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2020 年11月，英国学者、欧洲外交事务委员会执行主任马克·莱纳德（Mark Leonard）在《国际政治季刊》（Internationale Politik Quarterly）中就“新的德国答案”（A New German Answer）发表了相关看法，他认为，德国应该停止担心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相反，它应该学会用好战后的“最佳德国”形象，来应对新形势下的地缘政治，以造福欧洲。本文对该文进行了部分摘译。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德国问题”一直围绕着德国如何成为世界舞台上的“正常”大国展开辩论。大多数人认为的正常大国，是指美国的霸权责任、英国的西方取向和法国的军事干预意图的某种混合。然而，在冷战结束30年后的2020年末，这些“正常大国”似乎都不再提供可借鉴的模式。

乔· 拜登1月入主白宫后，将会有一个不可思议的重塑跨大西洋关系的机会。这位“当选总统”已经宣布，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WHO），并在伊朗问题上给外交一个机会，但他的首要重点将是在经历COVID-19的蹂躏后重建自己的国家。即使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美国在中东地区干预的长期阴影已经引起了外界对其政策有效性的质疑，也削弱了公众对外部承诺的支持。

“脱欧”后的英国已经失去了它在西方的传统角色，正在寻找新的身份。英国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国家，在从伊朗到巴尔干半岛的许多问题上都可以成为合作伙伴，但它目前很自守，并不完全是德国的模仿对象。

注重战略自主和军事参与的法国，似乎是一个更有希望的模式，也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法国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欧元怀疑主义削弱了该国活力十足的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及其在国外的信誉。此外，巴黎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在欧洲周边地区的记录好坏参半。它对东欧的历史性忽视使其更难成为欧盟内部共识的建立者。

变化中的全球秩序 

现在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冷战后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和欧洲鼓励的法律秩序保证了我们的安全和繁荣。在欧洲的周边，俄罗斯散布虚假信息，扰乱政治，打代理人战争。土耳其将移民工具化，并在巴尔干半岛、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东地中海推行自己的政策。而在全球舞台上，中国和美国正在改变我们经济和安全秩序的规则。中国在多边组织中越来越强硬，正试图制定新技术的规则，并利用基础设施和战略投资来扩大影响力，同时将欧洲人拒之于关键市场之外。更令人痛苦的是，美国表现出利用美元及其技术的中心地位来推进其政治目标的意图。

多边秩序被架空，欧洲需要为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找到新的答案。在应对这个新世界的过程中，欧洲不需要德国成为一个不那么令人信服的法国或英国，而是需要将其了不起的资源投入到一个更加符合21世纪的地缘政治变体中。

从这个意义上说，专注于经济和外交关系建设的例外主义，可能比向远方国家派兵、只与西方大国谈判的所谓“正常德国”更有用。因此，德国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可以使欧洲更符合地缘政治现实，并在知识、外交和制度三个层面帮助重塑欧洲。

新地缘政治 

首先，知识方面的挑战在于，要摆脱将地缘政治视为支持欧盟价值观和利益的永久联盟和机构的空间。欧洲人将越来越需要把价值观视作永久，但也要认识到地缘政治是支持这些价值观的不断变化的临时联盟的空间，包括与不认同这些价值观的大国的联盟。虽然跨大西洋联盟将依旧是欧洲人的核心焦点，但我们将越来越多地需要在不同问题上与不断变化的大国建立一套灵活的关系。

作为一个与美国有着独特关系并对国际体系有着坚定承诺的国家，德国将发现它很难接受这种新的地缘政治觉醒。但这种思想解放将要求德国对战后角色进行不那么残酷的重新思考，而不是成为与法国和英国军费相匹配的所谓“正常大国”，并经常派兵打远征战。而且，如果德国成功地重塑了自己在世界上的角色，那么它将有能力帮助欧盟其他国家进行转变。

其次，欧洲人需要为其地区安全秩序承担更多的外交责任。在此背景下，德国可以激励欧洲人打造一个新的欧洲安全秩序——以及处理同俄罗斯和土耳其关系的方式——其中包括威慑、净化和对话的结合，并借鉴其东方政治的实践历史。随着全球化的变化，以及周边地区成为缩短供应链的焦点，这应该作为更广泛的经济和安全愿景的一部分来实现。

欧洲支柱 

威慑的第一部分意味着在北约中建立一个欧洲支柱，使其具有新的“野心”和在具体领域的关键能力。此外，还必须加强欧洲的前沿基地建设，以解决欧洲人在中欧和东欧的信誉问题。德国凭借其“中部大国”的理念、对东欧的长期关注以及在北约框架内建立的双边和单边关系网络，将有条件在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

在净化的过程中，应该加强周边国家抵御俄罗斯或其他角色压力的能力，使它们能够保持主权。为了做到这一点，欧洲人应该制定一个东方伙伴关系的“安全契约”，其内容包括情报、网络、硬件和军控。

与俄罗斯和土耳其的对话将是最具挑战性的。尽管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做出了各种尝试，但他们并没有就共同的问题建立起任何成功的沟通渠道。在俄罗斯，马克龙计划举步维艰，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人似乎不愿意加强合作，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欧洲国家不相信马克龙会维护他们的利益。很明显，如果德国试图接受这一议程，它将有更大的可信度来拉拢其他欧洲人。 

第三，欧洲人需要重新思考其维护秩序的制度方法。近年来，关于增加军费开支的争论一直处于僵化，很少有人关注这些开支能提升什么能力，也很少有人关注在当今世界，权力的性质是如何变化的。欧盟在它的工具箱中囊括军事部分是很重要的，但它能否拥有强力的外交政策，将更多地取决于它的思维方式，以及将其经济、技术、外交和监管资产转化为“硬实力”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其他国家与其要求德国完成北约2%的目标，不如要求德国将另外98％的经济武器化，并将其贸易实力为欧洲的战略目标服务。 

最好的自己 

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德国策划了欧盟的制裁，从而使欧洲对俄罗斯做出了统一而有力的回答。在谈判土耳其难民协议时，德国清楚地知道，需要利用欧盟的经济实力作为筹码。现在的挑战是如何利用这种经济实力来保护开放和基于规则的经济理念。欧盟需要开发一个工具箱，阻止其他国家通过采取对抗措施破坏规则。这种方法必须扩展到我们经济议程的所有方面，从制裁和金融到税收和竞争政策。 

在知识、外交和制度层面重塑欧洲道路，将促进欧洲在一个地缘政治竞争的世界中繁荣并维护其主权。最大的问题是，德国是否有信心成为战后德国的最佳版本，其他欧洲国家是否会紧随其后。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欧洲将从被“德国问题”困扰转向得到一个“德国的答案”。 

文章来源：

Mark Leonard, A New German Answer, Internationale Politik Quarterly, November 18, 2020，https://ip-quarterly.com/en/new-german-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