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欧洲：疆域与认同的历史
什么是欧洲？欧洲存在吗？今天提这样的问题似乎是不合时宜的。无论对生活在欧洲大陆的人们来说，还是在生活在欧洲之外的人们眼里，“欧洲”之存在是无庸置疑的事实。然而仍然有一些问题让人困惑。谈到欧盟的东扩，自然会引出人们对欧盟边界的思考，土耳其加入欧盟会改变当前的欧洲边界吗？俄罗斯的归属又将如何？等等。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回溯欧洲的历史。事实上，“欧洲”（Europe）一词被普遍使用不早于15世纪，它所蕴涵的各种地理、政治和文化的内容是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起来的，其发展的脉络所展示的正是未来的前景，所以，什么是欧洲以及欧洲是否存在的问题，即便是在今天也仍然无法回避。 从地理的角度来讲，今天的欧洲是自乌拉尔山脉、经乌拉尔河、大高加索山脉至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西的那部分大陆。但欧洲不仅是一块大陆，它也凝固了生活在亚欧大陆这个角落中的所有民族的集体记忆。为什么亚洲和欧洲同在一块大陆之上，却被一条地理的界限从中间切断，西边是欧洲，东边是亚洲？如果我们只把眼睛盯准小亚细亚半岛，就会更加疑惑为什么这片地方没有变成“欧洲”。它甚至可以说是与欧洲密不可分的，陆地上没有屏障，地中海又提供了另一条通道。小亚细亚半岛与今天我们称为“欧洲”的这块土地之间的联系，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十分频繁而密切。分割亚洲和欧洲的，实在是一条历史的、心理的界线。 这条界线圈定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疆域范围，而且它将“我们”划在了圈内，将“他们”挡在了圈外。这条界线在历史上是变动不断的，它随着“共同体”的变迁而变迁。在欧洲地理边疆变动的背后，是历史造成的认同的变化。回答欧洲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并不仅仅要关注地理的欧洲，更重要的是关注在欧洲的疆域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欧洲”如何成为了一种观念，凝结着欧洲人的认同。 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来考察“欧洲”之观念的历史。首先，最繁琐而紧要的工作是确定欧洲地理上边界迁移的历史。山川河流不依靠人而存在，但当其成为标示疆界的标志时，它最直接地表示了人群的活动范围与人群之间的关系状况。其次是今天叫做“欧洲”的这块土地上政治和社会组织的演变。政治社会组织是联结辽阔疆土的纽带，舍弃了政治社会组织的变化情况，就无法透彻地理解疆域变迁的内涵。第三要探究的是“欧洲”的文化内涵。这是“欧洲”之观念中最为“虚无缥缈”的内容，却是“欧洲”之观念的内核，它并且能够摆脱疆域的束缚而发展。最后将讨论的是历史轨迹所展示给我们的“欧洲”的未来。欧洲的边界是开放的吗？对这样宏大的论题自有见仁见智的主张，然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本文的结尾，我以为是再恰切不过的。 一、欧洲：疆域变化的历史 1.古典时期 探讨欧洲疆域的变化不得不回到欧洲文明的摇篮——古希腊时期。“欧罗巴”这个地理概念源自于古希腊的传说，它既非清晰界定，也不常用。最初，“欧罗巴”所指为希腊本土，后来才把爱琴海诸岛包括进来。[1]在古希腊人眼里，世界的中心就是希腊，舍此，皆为蛮邦。但是，“欧罗巴”这个地理范围因为与希腊重合而十分模糊地标示了一个心理的范围。观察“亚细亚”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一点。 希腊是“欧洲”的，波斯是“亚洲”的。希腊与波斯的对立，也是“欧洲”与“亚洲”的对立。希罗多德的历史表述得再清楚不过，波斯是“亚洲的”、“非希腊的”、“不开化的”，是希腊 “文明世界”的对立物。古希腊时期，“亚细亚”是希腊城邦世界以北的广大地域。 希腊城邦世界的衰落带来了“欧洲”地理范围的变化。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欧洲”一度向东扩展，除了希腊本土、爱琴海诸岛之外，还包括了小亚细亚，这是亚历山大东征和征服波斯的结果。[2]相应地，“亚洲”也向东移动，波斯不再是“亚洲的”，“亚洲”成了波斯以东的广袤地区，它仍然是另外一个世界。 罗马帝国兴起之后，统治了包括亚洲、欧洲和非洲在内的广大地域，地中海是罗马帝国的内海，因而文明世界的中心就是地中海世界。“欧洲”无论从地理上来说，还是从心理上来说，都被淹没在“帝国”之中。仅从地理角度来看，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疆域包括了今天除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和英伦三岛之外的欧洲的大部分地区。[3]可以看出，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疆域重新向西移动。到公元二世纪，托勒密以顿河为界，分割了亚洲与欧洲，这一分界一直沿用到17世纪。 罗马帝国的历史加强了“欧洲”向西移动的过程。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东罗马帝国继承了“帝国”的道统，“欧洲”逐渐用来指称西罗马帝国的疆域，而“帝国”则成为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代名词。地中海世界的分裂、基督教的兴起是罗马帝国后期的重要事件，后来伊斯兰教在欧洲的东边兴起，这些事件加强了“东”、“西”之间的对立，“欧洲”并因此而逐渐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同义词。 2.中世纪的“欧洲”疆域 中世纪欧洲疆域变迁中最值一提的有两件事：一是“东”、“西”对立的加剧，因而欧洲的东部边界变化无常而又意义重大；二是“欧洲”与日耳曼人的法兰克王国融合在一起，而法兰克王国、以及后继的神圣罗马帝国逐渐演变成日后地理及观念上的“欧洲”的核心。 这两件事都以宗教为线索，反映了中世纪浓重的宗教色彩。 从西罗马帝国的最后岁月直到公元九世纪，西部欧洲地区不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侵扰，包括北方日耳曼人和维京人的入侵、东部波斯人的进攻以及东部和南部穆斯林的扩张，等等。由于北部的蛮族最终皈依基督教，并成为捍卫基督教世界的中坚力量，只有来自东面的伊斯兰教的势力长期与基督教对峙，而在罗马帝国后期就已经存在的“东”、“西”对立的局面，得到进一步加强。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东西相对，与此同时，基督教世界内部也在孕育着东、西分化。教会内部出现了分裂，形成了西边的天主教会和东边的东正教会。东正教以拜占庭帝国为依托，出现了说拉丁语的、天主教的“基督教世界”和说希腊语的“帝国”之间的对立状况，因而“欧洲”这个概念就与西部的天主教会的势力范围融在了一起。 “欧洲”与日耳曼王国的融合是中世纪欧洲疆域变化的另一重要线索，而且，它给近代以来的欧洲观念的发展及欧洲政治秩序的演变带来重大影响。北方的日耳曼部落征服了西罗马帝国，打破了罗马帝国时期存在着的地中海世界与北方蛮族居住地之间的界限，“南”、“北”对立消融在“东”、“西”对立之中，后者是日后欧洲疆域变迁的主题。而且，由于教会得到的世俗支持主要来自法兰克王国和后继的神圣罗马帝国，基督教世界囊括的地理范围主要就是法兰克王国、以及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4]这块土地因而演变成了欧洲的核心，现代欧洲一体化的最初动力，就源于此。 在中世纪漫长的年月中，基督教的势力继续向北发展，但变化不大。到中世纪结束之时，欧洲的疆域覆盖了今天地理意义上的西欧、南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5] 3.近代以来欧洲疆域的变迁 欧洲的近代史是以失败开始的。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从东面向基督教的欧洲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东”、“西”对立继续主导着欧洲疆界的变迁。由于近代欧洲的扩张，欧洲的疆界随着扩张。欧洲扩张的走向以东西为主，而欧洲东部边界的变化最大，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这个时期决定欧洲东部边界的，一是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二是俄国跻身于欧洲列强。 15世纪，土耳其人在欧洲的东南部发挥着实际影响。包括希腊在内的今天东南欧的大片领土，或在土耳其的实际控制之下，或受其影响。1458年，教皇庇护二世（Pius II）在其所撰《论欧洲现状》（Treatise on the State of Europe）一书中，指出匈牙利、斯拉夫和特雷斯（Transylvania and Thrace）#正处于土耳其人的威胁之下，这些地域仍然被视为欧洲的疆土。[6]但是，在1610年絮利（Sully）规划他的欧洲蓝图的时候，这些地区已经被排斥在外。[7]可以想象欧洲在近代初期在东部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压力。这段历史给东南欧带来的影响至今仍然清晰可辨。 而确定欧洲东部边界的核心问题是俄罗斯的归属。 16世纪开始，欧洲缓慢地经历着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与此相伴的是教会力量的削弱和政治世俗化的进程。这段时间中欧洲的秩序十分混乱，宗教冲突、思想冲突以及欧洲强国扩张势力引发的征战，连绵不绝。这样的情势促成“势力均衡”的观念流行起来，成为了维护欧洲的秩序与和平的主导思想。宗教的势力范围开始与欧洲的版图脱节，欧洲的疆域就是决定欧洲均势的主要强国的领土之和。而在这些欧洲列强之中，只有俄罗斯处于中世纪的欧洲版图之外。 1610年絮利根据欧洲均势的思想设计了一个宏伟的“欧洲”蓝图，俄罗斯被排斥在外。与中世纪基于信仰的划分标准不同，絮利以文化为标准划定欧洲的疆界。他认为俄罗斯的文化太落后了，没有资格进入“欧洲”大家庭。[8] 这样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很久。从彼得大帝开始，俄国就开始了它的漫长的“欧洲化”的进程。欧洲的先进文化源源不断地输入俄国，而通过征战，俄国向西扩展着领土，与欧洲中心越来越近。它最终变成了欧洲均势中不可缺少的决定力量。1713年签定的《乌得勒支和约》以5个欧洲强国为基础：英国、法国、奥地利、德国和俄国。尽管就俄国的归属问题仍然争论不断，但它已经实际上成了一个“欧洲”的强国。 然而，俄国的幅员辽阔。无论是从地理、人种、或文化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都不能被称为“欧洲”。俄国是个跨亚欧的国家。所以欧洲的东部边界只能推进到俄国的中部，乌拉尔山脉和乌拉尔河一线。[9] 欧洲在西面的扩张史是一连串的胜利，但其根源却在欧洲在东面遭受的失败之中。因为奥斯曼帝国在东面给了欧洲人重创，他们才把眼睛转向了西方。[10]东方的失败和西方的胜利推动欧洲的重心继续向西倾斜。但这种影响局限在心理上和文化上。大西洋是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地理大发现没有从地理的意义上扩展欧洲的版图。 二、政治社会组织的演变 疆域不是由山川河流围起来的，而是由各种各样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纽带联系起来的。没有这些联系，疆域是脆弱而短暂的。欧洲疆域的背后隐藏着这样的一些网络，把“欧洲”的观念固定在政治社会制度和人群活动之中。 欧洲观念在对立中成长的历史也是一套联系“自己”、区别“他人”的政治、社会组织发展的历史。古典时期，联系欧洲疆土的组织基础十分薄弱。因而“欧洲”几乎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极少政治社会内涵，也鲜为人用。联结欧洲的政治社会组织发轫于中世纪，观察也就从中世纪开始。 1. 封建制下的基督教世界：分裂与统一 “欧洲”这个观念的形成是在欧洲近代史的早期，15-17世纪之间。[11]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欧洲政治社会生活世俗化以及民族国家逐渐成型的结果。“欧洲”观念并不是割断了与“基督教世界”的种种联系而出现的，它的前身就是基督教世界，而它也继承了中世纪的多重遗产。理解“欧洲”观念的内核，必须理解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前面已经提到中世纪欧洲版图的范围。可以按照两种方法来划定欧洲的疆域：其一，以天主教会的势力范围为准；其二，以日耳曼人创建的帝国为准，即法兰克王国和后继的神圣罗马帝国。这两种方法所反映的是联结大片疆土的两个主要的政治组织：一是代表神权的教会，二是代表王权的帝国。 欧洲中世纪盛行封建制，整片的土地被分封给大大小小的贵族，基督教世界被分割得支离破碎。不仅欧洲的疆土是破碎的，在欧洲也缺乏一种统一的社会结构将广大地区整合起来。从公元800年左右的查理大帝开始，将基督教世界变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王国的尝试持续不断，但皆以失败告终。[12]分裂成为中世纪欧洲最为显著的特色。 此时中国已经发展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官僚体系，能够对幅员广阔的疆土进行有效治理，而欧洲没有这样的官僚机器，[13]世俗君主手中的资源有限，动员能力有限，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有限。因而，在欧洲没有出现政教合一的帝国，而宗教权力得以从国家分离出去，形成了教会与王权之间的对立和争斗。[14] 教会的活动编织起了一个联系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网络，奠定了欧洲的上层建筑，包括统一的官方语言（拉丁语）、统一的法律体系、统一的教育制度和各种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符号，等等，统一的信仰自不待言。与此相应，教会体系还为基督教世界互不连属的各个部分之间提供了畅通的交流渠道。因此，整个基督教世界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特色与社会结构，中心与边缘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区别。[15] 十字军东征巩固了教会建立起来的这套网络。一方面，圣战是在宗教的旗帜下展开的，教会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拜占庭受困时转向教皇求助，而非世俗君主。同时，信仰是所有东征者共同认同的基础。另一方面，十字军东征是一个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进行动员的良机，[16]加强了基督教世界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协调，无疑巩固了既存的组织和交流的渠道。 教会充分利用了手中的资源和制度优势对抗国王们统一欧洲的种种努力。并且，它在国王和贵族、中心和边缘、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之间纵横捭阖，利用其中的矛盾维持自己的优势。[17]教会的策略是成功的，欧洲的分裂局面一直维持了整个中世纪。 可是，故事的另一面是世俗君主也利用教会的力量对抗贵族势力的膨胀。公元800年查理曼大帝接受教皇加冕，成为基督教的国王。教会为君主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增强了他们的政治动员能力，从而使君主在与贵族竞争权力的斗争中占据了优势。 法兰克王国与教会结盟而在欧洲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并在加罗林王朝时期掀起了一场“欧洲化”运动。这影响到了欧洲疆界之外的“他们”对欧洲和欧洲人的认识。在十字军东征期间，远征的基督教骑士们被穆斯林们或拜占庭帝国的属民称为“法兰克人”。这种称呼甚至传到遥远的中国，从这里可以看出世俗王国的影响。[18] 在加罗林王朝之后，日耳曼人取代了法兰克人的角色，进行种种统一基督教世界的尝试。法兰克人是彻底“罗马化”了的，而日耳曼人则仍然保留了一部分氏族公社时期的传统。[19]在日耳曼人建立的神圣罗马帝国中，皇位继承制度由世袭制变为选举制。这一方面限制了王权，另一方面确立了皇帝与领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20]这种制度保证了封建领主之间的经常性联络。 教会和世俗王国是两套不同的体系，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领域起到了“统一”欧洲的作用。可是，由于这两种组织体系之间的竞争持续不断，互相掣肘，所以没有任何一种组织能够贯透整个欧洲社会。虽然存在一些联系欧洲的社会和政治网络，但是分裂仍然是中世纪欧洲的主要特色，而自治城市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城市带来了自由的空气。”它挑战了封建制所确立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城市可以给予其居民以明确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并保护其不受封建领主的侵害。因而，城市逐渐成为工商业的中心和资本主义的发源地。[21] 自治城市遍布欧洲各地，编织起另一套网络：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网络。随着中世纪晚期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力量的壮大，私有产权在自治城市和城市共和国中逐渐完善起来，而疆域的经济、政治内涵就与中世纪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封建制下，由于私有产权制度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疆域并不是明确界定的。[22]资本主义的发展赋予了疆域越来越多的经济内容：资源、岁入和市场等等，因此对土地的争夺成了战争的重要内容。只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疆域之分割才越来越精细，归属越来越明确，并成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物质基础。 中世纪欧洲的历史已经播下了未来发展的种子，而近代欧洲的重要的制度变革是中世纪欧洲种种政治和社会组织发展的逻辑结果。只有在近代欧洲，随着民族国家体系彻底取代了“基督教联邦”，“欧洲”之观念才真正流行起来。 2.近代欧洲的变革：大众社会与民族国家 欧洲的近代史中充斥着对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革命性影响的重大事件，例如，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兴起、宗教改革、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等等。从政治和社会组织方式的角度来看，欧洲近代最重大的事件是大众社会和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这仍然是维系现代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组织基础。 封建制解体、资本主义在欧洲不断成长、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之形成，这是几个纠缠在一起的线索，并行发展了几个世纪之久，而且互为因果。但是，如果要理解大众社会和民族国家的特色，必须首先理解工业革命及其给人类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工业革命之后，建立了现代工厂制度，工业城市大量涌现。这两者对现代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先导，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23]科学革命是人类发现并运用理性、应用理性发现并认识自然和人类自身、并进而改造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漫长过程。因而，工业革命表现出同以往人类历史中的各次生产方式的变革之间的本质区别。以往的生产方式的革命性改进依靠实践经验即可完成，但工业革命时代的各项发明之根源在于人类对自然现象的“纯理论”的考察。这些“纯粹”的科学知识是不能被直接观察到和感觉到的自然规律，是运用“理性”发现自然的结果。 工业革命中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现代工厂制度就是运用理性来组织生产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工厂制度首先出现在棉纺织行业，逐渐扩大到其他生产部门。[24]工厂制度的主要社会后果在于：1.工人被大量地集中到工厂中工作，以前工人们领取活计在家中工作，难以控制工作时间和产品质量，将工人集中到工厂中改变了生产的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2.工厂制度改变了社会关系。大型工厂出现结束了雇主与雇员之间的直接私人联系，从而促成了阶级形成和阶级对立，并导致“大众社会”诞生；3.工厂制度被放大到整个公共领域，促成了现代官僚体系的产生。按照韦伯对现代官僚体系的描述，它具备以下几个特征：理性精神、效率原则、科学精神以及“非价值化”等。官僚体系与工厂制度的内核是一致的，社会管理变成了“工厂管理”，道德诉求弱化，这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纳粹集中营就以极其残酷的方式揭示出我们所生活的“大众社会”的这个固有缺陷。[25] 工业革命还带来了大工业城市。人口高度集中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其中公共卫生是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工业化初期的城市生活既不舒适也不安全。在中世纪，自治城市中的人口水平依靠大量的外来移民来维持。由于城市过于拥挤、卫生条件很差，居民的平均寿命很低。[26]工业革命后，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不是中世纪所能比拟的。加之工商业的发展，使人口和货物的流动范围与规模迅速扩展，疾病传播得更远、更迅速。从1453年到1665年，英国频繁受到瘟疫的袭击，政府不得不开始承担公共卫生职能。除公共卫生问题外，工业化还带来了其他许多必须由政府来解决的社会问题。这促成了政府动员能力的加强、组织方式的改进和基层社会组织的完善。建立现代的官僚体系就是这个漫长的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公共卫生为例，英国瘟疫期间，基层社会组织（教区）全面负责处理危机，包括通报疫情、死亡登记、埋葬死者等等。仅收埋死者一项就是十分艰巨的工作，因为瘟疫中死者甚众，墓地紧缺而劳动力价格又飙升，教区必须调动大量社会资源、有效进行组织与协调，才能应对这种挑战。除了推动了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外，公共卫生问题的特殊性质也促成了以往各自为政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发展起全国性的公共卫生政策与交流渠道。这种趋势也出现在其他领域之中。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二百年中，各种社会纽带在欧洲不断发展，社会生活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起来，并逐渐形成了“大众社会”以及直至今天仍然是最基本的政治社会组织的“民族国家”。 政治社会组织的演变并没有加强中世纪所确立的联系欧洲的两套体系：教会和帝国，相反它们逐渐解体，让位于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成长的历史也就是教会日渐衰微的历史。从宗教改革开始，教会就不仅要面对精神领域的竞争，同时，它在漫长的中世纪中所建立起来的覆盖欧洲的组织体系受到了强烈冲击。宗教改革及其后的启蒙运动，矛头所指都在教会，其中启蒙运动推动的世俗化潮流更是给教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教会（national church）出现了，成立国家教会的主要目的甚至不是对抗天主教会，而是保护宗教不要受到启蒙思想的过度抨击。[27]国家教会继承了天主教会的组织遗产，一个覆盖欧洲的体系实际上依照“民族国家”的范围被分割和重组。 帝国的命运如出一辙。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了，拿破仑在欧洲建立帝国的企图失败了。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虽然以法国大革命的精神为旗帜，但是究其实质，这是法国称霸欧洲的一场运动。与法国人一统欧洲的初衷相反，拿破仑战争带来了分裂欧洲的后果：一是加剧了东欧和西欧之间既存的矛盾；二是将以疆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territorial nationalism）传遍了欧洲各地。[28] 为什么工业革命后的政治社会进程没有强化联系欧洲的既有网络、相反却促成了“泛欧体系”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一种观点认为在欧洲国际规范和国际性的制度框架出现之前，“民族”观念就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根发芽。无论如何，民族国家逐渐成为欧洲政治生活的基础，而“欧洲”也取“基督教世界”而代之，逐渐流行起来。 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个漫长的过程，“欧洲”替代“基督教世界”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14世纪一直延续到18世纪，其间欧洲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不断丰富着“欧洲”的内涵。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教会内部的变化。一方面，新教兴起使得覆盖整个欧洲的教会体系分崩离析，欧洲除了天主教会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新教组织，因而“基督教世界”原本具有的与讲拉丁语的天主教会之间的直接联系破碎了，它所具有的地理意义逐渐消失。另一方面，世俗化的最终结果不是导致了欧洲与基督教传统的决裂，而是使其“内化”[29]。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一些新观念重新表述了基督教义中蕴涵的价值观念。民族国家时代继承了中世纪确立的文化认同。“基督教世界”在事实上瓦解了，在精神上也为启蒙时代的精英们所不容，有必要用一个替代物来填补它所遗留的真空。“欧洲”因为所具有的中立色彩而被知识界选中。[30] 而且，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欧洲大陆上动荡的政治局势使“欧洲”成为政治上的需要。“欧洲”变成了维持欧洲持续和平的一种制度安排。从16世纪开始，势力均衡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主导思想。在对抗欧洲各个强国接连不断的称霸企图的过程中，“欧洲”这个观念与欧洲的国际法律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十分自然地象征着欧洲的和平、和谐与统一。[31] 三、“欧洲”观念的文化内涵 在上述的疆域和疆域内政治社会组织演变的基础上，“欧洲”之观念发展成为欧洲各民族所共有的文化认同，它弥缝了欧洲内部存在的裂隙，是欧洲“共同体”的基础。 1．“欧洲”与“文明” 人们通过辨识“他人”来确定自己的身份。[32] “欧洲”观念是在欧洲人与异种文化的不断冲突和碰撞中发展起来的。中世纪后，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奠定了欧洲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认同的基础。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欧洲对外扩张的进程，“欧洲”的对立物由小亚细亚转向美洲、非洲和新征服的亚洲。欧洲人开始重新估量自己在这个“放大”了的世界中的位置和作用。欧洲人发明了“东方”这个概念，把它当作等待着欧洲人开发的处女地。与启蒙时代所确立起来的进步观念相一致、同时也服务于欧洲人进行的殖民征服的需要，从18世纪后期起，“文明”一词开始广泛流行起来。“文明”的本义是个人得体的举止，后引申至国家。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是文明的世界，而东方则是野蛮的、自然的、有待驯化的。西方注定是要征服和统治“东方”的，而“东方”也注定要遵循着“西方”的道路向前发展。[33]所有西方的都是文明的，而所有文明之物皆在西方。而这“西方”就是欧洲，“欧洲”观念与“西方文明”合而为一。 2．“西方文明”的嬗变 追寻西方文明的演变过程，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漫长的历史过程所赋予它的丰富内容，具体情况见表一。 表一：西方文明的演变过程[34]| 依年代而不同的西方文明的变种 | 具体内容 | 对照物 | |
| 希腊 | 希腊城邦世界 | 波斯统治下的专制政体 | |
| 罗马帝国 |
|
| |
| 基督教世界 | 以基督教为信仰 | 伊斯兰世界 | |
| 天主教世界 | 以说拉丁语的天主教会为基础 | 东正教 | |
| 新教流行的区域 | 以北欧国家为中心 | 天主教国家 | |
| 法国 | 启蒙运动倡导的世俗文化和法国大革命精神 |
| |
| 殖民帝国 | 受上帝眷顾的优等种族、先进工业经济和行政体系 | 农业社会、无国家的民族、专制政府 | |
| 马克思主义 | 与殖民帝国相辅相成，后成为东欧、苏联地区的主流意识形态 | 西欧的殖民帝国 | |
| 第一次日耳曼文化扩张 | 通过德国在中东欧地区传播的西方文化 | 法国和自由主义 | |
| 白种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徒（WASP） | 新教、代议制政府和习惯法，以美国为中心 | 德国 | |
| 第二次日耳曼文化扩张 | 亚利安种族主义、大日耳曼民族主义、异教神话和反布尔什维主义 | 犹太文化 | |
[1] Delanty, G. (1995), Inventing Europe, Basingstoke and London
[2] Delanty, G. (1995), pp18-19.
[3] Delanty, G. (1995), pp 20-21.
[4] Delanty, G. (1995), pp38-41.
[7] Heffernan, M. (1998), p21.
[8] Heffernan, M. (1998), p20-23.
[9] Davies, N. (1996), pp8-9; Heffernan, M. (1998), p28.
[10] Delanty, G. (1995), pp42-43.
[11] Barraclough, G. (1963), Turning Points in World History, Norfolk: Thames and Hudson (1979), p20.
[12] Barraclough, G. (1963), p21.
[13] Barraclough, G. (1963), p21.
[14] Barraclough, G. (1963), pp22-23.
[15] Heffernan, M. (1998), pp10-13.
[16] Delanty, G. (1995), pp34-35.
[17] Barraclough, G. (1963), pp22-23.
[18] Delanty, G. (1995), pp34-35.
[19] Delanty, G. (1995), pp38-41.
[20] Landes, D.S.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New York/London: W.W. Norton & Co., pp34-35.
[21] Landes, D.S. (1998), pp36-37.
[22] Heffernan, M. (1998), p12.
[23] Barralough, G. (1963), p30-31.
[24] Landes, D.S. (1998), pp206-209.
[25] Bauman, Z. (1989), Modernity and the Holocaust, Oxford: Polity Press, pp1-30.
[26] Landes, D.S. (1998), pp36-37.
[27] Delanty, G. (1995), pp70-71.
[28] Delanty, G. (1995), pp72-73.
[29] Delanty, G. (1995), pp65-71.
[30] Davies, N. (1997), p7.
[31] Heffernan, M. (1998), pp16-19; Davies, N. (1997), p10-11; Delanty, G. (1995), pp78-79.
[32] Huntington, S. (1997),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p66-67.
[33] Delanty, G. (1995), pp85-93.
[34] Davies, N. (1997), pp18-25.
[35] Delanty, G. (1995), pp85-93.
[36] Huntington, S. (1997), pp68-71.
[37] Said, E.W. (1995),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pp31-49.
[38] Lerner, D.J.S., Coleman R.P, Dore (1968), Modern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London: Macmillan, pp386-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