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琨：从宋明理学看欧洲研究于“文化自觉”之意义

    朱子云：“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又云“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为学”。

    近现代以来的历史话语体系中，“宋明理学”总是被打上压制人性，禁锢自由的符号，甚至被学界认定为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如同伽达默尔（Gadamer）诠释学所揭示的一样，在此种语境下，宋儒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自然被解读为“理学杀人”的铁证，而德里达(Derrida)称，“文本之外别无他物”，我们的历史书写已然让这一“历史事实”写入几代人的脑海。然而，事实果真如此么？其实稍微对宋明理学的关怀及发展脉络有所了解，就很难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在此作者不想去梳理繁琐的历史事实，只想结合西方的自由观简单谈谈那句最广为人知的“存天理，灭人欲”。

    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西哲就已懂得：个人自由的实现，取决于是否能够按自己意志来决定自己的事情。而以霍布斯（Hobbes）、萨特（Sartre）及诺齐克（Nozick）等人为代表的消极自由观者认为：人如果享有不受外界制约、按自己喜好去行动的权利，那么他就是自由的，前提是他的行动不伤害其他公民的权利。 从这个角度来说，满足“人欲”便是追求自由，而遵循“天理”无疑是对自由的限制，我们对宋明理学的负面认识并无问题。

    但是，西方消极自由观却无法回应何谓“不受外界制约”与“自己喜好”等根本挑战。以卢梭(Rousseau)、康德（Kant）、赫尔德（Herder）为代表的反思自由观者认为：由感觉刺激而产生的行动，是不允许被说成是“自由”的，因为人的这种行动只是受“身体的法则”这一外界的自然因果关系所驱使。用卢梭的话说：一个人如果被“单纯的欲望所驱使，那他就是不自由的，…，（因为他仅仅）是自己恶习的奴隶。”只有“自主的行动”，而不是“受外界支配”的行动，才能被视为自由的。在康德看来，“自主的行动”是一种建立在理性道德法则之上的自律，即自我决定 ；而赫尔德则更倾向于视之为通过反思发现自己真实的愿望，即自我实现。简而言之，如能不受单纯欲望支配，而可基于理性或听从本心成功行动，便是自由的。

    这些论述，难道不就是宋儒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么？康德的理性道德原则与朱子推崇的“尊德性”有何二致呢？致力于发现自己真实愿望的赫尔德不就是“发明本心”的陆象山吗？为何内容惊人相似的文本，在西方被视为塑造现代文明社会之启蒙运动核心理念，并至今仍不断被阿佩尔（Apel）哈伯玛斯（Habermas）等大儒引申发展；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却被斥为禁锢自由之始作俑者，并成为知识阶层的普遍偏见呢？如此误读令人痛心！

    当年的莱布尼兹（Leibniz）视中国为“东方之欧洲”，言语中充满赞叹与艳羡，中国的传统思想亦催生了欧洲的民主自由理念；今天的我们，同样应庆幸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有欧洲如此的镜像，对欧洲的研究与认识，可以让我们不至于在自己的臆想中自暴自弃，迷失自我。

    邓广铭老先生说，下一次中国文化的复兴，必然是宋学的复兴，某深以为然也！

    （联系 胡琨：hukun@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