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欧洲反犹主义的根源

二战期间惨死在集中营的犹太人也许没有想到在50年后的欧洲反犹势力又开始蠢蠢欲动。美国匹兹堡大学国际问题中心主任薄伟林（William Brustein）教授*经过多年研究对欧洲反犹主义的根源进行了剖析。下面是他2004年11月8日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作的题为《反犹主义在欧洲的根源》演讲的主要内容。

一、1899—1939年间欧洲的反犹高潮

众所周知1899年到1939年间西方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即是反犹主义的猖獗，这一期间以纳粹在欧洲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为终结。1938年7月6日至14日，32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法国的渡假圣地埃维昂莱班讨论如何安置从纳粹第三帝国的魔掌中逃离出来的犹太难民的问题。在随后的日子里，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并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均表示了对犹太难民的同情，但是大部分国家，例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都提出各种借口表示不能再接纳更多的犹太难民。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波兰纷纷表示自己国内的犹太人已经很多了。只有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哥斯达黎加同意增加接受难民的数量。美国国会还拒绝通过一项儿童难民法案，导致20000多名犹太儿童不能进入美国；英国关闭了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通道；阿根廷和巴西宁可对罗马教廷食言也不接受经过洗礼的犹太人入境。似乎全世界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

薄伟林教授选取1899年至1939年为研究的时间结点。还有一些学者认为1879年更适合作为研究的起点，因为在这一年德国记者威廉.马尔（Wilhelm Marr）在《犹太教战胜德意志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了“反犹主义”这一词汇。但是我们选择1899年为研究的起点主要是从资料收集角度考虑的。**

二、有关反犹主义根源的几种理论

尽管犹太人遭受迫害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的憎恨达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学者们在解释1899年之后欧洲的反犹主义高潮时主要提出了四种观点，即现代化观点、相对贫困观点、种族竞争观点以及替罪羊观点。

许多学者在解释欧洲反犹主义高潮的时候强调现代化的作用。他们认为现代化孕育了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这导致了犹太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获得了一次大解放。犹太人四处流动，并与当地人在许多方面产生竞争使得许多非犹太人产生了强烈反犹情绪。这种理论认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败者易于接受最强烈的反犹思想。现代化理论与“种族敌对”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具有先天优势的种族或民族团体对由于竞争而掌握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后来居上的民族总是产生强烈的反感。19世纪末欧洲国家对富有的犹太金融家的依赖逐步降低，犹太人虽然掌握了大量的财富但是却失去了真正的权力。他们在公众眼中是一群让人蔑视的食利阶层。许多资料表明，反犹主义盛行的时期正是犹太人影响力下降的时期。因此，现代化观点似乎对1879年之后的欧洲反犹主义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但是它在反犹主义的时间和空间变化方面没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

另外一个解释反犹主义根源的较流行的观点是替罪羊理论。替罪羊理论假设犹太人在许多国家都构成一个少数族群，而且他们非常容易成为多数族群的攻击目标。替罪羊理论的支持者指出在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人们本能地就会去寻找一个为他们的不幸承担罪责的“出气筒”。由于1879年后欧洲发生的战争并经历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动荡，犹太人成为了欧洲人排解挫折感的对象并承受了各种各样的攻击。但是替罪羊理论没能说明为何在国家危机中只有犹太人而非其他少数民族成为了替罪羊，或曰为何在特定社群中犹太人而非其他团体充当了替罪羊。例如，在罗马尼亚内战期间，犹太人遭受的迫害远胜于罗马尼亚境内的德国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等其他少数民族；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意大利，尽管发生了强烈的政治和经济骚乱，但意大利的犹太人毫发未伤，且那里基本可以称得上为不存在反犹主义。

皮埃尔.比恩鲍姆（Pierre Birnbaum）（1992）对不同社会中反犹主义的上升和反犹的各种因素提出了一个不同理论。他将现代反犹主义的上升归因为大众对强势政府的反抗。一些国家的强势政府使犹太人在诸多方面获得了解放，反犹主义的倾向就趋强（例如，德国和法国）。相反，如果政府力量稍弱，犹太人通过社团而非国家获得平等权力，那么反犹主义也随之哑火（例如，美国和英国）。但是，比恩鲍姆的理论没能解释一些国家反犹主义胜衰的时间变化。例如，许多学者都注意到1890年代和1930年代是法国反犹主义盛行的时期，1904至1930年则处于低潮；然而1904至1930年间的法国政府相对于1890年代为弱。比恩鲍姆的理论对此没能作出很好的解释。另外一个例证就是，罗马尼亚在一战后反犹主义高涨，他们甚至拒绝赋予犹太人公民权，这种情况直到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施加强压才有所改变。

近来在解释反犹主义的国家变量时又出现了突出强调政治文化因素的观点。魏斯（Weiss）（1996）在解释德国现代反犹主义的广度和深度时指出德国存在一种“强大的种族主义文化”。戈尔德哈根（Goldhagen）（1996）将德国的反犹主义视为贯穿19和20世纪的一支独特的力量。他认为反犹主义是德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它为德国提供了一个“文化传承模式”。德国反犹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所有关于犹太人的本质上都具有破坏性，需要将犹太人的影响从社会中彻底地清除。不幸的是，魏斯和比恩鲍姆都没有系统的考察德国以外的政治文化和德国以外的反犹主义。而且，他们的政治文化模式也没有解释德国反犹主义在时点上的变化，因为很多学者都指出德国的反犹主义在1814至1945年间处于一个衰落期。

我们可以发现强调国家、文化和现代化特征的解释反犹主义理论均在阐述反犹主义的时空变化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在研究之中我们发现反犹主义与其他形式的仇外和对少数民族的嫌恶有所不同，对犹太人的憎恨是一种多维度偏见。白人对黑人的歧视是一种典型的宗族嫌恶；保加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对19世纪美国的天主教爱尔兰和意大利人的嫌恶是出于宗教上的憎恨。反犹主义则是结合了宗教、经济、宗族和政治上的四种偏见。因此犹太人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宗族特征、突出的经济实力和所谓的支持颠覆性的政治和社会运动而饱受迫害。在研究欧洲的反犹主义问题上，我们需要在解释反犹主义的时间和空间变量上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三、大众反犹主义中的时间、空间变量——薄伟林教授的观点

为了解释1899至1939年间的大众反犹主义运动，大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了反犹主义四点本质的演进和普世化的过程中。反犹主义叙事中的四大主题即是宗教、种族、经济和政治。这四个主题的演进变化为反犹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弹药并推动着他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行着反犹太人的战争。但是，犹太人宗教、宗族、经济和政治上的特征并不能充分的解释发生在大屠杀前夕西方社会发生的反犹主义及反犹主义在时空上的一些变化。欧洲社会在反犹主义运动中可谓是变化多端。

薄伟林教授指出了在什么地点和时间，犹太人在宗教、宗族、经济和政治上被视为非犹太人的威胁和挑战，普遍的反犹主义在此时空维度下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犹太人成为对非犹太人之威胁的过程中何种因素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薄伟林教授认为反犹的四种叙事可以帮助我们解释大众反犹主义在时空上的变化；但他进一步将这些因素归纳为，国家福利的下降、东欧犹太移民涌入的影响、左翼政党支持率的上升及犹太人在左翼党派中担任领导地位。

国际福利的下降将导致反犹情绪迭起。在犹太人被视为控制和占有大量经济资源，成为经济上的强者的环境下更是如此。我们可以发现，在经济稳定增长，犹太人未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反犹情绪就相对为低。东欧犹太移民的增加是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影响反犹主义的。由于许多东欧犹太新移民掌握很少的资源并且本身接受的文化教育程度很低，他们主要是在低薪工作领域与原住民发生竞争。竞争孕育仇恨并最终导致强烈的反犹主义。薄伟林教授关于移民与偏见的观点主要得益于奥尔萨（Olzak）(1992)和黑希特尔（Hechter）（1978）的竞争理论。奥尔萨指出工作领域的社会交往减少和隔离的居住区都加剧了人种间的竞争；而人种的竞争又导致了种族偏狭的增加。另一方面，黑希特尔认为，移民鼓励了种族隔离，造成劳动文化的分裂，使得某一个种族被固化在某个行业或某个社会阶层。当一个种族集团意识到由于种族而造成的不平等时，种族冲突就在所难免了。从东欧犹太人“隔都”（ghetto）移入的新移民保持着古怪的习俗和宗教信仰，西欧的非犹太人经常将他们视为异于已在西欧国家生活多年并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东欧犹太新移民的注入刺激了西欧文化中原有的种族否定旧习，因此促成了反犹主义的高涨。

另外，受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东欧新犹太移民大多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由于这些犹太移民大多数经济上赤贫，从前沙皇俄国出走以躲避迫害，他们通常支持左翼政党。更加糟糕的是，许多西欧的媒体报道说犹太人是布尔什维克和共产党的领导者。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布尔什维克主义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现有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秩序。反布尔什维克的倾向逐渐演变成了反犹太主义。反犹人士谴责犹太人阴谋夺取非犹太人的权力。他们认为犹太人是社会主义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发起人，并将他们视为定期的工人暴动的罪魁。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犹太人取得领导地位的发展迅速的左翼政党所处的地区，反犹主义亦发展迅猛；相反，左翼政党势力弱小，犹太人没有发挥重要作用的地区，反犹主义的程度亦低。

从空间变化上看，研究大屠杀之前欧洲的反犹主义总要对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罗马尼亚几个国家的对比分析入手。选取这5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在1899至1939年间都是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而且在这期间他们都允许自由选举（意大利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是在1921年，德国的最后一次是在1932年）。此外，这些国家被认为是反犹主义很强的国家，德国和罗马尼亚被认为程度最高，法国居中，意大利和英国最低。这几个研究对象还涵盖了经济发展水平（英国和德国比较发达而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较之为次）和宗教派别（英国和德国属于新教派，法国和意大利属于罗马天主教派，罗马尼亚属于东正教派）这两个变量。根据《美国犹太人年鉴》的数据，我们对5个国家在这41年间每百万人中发生的反犹行动进行了分析。数字表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反犹行动很少，每百万人中只有不足5个案例；然而德国的情况是英法意的5倍；罗马尼亚则又是德国的3倍。我们的分析还揭示了这些国家反犹行动的暴力程度。在法国和意大利可说几乎没有暴力性的反犹行动，暴力行动分别只占6%和3%；德国和英国反犹行动的暴力程度稍高，分别是10%和15%；而罗马尼亚的暴力反犹行为则高达35%。通过对5个目标国家反犹主义在时间变化的分析，我们发现反犹行为在法国、英国和意大利发生的频率要低于在德国和罗马尼亚发生的频率。

四、结论与反犹主义的新发展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屠杀之前的欧洲反犹运动的数量和性质因时因地而炯异不同。这些不同至少部分地是受经济福利状况和犹太移民作用的影响。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还要将反犹情绪和反犹言论纳入到考察反犹行动之中。

西方社会的反犹主义促成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发生。进入新的千年，我们也许会思索针对犹太人的偏见是否会卷土重来，再次对全世界的犹太人造成伤害。就在我撰写论文之时，许多报道言明欧洲的反犹恶魔已有借尸还魂之势。2002年5月4日《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指出，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的几个月针对犹太教会和其他犹太人集会中心的攻击频度有所增加，针对犹太人的人身威胁和恐吓也在增多。4月21日，法国极右翼、反犹主义的政党领袖勒庞（Jean-Marie Le Pen）获得了法国总统大选第一回合的胜利。在德国犹太学校需要由武装警察保护，犹太人被建议不要穿着明显表明信仰的服饰。这些事件是否标志着1930年代的欧洲反犹主义死灰复燃了呢？我的解释是，欧洲反犹主义历史重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实上，近来欧洲发生的反犹行动主要是针对巴以冲突，而非有些评论家所称的欧洲反犹恶魔苏醒。对犹太人和犹太财产的攻击几乎全部发生在欧洲的穆斯林聚居区。

我对欧洲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保持良好关系持乐观态度的判断是源于西方社会反犹主义四个根源的基础都在逐渐淡化这个事实的。特别是，1965年10月教皇保罗二世发表声明，撤回对犹太人杀死耶稣基督的指控。这表明基督教徒对犹太人的历史偏见已失去官方基督教会的支持。随着人类学的发展，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再相信人种优劣之说了。很明显，反犹主义的种族根源已经消失了。

由于苏联和中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瓦解，政治上的反犹主义根源的基础也受到致命打击并开始动摇。过去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及犹太人与左翼政党的关系为许多反犹主义提供了借口。也许再也没有比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失败更能缓解反犹主义势头的了。

经济上的反犹主义与其他形式的反犹主义有很大不同。尽管有所缓解，经济上的反犹主义目前仍然固若金汤。但是，在当今西方社会，经济上的反犹主义与二战时相比更加隐蔽与微妙。对犹太人过分地控制了金融界、媒体和艺术界的抱怨依然存在。一些反全球化人士指责犹太人是全球化的恶魔。然而，这些反犹太的声音已无法引起二战之前的那种共鸣了，因为那时反犹主义是受到社会精英和中下阶层拥趸的。

如果说，一方面欧洲反犹主义的宗教、种族和政治的根源已被大范围的削弱，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另一方面犹太人因为以色列对中东的政策而又引起了穆斯林的极度仇恨。许多人现在还无法将他们对以色列政策的憎恨与对犹太人的厌恶进行区分。这不能不说是犹太人的悲哀。大屠杀之后基督徒与犹太人的关系大为改善，而穆斯林与犹太人的关系则每况愈下。由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宗教、种族、经济和政治上对犹太人的仇恨已经进入到穆斯林世界的公众话语中。我们只能说，群体仇恨的历史帷幕仍然没有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