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庆：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及其受到的质疑和挑战
我写作的《法国政治史（1958～2012）》已经于2014年1月出版，这是继《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1988）》《战后法国政治史（1945～2002）》出版后又一本法国政治史的著作，不过，第三版法国政治史则是着重论述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简称第五共和国）政治轨迹。长期跟踪和研究战后法国政治史，让我深刻的感觉到，战后法国政治的历程特别是第五共和国政治的历程，实际上就是法兰西民族复兴的过程，也是实现法国“大国梦”“强国梦”的过程，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的大国和强国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
一 “大国梦”“强国梦”的提出
法国“大国梦”“强国梦”的提出由来已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简称二战）和二战后，当代法国民族英雄和政治家戴高乐就已经执着地和反复的提出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他在《战争回忆录》第1卷第1章开宗明义地表明他的心迹：“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法国“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1]早在戴高乐领导抵抗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同时，就在不同的场合强烈地表达了维护法兰西荣誉和复兴法兰西民族的强烈愿望：“为了作战和复兴而团结起来的法国人民，同样还要在全世界恢复法国的地位和伟大。”[2]二战刚刚结束，戴高乐多次发表谈话，表达法国在战后国际事务中应发挥她的作用，“这种作用应该是一个大国的作用”[3]，他在1945年11月22日声明中指出：“法国可能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她的人民会赢得无限美好的前途，足以弥补她所经历的惨重苦难。但是，如果我们不成为大国，我们就不能维护我们的权利，也就不能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要不顾我们蒙受的损失和苦难，我们要不辞劳苦地恢复我们的实力！这就是今后法国的主要斗争目标！”[4]与此同时，戴高乐密锣紧鼓地开展对外活动，要求与美、英、苏等平起平坐，给予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应有地位，起着战胜国对战败国应起的作用，从而使法国不断地向大国地位攀升。
20世纪60年代，作为第五共和国第一任和第二任两届总统的戴高乐的“雄心大志”，就是更加强烈、更加迫不及待地实现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并将“大国梦”“强国梦”与增强法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紧密的挂钩。1958年9月4日，戴高乐在解释第五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精神和内容时指出，按照该宪法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将使共和国变为强大”“也重新得到了它成为伟大的机会”。[5]1958年9月21日，他在要求法国公民对新宪法投赞成票的演说中再次指出：“随着我们向世界表明我们还能够而且永远能够成为一个大国”。[6]1960年6月14日，戴高乐在电视广播演说中承认法国的衰落，重申法国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建立稳固的经济基础，“我们应该列入强大的工业国家”，从而“把我们古老的法国改变成一个新的国家，使它适应它的时代。这关系到它的繁荣、强盛和向外影响。而这个改变是我国的伟大愿望。”[7]他于1961年7月12日电视广播中趾高气扬地说：“在1960年，我们的工业就增长了11．4%，这使我国列入了世界的前列。我们眼看着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强国，就是说变成了一个强国。”[8]在军事方面，戴高乐强调他的“雄心”，就是要建立强大的防务，发展独立的核打击力量，“首先是为了使法国承担起世界大国的使命……。”[9]
戴高乐以后的法国历届总统，无不传承戴高乐的“雄心大志”，努力实践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希拉克就任第七届和第八届总统（1995～2007年），就是要实现“法兰西民族复兴”；萨科齐就任法国第九届总统（2007～2012年），要塑造一个“新法国梦”；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2012～ ）要与过去“决裂”，在新世界格局中把法国塑造成一个“真正的强国”。
在探寻戴高乐及其法国历届总统的“大国梦”“强国梦”原由中，人们不难发现其中之一是具有法国神秘主义色彩。戴高乐对“法兰西神圣”笃信不移，他承认“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包括感情和理智两个方面，“感情的那一面使我把法国想得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献身给一个崇高而卓越的使命。我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它完成圆满的功业，就是让它遭受惩戒性的灾难。”[10]戴高乐及其历届法国总统以及许多法国人对法国负有“神圣使命”的神秘主义，促使他们去做“大国梦”“强国梦”。
原由之二则是戴高乐及其历届法国总统以及许多法国人的历史主义观。他们怀念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世的武功和盛世、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力、19世纪法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戴高乐认为：“在过去的一千五百年中，它已习惯于一个大国地位……”。[11]“在过去，它在国际舞台上是人口最多、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12]他希望通过“大国梦”“强国梦”的实现来复兴法兰西，恢复法国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和举足轻重的作用。
然而，戴高乐的“大国梦”“强国梦”最主要的还是现实的原因。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法国经过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满目疮痍，其国力日益衰弱，其国际地位和作用也大大下降，从而使法国二战后相当长时期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往往力不从心，也不为国际社会认可。这个时候的法国被国际社会称为“欧洲病夫”，犯“法兰西沉疴”。戴高乐担任第五共和国国家元首后，决心改变这种状况，努力建设和增强法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圆了他的“大国梦”“强国梦”，现实了法兰西民族的复兴，从而使法国与二战后所获得的战胜国地位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强国地位相称，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其政治模式、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往往为一些国家所向往或效仿。
二 增强硬实力，实现“大国梦”“强国梦”
⒈发展和增强经济，为实现“大国梦”“强国梦”打下经济基础
戴高乐把经济的强大，作为实现“大国梦”“强国梦”的先决条件。针对以谨慎、保守、分散和处于受保护地位为满足的传统经济，他提出“扩张、高产、竞争、集中”。[13]一方面，他坚持国有化、计划化，加速工农业改造并使之现代化，改革货币以稳定币值，加强商品的竞争力，提高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他改变过去对欧洲共同市场的怀疑甚至反对的立场，积极地实施《罗马条约》，以便扩大法国商品市场特别是农产品的市场。
正是在戴高乐的经济思想和政策指导下，法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得到了比50年代更高速度的发展。1960～1967年，法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5．5%，超过了联邦德国。1967～1973年则达到5．6%。从第五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正是被法国经济学家称为“辉煌30年”（1946～1975年）中的最辉煌时期。在这个最辉煌时期中，法国经济实力已经在世界排名中居第四位，仅次于美国、联邦德国和日本。
正是在最辉煌时期中，法国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经济制度。法国特色经济制度主要内涵是：⑴ 国家市场经济。法国本来就有强大的国家主义传统，20世纪50至80年代的历届政府加强国家干预，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实施国有化和计划化，把国家干预推向顶峰。80年代以后，有些法国政府推行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但只是为了减少国家干预。其他西方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实行国家干预经济，但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如法国。因此，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构成了法国经济制度的主要特征。⑵ 混合经济。20世纪80年代，法国私有经济成分约占70%，国有经济成分约占25%，社会所有制经济成分即合作经济成分约占5%。西方发达国家都实行混合经济，但法国国有经济成分和合作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高。80年代以后虽然经过多次私有化，法国国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有所下降（10%～15%），但在西方国家中仍居首位。⑶ 从经济计划走向计划合同制。法国自1946年开始实施中长期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到1992年已经实施了10个计划。从1993年开始，法国以“计划合同制”代替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计划合同制”包括“国家-地区计划合同”和“国家-企业计划合同”，用来引导国民经济发展方向，贯彻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使国家发展目标与地区和企业的经济活动国家协调。⑷ 法国被称为“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国家，其小型和微型企业在促进法国农村经济的繁荣、中小城镇的建立、改造传统工业、增加就业机会、扩大外贸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正是上述的特色经济制度，构成了法国经济发展的模式。而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在西方经济不景气和危机时期，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和隔海相望的英国推行以自由主义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形成鲜明的对照，也以欧洲大陆中的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有所不同，因而被称为“欧洲经济实验室的又一种试验”。
正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使法国经济结构发生急剧的变化，第三产业超过了第一和第二产业。法国建立了新兴的工业和高科技工业，航空航天、核能、电信、信息技术、高速列车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汽车制造业蓬蓬勃勃的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食品加工也成为了法国国民经济中的龙头产业。与此同时，法国传统的工业部门也得到改造，从而使造船业、采矿业、钢铁业、纺织业都建立在新兴技术之上。汽车、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等耐用品进入了普通法国人家庭。
⒉ 建立以核力量为主的独立防务，为实现“大国梦”“强国梦”壮大军事实力
戴高乐为实现“大国梦”“强国梦”，一向主张革新军事。他在20世纪50年代抨击“欧洲防务集团”和“欧洲军”时，提出法国建立独立防务和独立核力量的主张。1959年11月3日，戴高乐在法国高等军事学院的演说中指出：“法国的防务必须属于法国。……当然在必要时，法国的防务同其他国家的防务要互相配合。……但是法国必须有自己的防务，法国必须靠自己的力量、为自己的利益并用自己的方法来保卫自己。”[14]
戴高乐一方面在法属殖民地实行“非殖民化-合作”政策和结束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收缩战线，把军事力量调回法国本土和欧洲，并实行军事现代化。另一方面，他从1959年开始逐步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收回法国地中海舰队和法国大西洋舰队的指挥权，迫使美国撤走驻在法国的核轰炸机，最终于1966年完全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接管驻法美军基地和北约总部。自此，法国开始建立起独立的防务和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制定全方位的军事战略。20世纪70年代，法国完成了军事现代化，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军事强国，仅次于美国和苏联。
戴高乐在建立法国独立防务过程中，把重点放在发展独立核打击力量上。他认为：“如果没有它，我们将不再是一个欧洲的强国，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只是一个被一体化了的卫星国。”[15]他把拥有独立核打击力量看成是一个大国和强国的重要标志，看成是法国独立和伟大的象征。于是，法国加快了制造核武器的步伐，1960年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戴高乐禁不住自己喜悦的心情，在贺电中欢呼，“从今天早晨开始，法国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自豪。”1964年，法国基本上完成了建立“第一代”核打击部队的任务，把核打击力量和军事战略指向罗盘所指的各个方位。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已建立起地面、空中、海上的“三位一体”和战略、战术核武器相结合的核打击力量。
正是依托强大的军事实力，法国在国际上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受到重视，法国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如鱼得水，法国成为均衡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重要筹码，法国军事力量又开始频繁地干预非洲事务，从事维和行动，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从而显示法国作为“大国”“强国”的存在和作用。
⒊ 大力发展科技，努力实现科技“大国梦”“强国梦”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一直是世界科技大国和强国。20世纪初，法国在科学研究上还处在世界领先地位。1901～1915年，法国就有10位学科11人次获得诺贝尔奖，而当时获此殊荣的英国科学家仅7人，美国科学家仅2人。但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科研和科技落后了。
作为第五共和国两任国家元首的戴高乐，深知经济和军事“大国梦”“强国梦”必须以科技“大国梦”“强国梦”为前提。于是，他大力发展科技，提高科技人员的地位。他加大对科技的投入，从而使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科技预算年均增长达到5．7%。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法国科研经费增加近10倍。许多重要的科研机构和实验室相继建立起来，基础研究受到高度重视，高科技项目纷纷亮相，科研队伍越来越壮大，科研人员的素质日益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在核能利用、航空航天、铁路、电信、医学和农业等许多方面的技术和科学水平，都处在世界领先的地位。
20世纪80年代，法国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发展的规划，先后出台了《科技指导和规划法（1982～1985年）》、《科技指导和规划法（1986～1988年）》。根据这两个法规的规定，健全了官方领导科技的机构，增加民用科技的投入，建立新的科技规章制度，加紧培养科技人才，给予科技人员更优惠的条件和待遇。与此同时，法国还率先提出“尤里卡计划”，与欧洲国家合作开展高科技项目的研究，在高科技领域赶上美国和日本。正是在法国政府的推动下和科技界的努力下，法国在新能源、通信、光纤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领域取得突破，获得新的进展。
20世纪80年代，在民用核能方面，法国核电站规模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在航天方面，以法国为主开发的“阿丽亚娜”火箭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同美国的火箭相媲美。在航空方面，法国与几个欧洲国家合作生产的“空中客车”系列（A-320型和A-340型）与美国的“波音”飞机展开竞争。法国制造的“幻影2000型”军用飞机也是闻名遐迩。在交通运输方面，法国制造的高速列车（TGV）令世人触目，建成的巴黎-里昂间的欧洲第一条高速铁路，时速达到320公里。1990年法国高速列车试验运行速度达到515公里。法国在里尔建成第一条无人驾驶的地铁线，随后在巴黎开通无人驾驶的地铁第14号线。在通信技术方面，法国已拥有了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通信系统，开发了第一个电话查询系统。
正是科技“大国梦”“强国梦”的实现，使法国传统工业日益现代化，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改造了能源结构，开拓了新产品的国际市场，从而促进了法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增强了法国经济的实力。也是科技“大国梦”“强国梦”的实现，法国才形成了以高、精、尖为核心的军事工业体系，生产出技术先进和品种齐全的武器装备。
三 创立或增强软实力，实现“大国梦”“强国梦”
⒈ 创立新政治体制，便于实施实现“大国梦”“强国梦”的内外政策
为了实现“大国梦”“强国梦”，法国在创立和增强硬实力和软实力过程中，首先是从政治体制软实力着手的。
戴高乐深知，要实现他的“雄心大志”，实现法兰西民族复兴和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实施坚定的内外政策。这就要有一个拥有权威的国家元首和稳定的政府，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简称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则不具有这样的功能。他早在1946年6月16日“贝叶讲话”中指出了第四共和国议会权力过大、政府软弱和党派众多且变化无常的弊端。[16]事实真是如此，在第四共和国存在的11年半中，内阁走马灯似地更换了20届，每届政府的平均寿命不足6个月，其中最长的内阁不过一年多，最短的只有两天。第四共和国总统科蒂在1958年元旦贺词中被迫承认：“从基本上说，我们的政治制度已经不能够适应新时代的步伐了。”[17]
1958年初，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军将领发动叛乱，扬言进军巴黎，推翻共和国并建立法西斯专政。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态势，第四共和国后期的几届政府都束手无策。在这危机时刻，67岁高龄的戴高乐挺身而出，勇于担当，力挽狂澜。他制定新宪法，成立第五共和国，建立半总统半议会制。新政治体制主要内涵是：⑴ 总统不仅有职有权，而且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⑵ 政府的地位得到加强，稳定程度得到提高，寿命延长。⑶ 议会不再像第四共和国时期“万能”了，但它仍然拥有立法和监督政府的职能，议会权力“合理化”了。⑷ 建立新政党制度，形成了几个主要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在民主选举中进行“政治轮换”。⑸ 大力发展政治民主和直接民主。公民选举和被选举年龄进一步下降，公民投票权进一步扩大。公民通过投票直接选出总统、议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地方议会议员（大区议会、省议会和市镇议会议员），而且必要时以公民投票方式参与有关国家重大问题的抉择。
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构成了当代法国的政治模式。皮埃尔·罗桑瓦龙的《法兰西政治模式》[18]从公民社会角度论述法国政治模式及其演变。这里，则是从政治制度角度实证法国政治模式。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是半总统半议会制，拥有美国总统制的某些特征（如总统是国家权力中心），但不同于美国总统制（法国政府对议会负政治责任）；也拥有英国议会制的某些特征（法国议会通过不信任票或弹劾政府），但不同于英国议会制（法国议会不再是国家权力中心）。它形成了西方政治制度中的第三种政治模式，与奥地利、冰岛、爱尔兰、芬兰的政治模式近似，不过第五共和国半总统半议会制有其独特之处，被称为“相对总统制”[19]。
正是依靠这种政治模式，使第五共和国政府换届的频率大大下降，从而减少了政局的动荡，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也正是依靠这种政治模式，戴高乐及其以后的历届总统和政府，能够施展宏图，推行强有力的内外政策，增强法国硬实力和软实力，以实现“大国梦”“强国梦”。
⒉ 建立和发展当代法国社会模式，实现“大国梦”“强国梦”
随着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经济的发展，法国社会结构发生了质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以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公务员组成的新中产阶级的崛起和壮大。到70年代，由新中产阶级与传统中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商贩、自由职业者）组成的当代法国中产阶级已经占法国就业人口的1/3以上。它已经构成法国社会的中坚和核心，在法国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意识形态中处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和起着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起着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当代法国中产阶级已经成为法国社会定型力量、中坚力量、治理力量，它构成“大国梦”“强国梦”的社会基础。
随着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经济的发展，法国城市化的步伐越来越快。法国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增长的过程。法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1946年为53．2%，1975年上升到68．4%。法国城市劳动人口占全国劳动人口的比例，1954年为73%，1988年上升到93．3%。城市的空间和面积迅速地扩大，20世纪60年代扩大了1/3强。与此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极大地冲击着法国传统农村，促进农村走向现代化。农民被称为农业经营者或农场主，已经市民化，农村的功能越来越多样化。城乡的现代化导致城乡的一体化，而城乡一体化则导致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的消失，从而使城乡对立和差别基本上消失。法国城乡关系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减少了社会的基本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因而有利于实现“大国梦”“强国梦”。
20世纪60～80年代，法国建立起新社会管理模式。其主要有：⑴ 完备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1945年出台的《社会安全保障法》开始建立的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70年代在全行业中普及和推广，使法国人人享有医疗和生育、退休、家庭补助三大社会保险。与此同时，法国还建立了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等福利。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既参考了德国模式的经验，也吸取了英国模式的某些特定，属于“混合型”“中间模式”。它为法国人提供了生、老、病、死的基本生活保障，从而成为法国社会的稳定器和安全网。⑵ 财富分配和再分配制度。为实现公平正义，法国建立起财富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其中包括“兼顾公平，富者多交、贫者少交”的税收制度，企业利润分红制度，规定最低收入下限并每年进行调整，对贫困群体和被排斥群体实施多种名目的补助。正是实施这种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制度，使法国贫富差距不断的缩小，基尼系数不断的下降，从1962年的0．50（二战后的最高值）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0．30。⑶ 法国政府与资方、工会、民间组织结成“社会伙伴”关系，定期就有关工资、就业、社会问题进行对话和协商，化解劳资和社会矛盾。即便是1968年“五月风暴”，学生造反，工人罢工，全国经济几乎瘫痪，时间长达1个月，法国当局通过与“社会伙伴”达成妥协来平息社会动乱。⑷ 重视环境保护，建立环境保护管理体制，实施一系列环境保护的法规和政策，促进人与自然的社会和谐。
这样的社会模式，有利于消除或化解法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保持法国社会的相对稳定与和谐，从而为实现“大国梦”“强国梦”提供了前提条件。
⒊ 发展文化软实力，充实“大国梦”“强国梦”的内涵
法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其历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了雄厚的文化底蕴，构成了强大的法国文化软实力。
在思想方面，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名言流传至今。18世纪启蒙运动，给法国乃至整个人类带来“科学”和“民主”之光芒。法国启蒙学家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以理性主义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提出“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并相互制约、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主张，成为近现代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著作《百科全书》《哲学辞典》《论法的精神》《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等成为世界经典作品，人们从中吸取思想营养。法国大革命中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成为人类进步的旗帜，法国大革命中建立的政治体制也为世界许多国家所仿效。19世纪法国相继产生的思想家，如圣西门、傅里叶的空想社会主义；孔德创立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美国民主的论证以及对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关系的分析，人们从中获得某种启迪。至20世纪80年代，法国仍在产生新思想，如萨特的存在主义，福柯的结构主义，戴高乐主义等。所有这些哲学家和思想家所提出的理论和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当代世界哲学和思想发展的进程产生重大甚至决定性的影响。
在文艺方面，从17世纪到20世纪，法国为世界提供了许多文艺思潮和流派，如古典主义、罗可可文艺风格、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印象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五彩缤纷，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宝库，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法国还为世界奉献出众多的杰出文学家和艺术家，如文学家夏多布里昂、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乔治·桑、梅里美、福楼拜、大仲马、小仲马、波德莱尔、都德、左拉、凡尔纳、罗曼·罗兰，音乐家伯辽兹、德彪西，画家德拉克鲁瓦、莫奈、马奈、塞尚，雕塑家罗丹、吕德等，都是国际上耳熟能详的名字。他们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如雨果小说《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巴尔扎克小说合集《人间喜剧》、小仲马的《茶花女》、德拉克鲁瓦的油画《自由引导着人民》和莫奈的油画《印象·日出》、罗丹的雕塑《思想者》，都极具震撼力和感染力。19世纪末，法国诞生了第七艺术——电影，从此电影风靡全世界。而20世纪上半叶，法国一直引领世界电影的潮流，出现了印象派和先锋派。总之，19世纪至20世纪中叶，巴黎始终是欧洲文化中心和时尚中心，世界各国的文化人趋之若鹜，期望从中获取灵感。二战后，法国继续保持民族文化的创造力，文艺的内容和形式不断花样翻新，如新小说、荒诞剧、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序列音乐、电子音乐、绘画的形式艺术、新现实主义、新浪潮电影等。1901～1985年，法国共有12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世界第一。这些都显示了二战后法国文化的强势地位和巨大影响力。
⒋ 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展现“大国”“强国”风貌
第五共和国时期，戴高乐一改第四共和国自甘堕落为美国“小伙伴”形象，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他说道：“主要的是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必须保持独立性。我重新执政以来，这就是我们的规则！”[20]第五共和国对外政策的总目标，是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恢复法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地位，保持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伟大形象。
戴高乐为实现其“民族大志”，采取了许多战略战术：⑴ 反对美苏霸权，均衡东西方关系。他指出：“法国不应该听凭这两个超级大国中任何一国摆布”。[21]戴高乐首先对美国的霸主地位发起全面挑战：他反对美国在大西洋联盟中的霸主地位，要求与美国平起平坐，分享在西方阵营中的领导权和决定权；他退出北约，建立本国的独立防务；他主张“经济爱国主义”，保持法国经济的独立性，反对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金融体系，坚持以黄金作为国际结算的基础；他反对美国文化的入侵，走文化的“法兰西道路”[22]。法国此举震惊了全世界，彰显了法国的大国和强国的地位和作用。戴高乐对苏联的军事威胁进行坚决的回击的同时，与苏联建立“缓和、谅解、合作”的关系，从而使冷战时期东西方紧张关系有所改善。此后，在冷战时期的历届法国总统，都推行这种反对美苏两霸外交，架起东西方关系的桥梁。⒉ 推进欧洲一体化，建立第三极以发展多极化世界。从戴高乐提出提前实施《罗马条约》的农业政策到密特朗倡议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都显示了法国在欧洲的政治领导地位（当然，也要依靠法德轴心），促进了欧洲一体化，加速了两极世界的瓦解，使世界向着多极化方向发展。⒊ 戴高乐宣布在外交上要实施“世界范围的政策”，他以“非殖民化-合作”政策保持非洲，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等重返亚洲，鼓励拉丁美洲国家独立等插手美国后院的事务。
戴高乐纵横捭阖的外交以及以后的历届总统蓬皮杜、吉斯卡尔·德斯坦、密特朗在推行独立自主外交方面无不有惊人之举，时有创新，令世人刮目相看，也获得国际社会的好评和赞扬。而法国所有这些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都从软实力方面展现法国作为“大国”“强国”的地位和作用。
四 法国的大国和强国地位受到的质疑和挑战
⒈ 法国的大国和强国地位受到的质疑和挑战
自第五共和国成立至20世纪80年代，法国历届总统，从戴高乐到密特朗的“民族大志”得到了回报，实现了“大国梦”“强国梦”。法国作为大国和强国耸立在世界之林，并在国际事务中展现它的大国和强国风貌。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作为大国和强国的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其一，法国硬实力有所下降，其中作为硬实力核心的经济实力下降尤为显著。自20世纪70年代受到石油和经济危机打击后，法国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1973～1979年年均为3．2%，1979～1985年年均下降到1．2%，1985～1991年年均为2．5%。进入21世纪，法国经济增长率，最高年份2000年为3．7%，受到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2008年和2009年为负增长，2011年为1．7%，2012为0%，2013年为0．3%。总之，法国“辉煌30年”那种高增长率再没有出现过。与此同时，法国竞争力也明显的下滑，仅以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世界竞争力年鉴》为例，法国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1997年为22位，2013年下滑到28位。法国出口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已从１９９０年的６．２％降至2012年的３．６％。占据硬实力重要地位的科技实力也在下降。总之，90年代以来法国硬实力下降使法国大国和强国地位受到挑战，其大国和强国作用有所削弱。其二，在世界范围内，新经济体国家崛起并迅速地壮大起来。在新经济体国家中，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要高于法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有的国家在竞争力方面已经超过法国；有的国家在外贸总额方面超过法国，在外贸所占世界市场份额方面也超过法国。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世纪60～90年代第4位跌落到21世纪初的第5位。法国的大国和强国地位受到巨大的挑战。其三，自苏联和东欧剧变、两极世界瓦解和冷战结束以来，左右逢源和纵横捭阖的法国外交失去了表演的舞台。在反对美国霸权和单边主义的斗争中，法国往往单打独奏，得不到盟国或友国的响应和支持。在欧洲，法国不仅依靠德国甚至还要建立法、英、意三国联盟来巩固法国在欧洲的政治领导地位。在非洲，法国的“势力范围”受到美、德、日、英的侵蚀，法国采取军事行动则需要联合国或北约支援。总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再不能像60～80年代那样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法国大国和强国地位和作用受到很大的挑战。
正是上述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法国出现了“唱衰论”。1997年，法国历史学家尼古拉·巴弗雷出版《可悲30年》一书，与1979年法国经济学家让·富拉斯蒂耶著作《辉煌30年或认识不到的革命》中的“辉煌30年”相对照，其唱衰法国论调在法国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之后，法国学术界先后又出版了《法国在倒下》、《法国的不幸》、《告别离去的法国》、《高卢的幻想》等，渲染悲观情绪，从而引发全国大讨论。许多法国政治家也卷入了这场大争论。现任法国总统奥朗德承认“法国衰退了”，[23]但他并不沮丧。在国际社会中，也时有唱衰法国的声音，揶揄法国在国际事务中“持二等车票，却坐头等车厢”。不过，总的来说，无论法国国内外的话语中，对法国肯定、惊佩、理解、尊重要多于否定、讽刺、挖苦，唱响法国要多于唱衰法国。
⒉ 振作起来，让法国“大国梦”“强国梦”成为美好前景
不过，国内外的唱衰论引起了法国当权者和法国全社会的警觉，奥兰德总统说：“让我们重新站起来！振作起来！我们是个强国。过去，法国常常位于世界前列，是个榜样。……如果法国重新振作起来，那么，我们就能让法国的梦想成为下一代的美好前景！”[24]的确，从20世纪中期希拉克第一任总统开始，法国当权者双管齐下，竭力增强法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继续圆它的“大国梦”“强国梦”。
在增强硬实力方面，法国重点抓经济，其具体做法是：⑴ 在坚持法国经济发展模式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革，增加其灵活性。例如，多一点自由主义，少一点国家干预。在雇用制度方面，吸取北欧国家的经验。⑵ 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数字经济，大力发展高科技和通信产业，提倡理性农业，建设经济园区，从而把法国经济建立在新经济基础之上。⑶ 提倡“经济爱国主义”和“工业爱国主义”，鼓励社会资本投向国内的工业和制造业，以便充实和壮大几乎“中空化”的法国实体经济。⑷ 增加投入，提高国家竞争力。2012年法国投资委员会关于《振兴法国工业竞争力》报告，其主要点是增加对工业薄弱点的投入。该报告为法国当局采纳，从而形成了振兴法国竞争力的新契约。⑸ 依靠欧盟，为法国开拓欧洲市场，振兴法国经济。⑹ 推行经济外交，开拓法国资本和产品的国际市场，特别是亚洲和中国的市场，以便借助世界市场和中国之力推动法国经济的发展。经过努力，法国渡过了金融和经济危机，降低了财政赤字，2014年经济开始复苏，2015年有望恢复性增长，2016年以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从而为继续实现“大国梦”“强国梦”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在军事方面，⑴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发布3版《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更新军事战略概念。2013年《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确定以保护、威慑和干预三大战略保证法国独立自主、主权完整、领土安全。与此同时，法国还发布《军事规划法》规定具体实施《国防与国家安全白皮书》的细则。⑵ 对军事理论、建军思想、组织结构和军备方针进行全面改革，使军队职业化，减少总兵力，简化指挥层次使指挥扁平化，压缩部队建制以提高部队机动性。⑶ 在军事政策方面，坚持独立防务，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保持和巩固空中和海上核打击力量；推动欧洲防务建设，力主建立欧洲安全新机制；积极参与非洲和中东事务，维护传统势力范围。⑷ 全面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做一个“独立的盟友”。⑸ 2013～2016国防预算保持每年支出314亿欧元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1．56%。目前，法国年度国防预算在欧盟国家中仅次于英国，位列第二。⑹ 加速武器装备现代化。增加对新武器研发和新武器装备采购，加速更新现有的武器系统。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已于2001年服役，新型舰艇和新型战机陆续装备法国海军和空军。法国军事实力在发展和增强。
在科技方面，法国自20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以来进一步加大了发展科技的力度：⑴ 对法国科研体制和大型科研机构进行体制改革，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内增设了两个部际科技组织，如部际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加强对科技的领导，从事对科技的规划，协调各部之间在科技方面的活动。⑵ 加强科技和科研与企业之间的联系，鼓励科研人员创办企业，促进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⑶ 大力吸收和培养年轻科研人员，并鼓励年轻有为的科技人员承担重任，提高科研人员的待遇。⑷ 确定了七个优先研究领域和四个大型技术开发计划。七个优先研究领域是农业食品工业、地面运输和航空运输、电子和信息技术工业、组合化学、医学研究、环境与生活质量、产品和工艺技术革新。它们都是技术含量高、具有竞争优势、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领域。四个大型技术开发计划是化学应用研究计划、生物技术研究计划、微生物学研究计划、基因图谱测序计划。目前，法国继续保持原来的科技项目优势，同时开拓新科技领域如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
在增强软实力方面，法国不断地改革第五共和国政治体制：⑴ 将总统任期由7年缩短为5年。这样，总统选举（4月22日至5月6日）和议会选举（6月9日至16日）在相隔不长时间进行，避免选出政治上不一致的总统和议会多数派，从而避免了左右共治的再现，[25]也避免了总统与总理之间出现不和谐的声音。⑵ 提高妇女政治地位。1998年和2000年两项法律规定，在各级选举中各政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必须男女各占一半。自此，法国女性在各级选举中当选几率大幅度增加，从而提高了法国妇女参政的人数和政治地位。⑶ 废除死刑。法国于1981年颁布法律废除死刑，2007年又将“任何人都不得被判处死刑”写入宪法，从而保障了公民生存权，体现了法国人的宽容、包容和人道主义精神。⑷ 2008年第23次修宪，限制了总统和政府权力，加强了议会的监督权，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和参政权，加强了公民政治权、经济权、社会权和文化权。⑸ 1988年颁布《政治生活资金透明法》，开始推行法国高官和民选代表的财产申报制度。2013年将财产申报的高官和民选代表扩大到7000人，并成立专门机构加强监督。⑹ 2012年制定《政府成员职业道德宪章》，要求政府成员必须遵守，否则必须辞职。法国政治模式的改革，有利于遏制官场和社会的腐败、激发公民的积极性、拉近官方与民间的距离、保持社会的和谐，从而为继续“大国梦”“强国梦”的战略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法国还不断地改进社会模式，使之现代化。在2005～2007年期间，全法国就“法国社会模式”开展大辩论。绝大多数政要、专家和学者承认，的的确确存在着法国社会模式，它依然具有生命力，同时也确实存在问题，出现老化和危机。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于2005年7月14日国庆电视讲话中说：“法国的社会模式既不是无效的，也不是垂死的。”他表示尊重法国社会模式精神的同时，要使法国社会模式现代化。具体做法是：⑴ 改革当代法国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制度，进一步向弱势群体（失业者、伤残者、退休者、单亲家庭、多子女家庭）倾斜，同时逐步解决社保的赤字问题。⑵ 在财富分配和再分配中采取类似“劫富济贫”方式，规定最高收入上限和提高最低收入下限，对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的富人征收75%边际税率，从而遏制了贫富两极分化，使法国基尼系数继续下降，1995年为0．327,2005年为0．277,2011年为0．308。法国属于社会安全系数较高的级别。⑶ 2007年的《社会对话现代化法》，进一步将政府与资方和工会的对话和协商定期化、制度化和法治化，从而使官方与社会伙伴的对话和协商成为调节劳资关系的主要手段。⑷ 2005年，法国将《环境宪章》载入宪法，加强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总之，法国社会模式的现代化，使法国社会更加公平和和谐，从而有利于继续“大国梦”“强国梦”。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在“大国梦”“强国梦”中突出文化软实力。其具体做法是：⑴ 加大对文化的财政投入。法国文化部用在文化的预算逐年增长，2001年为25亿欧元，2010年增加到28．8亿欧元。⑵ 加大保护文化遗产力度。至今，法国国家级文化遗产计有古建筑3．3万多处，历史文物11．5万件，文物资料100万件。各级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的著作2130万部，珍贵艺术品380万件。总的来说，法国文化遗产保护完好。⑶ 1993年提出“文化例外”，抵制美国文化的入侵，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2001年在法国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文化多样性宣言》，在世界文化中展现法国文化软实力。⑷ 在坚持高雅文化基础上，大力提倡大众文化，让全体民众普遍参与和享受文化，以充实文化软实力的内涵。⑸ 鼓励文化创新，推出新思想新理念，使法国文化始终在世界文化潮流中起带头先锋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文化软实力经久不衰。法国接受外国留学生人数仅次于美国和英国，排名世界第三。到法国和巴黎旅游的外国旅游者人数始终排在世界第一位置，他们不仅是游览名胜古迹，更主要是去感受浓烈的法国文化氛围和体验法国浪漫风情。
在语言方面，法语是从拉丁语演变而来，12世纪成为法国国语，18世纪成为国际语言。直到20世纪上半叶，讲法语在欧洲社会中一直是一种时髦和风尚。二战后，随着美国文化入侵法国，英语冲击着法语。为保护法语的纯洁性和在世界的影响力，早在19世纪末，法国成立了“法语联盟”，第五共和国历届政府的文化部采取一系列坚决的措施，清除英语对法语的污染，保持法语的纯洁性，扩大法语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以严谨、可靠、规范和明晰著称的法语，仍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和国际条约、协议的标准文字，有28个国家将法语定为官方语言，全世界约有2．7亿人讲法语。
在外交方面，从希拉克总统“更加务实的外交”到萨科齐总统“真正现实主义的外交”，无不渗透“大国”“强国”的情结。奥朗德就任总统以来，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不做尾巴主义”（法国外长法比尤斯语），在对外行动中“依靠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强项，自己的亮点”，“法国是联系国与国之间的桥梁，包括新兴国家；是南北、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我们的国家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方和协调方。”[26]奥朗德认为法国是世界大国，拥有核力量，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迄今仍然具有宽泛行动范围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始终参与国际事务的国家。”[27]奥朗德总统在外交上具有稳健、冷静、沉着、理智而务实的风格。他突出经济和文化外交，在欧洲建设中采取主动的态势，改变前任总统萨科齐“亲美”形象，对非洲建立“相互尊重和透明”的新关系，把亚洲和中国作为法国外交的重点。总之，法国在国际事务中仍然保持着“大国”“强国”形象，巴黎仍然是国际机构最多的城市和国际活动最频繁的城市。
综上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国为遏制大国和强国地位和作用的下降，应对对“大国梦”“强国梦”的挑战，在改革的基础上坚持法国政治模式、法国经济模式和法国社会模式，走具有法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的发展道路，继续圆法国的“大国梦”“强国梦”。
在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我们深情地怀念戴高乐，正是这位伟大的将军以大国和强国的勇气和风范，不顾美国的阻挠，推行独立自主外交，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承认并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今天，正当西方某个国家推行遏制中国政策时，也正是法国以大国和强国的姿态，独立自主的实施有别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强调法中关系是特别关系，“事实上，将法国和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特别的关系，这种关系历史悠久，独一无二，这两个全球强国都和各自的历史与文化紧紧相连，都致力于维护一个多极的、语言多元化的世界。”（法国驻华大使白林话语）[28]正是法国这样的政策，始终使中法关系走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前列，从而赢得了中国人民的敬佩，。
2014年2月26日
--------------------------------------------------------------------------------
[1]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一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第1页。
[2]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二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第517页。
[3]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第57页。
[4] 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56～57页。
[5]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1958～196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第38页。
[6]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1958～196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第40页。
[7]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1958～196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第174页。
[8]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1958～196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第273页。
[9]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1958～196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第251页。
[10]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一卷[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第1页。
[11]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一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第519页。
[12]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1958～196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第173页。
[13]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第140页。
[14]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1958～196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第105页。
[15]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1958～196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第205页。
[16] 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三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第637～638页。
[17] 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斯洛：《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297页。
[18] 皮埃尔·罗桑瓦龙；《法兰西政治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9] 雅克·夏普萨尔、阿兰·朗斯洛：《1940年以来的法国政治生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
[20] 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第174页。
[21]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戴高乐言论集（1958～196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第464页。
[22] 参阅理查德·F.库索尔《法兰西道路》，商务印书馆，2013。
[23] 弗朗索瓦·奥朗德：《改变命运·奥朗德自述》，译林出版社，201 3，第41页。
[24] 弗朗索瓦·奥朗德：《改变命运·奥朗德自述》，译林出版社，201 3，第73页。
[25] 法国出现过1986～1988年、1993～1995年、1997～2002年三次左右共治。
[26] 见奥朗德在第20届法国使节会议上的演说。
[27] 见奥朗德在第20届法国使节会议上的演说。
[28] 法国驻华大使白林为新版《列国志·法国》写的序言。见吴国庆编著的新版《列国志·法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