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比亚危机与欧盟行动刍议

    在全球瞩目的利比亚危机中，欧盟及其成员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发挥了主导或引领作用，进而对事态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似乎需要指出的是，今春以来的阿拉伯国家剧变，与欧盟国家的行动力度之间，有着不应忽视的内在联系。 出于地缘政治、经济与安全等因素考虑，欧盟（特别是其地中海成员国）向来认为，维持北非、中东地区稳定，应当在其南地中海政策中，占据核心位置，因为这符合欧洲的诸多利益诉求[1]。为此其对南部邻国的专制政权，往往采取容忍甚至合作态度，尽管这与欧洲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与价值观相左（即使欧洲处于寻求“稳定”还是“民主”的“两难境地”）。然而，年初以来始于突尼斯、埃及的“阿拉伯革命”，很快蔓延到了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朗、也门、巴林、约旦、黎巴嫩等国，引发强烈区域震荡，也直接影响到欧洲稳定，促使欧盟认真作出反思。鉴于这次革命并无“伊斯兰主义”、“反帝”乃至“反以”的意识形态，[2]而是强烈要求实行政治变革，矛头直指本国当权者，欧盟内部较快达成共识，认定事态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反映出深刻的“变革进程”，其性质是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运动”，有望实现西方历来强调的“普世价值”，并将“特别”对欧洲产生“持久影响”。欧盟认为，对于这一历史进程，绝不能“袖手旁观”，必须作出明确的“战略选择”，即应从根本上改革对南部邻国的政策取向，全力支持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以实现该地区的长久稳定，最终实现欧盟的重大利益诉求。在此背景下，以全面促进“民主”为导向的欧盟新伙伴关系文件，得以在3月上旬和5月下旬及时提出。[3]

    然而，利比亚局势的发展演变，则对欧盟新近确定的战略取向，提出了严峻挑战。除人道主义危机与难民潮所造成的直接冲击外（这将促成《申根协定》的修改），更为重要的是，此前的突尼斯、埃及抗议风潮，基本上不存在流血冲突，最终导致两国领导人和平下台。而卡扎菲则凭借自身军力，对弱势的反对派实施武力镇压，这不但将彻底压垮乃至消灭后者，扼杀利比亚自身的民主化进程，而且其一旦成功，会对其它国家的当权者，产生“示范”效应，从而产生更多的武力镇压，严重阻碍当前“阿拉伯世界的颜色革命”。因此，要求卡扎菲“立即放弃权力，以使利比亚迅速踏上有序的民主转型之路”，[4]就成为欧盟一再明确坚持、具有全局性意义的政治目标。而试图加大行动力度，迫使卡扎菲政权倒台，同时支持利比亚反对派，也就成为其必然的行动选择。其中最为突出者，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不断加大对卡扎菲政权的制裁力度。早在2月28日，欧盟理事会即在安理会1970号决议的基础之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作出“进一步”决定，对利实行了武器禁运，同时禁止一切可用于内部镇压的装备贸易；对卡扎菲及其他暴力镇压平民的负责人实行签证禁发与财产冻结。3月10日，欧盟将制裁范围扩大到了利比亚主要金融机构。21日再次决定加大制裁力度。在禁止旅行和财产冻结对象的实施范围方面，超出了安理会1975号决议和1073号决议。对于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如对平民和设施实行飞机轰炸等，作为个人将承担法律责任（这促使大量利政府军指挥官叛逃）。同时还包括了相关的禁飞规定。之后的欧盟首脑会议则又宣布，拟再次加大制裁力度，以使卡扎菲政权不能获取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并称成员国将向安理会提出类似建议。[5]  （2）竭力促成安理会“禁飞区”决议通过，以使军事行动合法化。针对卡扎菲政权武力镇压所造成的平民灾难，特别是考虑到利政府军已兵临班加西（反对派大本营）城下，再不进行干预，反对派将被彻底击垮，法、英两国在进行军事准备的同时，积极开展外交行动，谋求国际社会对干预行动的承认。两国领导人于 3月10日 联名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明确提出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的设想，呼吁联合国关注利比亚人权形势，称两国正在考虑安理会通过相关决议所应包含的内容要点。[6] 之后，萨科奇全力敦促阿盟于 3月12日 正式向安理会提出“禁飞区”建议，强调了人道主义干预的必要性与迫切性，以求最大限度形成共识，避免否决票出现，终使1973号决议于 3月17日 获得通过。决议中提及的“所有必要手段”为军事干预提供了合法性（但限于空中打击，不得派地面部队进行占领），[7]故被认为是“法国和英国外交的胜利”[8]。在决议通过当天，范龙佩与阿什顿即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欢迎，称为国际社会保护利比亚平民提供了“明确的法律基础”，欧盟“准备在其授权和权限内实施该决议”。[9] （3）率先发起并坚持军事打击行动。安理会决议通过后，法、英、美等国立即实施了空中打击（3月19日）行动，及时阻止了班加西被政府军攻陷，并于一周内有效建立了禁飞区（之后北约介入）。为了保持高压态势，逼迫卡扎菲下台，法、英等国（有1/3以上的欧盟国家作为北约成员，参与了军事行动）尽管面临军费短缺困境，但于近期甚至加大了打击力度。 （4）政治上积极支持利比亚反对派，拓展其外交生存空间。作为反对派的核心组织，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坚决要求卡扎菲下台，公开承诺日后将推进利比亚的民主化进程，[10] 故被欧洲国家寄予厚望。在此背景下，法国最先与卡扎菲政权断交，承认该委员会为利人民的合法代表。其后，在3月11日利比亚问题特别首脑会议的声明中，欧盟又明确将之称为“政治对话者”。其后，欧盟成员国丹麦、希腊、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马耳他和德国等，也先后在班加西设立了办事处。今年5月下旬，阿什顿又正式为欧盟的办事处举行了挂牌仪式，称这是对“利比亚人民坚定不移支持的象征”。在与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在边界管理、安全改革、经济、卫生、教育和建立市民社会方面实行合作的可能性。[11]   应当说，欧盟的上述行动，对于利比亚局势的发展演变，已产生了重大影响。卡扎菲本人的政治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反对派的力量则有所增强（体现在军力、战场形势和对外影响力等方面）。总之，利比亚（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政治进程的演变趋向如何，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欧盟对南地中海地区各国政策的调整力度问题，都值得我们给予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                                                

    原载《欧洲研究》2011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