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姝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人民论坛》杂志6月中。已获得作者授权。

在当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威胁全球安全的因素复杂而多元。2020年，全球蔓延的新冠病毒警示人类，非传统安全威胁，将是直接威胁人类社会安全的“最大变量”。

在每一次挑战来临之时，除了做好精神与物质方面的超前准备，人类怎么办？世界怎么办？中国怎么办？

非传统安全：层出不穷，威胁人类 

如何理解“非传统安全”？这需要从它的对立面“传统安全”说起。人们通常以冷战结束为分水岭，将安全问题划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冷战期间，在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东西方全面对峙的紧张态势下，如何预防再次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式的大国战争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压倒一切的挑战。几乎所有的安全问题都围绕着避免军事冲突、确保国家安全而展开，当时流行的大搞军备竞争、建立防务联盟凸显了这一点。概括而言，冷战期间这种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关乎一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甚至生死存亡的安全，被称为传统安全。传统安全问题往往由边界或领土争端、意识形态对立等因素引起，其应对和解决往往诉诸于外交和军事手段。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安全格局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于美苏两大集团的解体，大国全面对抗、进而引发大规模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风险大大降低。换言之，尽管局部冲突和地区性战争从未平息，但战争危险渐行渐远，不复为国际社会的首要威胁。

反过来，诸如走私贩毒、跨国犯罪、部落冲突、粮食紧缺等一些原本就存在、但在冷战背景下受到忽视或掩盖的问题则不断凸显；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各种新问题不断涌现，对人类和平与发展造成了重大威胁，如著名的“9·11”事件后，又相继出现伦敦地铁爆炸、巴黎查理周刊惨案等恐怖袭击；继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全球其他地区又相继爆发金融危机；在艾滋病全球蔓延的同时，又出现非典、埃博拉病毒、甲流、新冠肺炎等传染性疾病，公共卫生安全频频告急；信息通信技术突飞猛进的同时带来了黑客入侵、个人信息泄密问题；频繁的人类活动导致环境污染，气候变暖；姑且不论海啸、地震、火山喷发、森林火灾等自然和地质灾害。

这些此起彼伏、破坏程度不亚于战争的事件，逐步取代冷战时期的军事对抗与冲突，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与福祉的首要因素。所有这些不同于传统安全的、非军事性质的威胁被统称为“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个开放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前进，非传统安全的名单越拉越长。

非传统安全：五大突出特征 

与传统安全相比，非传统安全有如下突出特征：

①涵盖范围广泛。传统安全问题涉及的是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局限于政治和军事领域；非传统安全则突破了上述界限，延伸至经济、科技、金融、文化、社会、环境、资源等各个领域，无所不包，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② 行为主体多样。传统安全的行为主体是国家。非传统安全的行为主体则复杂的多，除国家外，还有社会组织和团体、群体与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大量非传统安全问题是非国家行为体、而且可能是多个行为体共同引发的，起因复杂，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合力应对。国家是治理主体，但其他行为体特别是国际组织的作用不容忽视。

③指涉对象发生变化，由国家过渡到人。传统安全以避免战争为根本。相比之下，非传统安全则更多地指向“人”，不仅指个体的人，也指全人类。正如很多学者提出的，非传统安全在内涵上突破了国家本位，向上拓展至全人类的安全，向下拓展至社会和个体的安全。安全观从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环境问题、重特大传染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无不体现着非传统安全的这一特点。

④具有跨国性和全球性。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由于人员、物资、商品、服务的高流动性和行业与行业、国与国之间日益紧密的相互依存，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蝴蝶效应十分显著。很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在空间上突破了国界，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蔓延，使任何国家和个人难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另一方面又突破了部门或行业界限，表现出从一个行业或领域影响到另一个行业或领取的趋势，造成大范围的连锁反应，应对和治理难度非常高。

⑤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非传统安全中的很多事件特别是自然灾害、重特大传染病、恐怖袭击、金融危机等具有突发性特点，往往难以预测，突然而至，让人猝不及防。

概言之，由于上述几大特征，“非传统安全”又被称作“全球安全”“共同安全”“共享安全”“综合安全”“集体安全”“人类安全”“社会安全”等。也由于这些特征，非传统安全问题处置起来十分复杂，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十分艰巨的挑战。

国际社会如何有效应对？ 

冷战后迄今，非传统安全危机频发，若应对不当甚至可能会引发传统安全问题。因此，国际社会应从如下几方面着手应对。

首先，要树立加强非传统安全风险意识，建立风险防控机制。特别要充分认识全球化对非传统安全危害的扩散和放大效应，提前做好预案，建立长效预警机制，推动非传统安全治理常态化，避免事到临头措手不及。历史一再证明，鉴于非传统安全的突发性和临时性特征，人们经常后知后觉，事到临头才仓促应对，进行亡羊补牢式的补救，结果要么效果不佳，要么代价巨大。

其次，国际社会应突破狭隘的、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传统安全观，树立以人为本，着眼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安全观。从传统安全到非传统安全的改变，也是从对抗到合作的转变。在以传统安全为主的冷战时期，国与国之间是竞争对抗、此消彼长、零和博弈关系。而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国与国的依存度大幅度提升，一国之灾难和威胁，也是他国和全人类的灾难和威胁。凡此种种，都要求人们抛弃“非敌即友”“非黑即白”的冷战思维，培育集体安全意识，加强对话与沟通，树立包容合作的集体安全新理念。

特别要强调的是，非传统安全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安全，应坚决杜绝用意识形态的老眼光看问题，把传统安全议题政治化，如把5G这样的科技问题与政治挂钩，渲染其对国家安全的损害。甚至搞“双标”，如反恐：西方国家的反恐是反恐，被视作正义的化身；中国的反恐则被扣上侵犯少数民族人权的帽子。同为抑制病毒扩散封城，中国被指责为侵犯人权、西方就是力挽狂澜，凡此种种，令人不齿。人类共同的敌人是灾难，不是彼此；在全球化时代，大家只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病毒也好，其他安全威胁也罢，它们不分国界，也不讲政治，哪种都不讲。只有同舟共济，方能共克时艰！

最后，重视国际组织等其他行为体的作用。非传统安全问题五花八门，种类繁多，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识技能，欠缺哪一方面都难以做出有效应对，但在现实中没有哪一国政府是全知全能的。国际组织则不同，它们往往聚焦于某个领域，术业有专攻。特别是联合国，有众多行业性的制度安排——如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能够弥补政府在相关领域的知识短板。而且，在具有复杂性和跨国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面前，一国独木难撑，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国际组织凭借国际视野和在国际层面相对丰富而成熟的处置经验，以及全球性的协调能力，无疑具有先天优势。

中国怎么办？ 

第一，应积极参与塑造国际规范，注入中国理念。整体而言，大多数国际组织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创建的，作为先发国家，他们已经从自身的价值观出发、制定好了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游戏规则。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和后加入国只能被动接受，导致集体协商经常扭曲为后来者和弱国被迫服从先来者和强国，前者的合理诉求和利益往往被无视，在贸易、金融、人权、能源等问题上莫不如此。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对世界体系的深度融入，今后应转变角色，变被动适应为主动塑造，特别是要在关键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在接受、尊重和维护既有国际规则中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推动改革或修正其中的不合理成分；在赢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的同时，使国际规则充分关照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推动国际规范更加公正合理。

比如，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空间和技术安全等一些出现较晚、尚有政策制定空间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国应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价值观注入其中，推动建立公正合理、平衡照顾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国际安全新秩序，避免相关国际组织沦为个别国家满足私利的工具。

在通讯技术领域，中国应充分利用国际组织平台，本着平等、开放、共享的理念，以更加透明的方式，与世界各国开展5G技术合作，制定适合不同国家国情的5G实施方案，构建安全、民主、包容、普惠的技术规则体系，以实际行动来破除美国所谓“中国5G技术威胁西方国家制度”的无耻谎言。

在空间技术领域，中国同样本着开放技术合作、共赢互利的原则，推动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技术发展合作及对外太空的和平利用，使之服务于全人类的安全和福祉，避免成为大国争霸的新场域。

第二，应分享经验、强化合作。中国一贯以国际组织为框架，在非传统安全危机的治理上进行国际交流合作，共享经验。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中国正积极践行了这一点。今后，中国应在相应的国际组织框架内，继续和世界各国共同探讨建立公共卫生安全长效预警机制、进行重大突发性传染病的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研究；针对疫情带来的众多次生灾害，在其他国际机构框架内共商经济社会振兴方案。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在世人眼中，中国已然是经济大国、政治大国。与此同时，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非传统安全的治理给中国提供了提升与展现软实力、打破上述不实论调、塑造良好大国形象的机会。在诸如气候变化问题、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上，中国已然展示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感和担当。今后要进一步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积极践行我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