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蔡毅强 整理。本文根据黄平在《百年大变局：世界与中国》线上出版研讨会发言整理。已获得作者授权。

我今天准备谈一谈新冠病毒蔓延给世界格局变化和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带来哪些新的不确定性。此次病毒蔓延也是百年未遇，2020年开始，给已经出现的百年未有大变局再添新的不确定性。在此之前，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气候变化，经济领域的华尔街金融风暴，贸易保护主义，社会、政治领域里民粹主义，欧洲的移民难民，甚至有一个词叫逆全球化，都已经出现（后者也有争论，是全球化放缓还是逆全球化）。

在这种情况下，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蔓延让我们都处于抗疫战中，中国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成果，但是在世界层面，包括欧美，最近几周也包括南美，情况仍很严重，所以现在就说“后疫情”的国际格局变化还早了一些，因为疫情还没有过去，这次两会的判断，抗疫任务仍还很严峻，还要在疫情常态下考虑恢复经济、保就业、保民生，世界层面更是这样，美国有的州、欧洲有的国家现在就想重启开放，但是他们的疫情，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十万！现在不管是谁包括世卫组织也没法向我们讲清楚这个病毒从哪儿来的，下一步会蔓延到哪儿，还有多少人死亡，以及究竟什么时候疫苗能够研发出来并投入使用、能够广泛注射并且确实能够见效。

第二个大问题是，这种形势下，如果医学上已经很清晰防疫将常态化和长期化，那就意味着已经发生的大变局中还会出现新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放缓和下行、社交中断、餐饮萧条、旅游停滞、失业加重等等，直接或间接地和疫情也有关系，使我们整个世界整个人类不得不面对现实的两难困境：不严加防范就是病毒蔓延甚至死亡人数激增，但是严防又带来经济停滞或负增长，所以这是一个两难。

第三个问题是，二战以来的国际格局，冷战结束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就是1945年战后形成的这个基本格局，冷战结束时被动摇，所以有人早就说不是历史终结而是原有世界的终结，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没有了。还有，二战结束时的设计，包括联合国，主要是为了防止再发生战争，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谋发展，但其实直到现在缺两个东西，第一和疫情有关，我们并没有防止非传统安全的国际性制度和机制，第二是在世界层面缺乏跨国的全球化机制，现有的各种国际机制都是以国家为单位，但是全球化，特别是本轮全球化是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商品、货物、资本、贸易、服务、信息，还有人的大流动等。在这两缺的情况下（当然也有一点，比如20国集团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世卫组织为了健康和防御疾病，但都很微弱），也在自己对于病毒和公共卫生体系基本无知的情况下，我能说的就下述几个点，请各位批评：

第一，疫情的暴发，我们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国家、组织、机构，都没有先见之明，没有人预见到它会暴发、怎样暴发，更不现实去知晓如何应对，所以，没有任何理由去指责和猜测，比如武汉、湖北和中国（现在来看做得很好，哪怕一开始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现在看事实上我们是做得很好），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完美？

第二，这次病毒的降临，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国家、组织、机构及体制都是大考，能经受考验的、能抗过来的，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制度，而是实际的应急与组织动员能力，尤其是面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时的应急能力与治理能力，其中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一是国家的组织力与民众的配合度，二是社区的管理水平与个人的自觉行为，三是已有防疫体系的健全性与可行性，四是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与职业奉献精神，五是重要信息第一时间的分享与传播。

第三，这次疫情的突发，谁也不能提前就论推乃至断言哪个国家能在大考中及格或者取得好成绩，所以也不能因此说你怎么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你的考分一定有诈。他们推理人均病床、人均呼吸机和医护人员，好像我们还低于欧美，人家说你们怎么这么好？连马克龙也说不可比，这个不展开了。

第四，这次疫情蔓延，使得本来就进入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世界，更鲜明地表现为国际关系重组、国际规则重写、世界秩序重建、世界格局重构。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版本的经济政策都不是现成的直接解困之道，包括逆全球化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更不用说自我优先、单方面脱钩等等。

最后，这次抗疫对我们所有国家，所有机构、组织，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它使得本来已经不确定性的世界和世界治理变得更不确定，我们本来是想追求规律，追求我们对规律的认识和所谓科学，现在不确定性反而成为常态，而这次病毒蔓延又使它变得更加不确定，因此，我们认识这个大变化的世界理论就面临着范式转化或科学革命，例如，世界政治这个概念必须重新找回来。世界面临着新的压力，同时也是新理论产生的契机。

如果我们相信理性、相信科学，相信这个意义上的现实，即越是共同敌人（第一认定新冠病毒是共同敌人，病毒不分国界），越是知道最好的办法就是合作和携手。我们又回到以前那个老命题，是“零和游戏”“丛林法则”吗？如果还回到这个竞争，当然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越来越走强之中，但是是用“零和游戏”和“丛林法则”，还是走我们一贯倡导的，比如互利合作共赢。越有共同挑战共同敌人共同危机，反而考验我们究竟是否携手合作共赢，包括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如果真的是共同敌人，因此只有携手才能减少损失，所谓同舟共济。这个时候越有挑战，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越变得现实，而不仅是理想或者是中国出于美好愿望而提出的愿景，因为世界要防止大瘟疫大萧条乃至世界大战，也要防止全球化导致的分配不平等和南北差距拉大，那么现实的路径就是互利合作，在逆全球化出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动区域合作，与欧盟、与日韩，能合作的先合作起来，能做的做起来，能推的推起来，原有的平台机制只要有利于合作的，把它们进一步捍卫或者夯实，增添新内容。张蕴岭老师也提了一个建议，就是中日韩本来就在合作中，再加大、加深，比如原来是经贸为主，那么能不能在现有合作框架里加一个维度，增加公共卫生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合作，就是已有的区域合作基础上增加一个新维度，中欧现在也是，原来有很多平台，我过去也参与16+1合作下的智库交流好几年，在已有的合作平台里再共同开展公共卫生、健康防疫方面的合作，这就很务实，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或者应对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就不仅是一个理念或者抽象的愿景。

最后，再次祝贺这本书的出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