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默克尔与拜登之间的交锋由来已久，以至于会给未来的双边关系蒙上阴影。《明镜周刊》资深记者霍夫曼（Christiane Hoffmann）与同事撰文指出，德美关系的冲突主线由俄罗斯关系及欧洲独立性议题构成，而且对华政策将成为无法回避的不定性因素。德国上下为拜登胜选而欢欣鼓舞，但德美双方的利益分歧仍会长久存在。当下，德国各界正在讨论德美关系的“全面性修补工作”。从联盟议会党团到外交、从总理府到欧委会，都在忙着起草文件并提出构想。在最新亮相的拜登团队中，几乎清一色是德国的老熟人，双方的合作空间令人充满遐想。在对华问题上，拜登不希望与中国的冲突进一步升级，但又必须证明在对抗北京方面有所建树。德国更是在“走钢丝”，一方面担心拜登仅仅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并且强迫盟友国家站队；另一方面，德国又不得不借助美国力量向中国施压。中国因素这一条“钢丝绳”，将会成为检验德国乃至欧洲多边主义力量的试金石。

一、冲突主线：与俄罗斯关系及欧洲自主议题 

2015 年2月，德国巴伐利亚宫宏伟的宴会厅里，慕尼黑安全会议与会者的偏好显而易见。默克尔讲话结束，各国外长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很多人甚至站起身来。随后不久，时任美国副总统拜登发言，回应者却只有礼貌性掌声。彼时，乌克兰危机不断恶化，默克尔与拜登之间爆发关于是否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争论。拜登不断催促，默克尔却因担心冲突升级而表示反对，后者在与奥巴马会晤时也坚持了这一主张。在回忆录中，拜登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德国总理的失望，他认为默克尔对普京过于放松警惕。在《答应我，父亲》一书中，拜登嘲讽了默克尔当时的“消极态度”，而他那时正在发表迄今为止最为得意的演说。随后与乌克兰总统的三方会谈也进展不顺。拜登的结论是：“默克尔似乎对我心怀不满。”

慕尼黑的争论只是一个缩影。默克尔与拜登之间的交锋由来已久，以至于会给未来的双边关系蒙上阴影。这场争论勾勒出未来的一条冲突主线，即与俄罗斯关系及欧洲自主议题。德国为特朗普时代的终结而欢欣鼓舞，但这条主线会在拜登任上延续下来。曾将欧盟称为美国“敌人”的特朗普将在1月20日离任，这让欧洲人松了一口气，却遮盖了双方的根本性分歧。拜登当选给期待重返传统跨大西洋同盟的那一部分欧洲人带来曙光，他们坚信：只有美国人不退回民族主义立场，西方民主才能获得胜利。

“美国重返国际舞台将会带来很多变化，因为我们都认可协同式外交”，德国外长马斯在《明镜周刊》访谈中提到。“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这个世界确实不会自我组织”，美国国务卿候选人布林肯也持类似观点。这句话是美国准备再次领导西方世界的信号。然而，美国人还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吗？欧洲人也准备再次被领导吗？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时代之前的欧洲与美国就已经产生隔阂，最早可追溯到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并使中东陷入混战的时候。这在奥巴马任内不断延续。在德国，奥巴马赢得的声誉是其他美国总统所不能及的，但其优柔寡断却让叙利亚杀戮陷入无止之境。

二、德美关系：修补之路在何方？ 

特朗普2016年的当选是外交建制派没落的反映，而拜登在近半个世纪前就投身这一阵营。现年78岁的拜登在1972年当选美国参议院议员，并常年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2002年秋，他支持发动伊拉克战争，这成为美国自越南战争以来外交事务上最大败笔。担任副总统时，拜登在草率地从中东撤军上难辞其咎，这使得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迅速崛起。

“一切只会变得更好”，这是柏林（对未来双边关系）较为审慎的基本判断。拜登是理性、可信赖的政客，不是头脑发热分子，一名德国高级官员说道。重要的是，拜登不是特朗普。狂热主义则是另外一回事。美国大选后，德国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穆岑尼奇（Rolf Mützenich）建议欧洲进一步与美国脱钩。这个观点与马克龙不谋而合，后者曾在去年提出北约“脑死亡”的论断。

“（德美关系）无法重返过去的状态”，德国外交部的一名高级官员清醒地说道。德国与美国就像一对老夫老妻，在关系破裂一段时间后，艰难地尝试复合。如今，华盛顿方面表露的热情更加强烈。默克尔在十一月中旬电贺拜登当选时，语气应该是相当真诚的。柏林方面称，拜登在电话中展露出极大热情，以至于几度让默克尔不知所措。这并非拜登首次招揽德国总理。2013年初的慕尼黑安全会议前夕，时任副总统拜登携妻子吉尔短暂访问柏林。一名与会者称，拜登试图在会晤中用他的雄辩之才说动默克尔，但后者对这名民主党人的冗长发言感到厌倦。在共同午餐会上，拜登无比详尽地讲述自己在参议院的资历与人脉，以至于默克尔片刻后就瞄向手表。默克尔很晚才与奥巴马及其政府建立紧密的关系。直到奥巴马卸任前将默克尔称为领导自由主义世界的“接棒人”时，默克尔才回应以热情。

在过去四年里，特朗普对德国的抨击几乎为所有欧洲国家中最甚。默克尔近来中断了与美国总统的交流。2020年，双方共有三次通话，最近一次是在5月8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5周年纪念日。现在回看，柏林的做法旨在不向特朗普妥协，所以在后者任期内采取“战略忍耐”的方针。如今，柏林正在谈论当下必要的“全面性修补工作”。从联盟议会党团到外交部、从总理府到欧委会，都在忙着起草文件并提出构想。“我们认识到，必须利用现在到1月20日新任美国总统就职前的时间，理清德国对跨大西洋关系的预期以及所能做的贡献”，德国联邦政府跨大西洋合作协调专员拜尔（Peter Beyer，基民盟）表示，“拜登需要欧洲”。

三、机遇与挑战：新冠疫情与对俄政策 

新冠疫情危机给德美提供了一个新的合作契机。柏林方面将美因茨新兴疫苗公司BioNTech与医药巨头辉瑞之间卓有成效的德美合作视为一种命运的暗示。“新冠疫情可能成为开辟跨大西洋关系新起点的前沿阵地”，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布罗克霍夫（Thomas Kleine-Brockhoff）说道。他认为，新冠疫情将被列为G7峰会的议题，成为重启被特朗普系统性瓦解的国际合作的一种形式。拜登已经宣告，他将带领美国重返世界卫生组织，还准备重返《巴黎气候保护协定》。此外，拜登明确表示支持北约。在2018年夏季的布鲁塞尔北约峰会上，特朗普曾在内部威胁退出北约。据传，华盛顿有可能指派朱利安·史密斯（Julianne Smith）前往布鲁塞尔出任北约代表，后者是拜登最重要的外交顾问之一。史密斯是拜登副总统任内的代理安全顾问。人事安排所释放出的信号，表明拜登对迅速修补欧洲盟友关系的重视程度。

时间不等人。特朗普时代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是极为深远的，欧洲人不会就此相信，美国人四年后不会再选出一名奉行特朗普主义的新总统。“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四年对跨大西洋关系进行夯实与革新”，布罗克霍夫敦促道。然而，不是每个领域的合作都像抗击新冠疫情这么直截了当。可预见的是，俄罗斯政策将长期成为柏林与华盛顿的主要争论点。过去四年中，特朗普猛烈抨击默克尔庇护德国和俄罗斯的公司，才促成穿越波罗的海的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特朗普为此暴跳如雷，指责这个将俄罗斯天然气运输到欧洲的管道将使德国成为普京的“人质”。

虽然拜登的表达或许更为得体，但是他做出妥协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美国国会已经通过决议，对参与建造天然气管道的公司实施制裁。拜登无法承担对俄罗斯示弱的后果。甚至现在，就有福克斯等右翼保守电视媒体将拜登刻画为健忘老头子的卡通形象，后者被普京等权势人物玩弄于鼓掌之中。在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士一直在等待拜登向美国对手示弱的时机。“不管是面对俄罗斯还是中国，参议院的共和党人总是指责拜登不够强硬”，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员希瑟·康利（Heather Conley）说道。

四、中国因素：德国需要借助美国施压 

对华政策上所面临的困扰将成为拜登外交政策的最大挑战，因为大西洋两岸对北京的看法截然不同。拜登受奥巴马委派主管中美关系，并在副总统任内曾数次造访中国。默克尔很早就意识到这个亚洲大国的重要性。自担任总理以来，默克尔几乎每年都会访问中国。面对日益加剧的竞争与北京对世界霸权的诉求，默克尔仍毫无动摇地认为，中国将在中长期内完成转型。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柏林不想损害对德国经济至关重要的中德贸易关系。

拜登面临一项极为棘手的任务。一方面，他不希望与中国的冲突进一步升级。特朗普毫不留情的作风已经令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跌到历史冰点。另一方面，他必须证明自己在对抗北京方面有所建树。华盛顿内部共识是，美国经济必须进一步摆脱中国依赖。新冠疫情令一个事实展露无疑，即大量的医疗产品过度依赖于中国进口。这是否意味着，拜登将延续“脱钩”（Decoupling）政策，即特朗普所宣布的“完全经济脱钩”？拜登表示，他不会轻易地撤销对中国产品的惩罚性关税，而是首先重新审视特朗普的中国政策，然后与盟友国家共同决定。德国政府担忧的是，拜登仅仅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并有可能强迫盟友国家接受这一立场。

每次与美国官员谈论中国时都不可避免地听到这样一句话：“相信我，中国想要成为世界霸主”，柏林一名高级官员叹息道。“在中国问题上，德国与美国在部分方面有所不同”，跨大西洋合作协调专员拜尔说道。“不脱钩、不冷战，我们想要与中国展开谈判”，柏林一名外交官员说道。同时，德国也需要美国向中国施压。只有借助华盛顿，才能迫使北京接受公平的竞争规则。德美双方都在“走钢丝”。但不同于特朗普，拜登的幕僚能够设身处地为德国的担忧与困境着想。早在十月底，拜登竞选顾问史密斯（Julianne Smith）提交了一份战略性文件，主张在中国问题上与欧洲展开紧密合作。其中，她警惕别让“欧洲政治家在高压之下实施独立的对华政策”。

五、展望：外交人事安排 

德美双方最大共识在于伊朗政策。拜登和默克尔都十分希望重新恢复特朗普2018年5月退出的伊朗核协议。问题在于，拜登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拜登受制于共和党，后者将核协议视为对以色列的出卖。拜登将曾参与核谈判的杰克·沙利文（Jack Sullivan）提名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不管怎样，这都让德国政府感到前景乐观。“沙利文了解伊朗人，对谈判的细节也娴熟于心”，柏林一名高级官员评价道。

这是一项艰巨但并非不可能之举。“我不认为，谈判的大门已经关闭”，全球知名的伊朗问题专家纳斯尔（Vali Nasr）说道。拜登对平息中东局势抱有极大兴趣。“因为中东陷入混战会成为美国的麻烦”。这也是德国的麻烦。因此，德国联邦政府希望理性力量能最终占据主导。能让默克尔和同僚们充满希望的是，拜登不敢在外交人事上做任何冒险。在他的团队里，几乎清一色是德国的老熟人。虽然国务卿候选人布林肯不如希拉里或克里有分量，但他已获得柏林许多高层人士的信任。默克尔的前外交顾问赫尔斯根（Christoph Heusgen）曾与布林肯在柏林普伦茨劳贝格区的意大利餐厅共进晚餐。彼时，布林肯只是美国副总统拜登身边名不见经传的顾问。

在另一点上，柏林也期待拜登能做出有利于增进互信的人事决策。或许没有哪一位驻德大使像格雷内尔（Richard Grenel）一样，在如此短时间内搞砸这么多事情。特朗普派驻柏林的使节如此莽撞无礼，以至于默克尔不得不摆出史无前例的姿态：在格雷内尔两年多任期内，默克尔一直拒绝在总理府接见这位口无遮拦之徒。联邦政府很多官员都希望，拜登不要随意地派出像格雷内尔一样的富裕竞选捐助者到柏林任职，而是一位能够让德国重建德美关系信心的人物，比如唐弗丽德（Karen Donfried）。唐弗丽德曾在奥巴马任内任职于白宫，目前担任华盛顿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席。唐弗丽德硕士毕业于德国慕尼黑大学，是一名资历与能力兼备的跨大西洋关系拥护者。不同于格雷内尔，唐弗丽德不仅能在电视节目中讲流利的德语，且在其他方面也是大使职位的极佳人选。虽然在历史上，从未有美国总统委派一名女性担任驻德的最高代表。

来源：Christiane Hoffmann, René Pfister. Biden braucht die Europäer. DER SPIEGEL vom 05.12.2020 Seite 26. 原文刊登于德国《明镜周刊》2020第50期（2020/12/5），原标题为《拜登需要欧洲Biden braucht die Europäer》，中文标题及各小标题由译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