他现成经验不同的理念和发展援助的来源。[8] 斯蒂芬·马克斯则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中国的发展没有采纳“华盛顿共识”，“避开了良治和人权，”这种模式和理念不仅仅是不同于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而且还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从而动摇西方经验的普世价值和这些普世价值所维护的战略利益和现实利益，以及迄今为止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9]

    “模式”的第二种用途往往伴随着输出战略。“华盛顿共识”提倡的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企业私有化等针对拉美的政策主张代表了西方资本的整体的利益，它和“休克疗法”所主张的经济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一同要求在非西方世界里建立市场相对于政府的优势，并且通过对于市场规则的掌握达到对于整个世界的控制。民主模式和人权模式的输出也往往带着类似的目的。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直白地指出，美国“试图把……《世界人权宣言》用作美国对外政策的压制手段，”“对数十个国家……实行了经济制裁”，“实质不在于人权，而在于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10] 美国花费巨资，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民主制度和理念，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的外交政策，目的也在于消除所谓“非民主国家”对于美国的威胁。

    我们所讨论的“中国模式”主要表达了第一层意思。中国经过了百多年的戮力复兴，经过了六十年的建设创新，走上了一条相对平稳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人维护和平、营造和谐、保障发展的特定方式，如果这些方式可以被看作是中国“模式”的话，那么这种模式绝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过万千磨难、甚至流血牺牲才得来的。回首望去，是一条历经艰难曲折，千淘万漉而始终不渝的发展历程。

一、 中国发展道路的由来

    很多的欧洲人早就证明过，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来源于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实践的积累，是在极不相同的背景中经受考验的政治运作的遗产”[11]。很多民族的文明都是他们的先人在久远的历史中自我演进的基础上独立地发展起来的。例如李约瑟根据他对中国科学技术历史的深厚知识判断，中国的发明创造具有原创性，在某些历史时段，文明是从东方向西方传播，而不是从西方向东方传播的[12]。

    尽管严谨的科学研究早就确立了文明发展的独立性和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影响而非单向影响的原理。但是，“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者们却总是以为，起始于欧洲的文明进程不仅充满活力，而且是唯一成功和正确的发展逻辑。他们不仅相信文明模式具有传导性，而且居高临下地认为，它们自己才是掌握了进入现代化钥匙的人。他们中甚至有人认为，相对于早就进入文明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亚洲人和非洲人是野蛮民族，是文明的边远地区，需要通过文明从“中心”向“边缘”的拓展，通过征服、殖民、教化来开化。不少西方的智者反对这样的认识。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承认，西方工业化国家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但是他们在履行责任时却带有家长式的姿态。”[13] 在最新的《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中，“欧盟应当帮助中国进行……的改革”之类的表述还比比皆是，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对欧盟文件》中，通篇都在强调“平等互利”，并没有对欧盟应当做哪方面的改进指手画脚。

    认为欧洲（或西方）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可以被简单复制的人们忘记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一是在欧洲文明发展的真实历史中不仅有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等被欧洲人自己提炼、归纳、总结出来用以传播的内容，也曾经出现过像社会达尔文主义、法西斯主义之类的为欧洲人自己认为是不光彩而加以反对、加以掩盖的东西。欧洲工业文明的发展一直伴随着“羊吃人”的残酷、人变机器的无奈、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以及无数次惨绝人寰的战争。如果西方模式是可以效仿的，那么被仿效的就不可能仅仅是模式的一面，而不包括遭到反对、被掩盖起来的另一面。二是这个所谓历史上唯一成功的西方发展模式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发展的基础上。如果要那些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接受剥夺者的模式，那么还有哪些国家和地区可以作为鱼肉被刀俎呢？

    对于缘起于欧洲的西方模式（除了欧洲以外，美国和日本也相继加入了这个行列）的上述内生性矛盾，中国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清醒认识的。饱受欺凌和磨难的中国人也经历过漫长的“师夷”的过程而发现此路不通。六十年前，毛泽东主席总结说：“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师侵略学生呢？”[14]

    当时的中国人，一面要发展图强，一面要抵抗外侮。在百多年的近代史中，中国几乎尝试了所有西方的经验和主义，对于自己的“国体”进行了无数次的争论和改造。最后，“老师为什么要打自己的学生”的原理终于被中国人认识了：这就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西方的资产阶级到处都在用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推行所谓的文明……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5] 因此，在发达国家的世界体系中，根本就没有中国的独立地位，在西方“老师”的蓝图中，中国这个学生不应当自己发展起来，而只能充当西方的附庸。在“老师”的铁蹄下，中国人终于认清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真实面目。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16] 所以，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中说，集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中国发展道路的艰难起步就是开始于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背景下。这种历史经历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相互压迫”[17]的原则立场。在中华民族看来，外来征服，无论使用什么手法，只要是不平等的，就是不道德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资本贪婪追逐利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通过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拒绝了由于资本的无限扩大化，而把中国置于资本霸权奴役之下的命运。

    获得独立后的中国，在探寻自己的发展道路时已经从自己的历史中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其中包括：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拒绝外来干涉，进而维护世界和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吸取和借鉴一切文明成果，加强国际合作，进而促进发展，对内则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通过发展市场，解放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在中国发展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作用是独特的，这是因为中国独立和自强的双重历史任务对政府组织民众、抵抗外敌、集中人力、加快建设的能力提出了特殊需求。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首先在于它摆脱了资本发展的链条，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于它坚持民族解放和独立，跳出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虽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所谓成功道路迥异，但是却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类似之处。

二、 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与中国道路

    两次世界大战给资本的国际体系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为了重新构建世界体系，在最强大的战胜国——美国的直接参与和主持下，新的国际体系诞生了，它既囊括了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也确保了发达国家的绝对优势和决策地位。斯科斯托·洛克塔斯总结作为国际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银行五十年的发展历程时承认，世界银行在建立之初就确立的“辅助性原则”其实为资本的全球发展埋下了伏笔。辅助性原则的核心概念是：“决策应当在尽可能最低的层面上做出”，这个最低层面可以是社区的，可以是民族国家的，也可以是全球的。

    战后初期，辅助性原则主要服务于各国政府，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们看来，世界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企业和企业家，因此这个国际机构一直将发展的动力源和支持对象定位在企业和企业家身上，随后又定位在“新一族经济人”，即巨型企业的领取薪水的管理者身上，[18]并且通过各种项目方案，为他们创造发展的空间和能力。随着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不断壮大，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性机构就理所当然地将辅助对象从国家层面下移到社会和企业，把这些社会和经济利益当作全球行为者来对待，使之成为主权国家的挑战者。或者使国家成为这些利益的代言人。简言之，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帮助造就的是一个以市场规则为主导的，由主权国家、跨国公司、地区和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构成的多层、多元、多行为者的复杂的全球秩序。在每个层次中都有不同的规则和方式，而市场规则正在向各个层次渗透。这种全球秩序开始还受到冷战格局的制约，但是因“结构调整基金”的支持、“新自由主义”的鼓励和巨额利润的吸引而逐渐膨胀起来，最终在柏林墙倒塌以后迅速地在许多国家里完成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性替代”，开始了资本市场的全球性建构，使跨国企业能够不利用“火炮”和“国旗”的掩护，就可以进行无国界的发展。

    全球性的资本与国家性的政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在美国，资本俘获了政府，政府成为资本的仆役。在欧洲，各国政府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坚决要求对资本流通进行控制，却被银行家、市场经济学家们视为落后于时代的异端邪说。[19]在资本有计划的逃避之后，欧洲各国政府在进行着一系列无奈的改革选择。因为别无出路，欧洲民众通过2009年的议会大选，对可能继续伤害他们经济福利的改革方向表达了支持。

    资本在全球的快速积累要求权力的无限积累，持续增长的权力又被用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于是，伴随着资本的积累，霸权势力也在全球不断地扩张。[20]这种扩张不再需要领土的占领，而可以表现为任何其他领域的占领，如对于市场的操控、对于舆论的左右、甚至对于国家政权的威胁或戏弄。就像马克思早就观察到的那样，资本力量的消长和利益关系的变化正是全球化背后的动力，它推动着各种利益关系的变化，并不断地促使社会、经济、政治，直至国际政治机制的变异。

    于是，我们看到，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着的各种新生形态的力量：有国家的，也有超国家的、次国家的、跨国家的、非政府的，还有大型企业的力量、甚至是无企业的大额资本的力量。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有博弈也有合作。主权国家已经风光不再，但是，资本的全球化还未能全部抹杀各国的民族特性，特别是因为有些民族借助着资本而生长成熟起来。结果，在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体系中，资本力量要么通过俘获政府，要么通过逃避政府，要么通过联合政府，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如果我们分不同国别把各种力量做成一幅比例不同的光谱，我们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结构完全不同的国家构造。在美国，资本获得了全胜。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率而不断地改组生产、外移生产链、缩小经营规模、使生产和管理分离、再分离、最后不惜冒犯法律进行资本投机。资本无限增殖的逻辑不仅征服了经济学家、政府顾问，也征服了主流媒体的撰稿人和民众。福山一语道破天机：“外交政策反应了构成它们的基础的社会价值。”[21] 美国政府正是通过其经济政策、社会政策、财政政策、外交政策，通过“华盛顿共识”为美国资本在全世界的无限扩张创造条件、开辟道路。

    在世界的另一端，在南美洲和在非洲，按照美国模式进行改制的国家并没有迎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全球市场化为发达国家的资本进入发展中世界提供了便利，却未能自动地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福祉。很多发展中国家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来，它们花费了10多年的时间，尝试由西方政府、援助组织为它们设计的、以民主选举和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的“改革方案”。[22] 这些方案不仅根据西方的历史经验，预先在发达国家的首都为发展中国家设定了经济政策，更采取统一的“政治模本”（political template）安排了“良治”、人权和多党制民主的建设程序，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建立三权分立的政府”、“促进公民社会（特别是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并且由发达国家的人士来设计选举方案、建立选举行政机构、对选举过程进行监督、对选举结果进行调停。[23] 整个过程不仅由西方发达国家来设计，而且在西方国家的主导和监督下完成。采取了这套方案的国家疲于应付政治选举，没有精力从事经济发展，结果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都没有取得明显的进步。有些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在尝试了西方设计的发展模式、经历了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之后，痛定思痛、改弦更张，决定参考亚洲经验，特别是中国发展的经验，走自己的道路。

    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文明和不同利益代表的人士必然有不同的解释。“北京共识”的作者认为，中国坚持革新和试验，将长期目标与务实手段结合起来，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实现了经济增长，通过发展经济改善社会管理，并积累起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巨额外汇储备），这些经验可以成为某种共识。俞可平教授把中国道路看成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适当的政府放权和政府干预，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很多人认为，中国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强有力的政府主导，对经济体制进行渐进式和务实的市场化改革，同时进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一方面简政放权、加快市场建设，另一方面改善政府管理、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调节；一方面引进资本与技术，另一方面坚持对外来资本与技术的有效利用和自我创新；一方面抓生产促增长，另一方面平衡发展、关注民生、保护环境，谋求平衡发展。简言之，中国把市场和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不实行全盘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采取市场经济，但通过政府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实现社会公平；不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而是走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道路。这些根本制度上的特征，这种协调与平衡的艺术来源于中国的独特的社会和历史，以及丰富的政治智慧遗产，这些特征又将塑造中国历史未来的发展。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保证了经济平稳持续快速的增长，解决了世界75%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将世界六分之一的人口带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这些经验独树一帜，是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创造的成果。

三、 中国道路与国际规则

    中国在没有接受西方发展模式的条件下，通过对于西方经验独立自主的借鉴和消化，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从而丰富了人类的社会实践，挑战了西方经验唯一正确的传统认识，中国将市场和社会主义管理有机结合的国家结构也会通过自我的继续完善而影响到市场主导的世界力量格局。

    发自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波及到全球，多数国家的政府已经开始采取紧急的救市措施，各国政府也承诺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拯救市场规则于即垮。但是，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并未受到摇撼。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行为方式的全球行为者同时存在，国际规则也呈现出多重、多元、多层和不对称的复杂状态。

    美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软化了世界霸主的形象，将赤裸裸干涉主义的单边行动（设计别国的政权变更、发动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改为更加积极的双边外交：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修好，重新提倡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并在俄罗斯掀起了新一轮的美国热，在分别与世界各主要力量发展关系的同时，将所有这些双边关系中的另外一端紧紧地操控在美国自己的手中，力图构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向四面八方延展的多重双边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继续维持资本的主导地位。

    欧盟长期以来就在构建一个多层、多边、多渠道的、限制资本投机和无度发展的世界网络治理框架，并希望将美国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使其成为多边主义的热心支持者和多边规则的遵守者。这是因为，就规模而言，欧洲联盟任何一个成员国都只是中小国家，如果没有合适的规则，很难让自己的方式大行于道。改变这个被动状态的出路在于：使美国认同欧盟规则，并且与美国共同面对来自新兴发展中世界的竞争。无论出于哪一种策略，都将导致欧盟和美国的进一步靠近，同时意味着西方力量的重新整合，以及国际规则的重新调整。鉴于美国模式和欧盟模式不尽相同，这种整合也将曲折多变。

    迄今为止，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一边坚决拒绝外来干预，一边主动地向世界上所有的先进经验学习，坚定不移地根据本国的国情，提出自己的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坚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24]从而使世界上出现了非西方的发展成功经验。在西方规则处于强势地位的时候，能够坚持自己的道路，并取得成功，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胜利，能将西方发达的经验融入到社会主义发展的框架之中更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些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5] 同时中国领导人也一再告诫，要反对有的大国打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26]“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这方面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27]

    中国的这种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决定对于国际经验的取舍，选择自己制度的道路在世界上确立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地位。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28]所以，经验应当有取有舍，学习应当是相互的。这就从原则上否定了模式推广的世界价值。在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有些国际经验看上去是具有普遍性的，例如工业化、现代化，但是对于这些外来经验的吸收和消化却总是个体的和特殊的。有些经验适用于中国，有些经验却只适合于印度或其他国家。因此将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的做法应当为国际规则所唾弃，而尊重其他文明的态度应当得到广泛提倡。

    中国道路的成功进一步证明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江泽民主席曾经在联合国说过，“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世界发展的活力恰恰在于这种多样性的共存。”[29] 一些非洲国家乐见中国道路的成功，因为它证明了，发展并不是发达国家独享的特权，只要道路正确，发展是可以预期的。

    对于平等和多样性的认同是构建和谐世界的基础。在当今世界，由于力量对比的差异、文明输出的泛滥和国际规则的匮乏，动荡此起彼伏，世界安宁与发展远未实现。世界市场和国家社会的不均衡发展导致了大量的权力转移，包括从政府向非政府，政府向企业和社会的转移。国家治理模式到处都面临着重建，这种重建不可能依靠外力而获得成功。美国不断地以强制和极端的手法干涉拉丁美洲国家的内政，但是却没有使任何国家发展成美国模式的现代国家。新保守主义的“政权变更、仁慈的霸权、单极政治和先发制人”……只能在世界上引起“深恶痛绝的负面反应”[30]。在这种国际环境中，中国道路标志着独立自主、稳健务实和合作互助相结合，是一种弥足珍贵的和平发展经验。

    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还在于中国将改革与开放联系起来，开放政策使整个社会接触外部世界，在与世界各种力量的交往、合作和对比中重新发现自己，完善自己。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更在于它通过实践证明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信念，通过对于市场的合理利用，能够达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相对于西方已经走过的道路，中国的发展道路更加平稳，更少阵痛，更多和谐。中国道路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道路，同时也是还需要继续发展的道路。在前进的过程中还有许多的疑难问题需要解决，很多的经验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是只要方向和道路正确，就会导向成功的彼岸。

    此外，由于中国是在拒绝了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主动学习国外经验而取得成功的，中国没有，也不会向外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不会通过任何方式把自己的价值强加于人，而是相信，具有同等智慧的世界各民族人民都能够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写在后面的话：

    回顾六十年的发展历程，放眼世界的风云变幻，中国可以说是在风雨中走出了一条无愧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道路。积六十年之发展经验，上溯到百多年来中国人谋求发展的努力，中国的发展证明了只有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才是可能获得成功的模式。在国际上，这条道路的畅通证明了单一发展模式和模式可输出理论的简单和偏颇。无论这个结论会招致怎样的误解与反对，我们还是要“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