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升接受《环球时报》采访 从欧洲视角看中国打砸机场

    2014年2月12日，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秘书长、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学（金融学）教授赵永升，在法国巴黎接受了《环球时报》温雅记者的采访。就中国最近发生多起因航班延误等因素引起的乘客打砸机场事件，回答了记者的一系列提问。赵永升先生从他多年工作和生活的欧洲视角，来看待中国打砸机场这一特殊事件。

    1、记者问：您在国外经历最严重的飞机延误事件是什么？请讲一下经过，时间、地点要明确。

    赵永升：

    一次是在法国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坐飞机准备回北京。2010年12月圣诞节前夕，当时由于连续下了三天的大雪，欧洲多处机场都近乎瘫痪，绝大部分航班被取消或推迟。

    我当时买的是从巴黎经转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回北京的机票。由于之前戴高乐机场也不知道究竟哪些航班会被取消、哪些会被推迟，所以几乎所有的乘客都只能先赶到机场排队。我排了2个多小时之后，广播里陆续传出航班信息通知，绝大部分的航班都被取消了。万幸的是我坐的航班只是推迟3个多小时，但没有取消。

    后来飞机到维也纳时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接驳到北京的航班早已经飞走了。我只能在维也纳机场连夜改签先去莫斯科的机票，接着在机场安排的一家酒店住宿。第二天坐上去莫斯科的航班，又在莫斯科机场等了将近一天时间，才坐上回北京的航班。

    这般，前后花了4天时间才从巴黎回到北京。

    2、记者问：对于这次延误，机场和航空公司是如何处理的？处理的结果您满意么？

    赵永升：

    其实西方的机场对此类事件，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处理的。

    法国戴高乐机场就是通知大家一下，也可能我们只是等了很多个小时，但毕竟航班没被取消，连点饮料也没给。我看当时有些航班的乘客拿到机场发的餐劵，估计是推迟更长时间的航班。

    奥地利维也纳机场的服务更是差。也可能是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1点了的缘故，维也纳机场只剩下小部分员工在办公，偌大的办公大厅只有一两个窗口还有人，所以光改签就花了快2个小时。不过，住宿他们安排还是不错的，把我们拉到据说是维也纳最好的几家酒店之一，紧邻王宫。

    我觉得下大雪这是不可抗力，所以也不能全责怪机场。巴黎机场由于也只能根据下雪天气的即时变化采取应对措施，所以大家只能先赶去那里排队，也是无可厚非。

    不过，对维也纳机场当时的做法，我觉得不满意。因为我们从巴黎晚起飞多少小时他们是知道的，但维也纳机场对晚到的航班没有做任何的应对措施。多个航班晚到了之后，他们也没有采取召集员工回来等措施。面对很长的排队队伍，就那么一两个窗口办理。

    3、记者问：您所经历的飞机延误中，有没有打架斗殴、打砸机场的？

    赵永升：

    没有，从来没有。既没有打架斗殴，也没有打砸机场。

    当时都要回北京的人，我们很快自己组织起来，相互帮忙一下。例如，有人由于常年生活和工作在巴黎，所以只会法语，而维也纳机场当时值班的人只会说德语和英语，我就帮他们翻译一下。对年长和年幼者，大家也是尽力先让着他们。当时认识的一些人，后来大家还有些往来，有的还成了很好的朋友。

    4、记者问：近年来国内机场屡屡发生机场打砸事件，您对此怎么看？

    赵永升：

    这种现象的频发，其实“非一日之寒”，是常年多种“顽疾”的并发。

    我们首先要承认乘客这类的行为是不对的、不文明的，甚至可以说是“野蛮”的，应该受到相应法律法规的约束。这类行为不论是在执法相对宽容的西欧国家，还是在执法较比严厉的北美国家，很可能会马上受到警察的逮捕或其它的强制措施。

    但反过来看，中国各大航空公司在准点率、服务态度、责任机制等存在的“顽疾”，也是由来已久。因而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就很容易诱发此类的严重冲突行为。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理解这类行为的。

    5、记者问：相对国外机场，您觉得国内的机场或者航空公司存在什么问题？

    赵永升：

    和国外机场或航空公司相比，中国的机场或航空公司尽管数量已经不逊色，但还是以国有体制为主体；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垄断性极高。所以总体而言，中国的机场或航空公司还是另类的“衙门”，离市场运作还很遥远，没有将乘客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上帝”加以对待。

    其实，在我看来，一张机票就等同于一份“契约”，机场或航空公司和乘客双方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但由于中国的机场或航空公司处于垄断地位，所以乘客实际上处于一种没有话语权的超级“弱势群体”状态。也正是这种极度的“弱势感”和“无助感”，让部分乘客在遇到突发事件或不可抗力时怒不可遏，进而发展到打砸行为。

    6、记者问：您觉得应该如何解决国内机场这种严重的冲突和对抗？

    赵永升：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在前文已说过，严重的冲突和对抗源自中国的机场或航空公司的国有体制及其垄断地位。那么，只有打破这种垄断性，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航空体制是否国有不是根本的问题，只要加上切实可行的“问责制”，国有体制也是能够管理得很好。拿法国航空为例，法航就是法国国有的机构，也照样管理得井然有序，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机场和航空公司之一。

    而除了体制与垄断，“信息不对称”恐怕也是造成冲突频发的原因。如果中国机场或航空公司能够做到实时将可靠的信息告知各位乘客，我想也不至于发生那么多的冲突事件。

    另外，我不得不再次提醒：“航空管制”四个字，已远不足以取信于乘客。我坐过中国几大航空公司的航班无数回，恕我直言，从北京出发的国际航班，几乎难得一次是准点出发的。而我坐欧美的航班，除了天气等不可抗力，几乎没有是不准点出发的，英、美、德、法四国在这个方面都做得很好。

    而中国的机构每次几乎总拿“航空管制”“打发”乘客，我觉得已经远远不够。具体是什么管制？因何管制？为什么华盛顿、纽约、巴黎、伦敦、法兰克福机场都没那么多的管制，而北京就那么多的管制？会不会是因为一些特权阶层的迟到，而让整个飞机的乘客等这个“人物”？……这一系列的问题，作为一个消费者，作为“契约”的另一方（甲方），自然应该都是有知情权的。

   

    本文作者赵永升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欧洲所访问学者，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学（金融学）教授，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秘书长。

    （联系 赵永升：jacques.zh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