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国内政治文化与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

    中等强国似乎“天然”应当是全球治理的拥趸，这一点在西方学者讨论其定义时就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一种观点认为应以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硬指标”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属于中等强国的标准，即其人口规模和经济实力是否介于大国和小国之间，具有中等力量或规模就可以归入中等强国范畴。[1]但得到更多学者认同的则是，需要在实力基础上附加国际行为标准。这种观点认为中等强国的对外政策和活动需要具备中等强国的特性（middlepowermanship），包括“追求国际问题的多边解决，倾向在国际争端中持妥协立场，往往以‘国际社会好公民’提法引导外交”等。[2]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荷兰、瑞典、挪威等几个世界公认的发达世界的中等强国参与国际事务都有类似特点。全球治理强调在没有公共权威的国际社会中，通过机制化合作建立秩序，管理世界性问题，[3]中等强国的这种特性符合全球治理的要求。

    为什么中等强国赞同全球治理？从现实主义理论视角看，中等强国不具备超级大国实行单边主义的资本，必然赞同实行机制性国际合作，支持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希望以集体制度求安全，并且以参与制度设计、议程设置为光荣，为自己国家扮演成功的调解人角色而自豪。从自由主义理论视角看，中等强国多为贸易国家，一个稳定的多边国际环境，既有利于它的贸易顺利展开，从长远来看，也有利于降低它的交易成本。上述理论决定了中等强国的全球治理政策主张具有共性，即中等强国特性，比如都相对注意维护以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组织的权威。但这些理论并不能决定中等强国就必然具有一个统一的全球治理模式。仅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且不言新兴发展中中等强国同发达世界中等强国关于全球治理的价值观存在较大的“南北差距”，即使是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同属美国地缘范畴和军事阵营的发达中等强国，也有诸多相异的全球治理理念和政策提议。[4]

    要想解释各中等强国全球治理观的个性，笔者认为应该从国内寻找原因。约翰·鲁杰（John Ruggie）在研究美国为什么在二战后初期选择多边主义国际战略的过程中，指出学者不仅要考察美国这一霸主的国际环境，还要同时深入研究其国内条件。鲁杰认为是美国领导人（主要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抑制国内孤立主义政治势力的国内政治考虑，安－玛丽·伯利（Anne-Marie Burley）认为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结束经济大萧条的“新政”经验，而彼特·科黑（Peter Cowhey）则认为是美国独特的国内政治制度，分别是促使美国这一时期做出多边主义外交战略抉择的原因。[5]国内政治条件通过影响决策者的观念，进而制约该国的国际战略选择这一逻辑，不仅适用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也同样适用于中等强国。全球治理涵盖的范畴比多边主义外交战略更广泛，全球治理的国内行为体不仅限于主权国家，还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等非国家机构以及个人。中等强国在参与国际事务的活动中，决策者是一个综合概念，也包括各种国内行为体。但在国内国际双重博弈过程中，中等强国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同样都受到国内政治状况和历史文化的影响。如果超出一个具体事例，从较长时段看，政治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全球战略观的影响更为基础和深远，政治文化对一国的全球治理策略形成起到了“整体塑形”的效果。

    （全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

    （联系 赵晨：zhaochen@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