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德文：反思利比亚危机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做什么事情都是需要算帐的。任何一项国际政治行为，都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在这方面，利比亚危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从范围上看，利比亚危机只是地区性的和有限度的。它值得人们重视，最重要的原因是可以从中看到未来国际政治成本拉高的一种走势：在西方自恃握有霸权的情况下，国际冲突的烈度可能加剧，变得日益不可调和、你死我活。

    对西方国家来说，通过一场安全而且有限的军事打击搞掉卡扎菲肯定是合算的。从战略利益上看，可能有石油、环地中海合作乃至国内选战等方面的考虑；从意识形态上说，卡扎菲在西方舆论中历来都是不可理喻的狂人，人可得而诛之。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要付出多高的代价来做这件事了。从目前的情况看，北约国家决定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候，可能低估了由此要付出的代价。

    现在，北约对利比亚几个月的空袭没有解决问题，而且激化了矛盾。7月1日，卡扎菲对支持者发表“电话讲话”，声称倘若北约继续空袭，利比亚政府军将要袭击欧洲，“……目标是你们的住宅、办公场所、家庭，正像你们袭击我们的家园一样”，“我们会像蝗虫和蜜蜂一样侵入你们的地盘。”卡扎菲做出这种表态毫不意外。此前，国际刑事法院已经对他发布了通缉令。对他而言，下台甚至流亡都已经成为奢望，只能在“困兽之斗”或“束手就擒”之间进行选择。从此人的个性来说，斗肯定是要斗的。无论卡扎菲的恫吓最后能否酿成针对欧洲国家的恐怖袭击，他的这种态度都已经传递了一种明确的信息：恐怖主义可能成为西方的敌人手中最后的一张牌，欧洲国家空袭利比亚的“成本”需要重新合算，包括高昂的安保费用、社会上的人心惶惶，以及可能发生的平民生命与财产损失。

    反思一下就可以发现，利比亚危机本来不必激化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卡扎菲曾经是一个反西方的标志性人物，但是1991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制裁利比亚的决议后，他已经逐渐改变了与西方为敌的立场。“9·11”事件发生后，利比亚对美国表示同情并加入反恐行动，打击境内的基地组织。2003年8月，利比亚政府宣布对洛克比空难负责，对死难者家属予以赔偿，随后宣布放弃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在这种背景下，2004年6月美国和利比亚重建中断了20多年的外交关系。2006年5月，美国将利比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上删除。此后，利比亚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不断升温，两国甚至签署了关于发展军队关系的意向书。2009年3月，美国军方决定向利比亚出售包括运输机和边境监控系统在内的军用设备。如果不是西方这次要以人道主义干预为由清除卡扎菲政权，利比亚完全可能成为纳入（engagement）政策的一个“成功案例”。

    在这个层面上，利比亚危机所传递的最明确的信号应该是，在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在西方外交决策中的重要性仍然不可低估。对于意识形态上的敌人，西方国家可能出于利益上的考虑与之合作，但最后还是要亡之而后快。因为，即使是从利益与民意的角度看，消灭意识形态上的敌人也比同化或容忍他们更加正确。在这里，只有成本的算计，没有正确与否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