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欧研究十年述评:2001-2010
中东欧国家自1989年之后开始了政治、经济和地缘政治取向的全面转型,2001-2010年可称之为中东欧转型的第二个十年。2001-2010年间欧盟的两次扩大使10个中东欧国家成为了欧盟成员国。继1999年北约吸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成员国后,2001-2011年间北约两次扩大使9个中东欧国家成为了北约成员国。中东欧国家的变化为中国学者观察中东欧国家提供了独特的机会。作为地区研究的中东欧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因此学者关注的议题非常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和对外关系等领域。本文试图简要勾勒中国学者在过去10年中东欧研究领域学术发展的脉络,但是囿于信息的不充分性和文献分类和筛选的主观性,要达到这一目的并不容易,很可能会有所遗漏。本文对国家图书馆馆藏中文目录和中国知网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总库进行了检索,并对检索结果根据主题进行了分类和筛选,试图展示2001-2010年中东欧研究的概貌。
一、中国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
1、中东欧政治: (1)中东欧政治转轨的进程与特点:中东欧的政治转轨始终是国内学者关注的主要议题。中东欧的民主转型被视为“第三波”民主化的典型,然而要回答中东欧的政治转轨何以发生以及如何演化对于学者而言是一种智力上的挑战。在中东欧转轨十年后,有学者对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进行分析,认为中东欧政治转轨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政党政治制度化、议会成为国家政治中心、多党议会民主制巩固和完善。虽然大多数东欧国家现行政治体制已开始正常运作, 但仍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政治转轨方面, 特别是要使现行政治体制完全成为西方式的 “民主体制” , 东欧国家尚有很长的路程要走。[1]转轨20年后,国内学者分析了中东欧政治转型的类型、过程和特点。[2]剧变后中东欧国家政党政治的发展态势也引起了学者的兴趣。[3]中国学者试图从从历史因素的作用和经济、国际、民族和宗教等因素与政治转轨的互动中,探讨东欧国家政治转轨的发生原因和发展路径。[4]中东欧政治转轨的特点也在探讨之列,有学者将中东欧国家政治转轨的特点概括为:既具理论性,又具实践性;既具冲突性,又具和平性;既具迅速性,又具长期性;既具同步性,又具差异性;既具内生性,又具外部导向性;既付出了代价,又取得了进展。[5]如何解读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也是学者感兴趣的问题。有学者试图从制度巩固和观念巩固两个层面观察中东欧国家1989年后的政治发展,强调中东欧国家实行的西方式民主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巩固,政治转轨已然完成,而在观念层面上,多数中东欧国家民众的民主观念虽然已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巩固,但仍需加强。中东欧国家今后将在制度继续运作过程中不断巩固观念,逐步走向政治制度和体制的实质巩固。[6]有学者以波匈捷为例分析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轨,认为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轨从内部因素看是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革失败和政权更迭之后展开的,从外部条件看是伴随着回归欧洲、欧盟东扩和欧洲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的。政治转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一党执政到多党竞争,二是从议行合一到三权分立,中东欧政治转轨不仅对欧洲和平,而且对世界和平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对欧洲来说,这次变革使他们千载难逢的实现和平统一的梦想成真,对于世界来说,中东欧的历史性剧变直接导致冷战的结束,也使悬在全世界人民头上的战争阴霆烟消云散,而且未来一个强大欧洲的出现也是有助于多极化世界实现的有利因素[7]。 (2)中东欧政党政治的发展:中国学者关注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的动向,特别是共产党继承党的转型与演化,分析其在新的政治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8]有学者对中东欧的政党与政治思潮进行了研究,认为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不同程度上左右着政局和社会的变化。[9]2004年5月和2007年1月欧盟两轮扩大使十个中东欧成员国成为了欧盟成员国,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加入欧盟对中东欧政党政治的影响。[10]一些学者观察到中东欧政党政治的演化趋势,即政党在政治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以利益为基础的理性化选举行为在增大, 政党与社会利益群体间的政治联系日益清晰,以及欧盟对中东欧政党政治发展的影响提高。中东欧政治的“欧洲化”随着加入欧盟而逐步形成。[11] (3)中东欧的宪政转型: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涉及到宪政转型。中国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中东欧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这涉及到宪法制度、违宪审查机构及其权限以及违宪审查机构的实际运行等问题。[12] (4)其他问题:剧变后中东欧国家国家与教会关系如何演化,如何界定教会在新的政治秩序中的地位也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13]在罗姆人问题成为泛欧问题之前,中国学者就对中东欧罗姆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14]中国学者也关注中东欧国家的少数民族保护问题。[15] 2、中东欧经济: (1)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转轨:中东欧国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人类社会经济史上最重大的制度变迁之一,其影响仍在持续。在2001-2010年间有多部探讨中东欧经济转轨的专著出版。这些专著的侧重点不尽相同,有的偏重于综合研究,有的偏重于个案研究,也有的将两者相结合起来。[16]中国的中东欧经济转轨研究涉及到了中东欧经济转轨的各个领域,包括经济转轨战略的选择、宏观经济的稳定化、经济的自由化、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金融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建等。关于中东欧经济转轨问题的论文也涉及到经济转轨的各个领域。国内学者对经济转轨的研究既有综合性研究,又有个案的分析。有学者对波兰实行的颇有争议的“休克疗法”进行了评价, 认为“巴尔采罗维奇计划”为波兰建立市场经济、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17]在中东欧转轨20年后,有学者对中东欧经济转轨若干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涉及到经济转轨是否结束、经济转轨战略争论的意义、经济转轨后的经济实绩、全球化、欧洲化与中东欧经济、中东欧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后危机时代中东欧国家的改革。[18] (2)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到1990年代中期中东欧国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框架,到2000年中东欧国家新生的市场经济体制得到巩固。中东欧国家作为转型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独特身份是中国学者关注中东欧经济发展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学者对中东欧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研究领域涉及到金融业稳健与吸引外资、竞争政策、转型、增长与加入WTO、FDI对转型国家的影响等问题、中东欧国家的赶超等问题。[19] (3)中东欧国家金融问题。在最近十年,中国学者十分关注中东欧国家金融问题。中国学者研究领域包括中东欧国家中央银行体制、金融监管制度、商业银行体制、金融市场等。[20]金融开放对中东欧转型经济的金融稳定改革与发展的作用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21] (4)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第四季度起,中东欧经济开始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一些中东欧国家如匈牙利不得不接受国际金融组织的救助。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经济的影响。有学者分析了中东欧国家为何成为了全球金融危机的重灾区,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前后中东欧洲国家金融银行业积累了诸多不稳定因素,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内在缺陷,外部的经济金融波动对这些国家造成巨大冲击,使得这些国家金融体系极为脆弱,成为金融危机的重灾区。[22]有学者探讨了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影响的路径。中东欧国家的银行部门被西方银行所控制,使得中东欧银行部门直接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外汇贷款的扩张为中东欧国家经济埋下了潜在隐患。一旦发生本币贬值,消费者和企业则无法偿还贷款,银行部门将直接受到冲击。中东欧经济的脆弱性也降低了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23] 有学者以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视角分析中东欧银行危机,认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不仅是"利益"共享机制,更是"风险"共担机制,危机的根源在于一体化进程中形成的中东欧国家对外资、外债和外贸的过度依赖性,再加上交叉传染机制使汇率风险骤增。[24] (5)中东欧国家加入欧元区的进程与前景:已经入盟的中东欧国家在适当时机加入欧元区是其法定的义务,迄今为止已有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加入欧元区。在欧盟在中东欧第一轮扩大后不久,中国学者对欧元区东扩问题给予了关注。[25]斯洛文尼亚是第一个加入欧元区的中东欧国家,中国学者就斯洛文尼亚加入欧元区的进程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26]有学者从中东欧的视角探讨了欧元区东扩问题,认为中东欧国家因经济规模、发展速度及社会医疗、养老保险制度等方面差异,在加入欧元区的进程中将分化出目标明确、层次鲜明的三级梯队。[27]有学者分析了中东欧加入欧元区的进程,认为一方面由于中东欧国家自身的政治经济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欧盟委员会在执行马约标准时的非一致性原则,中东欧国家加入围欧元区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即便加入了欧元区中东欧国家也不会从此一劳永逸,仍然会面临各种问题。[28]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到中东欧国家加入欧元区的进程,有学者对欧元区东扩的困境进行了分析。[29] 3、中东欧对外关系 冷战结束后中东欧的地缘政治发生了根本变化,欧盟和北约在中东欧的扩大使得中东欧国家融入了西方体系。2001-2010年间中国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有: (1)中东欧国家的外交政策定位及其影响: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面临着在变动的国际秩序中如何定位的问题。中东欧国家如何处理美欧俄的关系是中东欧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基于政治、经济、历史以及地缘政治的考虑,中东欧国家将加入北约和欧盟视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同时保持与俄罗斯的正常关系。中东欧国家的上述抉择对跨大西洋两岸关系、大国关系以及欧洲一体化有何影响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问题。[30]有学者阐述了冷战后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和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地位,认为中东欧地区地缘政治价值不仅充分反映在不同的地缘政治学说中,也在现实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得到了印证。[31] (2)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及其影响:欧盟2004年和2007年在中东欧两轮扩大后,欧盟成为了一个具有27个成员国的超国家实体。中国学者出版了数部中东欧与欧洲一体化的专著。[32]中国学者发表的学术论文涉及下列问题。首先,中国学者关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动因。有学者从文明认同、经济考虑和国际因素三个方面探讨中东欧国家回归欧洲的动因。[33]其次,中国学者关注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的进程。有学者从战略选择和政策调整的角度分析中东欧国家的入盟进程。中东欧10国为加入欧盟而按照欧盟设计的政治经济制度 范本和法律框架进行整合和政策调整一方面加快了中东欧国家市场机制建设和与国际经济法律、惯例接轨的步伐,促进了经济开放和结构改革,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大都以经济问题直接反映出来,却隐含着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矛盾。[34]值得关注的是,学者对中东欧大国波兰的入盟谈判战略和外交行为尤为关注。有学者将波兰在入盟谈判中要价高且从不肯轻易让步并时常就欧盟一些重大问题出来“搅局”的行为称之为欧盟东扩的“波兰现象”,并分析了欧盟东扩的“波兰现象”对欧洲一体化前景的影响。[35]有学者分析了波兰的入盟战略与谈判战略,认为波兰与欧盟的入盟谈判过程 ,不仅是欧盟以自身共同体的制度和方式塑造和规制波兰的过程 ,同时也是波兰为自身利益讨价还价的过程。[36]再次,中国学者关注欧盟扩大的影响。中东欧国家的入盟对中东欧国家的内政的影响是国内学者关注的主题之一。作为中东欧转轨“优等生”的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在入盟两年后相继出现程度不同的内政和社会危机,被称为“入盟后综合征”。国内学者分析了入盟综合征的表现、产生原因及其影响。[37]有学者从多种文明的视角探讨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发展,提出了欧盟是否会成为中东欧国家共同家园等值得深思的问题。[38]有学者认为入盟并非解决中东欧转型问题的灵丹妙药,入盟后中东欧国家仍面临发展困境。[39]中东欧国家入盟不可避免地对欧盟产生深远影响,国内学者以不同的视角分析欧盟扩大的影响。有学者分析了欧盟扩大对国际秩序的影响,认为欧盟东扩对跨大西洋关系的影响还只在微妙的开始,它给俄罗斯在欧洲的地缘政治环境带来的变数则已相当明显,大国关系的变化对中国而言是机会多于挑战。[40]有学者分析了中东欧国家入盟对欧盟外交、经济、扩大战略以及政治一体化的影响。[41]有学者认为东扩不仅会对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转型产生巨大促进作用 ,也将成为欧盟进一步深化发展的重要动力。[42]有学者分析了欧盟扩大对欧盟外交的影响,认为欧盟扩大后形成了新的边界,欧盟展开了针对包括巴尔干和中东欧国家的东部“小周边”近邻外交和在大欧洲概念下针对地中海和中东地区的南部“大周边”远邻外交。欧盟出于对冷战后地缘政治的新变化和欧盟欧洲安全认知框架的修正,对“小周边”的外交,主要是推动“东扩”与“颜色革命”;对“大周边”的外交则强调合作、发展、促进稳定与安全,并对欧盟与以色列的关系加以谨慎处理。[43]有学者分析了欧盟东扩对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影响。[44] (3)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及其影响:冷战结束后,北约在中东欧三次扩大根本改变了中东欧国家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学者有多篇论文将欧盟扩大与北约扩大结合起来分析双扩大的地缘政治影响。[45]有学者认为双扩大后新形成的结构完全不同于欧洲历史上的均势和两极结构,而是一种复合中心圆结构。它是以北约和欧盟为核心的两个交叠但不重合的中心圆,北约中心圆发挥的作用以军事安全为主,欧盟中心圆作为“安全锚地”发挥“软安全”作用。这两个职责不同的安全核心,其内部关系高度民主制度化和组织化,聚合程度高,稳定性强。核心通过制度化的多边合作机制联系着周边国家,但从核心到边缘存在着等级区别。其结构具有开放性和扩张性特点,在扩张过程中规范因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复合中心圆结构对欧亚大陆自西向东构成三种压力:力量压力、制度压力和文化压力。[46]北约与欧盟双扩大对欧洲观念的影响也在学者的探讨之列。[47]有学者分析了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影响,认为中东欧国家成功加入北约,既对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也给俄罗斯在如何处理与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上提出了新的问题,使它必须在新的形势下根据其长远利益作出正确的外交选择。[48] (4)中东欧国家外交:中国学者更多关注中东欧国家与大国的关系。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建立何种关系是中国学者感兴趣的问题。有学者从贸易融入和态度测评为视角分析中东欧与俄罗斯的关系,认为中东欧国家不可能与俄罗斯恢复传统的战略同盟关系,关系正常化是最可能的优化结果。[49] 4、巴尔干问题 巴尔干一度是冷战结束后欧洲最为动荡的地区,在1990年代由于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导致了战争与冲突,1999年北约对南斯拉夫联盟的轰炸使得塞尔维亚失去了科索沃的控制权。2000年10月,巴尔干强人米洛舍维奇下台后巴尔干进入了新的时期。然而南斯拉夫的解体进程并未结束,2006年6月黑山宣布独立,2008年1月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巴尔干纷繁复杂的历史遗产、民族间的世仇恩怨以及大国的介入使得该地区成为了欧洲潜在的不稳定的后院,巴尔干能否实现欧洲化成为了该地区的重大挑战。 中国学者关注的主要问题有 (1)南斯拉夫冲突的起源:当代巴尔干的问题都有其历史起源。中国学者关注巴尔干的历史更大程度上出于对巴尔干现实问题的关注,试图深入解读南斯拉夫冲突的起源。2001-2010年间国内出版了数部关于南斯拉夫的专著。[50]这些专著的出版有助于全面了解巴尔干危机的起源。国内学者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的根源从不同角度如文明演进、民族认同等进行了分析。[51] (2)科索沃危机与独立问题: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对现有的国际秩序提出了挑战。国内学者围绕科索沃独立问题发表了多篇论文,讨论的问题涉及到科索沃独立的根源与动因、科索沃政治发展、科索沃独立对国际法的挑战、科索沃独立对国际格局的影响、科索沃的国际治理等。[52] (3)西巴尔干的欧洲化:自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后,欧盟对西巴尔干政策发生转变,西巴尔干欧洲化的前景得以开启。围绕西巴尔干的欧洲化,国内学者进行了探讨。有学者对欧盟的东南欧战略进行了分析,指出在东南欧与欧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制度鸿沟, 制度趋同看来是弥合制度鸿沟的惟一出路, 而要实现制度趋同, 必须借助于欧洲化的力量。[53]《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发表了一组论文,试图以巴尔干国家的视角探讨欧盟向东南欧的扩大问题。[54]从学者的评估看,巴尔干局势虽然已趋于稳定,但是西巴尔干国家仍面临政局不稳、宪政问题、悬而未决的地位问题以及其他的经济社会问题。 此外,在过去10年间出版了一些全面反映中东欧变化的专著,全面阐述了剧变后中东欧国家政治、经济和外交转型,[55]多部关于中东欧历史的著作得以出版,这些著作的出版对全面了解中东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颇有帮助[56]。《简明东欧百科全书》为全面准确了解中东欧国家情况提供了指南。[57]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列国志》出版。这些基础研究项目完成为中东欧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对中东欧研究现状的评述
从2001-2010年间中国中东欧研究的情况看,中国学者密切关注中东欧的政治和经济的转型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对于中东欧发生的重大事件都有理论上的回应,试图从中国学者的视角解读中东欧的变化。转型问题是中东欧研究的一个宏大选题,受到中国学者的高度关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促进了学者对中东欧转型模式的反思,认为“转型模式”无论从理论到实践还缺乏一个“普世典范”,一个转型国家,哪怕是地区,在某一个历史特殊阶段的经济繁荣与政治稳定并不能说明“转型”具有普适性。如何结合一个国家的社会模式,从而推动经济,包括政治体制转型是未来转型理论研究的核心点 [58]。中东欧转轨20年进一步激发了学者对中东欧转型问题的深入讨论,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转型的历史原因、转型的历史地位、转型的类型、转型差异的缘由、激进和渐进方式的优劣、转型完成的标准、入盟与赶超以及转型与地缘政治特性[59]。中东欧的转型虽然已历20余载,但是我们对转型的进程及其影响的了解尚处在初始阶段,对转型提出的理论问题尚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在过去的10年间,中国学者讨论的议题相当广泛,中东欧研究的学术规范性得到很大提升。一些学术期刊对中东欧问题的关注也是推动了中东欧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中东欧剧变十年学者们试图对转轨十年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1期发表了主题论文。2004年和2007年欧盟在中东欧两度扩大,学者们对欧盟扩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和2006年第4期就此发表了主题论文。在中东欧转轨20年后,学者围绕中东欧转轨20年的经验教训等问题进行了讨论。2010年《国际政治》第4期围绕转轨20年发表了主题论文。 应当说,在过去10年间中国学者在中东欧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增进了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了解。然而,中国的中东欧研究应当说尚处在成长期,尚面临一些成长中的问题或缺憾。 1、一些值得关注的领域如社会转型或法治转型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中东欧的转型是全面的转型,涉及到社会转型与法治转型。经济体制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的层化和社会结构的重组,社会精英的变动及其影响也值得深入探讨。中东欧国家要建立良好运作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转型。然而,中国学者对社会转型和法治转型关注不足,很难找到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不得不说是中东欧研究的一个缺憾。 2、国别研究没有获得应有重视。从中东欧研究过去10年的文献看,国别研究成果的数量较少。除波兰获得较多关注外,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似乎被忽视。这或许反映了中国中东欧研究人员中小语种人才的缺乏,或者现有通晓小语种的研究人员更加关注宏大的选题。中国的中东欧研究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国别研究,培养一支通晓小语种的国别研究队伍。 3、比较研究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中东欧的转型为拓展比较研究的领地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中国学者已经将中东欧视为比较研究的重要范例,可见的文献中涉及到中东欧与俄罗斯、中东欧与中国、中东欧与拉美、中东欧与东亚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中东欧国家尽管目标与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在不同地区间的比较研究中如何兼顾中东欧国家的异质性是研究者面临的挑战。事实上,中东欧本身就是“转型的万花筒”,对中东欧国家间转型的比较研究应当获得应有关注。 4、文献引述的欠缺影响研究的深入。从现有的中东欧研究的成果看,学术规范性有所提高。中国学者引述的文献多来自英文或中文,来自中东欧国家的文献则严重不足,这一欠缺无疑会影响研究工作的深化,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有可能会导致对中东欧情况的误读,在对对象国情况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妄下结论。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条件下,一手资料与二手资料并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如何恰当利用文献进行研究也是研究者面临的问题。 5、缺乏学术争论不利于学术发展。从过去10年中东欧研究的状况看,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争论。在学术研究中不争论并不是智慧,而是顽疾。只有展开学术争论,不同观点相互交锋,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否则研究工作就成为了自说自话,孤芳自赏。6、中东欧研究的理论性有待进一步提高。中东欧研究的理论性在过去10年虽然有所提高,但是作为地区研究的中东欧研究的跨学科性对研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者现有的知识素养尚不能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中东欧研究的理论性和系统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中东欧研究从传统上看属于斯拉夫研究范畴,在冷战结束后随着欧盟在中东欧的扩大,中东欧研究具有了欧洲研究属性。中国的中东欧研究在学科建设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政治转轨和经济转轨、中东欧对外关系、中东欧与欧洲一体化、巴尔干危机等问题上作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从整体看,学科建设亟待加强,中东欧研究尚需理论上的深化。中东欧研究尚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的中东欧研究人员的数量偏少,尚不能满足研究工作的需要。面对中东欧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现实,面对中国正在崛起的现实,中国的中东欧研究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9]姜琦、张月明:“东欧制度变迁中的政党与政治思潮研究”,《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