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晨：欧盟在未来国际体系中的定位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引起了美欧关系的紧张，当时美国新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根愤懑德法等欧洲国家的不合作，揶揄这些老欧洲国家没有实力，还想指挥美国，“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却总想动方向盘”。2008年华尔街引爆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崛起国家比美欧发达国家更为妥善地应对了此次危机，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美英一些学者鉴于中国影响力的提升，提出了“G2”论，或者是“中美共管世界”论，指出世界上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环境或安全事务，都离不开中美两个大国的决定与合作。按照这种说法，欧洲距离方向盘的距离比几年前更远了，恐怕不得不被“请后排就座”。

    在实力相对衰落的世界格局下，欧洲人是怎么想的呢？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最近两年已经多次提到欧洲的比较优势在于它的“规范性力量”（normative power），或者说是“价值的力量”。所谓“规范性力量”，按Ian Manners提出的定义，是“定义什么是世界政治中‘正常’行为的能力”，即可以决定国际规范是什么，可以制定国际行为的道德标准。巴罗佐所说的欧盟具有“规范性力量”，依据是欧洲经济上已经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虽然不快，但却能实现较为均衡的增长，而且已建立起一套令世界其他地区羡慕的福利制度，并有很强的环保观念，不会为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

    政治上欧洲已经处于后民族国家状态，欧洲是民族主义的发源地，但两次世界大战让欧洲猛醒，对民族主义有了很深的警惕，二战后从法德和解开始，欧洲走上了一体化之路，当前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发生战争已经成为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欧洲人充分汲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建立和平共同体方面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如哈贝马斯所说，欧洲在痛苦且常常是厄运缠绕的经历中，学会了处理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之间的争斗、学会了处理信仰和知识之间的分裂、学会了处理区域性的宗教冲突，最后还学会了克服好战的民族国家之间的敌对状态。

    在社会层面上，现代欧洲提出了一整套处理思想冲突、社会冲突和政治冲突的程序和机制。欧洲废除了死刑，尊重人权，提倡民主和法治，特别强调“善治”的重要性，反对各种歧视，有全面的福利制度和翔实的执行标准（也包括动物福利）。

    总之，欧洲以其先进的思想观念和制度设计为傲，并希望借以向全球推广，影响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和人民的思维和行为。所以我想他们一定对司机和乘客的比喻不以为然，更希望将自己视为茫茫大海上一条海船的船长，一条船上的乘客愿意让船长掌舵，是因为他们相信船长比他们更有知识，同时也和他们一样希望安全地到达目的地。乘客与船长在利益上是统一的，但船长同时显然比其他乘客拥有更优越的技能和判断力。

    不过，欧洲的模式是不是所有的方面都值得世界其他地区效仿，要打上一个问号。欧洲也同样需要在交流和竞争中学习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有益经验，尊重别人的选择和意见。另外，说服力和影响力虽然与实力大小没有绝对的因果联系，但如果实力地位不断下滑，无疑也会让“规范性力量”大打折扣。所以，欧盟在未来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欧洲经济的恢复速度和政治一体化的广度与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