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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十年述评:2001-2010

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十年述评:2001-2010

作者:张浚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1-08-01 10:07:12
    欧洲由于其历史、文化和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一直是中国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们所关心的重点地区。在冷战结束后,欧洲逐渐走出美、苏争霸的阴影,其重要性日渐突出,也吸引了中国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在2005年以后,随着在一些关键的国际问题上欧、美之间的差异不断突出,中国学者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西方世界并非铁板一块,并逐渐关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区别,由此针对欧洲的研究(也包括针对欧洲国际关系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加[1]。

    从初步的文献资料搜索和整理的结果来看,过去10年中,中国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硕果累累。随着学术的繁荣和学术交流渠道的不断丰富,这些研究成果除了专著之外,散见在不同的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中,全面的搜集和整理不仅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恐怕也难免重要遗漏。因此,我们主要聚焦于10种国际关系类的核心期刊[2]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相关图书,从中检索针对欧洲国际关系的研究,试图挂一漏万地观察在过去10年中中国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状况,为相关的后续研究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仅在这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我们就检索到针对欧洲国际关系的论文260余篇,专著40余种。可见,在过去10年中中国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是非常丰富的。在有限的篇幅里,我们无法对各项重要的研究成果逐一点评。我们所能做的,是对搜索到的这些论文和专著进行整理和归类,使读者可以大致了解:第一,在过去10年里,研究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所关心的与欧盟及其成员国有关的议题是什么?第二,过去10年里,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有哪些进展?学者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观察国际体系中的欧盟及其成员国?第三,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着中国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学者所关心的议题

    根据研究的内容,我们将搜集来的论文和专著粗粗分了6类,即欧盟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欧盟与其它主要国际角色的关系,国别研究,中欧关系研究,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国际关系史研究。下面,就扼要介绍这6类研究的情况。

    欧盟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

    从2001-2010年这10年间,中国研究欧洲国际关系的学者们最为关心的议题之一就是欧盟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针对这一议题的论文和专著的数量远远超过国别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研究的数量。这个简单的事实说明,中国学者普遍认识到欧盟在塑造和影响成员国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尽管欧盟在外交与安全领域的权能仍然受到限制,但是,在这一领域,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咨询和协调是在不断加强的,并推动了成员国之间的政策趋同。因此,已经无法脱离欧盟而单纯地讨论成员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学者的研究取向与欧洲一体化及欧盟的现实发展是吻合的。

    在这一类研究中,中国学者需要解释欧洲层面的政策制定如何影响了国家层面的对外政策,关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研究就力图回答这一问题。学者们首先关注的是欧盟层面制度和权能改变。中国学者不断追踪在欧盟内部相关政策领域的制度和权能变迁,并根据欧盟内部发生的重要事件,例如欧盟东扩、《里斯本条约》的签署和通过,来分析这些重要事件给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以及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3]

    中国学者注意到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与欧盟的共同外交是不能相互替代的,后者所包括内容更加丰富,不仅囊括了其他一些政策领域,如共同的对外经济关系和贸易政策,而且包括了成员国层面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4]在这些方面也有不俗的研究成果。一方面,中国学者逐步深入地研究欧盟层面的重要对外政策领域和一些重要的对外政策工具,如环境政策、能源政策和发展合作政策;[5]另一方面,学界也在积极探讨在对外关系领域欧盟-成员国双层结构的影响。[6]

    在积极探索和理解欧盟层面的制度建设,以及欧盟-成员国双层结构给欧洲整体外交带来的影响的基础上,中国学者进一步观察欧盟的对外政策,不仅追踪欧盟整体的对外战略,同时深入分析欧盟具体的对外政策,例如,欧盟的危机处理机制、欧盟的周边外交以及欧盟与多边机构的关系等等,[7]这些研究内容丰富,基本覆盖了欧盟对外关系的主要方面。

    中国学者研究欧盟及成员国的对外关系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理解欧盟和欧洲一体化,更是为了确定欧盟的国际角色。尤其是在冷战之后,二战以来的两极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未来,世界将朝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欧盟及其成员国又在其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是研究欧洲国际关系的学者所无法回避的。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讨论了这些问题,它们又可以分为两类:第一,讨论欧盟及其成员国与未来国际格局的关系,其所关注焦点是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持续发展会推动世界多极化的进程吗?欧盟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又将处于什么样的地位?[8]第二,由于欧盟是一个不同于主权国家的特殊的国际行为体,欧盟的行为特性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关注,他们通过不同的角度来分析欧盟的特性,包括欧盟外交政策的价值取向,它是什么样的力量��“民事力量”或“规范力量”,它的国际行为能力的来源,以及它的国际行为方式等。[9]

    欧盟及其成员国与其它主要国际角色

    欧盟及其成员国与其它主要国际角色之间的关系是中国欧洲国际关系学者所关心的另一主要议题。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对国际政治发生了重要影响,从这时起,中国研究欧洲国际关系学者就开始着意跨大西洋关系,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10]此后,随着在阿富汗打击塔利班的军事行动的开展、美欧在反恐问题上的政策差异不断显现,尤其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后,欧美之间的分歧凸显出来,不仅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且引起了包括普通公众在内的其他社会群体的注意。这种状况推动着学术讨论的深入,学者需要给出一些有说服力的解释,说明为什么原本看似“铁板一块”的西方阵营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出现如此根本性的差异。因此,在2003年前后,出现了大批讨论欧美关系的文章,这些文章在就事论事地分析欧美政策差异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深入地分析这些差异所变现出来的欧美从观念、到制度、到模式的不同。[11]2003年的集中讨论之后,中国学者仍然不间断地追踪欧美关系的发展,并将欧美关系的进程与世界格局的重塑联系起来,不仅从各个方面分析欧美关系对未来国际体系的影响,而且,在讨论跨大西洋关系的同时,也在关注着欧、美与其他重要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例如,欧、美、俄三角关系,中、美、欧三角关系等等。[12]总的来看,在针对欧盟与其它国际角色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中,欧盟及其成员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中国学者最关心,讨论这一主题的论文在此类论文中占有压倒性的多数。欧盟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可见,就中国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群体来说,在他们眼中美国和欧洲,尤其是美国,仍然是影响我们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主要力量。

    继美国之后,中国学者也对欧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13]除此而外,在过去10年里,还出现了一些针对欧盟与东盟、拉丁美洲、中东地区、印度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关系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2006年之后,比较集中地出现了一些针对欧盟对非政策的研究成果,这反映了非洲成为了中欧关系中一个重要议题的现实状况。[14]

    国别研究:欧洲主要国家的对外关系及外交政策

    过去10年中,中国研究欧洲国际关系的学者在国别研究上也投入了相当的精力,但是,如果仅从研究成果的数量来看,国别研究的成果数量不足欧盟对外关系研究的一半,显然已经不是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由此可以看出,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内部的进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学者对欧洲国际关系的认知。

    在这些国别研究的成果中,绝大多数的研究是针对英、法、德这3个欧盟中比较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的。偶有一些针对欧盟其他成员国外交政策的研究论文,不仅数量极其有限,而且是针对北欧国家的,[15]并没有全面地覆盖欧盟内部的主要国家集团。与此同时,与针对欧盟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相比,国别研究与时事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它们往往英法德3国的领导人的更迭相关,目的是解释和推断这些国家在不同的领导人治下外交政策的内容、推动力量、特点和走向;也有一些是针对某一时期某国比较突出的外交政策或对外关系问题。[16]这其中也有一些研究是比较长线的,这些研究往往是在某一特定的主题之下将国别的情况作为案例来考察。[17]或者,从某一特定的角度来分析某国的外交特色,如历史文化传统。[18]近期的一些国别研究则反映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些热点,例如关于英国发展援助政策以及法国文化外交的研究成果就与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问题密切相关。[19]

    中欧关系

    中欧关系是研究欧洲国际关系问题的中国学者所不可回避的一个议题。从我们所搜集到的10年以来的研究成果来看,关于中欧关系的研究进展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中欧关系在中国欧洲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性日渐突出,相关研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从2001至2003年,每年专题讨论中欧关系的论文不过2-3篇,到2009-2010年,针对中欧关系的论文上升到每年9-10篇,论文数量的增长是非常显著的。第二,关于中欧关系的讨论还表现出逐渐深入的势头,在2002年前后,研究中欧关系的论文多聚焦于外交战略和中欧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20]而短短几年之后,中国学者也开始从更加具体的政策领域观察中欧之间的合作前景,比如能源安全领域,[21]再比如发展合作,[22]使得中欧关系的研究不仅与中国的对欧政策制定、也与中国现实的发展需求联系得日益紧密。

    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关于中欧关系的研究尽管数量有限,但是,也同近10年来的中国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一样丰富多彩。研究的多样性首先体现在研究者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上。针对“中欧关系”这一议题,现有的研究包括:(1)国际体系变迁和中欧伙伴关系研究,这是从“大战略”的高度来分析中欧关系的地位和前景。这些讨论不仅仅反应了中国学者对中欧关系发展态势的分析和思考,也间接地反映出他们如何看待处于变化之中的国际关系体系,以及构建未来的国际关系体系所应依据的准则。针对中欧关系的研究不断取得进展,这是与中国的崛起有着紧密联系的。那么,随着中国国力增长,我们又将如何看待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希望建立一个以实力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还是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能够更加均衡地反映各方诉求的新的国际秩序?中国学者关于中欧关系的讨论比较明确地指明了“我们所反对的”,例如“文化一元论”,并进一步为中欧的合作确定了目标,比如“多边主义”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这同时为讨论“我们所支持的”奠定了基础。[23](2)针对中欧关系的进展以及中欧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而进行的研究。2006年之后,欧盟对华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导致了中欧关系中的一些波折和起伏,中欧关系中原有的一些问题在2008年表面化。中国的欧洲研究学者集中针对这些变化进行分析,讨论中欧关系的进展。此外,针对中欧关系中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军售解禁问题和人权问题,学者们也撰文分析其中的原因,包括历史遗留问题、现实利益权衡、观念的影响、法律规范的限制以及外来因素等等。[24](3)中国学者同时深入讨论了影响中欧关系发展的内外因素,既有中、欧双方的内部问题,也有双边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还有外来的影响。其中,中国学者的一些研究工作已经超出了“象牙塔”的范围,例如,就中国民众对欧盟及中欧关系的认识所进行的舆情调研,力图通过问卷的调查这种方法,来了解中国的普通公众如何看待欧盟和中欧关系,进而探讨欧盟在中国的影响力以及中欧关系未来的发展前景。[25](4)同接下来将要讨论的与欧洲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相同,在中欧关系研究还有一类“纯学术”的研究和讨论。[26]这一类的研究与其说是关注中欧关系的发展,不如说是关注对中欧关系的“认知”,也就是,应该如何来认识中欧关系。这些研究所讨论的是观察的视角、应该使用什么样的理论、以及不同理论的解释力,等等。

    与欧洲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

    与欧洲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数量无法与前几类研究相比,但是,这些研究成果却是过去10年中中国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科蓬勃发展的态势。与上述各类研究所不同的是,此类研究成果并不是旨在认识现实世界,而是旨在认识用于解释现实世界的各种理论,无论是欧盟对外关系的发展还是中欧关系的进程,在这一类研究中都成为了验证各种不同理论的案例,成为了学术讨论的脚注。因此,这些研究表现出鲜明的“纯学术”的特征。

    仅就我们所搜集到的20余篇涉及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文章来看,中国学者对源自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学习和研究。首先, 仅就“欧洲一体化”这个主题来说,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欧洲一体化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政府间主义、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交流主义、社会建构主义等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27]由于各种理论流派的核心假设不同,各自的观察视角各异,导致了依循不同理论路径所做的对欧洲一体化的分析呈现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这种状况引起了中国欧洲研究学者的注意,在理论争论正酣时,也出现了一些试图整合各派理论资源、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欧洲一体化的努力。[28]除了这些标明了“主义”的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研究成果之外,另有一些虽然“主义”不明但理论导向明显的研究成果,它们或者使用了源自西方的术语,或者采取了西方的分析框架,或者西方视角,并在自我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对这些术语、分析框架或视角提出了基于中国学者立场的见解。[29]其次,中国学者在学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分析框架和模型并应用于欧洲国际关系研究。[30]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10年中还出现专门跟踪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系统地梳理了欧洲主要国家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而且,非常明确地指明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国家属性”。一般而言,科学是没有国界的,显然,在一些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眼中,国际关系不属于超越国界的科学研究之列,而是表现出了鲜明的国家属性。例如,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出现了“英国学派”,其理论“曲折反映了英国等中等强国既有别于超级大国也有别于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处境和国际政治诉求”。在一些研究中国际关系被标示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脉络也呈现出在“美国知识霸权压力下”寻求自我表述的特征。[31]这些研究表明中国的欧洲研究学者是相当唯物主义的,在学习外来理论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这些理论背后的支撑力量。

    历史、文化及欧洲国际关系

    这一类的研究数量不多,是中国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边缘,有些也可以归入国别研究之列。之所以将其单独归为一类,是因为这些研究有着鲜明的研究方法或视角的一致性。它们并不追踪“热点”,而是围绕着重要的历史事件,或者通过某一特定的观察视角,来追踪欧洲国际关系史、乃至世界格局的发展脉络。以史为鉴,这是一种中国学者的治学传统,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发展变化之后的原因。因此,这些研究虽然离主流看似遥远,却是一种极其“实事求是”的研究。基于某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往往是提纲挈领式的,有选择地突出了丰富的背景中的点和线;与此不同,历史研究往往以一手的历史资料(档案、回忆录等)为基础,以尽可能地还原真实的历史场景为己任,[32]而追溯欧洲的历史文化传统,则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各种理论解释所勾画的点和线之外的模糊地带。[33]这些研究是对那些占据主流地位的、针对现实国际问题、以理论为依托的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补充。

    小结

    在上述简要的归纳和分析的基础上可以看出,自2001年至2010年这10年间,中国的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是相当繁荣和丰富的。这些研究成果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学者群体对欧洲一体化及欧盟的认知。

    显然,欧洲一体化已经对外部世界产生了明显的影响,研究欧洲国际关系的中国学者已经不再主要依据国别讨论欧洲的整体对外关系,欧盟取成员国而代之,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无论是讨论欧洲的对外战略和政策还是欧洲作为世界一极地位,成员国都被列入到欧盟的框架之下,中国学者继而关注欧盟-成员国双层结构,从欧洲和成员国两个层面来观察欧盟的整体外交。对国别对外关系和外交政策的讨论更多地体现了对策研究的性质,与成员国的领导人更迭密切相关。

    中国学者研究欧洲的国际关系是与他们对国际格局的观察与思考联系在一起。冷战之后,两极格局解体,未来世界将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所关系一个重要议题,讨论欧盟的对外关系和国际角色,讨论欧美关系,都是在推断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处于背景之中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关切,中国学者观察欧盟、观察美国都是为了更好地确定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地位和角色。

    从中国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变化中可以看出,中国欧洲研究学界与国际同行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正在不断深入。一些中国学者所讨论的议题与国际欧洲研究学界紧密相联,例如,近几年来针对欧洲的“民事力量”、“规范性力量”的讨论与国际学界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行为特性讨论相互呼应。

    10年以来,主要议题的年度变化体现了中国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与国际局势和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化之间的紧密关联。例如,关于欧美关系的讨论相对集中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后,关于中欧关系的讨论相对集中于2008年以后,而在2006之后,随着非洲逐渐成为中欧关系中的重点议题,关于欧非关系的研究论文数量开始上升。而近期出现的关于欧洲“软实力”的学术讨论也反映了中国内部的对外政策取向,即强调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软实力”。这些发展趋势体现了中国欧洲研究学者为现实世界发生的种种事件需求解释的努力,也反映了他们“学以致用”的治学倾向。

    通过比较不同类别的研究,可以隐约发现在欧洲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现实导向”的研究(也就是那些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或具有政策导向性质的研究)与“理论导向”的研究之间存在着脱节的情况。

    与这种脱节的情况相关,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繁荣给读者留下了一些“意犹未尽”的遗憾。各家各派对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外关系的解读总有一点点“隔靴搔痒”的味道。中国学者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追踪不可说不充分,但是,整体看来,应该如何去解释无论是欧盟的整体外交、还是针对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的政策、还是欧美关系的现实发展等等现实问题背后的原因?这就涉及到了中国学者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欧洲国际关系,这是下一部分要集中讨论的问题。

    研究的方法

    从议题的归类可以看出,2001年至2010年间,中国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涉及到的主题相当丰富,而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观察,过去10年间,中国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也比较多样。一般说来,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目的是为了确定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对研究对象的解读可能是不全面的,但应该是清楚和明确的,并有足够的证据来支撑研究所得结论。时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需要以学科为依托,不同的学科提供了用以观察世界的不同方法,因而,从不同学科角度出发来观察同一事物,观察的侧重点和研究的结论都会不同,这也就是所谓“深刻的片面性”之所指。如果假定国际关系也是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还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怎样才能得出清楚明确、经得起推敲的结论?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应该朝向什么样的方向努力?这些问题是我们在分析和总结过去中国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时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也是推动中国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不断向前发展所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以下,将基于这些思考来非常简要地分析过去10年中中国学者研究欧洲国际关系所使用的方法。

    文献分析

    过去10年中,中国欧洲国际关系领域的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是以文献分析为基础的。由于中国和欧洲之间距离遥远是一个现实条件,中国学者在时间和经费有限的条件下研究欧洲问题,往往只能依靠一些文字资料,比如一手的官方文件、档案资料、相关人员的回忆录等,以及二手资料,如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等等。一些有条件的研究人员,开展了深度访谈等调研活动,只是这一类的研究的数量和范围都极其有限。

    尽管如此,依靠梳理和解读文献,中国学者对欧洲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在步步深入,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而所研究的对象越具体,研究成果也就越丰满、越有见地,那些针对某一政策领域的研究尤其如此。[34]这首先是因为针对具体政策的资料比较集中,容易整理;其次,研究欧盟的某个对外政策领域,如贸易政策、发展援助政策或环境政策,需要一定的学科知识背景,这为理解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政策提供了工具。再次,目前,跨国交往极其复杂,很多国际关系问题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外交领域,表现出鲜明的技术性的特征,比如要理解欧盟及其成员国针对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对外行为就必须要从技术层面理解它们的政策,因为欧洲的利益就体现在这些技术和操作层面的程序和标准之中。而宏观的、战略层面的讨论则往往众说纷纭,而且,更容易受到热点事件的影响。比如,关于欧美关系的讨论,由于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美欧之间的分歧凸显,此后的关于欧美关系的文章多着墨于两者之间的分歧,并纷纷预言“跨大西洋联盟”的分裂和衰落。但是,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欧美双方不断修好,如何理解这一现象?由于此前的分析没能够透彻地指明欧美之间分歧的原因,所以也就无法清楚地判断欧美分歧的性质、它们在哪些领域有分歧,哪些领域会保持合作,它们之间分歧的程度和合作的形式,等等十分具体、却对准确理解欧美关系极有帮助的问题。这使得一些关于欧美关系的论述缺乏强有力的事实支撑,也就削弱了这些判断的预测能力。

    此外,从方法上看,依靠文献分析的研究仍然需要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首先,如何保证文献搜集与整理是全面的?其次,如何来解读这些文献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这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的。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讲,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应该是先资料、后结论的,而不是研究者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一些看法,再去搜集那些能够支持这些看法的资料。从过去10年的研究成果来看,显然研究历史能够比研究“时事”、研究具体政策比研究宏观战略能够更好地解决这个“先入为主”的问题。因此,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使用其它方法来研究欧洲国际关系的成果不断增加,学者们通过增强实证性的研究、依托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以及跨学科的研究来丰富对欧洲国际关系的理解。

    实证研究

    为了充实信息来源,中国欧洲研究学者在过去10年中开始重视使用一些实证研究的方法来搜集信息及数据。比较突出的就是针对欧盟及中欧关系开展问卷调查,通过这种方式来为一些众说纷纭的学术讨论或媒体舆论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论据。比如,针对关于“欧盟在中国形象”问题以及中国民众对中欧关系的认知问题,就有系列问卷调查项目进行追踪,跟踪受访公众看法的变化,并以这些数据为基础分析变化的趋势及原因。

    由于开展问卷调查还只是中国欧洲研究学者的尝试性的工作,目前为止的问卷调查活动在技术层面还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不能采取严格地统计抽样的方法,而只能以随机拦截的方式或“滚雪球”的方式获取样本,削弱了样本的代表性。[35]而一些问卷调查中,不仅在问卷发放的过程中,而且在问卷设计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技术问题,导致了问题可能误导受访者,削弱了调研数据的说服力。

    但是,不管怎样,这些实证研究还是极大地丰富了文献所提供的信息,而且这些尝试性的工作为后续同类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也为其他关心欧洲研究的机构,如媒体,开展类似调研活动提供了参照。

    依托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

    在开展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的同时,中国欧洲国际关系学者通过加强“依托理论”的研究,来深化对欧洲国际关系问题的理解。在前述6类议题中,不仅有纯学术的关于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与讨论,在其他5类议题下,都有相当的研究成果是使用了某种国际关系理论而进行的分析。[36]

    这一类的分析严格依据国际规范,提出问题、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确定理论框架、提供事实材料,对材料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这一类的研究开展得有板有眼,成为中国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中相当有分量的一支研究力量,并表现出与传统的欧洲问题研究不同的一些特色。但是,这一类研究与针对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一样,也表现出“纯学术”的特征,其研究的目的不在于认识现实世界,而是在于认识描述现实世界的“理论”。因此,这些研究成果是传统的欧洲问题研究的有益补充,可是,在针对欧洲现实的国际关系问题来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方面,这类研究往往也存在着不足。而且,由于理论和分析框架框定了研究者的视野,导致一些重要的相关信息无法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类研究中同样存在着“先入为主”的问题。

    跨学科的研究

    在上述两种方向之外,另有一些学者在推动着针对欧洲国际关系问题的跨学科的研究,也就是使用不同学科所提供的观察视角和分析工具,来观察欧洲的国际关系问题。这反映了对欧洲一体化和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性质的不同理解,依托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倾向于认为国际关系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主张跨学科研究的学者则倾向于认为国际关系问题是跨学科的,单一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可能无法涵盖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所发生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也同样无法充分地解释欧洲的国际关系问题。同时,由于欧洲一体化所产生的外部性,许多进行某一专业研究的学者(如经济学家、法学家)在讨论本学科的某一问题时,必须要关注欧洲的发展和变化。双方面的动力推动着针对欧洲国际关系问题的跨学科研究。

    例如,在关于欧盟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的讨论中,就有学者从国际法和欧盟法的角度出发,分析欧盟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的演进,这成为以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为主的学术讨论的有益补充。[37]在讨论欧盟对外行为特性和中欧关系的研究中,都出现了一些多学科的研究成果。[38]

    结论

    根据我们对2001-2010年这10年间中国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成果的初步搜集、整理与分析,可以看出,欧洲作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受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无论是从研究的议题来看,还是从研究的方法来看,欧洲国际关系研究正在脱离传统的国别研究的轨道,向着更加丰富和深入的方向发展。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从整体上看待欧洲,因而,欧洲国际关系研究中,针对欧盟及欧洲层面对外政策的研究明显增多,成果数量远远超出了国别研究。他们讨论欧盟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关注的重点不仅仅是欧洲内部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评估欧洲整体作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会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会如何影响到未来世界格局的发展。因此,欧洲国际关系研究背后的关切更多的是,中国未来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因此,关于欧洲国际关系的讨论往往离不开美国因素,也常常被放置在“美俄欧”或“中美欧”等三角关系中。

    在繁荣的研究之后,也存在着一些将会影响到未来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反映在研究的方法上。目前,欧洲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呈现出了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局面,近年来,随着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国际问题研究的认识不断深入,针对欧洲国际关系的研究中也出现了强调研究方法的趋势。但是,在这样的发展趋势里,也出现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些状况,一些研究者把理论作为研究的对象,而非认识世界的工具。这样的发展方向无助于加深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也不能帮助我们解答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与国际关系学科的学科定位密切相联,国际关系究竟应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还是需要跨学科的合作来研究的对象?迄今为止,从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狭小范围来看,这两种认识是并存的。

 



[1] 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图书和论文为例,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进行“组合检索”,输入“主题词”:“欧洲”,在“全部”“阅览室和外借库”中检索所有“中文”书籍, 2004年以前历年的检索结果不超过70项,2005年激增到91项,此后逐年上涨,到2009年,检索结果增加到157项。其中增加最为明显的是各类硕士和博士论文,大陆出版的中文专著的数量也在上升。
 
[2] 这10种学术期刊是:《欧洲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研究》、《外交评论》,《国际观察》,《国际问题研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政治学研究》和《国际论坛》。
 
[3]参见朱立群,“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突破性进展”,《欧洲研究》,2001年第3期;陈志瑞,“试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布鲁塞尔化’”,《欧洲研究》2001年第6期;宋英,“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法律分析”,《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刘文秀; 龚子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制约因素探析”,《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1期;何杰,“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制度分析”,《国际论坛》,2005-06-10;金玲,“欧盟东扩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内部决策环境的影响”,《欧洲研究》,2007年第2期;冯存万,“欧洲共同外交:定位、结构与调整”,《外交评论》2007-10-25;金玲,“《里斯本条约》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欧洲研究》2008年第2期;王宏禹,“政策网络与欧盟对外决策分析”,《欧洲研究》2009年第1期;朱明权,《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欧美协调》,文汇出版社,2002年;林甦等主编,《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中国-欧盟关系》,法律出版社,2002年;陈志敏,〖比〗古斯塔夫·盖拉茨,《欧洲联盟对外政策一体化:不可能的使命》,时事出版社,2003;余南平,《欧盟一体化: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等等。
 
[4] 参见冯仲平,“关于欧盟外交政策的几个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4期;冯存万,《欧洲共同外交的结构与功效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参见杨光,“欧盟能源安全战略及其启示”,《欧洲研究》,2007年第5期;王明进,“浅析欧盟对外环境政策及其实践”,《欧洲研究》,2008年第5期;贾文华,“欧盟官方发展援助变革的实证考察”,《欧洲研究》,2009年第1期;刘丽云,“试析欧盟发展政策的新特点、新取向和新功能”,《欧洲研究》,2009年第1期;吴燕妮,“欧盟发展援助政策的有效性问题及解决”,《欧洲研究》2010年第3期;唐小宋,戴杰,“欧盟公共外交评析”,《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7期;徐进,“文化与对外关系:欧盟的作法及启示”,《国际论坛》2010-9-10;等等。
 
[6]参见张东升,“丹麦对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参与”,《欧洲研究》2001年第5期;冯仲平,“欧盟‘内倾’弱化了其国际影响力”,《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9期;连玉如,“德国欧盟事务委员会在德国外交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欧洲研究》2001年第5期;孙恪勤,“施罗德政府的欧盟政策”,《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2期;孙恪勤,沈碧莲,“欧洲‘分裂’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3期;刘敬东,“法德关系的新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4期;张健,“德法特殊关系:变化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9期;吴志成,杨娜,“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大国态度的比较分析”,《欧洲研究》2006年第2期;冯存万,“欧盟成员国与欧洲共同外交政策:一种功能性分析”,《国际论坛》2006-05-10;冯存万,“法国与欧洲对外关系一体化:战略观、政策与局限性”,《国际论坛》2010-11-10;刘立群,连玉如主编,《德国 欧盟 世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等。
 
[7] 参见赵怀普,“西方‘人道主义干涉’政策剖析”,《欧洲研究》2001年第3期;童天齐,“欧盟的对外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2期;邢骅,“欧盟外交新态势”,《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4期;杨安喆,“欧盟在朝鲜核危机中扮演的角色”,《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2期;王斌,“试析巴塞罗那进程”,《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高望来,“科索沃危机与欧盟的危机处理”,《欧洲研究》2005年第2期;张健,“试析欧盟对土耳其政策的矛盾性”,《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6期;邢骅,“开拓‘更广阔的欧洲’——欧盟大周边外交的开展”,《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扈大威,“走向‘有效的多边主义’——试析欧盟与联合国的伙伴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5期;扈大威,“欧盟对西巴尔干地区政策评析”,《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5期;乌尔丽克·居罗特,安德烈亚·维特,刘可扬,“欧洲的新地缘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06-14;严双伍,陈婕,李德俊,“试析‘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战略”,《国际论坛》 2005-12-10;朱贵昌,“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进展与问题”,《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5期;刘作奎,“欧盟对塞尔维亚和黑山政策评析——从‘联盟’到‘双轨’”,《欧洲研究》2007年第2期;赵青海,“欧盟新中亚战略评析”,《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5期;邵育群,“欧盟新中亚政策评述”,《欧洲研究》2008年第3期;张学昆,“欧盟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动因、角色与困境”,《欧洲研究》2008年第4期;申义怀,“浅析欧盟对外‘多边主义’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5期;曾向红,“试论欧盟中亚战略的演变”,《国际观察》2008年第1期;李立凡,“欧盟:新的中亚‘战略玩家’”,《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8年第4期;赵会荣,“欧盟的中亚政策”,《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8年第6期;刘作奎,“国家构建的欧洲方式——欧盟对波黑政策的实证分析”,《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朱晓中,“从欧洲邻国政策到东方伙伴关系——欧盟东方政策的新视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9年第5期;张学昆,“论欧盟邻国政策的形成”,《国际政治研究》 2009-07-10;黄登学,“欧盟‘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动因与前景——基于俄罗斯视角的分析”,《欧洲研究》2010年第4期;徐刚,“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评析”,《国际论坛》 2010-09-10;张学昆,“欧盟邻国政策的缘起及其与扩大政策的联系”, 《国际论坛》2010-05-10;等等。
 
[8] 参见孙晓青,“欧洲地区主义与‘新三角’”,《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2期;王毅,“欧盟一体化与多极化”,《国际问题研究》2002年第6期;张茂明,“试析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04-14;冯仲平,“欧盟期待大有作为”,《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期;欧盟课题组,“欧盟战略态势评估”,《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3期;冯仲平,“欧盟推动构建有效国际多边体系”,《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12期;丁银河,张晓京,“冷战后欧盟多边外交的层次分析”,《国际论坛》 2007-03-10;汉斯·莫尔,白云真,“未来全球安全与经济秩序中的欧盟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02-14;刘雪莲主编,《欧洲一体化与全球政治》,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郑启荣主编,《全球视野下的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等等。
 
[9] 参见陈志敏,“欧洲联盟的军事化:从民事力量向军事力量的变形?”,《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石佳友,“‘后现代’欧洲及对中国的意义”,《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邱美荣,“试析冷战后欧洲危机管理风格的变化”,《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张浚,“从亚欧会议进程看发展国际关系的‘欧洲模式’”, 《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熊炜,“‘欧洲民事强权’:概念、决定性因素及其发展”,《欧洲研究》2007年第2期;张浚,“欧盟的‘软力量’:欧盟发挥国际影响的方式”,《欧洲研究》2007年第3期;杨逢珉,“和平与安全:欧盟对外政策的基本价值理念”,《欧洲研究》2008年第3期;张茗,“‘规范性力量欧洲’:理论、现实或‘欧托邦’?”,《欧洲研究》2008年第5期;朱立群,“欧盟是个什么样的力量 ”,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04-14;宋黎磊,“欧盟特性研究:作为一种规范性力量的欧盟 ”,《国际论坛》2008-03-10;张华,“欧洲联盟对外关系中的‘人权条款’初探 ”,《国际论坛》 2008-05-10;孔凡伟,“欧盟的国际行为体权力结构分析”,《国际论坛》2008-11-10;贾文华,“欧盟权力属性的多维解读”,《欧洲研究》2010年第2期;张浚,“‘开放式协调方法’和欧盟推进全球治理的方式:以援助政策为例”,《欧洲研究》2010年第2期; 吉磊,“话语行动与身份建构:‘规范性力量欧洲’的反思”,《欧洲研究》2010年第2期;张茂明,《欧洲联盟国际行为能力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秦亚青主编,《观念、制度与政策:欧盟软权力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周弘主编,《欧盟是怎样的力量:兼论欧洲一体化队世界多极化的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等等。
 
[10] 高颖,“欧盟联合防务发展及对欧美关系的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4期;林蔚,“欧盟调整与美宣称的所谓‘无赖国家’的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5期;冯仲平,“欧洲的立场与欧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8期;朱立群,“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发展及走势”,《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1期; 苏惠民,“解剖美欧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4期;周军,“美、欧、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12-14;汪波,“论后冷战时代的美欧外交政策合作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04-14;等等。
 
[11] 参见冯仲平,“欧盟与美俄中关系的演变与发展”,《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期;傅梦孜, 冯仲平,袁鹏,孙恪勤,魏宗雷,“欧美矛盾:从量变到质变?”,《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4期;裘元伦,“论欧美中东政策异同及其世界观根源”,《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2期;冯梁,“英美特殊关系:文化基础与历史演变”,《欧洲研究》2002年第4期;刘建飞,“重构英美特殊关系:解读‘9·11’后英国对美政策”,《欧洲研究》2002年第6期;孙恪勤,“试析当前德美战略矛盾”,《欧洲研究》2003年第2期;赵怀普,“美国‘新欧洲’战略初探”,《欧洲研究》2003年第4期;冯仲平,“欧洲安全观与欧美关系”《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冯仲平,“欧洲国家对美关系考虑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4期;江穗春,王朝晖,“法美矛盾缘起何处”,《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5期;崔洪建,“从反恐合作看英美特殊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1期;沈世顺,“美欧矛盾的新发展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苏惠民,“试论欧美观念与政策差异”,《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阎学通,“美欧冲突及其启示”,《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4期;于军,“德美关系的变动及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5期;甄炳禧,“美欧模式的比较与启示”,《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5期;苏惠民,“评‘新欧洲’、‘老欧洲’论”,《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6期;蔡方柏,“欧美矛盾及其发展趋势”,《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6期;戴启秀,“探析影响德美关系的若干因素”,《国际观察》2003年第2期;丁一凡,“从伊拉克战争看美欧关系的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08-14;赵怀普,“论冷战后美欧关系的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04-14;沈世顺,“从八国峰会看美欧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08-14;钟振明,张爽,“从美欧双方政策原则之分歧看冷战后的美欧关系” 《国际论坛》2003-04-10;刘阿明,“解读‘9·11’后的法美关系” 《国际论坛》2003-10-10;等等。
 
[12] 参见刘军,“权力、威胁与大西洋同盟的未来”,《欧洲研究》2004年第3期;孙溯源,“认同危机与美欧关系的结构性变迁”,《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刘得手,“法美分歧原因的历史考察”,《欧洲研究》2004年第6期;梅兆荣,“欧美关系:实质与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2期;裘元伦,“从与欧盟的比较中看美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冯仲平,傅梦孜,林利民,杨明杰,孙恪勤,魏宗雷,“‘3·11’后的欧洲及欧美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5期;丁菲娅,“美欧分歧对北约发展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火正德,“对欧美关系的若干思考”,《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2期;火正德,“北约、欧盟双东扩与美欧俄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5期;夏立平,“21世纪美欧俄三边关系:能否超越地缘政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4年第1期;徐蓉,“冷战后美欧关系的结构分析”,《国际观察》2004年第5期;郇庆治,“伊拉克战争后的欧美关系:欧洲视点”《国际政治研究》2004-02-25;张东升,“析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欧盟和欧洲一体化”,《国际政治研究》2004-11-25;沈大伟,赵晨,“新战略三角:美欧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欧洲研究》2005年第5期;沈雅梅,“析美欧在反恐中的人权分歧”,《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李明明,“冷战后的美欧关系:‘我们’和‘他者’之间?”,《国际观察》2005年第6期;阎学通,威廉·范德格斯特,莱拉·费尔南德斯-斯坦布利奇,徐龙第,“中美欧面临的挑战”,《欧洲研究》2006年第6期;杨友孙,“美国对欧盟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4期;赵怀普,“从‘特殊关系’走向‘正常关系’——战后美欧关系纵论”《国际论坛》2006-03-10;张春,“‘9·11’后美国与欧盟的非洲政策比较”,《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4期;姜振飞,“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动机及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8期;刘得手,“美欧关系与欧盟对华军售解禁”,《国际论坛》2007-01-10;赵怀普,“当前美欧关系:大趋势与新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2期;陈启懋,“后冷战时期的冷战余波——评美欧俄围绕南奥塞梯事件的战略角逐”,《国际观察》2008年第6期;张茗,“‘战略性伙伴关系’往何处去?——欧盟-北约关系剖析”,《欧洲研究》2009年第3期; 张健,“欧美关系的新变化及前景”,《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陈志敏,“中国、美国和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01-14;等等。

[13] 参见马凤书,“欧盟与俄罗斯关系探析”,《欧洲研究》2001年第1期;罗志刚,“西欧大国对俄安全合作政策”《欧洲研究》2001年第5期;姜毅,“俄罗斯与欧盟——新的合作伙伴”《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4年第1期;张健,“德俄加强能源合作的动力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5期;耿枫,“从‘路线图’计划看欧盟对俄政策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2期;孙晓青,“当前欧盟对俄关系中的能源因素”《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2期;徐坡岭,韩爽,“简析俄欧关系的非对称结构及其发展趋势”,《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9年第1期;赵怀普,“欧盟对独联体政策的演变” 《外交评论》2009-12-25;陈新明,“俄欧关系争执激烈的思想根源与主要问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0年第4期;等等。
[14] 参见刘青建,“冷战后欧盟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变化”,《欧洲研究》2002年第4期;郑先武,“从洛美到科托努——欧盟—非加太贸易体制从特惠向互惠的历史性转变”,《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3期;韦红,邢来顺,“从居高临下施教到平等对话伙伴——冷战后欧盟对东盟政策评析”,《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郑先武,“欧盟—非加太新贸易体制谈判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国际论坛》2004-04-10;邢玉春,“西方大国对非洲政策新动向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6期;何奇松,“评析欧盟对非洲危机管理政策”,《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6期;董礼胜,董彦,“战后日本与欧盟关系发展演变的概述及分析”,《欧洲研究》2007年第4期;张凡,“欧洲联盟与拉丁美洲的对话”,《欧洲研究》2007年第5期;张鹏,“‘9·11’事件后欧盟与东盟反恐合作初探”,《欧洲研究》2008年第4期;金玲,“欧非关系转型——从‘依附’到‘平等’”,《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叶玉,“欧盟-非加太经济伙伴协定对新兴大国和南南合作的影响”,《欧洲研究》2009年第1期;张春,“‘发展-安全关联’:中美欧对非政策比较”,《欧洲研究》2009年第3期;金玲,“欧盟对非洲制度机制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欧洲研究》2010年第5期;王学军,“欧盟对非洲政策新动向及其启示”,《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7期;王顺柱,《走进新世纪的俄罗斯、欧盟与中国》,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金永丽,《印度与欧盟关系:1962-2005》,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周保巍,成键主编,《欧盟大国外交政策的起源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尹斌,《软实力外交:欧盟的中东政策》,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汪波,《欧盟中东政策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等等。
 
[15] 参见金日,“从中立主义到后中立主义:瑞典外交政策之嬗变”,《欧洲研究》2003年第1期;以及王联合,“从‘平民行为体’到‘战略行为体’——冷战后丹麦外交与安全政策评析”,《国际论坛》2006-01-10。
 
[16] 参见连玉如,“‘新德国问题’探索”,《欧洲研究》2002年第3期;王振华,“浅析布莱尔的‘枢纽外交’说”,《欧洲研究》2002年第6期;连玉如,“聚焦德国问题”,《欧洲研究》2003年第2期;吴志成,李向阳,“全球反恐运动中的德国——‘9·11’后德国反恐的表现、特点及其国际影响”,《欧洲研究》2003年第2期;唐永胜,“回归欧洲与充当‘国际角色’——21世纪初英国外交基本取向分析”,《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孙晓青,孙春玲,“德国外交的新大西洋主义取向浅析”,《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2期;熊炜,“论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徐弃郁,“‘身份定位’与德国对外政策走向”,《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5期;易小明,胡俊,“法国新总统萨科齐外交政策初探”,《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8期;苏芙,“评德国女总理默克尔的内外政策”,《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1期;易小明,“法国再提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问题辨析”,《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7期;王友明,“评析默克尔的‘价值观外交’”,《国际问题研究》2008年第4期;赵怀普,“‘布莱尔外交’评析”,《国际论坛》2008-05-10; 叶建军,“调整与定位:英国对英美‘特殊关系’的反思”,《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8期;赵柯,“解析默克尔政府的对华政策”,《欧洲研究》2010年第5期;等等。
 
[17] 例如,何奇松,“析冷战结束后的法国核战略”,《国际论坛》2006-05-10;何奇松,“英国核威慑之争论”,《欧洲研究》2008年第3期;夏立平,“论英国核政策——兼与法国核战略比较”,《国际观察》2009年第6期;唐虹,“非政府组织和对外文化交流——以英国、法国和德国的经验为例”,《欧洲研究》2009年第2期;李云飞,“法国的国际组织外交”,《国际观察》2009年第6期;以及叶江,徐步华,“试论英国国际组织外交的演变”,《国际观察》2010年第2期。
 
[18] 例如,马胜利,“大国的光荣与梦想——法国外交的文化传统”, 《国际论坛》2004-04-10。
 
[19] 如田德文,“英国:对外援助与国家利益”,《欧洲研究》2002年第6期;及彭姝祎,“试论法国的文化外交”,《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
 
[20] 参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欧盟课题组,“中国对欧盟政策研究报告”,《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8期;余建华,“欧洲一体化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01年第6期; 郇庆治,王珂,“‘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从比较的观点看”,《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5期;王毅,“中欧伙伴关系的机遇与前景”,《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5期;等等。
 
[21] 参见"中国与欧洲能源和气候安全相互依存性"课题组,“中国与欧洲在能源和气候安全领域的相互依存性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08-14;刘东国,“日欧美新能源战略及其对中国的挑战”,《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0期;刘建生,崔洪建,“欧盟在中亚—里海地区的能源外交与中欧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
 
[22] 参见白小川,范勇鹏,“欧盟对中国非洲政策的回应——合作谋求可持续发展与共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04-14;金玲,“对非援助:中国与欧盟能否经验共享”,《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
 
[23] 见注21,及刘惜戈,“浅析中国同欧盟的外交与安全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6期;高毅,“‘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历史透视——兼谈建设国际民主政治必须坚决反对‘文化一元论’”,《欧洲研究》2004年第3期;王毅,“中法关系中战略三要素——纪念中法建交40周年”,《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1期;德福安,徐鹤鸣,“欧盟与中国联合推进多边主义及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国际问题研究》2004年第3期;吴白乙,“后冷战国际体系变动与中欧关系”,《欧洲研究》2005年第5期;洪邮生,“欧盟与美国对华战略比较——兼论中欧美三边互动”,《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8期;火正德,“论中欧战略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冯仲平,“如何推动中欧关系深入发展”,《外交评论》2006-10-25;白小川,洪建军,徐力源,张健,“欧盟的功能多边主义与中国崛起”,《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2期;时殷弘,“美欧接近、中欧疏离与中国的战略需要”,《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5期;陈志敏,“新多极伙伴世界中的中欧关系”,《欧洲研究》2010年第1期;邢骅,“中欧关系的跨越式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1期;戴炳然,“后冷战时期地缘政治视野下的中欧关系”,《外交评论》 2010-02-25,等等。
 
[24] 参见杨丹伟,徐国利,“欧盟:台湾对外关系的新方向”,《欧洲研究》2004年第6期;戴炳然,“走向成熟、健康、稳定的中欧关系——中欧建交30周年感言”,《欧洲研究》2005年第2期;张华,“中欧伙伴关系协定中的‘人权条款’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8期;蔡方柏,“2008年:欧洲形势与中欧关系”,《欧洲研究》200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课题组,周弘,“反思2008年的中欧关系”,《欧洲研究》2009年第3期;赵光锐,“中德关系中的‘西藏问题’及其历史起源”,《欧洲研究》2009年第3期;郑腊香,“中欧在涉藏问题上的政治冲突”,《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9期;刘得手,“美欧在对华人权政策上的协调”,《国际论坛》2009-03-10;等。
 
[25] 周弘,“论中欧伙伴关系中的不对称性与对称性”,《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吴白乙,“观念转变与内生动力——后冷战时期中欧关系本源初探”,《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丁原洪,“欧盟的困惑与中欧关系”,《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4期;张健,“欧盟对华认知变化及政策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公众对欧盟及中欧关系看法的调查与初步分析”,《欧洲研究》2008年第2期;王燕,“欧洲思想库在欧盟对华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欧洲研究》2009年第2期; 洪邮生,“‘规范性力量欧洲’与欧盟对华外交”,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01-14;黄栋,“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事件中的美国因素”,《外交评论》2010-10-25,等。
 
[26] 陈志敏,“欧盟的有限战略行为主体特性与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以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为例”,《国际观察》2006年第5期;朱立群,“中欧关系研究:三个重要的视角”,《欧洲研究》2007年第6期;阎梁,“威胁认知、主权干预与中欧战略合作”,《欧洲研究》2008年第4期。
 
[27] 参见房乐宪,“新功能主义理论与欧洲一体化”,《欧洲研究》2001年第1期;房乐宪,“地区一体化理论的交流主义视角”,《国际论坛》 2002-06-10;王展鹏,“社会建构主义与欧洲一体化”,《国际论坛》2003-12-10;王明进,“欧洲共同对外政策的不同理论认知”,《国际论坛》2009-09-10,等等。
 
[28] 参见王学玉,“欧洲一体化:一个进程,多种理论”,《欧洲研究》2001年第2期;耿协峰,“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地区主义的不同理论解释述评”,《欧洲研究》2001年第2期;朱立群,“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问题、路径与特点 ”,《国际政治研究》2008-10-10
 
[29] 参见宋伟,“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的考察——以战后法德关系为例”,《欧洲研究》2002年第2期; 陈玉刚,“欧盟制宪与欧洲一体化:国际关系的解读”,《欧洲研究》2002年第5期;张帆,“制衡还是外交摩擦?——法、德、俄等欧洲国家反对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形式及动因浅析”,《国际论坛》2006-11-10;刘丰,“美国霸权与欧盟自主防务——对制衡论解释的批评与思考”,《国际论坛》 2007-01-10;漆海霞,“时间序列分析在国际关系预测中的应用——以中法关系为例”,《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林民旺,“欧洲化: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研究新视角”,《国际论坛》2009-03-10;李明明,“国际关系集体认同形成的欧洲社会心理学视角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05-15,等等。
 
[30] 例如,王学玉,“通过地区一体化实现安全共同体:一个分析的框架”,《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以及高程,“区域合作模式形成的历史根源和政治逻辑——以欧洲和美洲为分析样本”,《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10-14
 
[31] 参见侯颖,“欧洲大陆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08-14;石斌,“权力·秩序·正义——‘英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的伦理取向”,《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白云真,“论欧洲国际关系研究的进展——以《欧洲国际关系》(1997~2006年)为例的文本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03-14;石贤泽,“美国知识霸权压力下的欧洲国际关系学——欧洲国际关系学的多元选择及其绩效差异”,《欧洲研究》2008年第6期;等等。
 
[32] 例如,陈须隆,“欧安会的起源:主意的产生(1954—1969)”,《欧洲研究》2001年第2期;扈大为,“战后初期北欧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试论北欧平衡的形成”,《欧洲研究》2001年第2期;崔丕,“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联邦德国政策新探(1953-1960)”,《欧洲研究》2005年第2期;洪邮生,《英国对西欧一体化政策的起源和演变:1945-1960》,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严双伍,《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战后欧洲一体化起源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等等。
 
[33] 例如张鸿石,“论基督教与欧洲外交”,《欧洲研究》2009年第1期;何平,《欧洲文化与国际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34]例如杨光所作的关于欧盟能源安全战略的研究。 见杨光,“欧盟能源安全战略及其启示”,《欧洲研究》2007年第5期。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课题组,“中国公众对欧盟及中欧关系看法的调查与初步分析”,《欧洲研究》2008年第2期;周弘,刘作奎,范勇鹏,“2008年中国人的欧洲观”,《欧洲研究》2009年第5期。
 
[36] 例如,阎梁的一篇研究中欧关系的论文,论文摘要如下:“现有国际关系理论从不同视角或层面解释了中欧合作现象,不过这些理论难以对历次中欧战略合作提供前后一致的解释。针对这一不足,本文提出了‘威胁认知-主权干预’的理论解释模式。该理论解释认为,如果中国和欧洲大国之间具备共同的威胁认知,并且满足互不进行主权干预的条件,双方就能实现某种形式的战略合作,包括近年来建立的中国和欧盟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文章通过选取外交史典型案例以及有关数据库检验了该理论解释,并从对象和时段两个维度扩展了其解释范围。在结论部分,作者总结了该理论模式之不足以及未来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见阎梁,“威胁认知、主权干预与中欧战略合作”,《欧洲研究》2008年第4期。
 
[37] 例如,宋英,“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法律分析”,《欧洲研究》2004年第5期。
[38] 见周弘主编,《共性与差异:中欧伙伴关系辨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及周弘主编,《欧盟是怎样的力量:兼论欧洲一体化队世界多极化的影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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