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解朴：从文化共同体到后古典民族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演进浅析

    内容提要  长期封建割据造成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要晚于英、法等传统西方大国，是迟到的民族国家。其建立民族国家的路径是先有民族，后有国家。德国民族国家是建立在由血缘、历史、语言、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这一文化共同体同时也构成了德国民族认同的核心要素。受到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德国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是一条特殊的道路，这就决定了其融入西方的过程也是曲折和漫长的。两德重新统一后，德国与其他欧盟成员国一样进入后古典民族国家形态，将主权部分地让渡给超国家共同体。德国民族国家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欧盟治理结构中寻找领导欧洲一体化的合法性。

    关键词  德国 民族国家 德国问题 欧洲一体化

 

引言

    “民族国家”是欧洲中世纪末期开始出现而在近代成型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是受到内、外两方面原因的推动。从内部看，在欧洲近代社会大规模转型、原有的国家功能受到挑战后,新的社会力量和知识分子开始反抗传统的宗教文化，并致力于形成自身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此时的“社会需要一种抽象的整合”，一种能够使得散落在广袤领土上的人们感到在政治上负有相互责任的思想意识认同。[1]从而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准备了思想基础。从外部看，由于欧洲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国家间存在天然的竞争，而发展现代经济,无疑是在竞争中获胜的重要筹码。但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政治与经济单位内才可能逐步实现,这就使建立民族国家成为欧洲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因此,谁要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落后,就必须尽快地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2]

    在地理上，德国地处欧洲中部，为9个邻国所环绕，是欧盟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经济上，德国是欧盟最大、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全球第二大出口国；德国是世界政治格局中最重要的行为体之一以及欧洲一体化的重要领导者；德国的思想、哲学、科技、文化艺术对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德国在世界历史上因为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而留下抹不去的印记；在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成为倍受关注的话题。然而，在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上，德国却是一个迟到者，其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复杂而波折。同时，德国民族国家的演进历程又始终伴随着对“德国问题”的讨论与思考。在对德国民族国家的演进过程进行历史探讨的基础上解读上述问题，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德意志民族国家历史演进的复杂成因，为研究民族与国家关系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

一  迟到的民族国家

    在英格兰、苏格兰的土地上，由于英吉利海峡使岛国与大陆多了一个隔离带，使得不列颠“民族国家”成型最早、轮廓较清晰。在西欧大陆国家，法国是唯一在近代以前已经建成的“民族国家”。而德国直到1871年才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随着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意识以及建立民族国家的愿望已经在19世纪德国知识分子和统治精英阶层中萌发出来。同时，由于缺乏地理划界，德意志民族在动荡不定的历史变迁中呈现的是一种统一和分裂不断相交织的状态，而这种动荡的状态直接延迟了德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成，造成与英、法等国相比，德国现代民族国家是迟到的民族国家。

     （一）长期封建割据的历史阻碍民族国家的建立

    德意志兰形成民族国家的进程可以说是被延误了，而延误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原因。

    首先，缺乏统一的中央集权阻碍了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实现。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国是民族形成和发展的保证。在欧洲中部这块土地上，直到1871年才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国。没有王权就不可能出现民族的统一。德意志民族的融合和产生，也发生在封建时代，但由于德意志兰最终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民族的形成就处于一种艰难、分裂、悲惨和扭曲的境地。[3]

    其次，“罗马皇帝”称霸欧洲的梦想延误了民族国家的出现。从公元962年的“罗马帝国”到11世纪中的“神圣罗马帝国”，再到14世纪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罗马皇帝”一直将称霸欧洲作为其理想和目标，德意志王国一直是处于侵略别人而很少遭人入侵的状态，这就使得它没有强烈地感受到民族统一的必要性。而另一方面，这种对外扩张的战略，也使得上层统治者无暇顾及帝国内部事务，从而忽略或延误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设。

    最后，“选帝侯”制度，即国王-皇帝要由选举产生，妨碍了强大的民族利益代表的产生。1356年颁布的“金玺诏书”不仅承认德意志选侯有选举国王的权力，而且承认他们有绝对的君主权力。司法权、行政权、关税权与铸币权完全交给了选侯。“金玺诏书”是诸侯对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王权的胜利。直到1648年，德意志王国一直是一个“选帝侯”的国家。只要诸侯们感觉皇帝的权力变得强大，就促使王朝更替，绝不允许一个王朝的权力扩展为民族利益的代表。“金玺诏书”确认了德意志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局面，使得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仅仅是独立的德意志各邦的结合体，妨碍了民族国家的形成。[4]

    德意志政治的分散性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经济上德意志仍然处于分散状态，全国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仅有少数几个工商业中心，而这些中心的利益差别很大，南部和北部的商业活动不能对接，东部和西部缺少贸易往来，大城市多半分布在边区，和外国的联系比和本国的联系更为密切。没有形成类似英国伦敦那样大规模的全国性工商业中心。17-18世纪，德国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不但要承受商业不景气的经济状况，还要忍受政府搜刮的苦难。也就是说，当专制主义在英国和法国促进民族统一、终结分离状态时，带有诸侯小邦性质的专制主义在德意志阻碍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的形成。

    （二）铁血统一德意志历史的选择

    1848年，在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德国也爆发了革命。德意志各邦的小资产阶级、大学生、城市帮工、市民联合起来进行战斗，他们希望把德国建设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一个宪法国家。但由于国际国内反对德国现代化以及民族统一的势力过份强大，德意志工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仍然比较软弱，而无产阶级还没有能力承担革命的领导角色，造成革命失败。[5]“1848年，欧洲国家并没有能够通过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来解决自身民族国家的建设任务,于是，欧洲主要民族国家的统一任务,几乎只能由各种类型的上层统治者来完成了。在这一过程中,德意志的统一最有代表性。1871年，俾斯麦以武力统一德国，德意志兰[6]才包含了国土和国家相一致的概念。”[7]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铁血统一德意志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从外部因素看，“由于欧洲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特点,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民族国家的民族,出于其民族主义利己的本性,并不希望其他民族顺利地完成同样的任务。……于是,原本属于由王朝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的国内事务,不可避免地转变成了国际事务。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国之后,欧洲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是以强力对外抗拒列强势力,对内加强对民众和分裂势力的控制来完成民族国家的统一的。”[8]

    伴随着工业革命和经济的发展，19世纪50-60年代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需求，不仅资产阶级要求民族统一，一些封建诸侯也意识到民族统一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由于德意志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始终没有提出自己的统一道路，而且惧怕与无产阶级和人民结盟，却支持统治阶级统一德意志。德意志无产阶级在组织上和政治上还没有能力承担统一德意志的任务。所以传统的统治阶级承担了德意志统一的任务。1862年威廉一世（Wilhelm I，1797年－1888年）任命俾斯麦为普鲁士首相时，将普鲁士占统治地位的德国统一作为公开宣告的目标。[9]

    作为强权政治家的俾斯麦，其外交和军事思想也恰好符合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所需要的时代精神。“德意志不能寄希望于自由主义，而是要寄希望于普鲁士的强权。……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不是依靠演讲和议会的多数票能够解决的——这正是1848-1849 年的巨大错误——而是依靠铁与血。”这就是俾斯麦那段著名的演讲。在这样的理念支持下，俾斯麦依靠普鲁士的军事实力通过几次成功的战争,最后战胜法国而建立起了以普鲁士为基础的德意志帝国。这个以战争为主要手段统一的民族国家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后果。其一是极大地推动了德国的经济发展。其二则是再次在德意志民族心理中加强了“强权即公理”的信念。[10]

    正是在这样的信念下, 德意志的统一未能使德国从传统的王朝国家彻底转化为现代的民族国家，德式民族主义与法式民族主义相比，其最大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缺失，因此，德国的经济发展越快，其它方面，如科技和文化取得的成就越大，没有全面发展所造成的最终危害也越大。

二  文化共同体与德意志民族意识

    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一条从“民族”到“国家”的发展道路。在从民族到国家的发展路径中，作家、历史学家或或一般意义上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所传播的多少带有想象色彩的“文化民族”[11]统一体，为使用外交手段或武力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12]本文使用“文化共同体”的概念指代上文中的“文化民族”统一体。

    （一）德意志文化共同体

    公元919年，被许多史学家认定为德国史的开端，是年萨克森公爵亨利一世（Heinrich I，919-936在位）取得东法兰克王国王位，德意志王国建立，德意志民族的归属感由此开始。亨利统治时期，在其疆域内部已形成了早期封建的德意志国家，若经正确发展，是有可能顺利形成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但是历史却选择了另外的道路。公元962年，奥托一世（Otto I，936-973在位）在罗马加冕后，重又出现了“罗马帝国”，但这一次是形成“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神圣罗马帝国实则是大大小小的诸侯封地的拼接体，在中世纪有民族而无国家。[13]从中世纪到近代，德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随着地方封建势力日益强大，皇帝的权力不断衰落，这块中部的土地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内核。那么在这块土地上能过滤出什么呢？答案是一个由血缘、历史传统和语言等因素构成的具有自我特征的文化共同体。

    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日耳曼人是以部落为单位迁徙的，族群的因素在德国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迁徙结束后，在后来的德国土地上有六大日耳曼部落或部落联盟落地生根，各部落间的语言、习俗、生活习惯相当一致或相对一致，有利于形成一种相互归属的情感纽带，而且他们“故土”、“乡土”的观念非常强烈。[14]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这种相互的归属感并没有进一步向前发展，由于缺乏强大的中央政权，从各个部落演变而来的政治实体割据一方，彼此之间很难形成一种统一的政治认同。到18世纪，德国的知识分子及有识之士发现，联系德国人的纽带仍旧只有一条——德国文化。共同的语言、习俗，共同的传统、历史，是他们之间唯一共同的东西。[15]在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德意志民族意识在19世纪初反抗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中迸发出来且发展迅速。1806年之前的德意志民族意识比较淡薄，但到1815年时它已经成熟，而这一过程在其他民族中往往会经历一个世纪的时间。

    （二）民族意识的催生

    从中世纪末德意志民族意识初现端倪到19世纪的井喷式爆发，路德宗教改革及标准德语的创立、启蒙运动及狂飙突进运动为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催生作用。

    15-16世纪，在德意志，教廷与帝国的各种政治结构纠缠在一起，世俗诸侯与教会诸侯分享着教皇从税收和出卖赎罪券交易中得来的收入，皇帝不仅没有成为民族凝聚力的代表，而且任由罗马天主教会向本国臣民进行压榨。多种矛盾集中在德意志兰，1517年终于爆发了路德的宗教改革，路德作为全民族的代表向天主教会发起了进攻，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路德的《评赎罪券的效能》（即“九十五条论纲”）对教廷的各种谬误和弊端进行了抨击，激起德意志民众强烈的反教会情绪，一时间“九十五条论纲”成了民族战斗的共同纲领。1520年，路德发表其宗教改革纲领文件《论罗马教皇权》，指出罗马是万恶之源，教皇眼里根本没有上帝，教皇的所作所为使德意志兰趋于毁灭。路德号召用暴力手段反抗教皇干预德意志事务，使这场争执成为德意志反对民族之敌的政治斗争。同年，路德在《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中呼吁皇帝、诸侯和贵族将教会改革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脱离罗马的德意志教会。[16]路德作为德意志民族的代表，他的理论为人民所接受，但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反对教皇的统一民族抵抗阵线却没有形成，德意志民族意识也就未能在16世纪在德意志兰扎根。[17]

    民族语言是民族国家不可缺少的文化基础。路德的贡献还在于他创立了德意志民族语言。路德把圣经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为德文，虽然在此之前已经有14种用南德语言和3种北德语言的圣经译本，而路德的翻译是追溯到完全未经后人窜改过的版本，路德在翻译过程中使用来自人民的语言，由此也完成了由他确定下来并在此后通用起来的“标准”德语版本。“一旦分为语族（……），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aeten）开始向民族（nation）发展”[18]。在德意志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之中时，路德的“统一德语”成为联系德意志城乡和邦国的纽带，并成为此后德意志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因素。

    与英法相比，德意志启蒙运动略显微弱，但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 它高扬理性、宽容、进步等启蒙思想大旗, 从迷信和传统中解放出来, 另一方面, 它还针对德国分裂落后的现状, 将启蒙运动的理性思考与民族情感融合起来, 在宣扬理性等启蒙观念的同时, 伴之以浓烈的民族情感, 最终形成了启蒙思想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共生。”[19]

    早期德意志启蒙思想家针对德意志政治上的分裂与落后，思想上突破了诸侯小国的藩篱、希望以整个德意志作为活动舞台，主张帝国统一，在德意志建立一个新的“理性王国”，人在其中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一些早期启蒙思想家在德意志大学中突破了用拉丁语授课的旧传统，改用德语授课。[20]到18世纪60-70年代，德意志的市民-资产阶级开始从三十年战争的创伤中逐渐恢复过来，形成了一种新的精神生活。这一时期的德意志启蒙思想家是以一种新的自由的民族感情反对诸侯自私狭隘的小国思想和背弃祖国的分裂状态。[21]他们突破了以往沿用古罗马的呆板诗歌形式，转换成自由韵律，并使德语的生命力在这些诗歌作品中得到高度的发展，提出民族语言是一个民族的宝贵思想和文化财富、是文学的载体，这一思想大大推动了德国作家用德意志民族语言写作的热情。同时还通过其作品强调各民族的独特传统，来促进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感。[22]这一时期的德国哲学界也出现了启蒙理性与民族情感交融的局面。康德（1724-1804）为代表的德国学者以理性批判为思考基础，开启了古典主义哲学的辉煌篇章。康德之后，经过费希特、谢林到哲学大师黑格尔( 1770- 1831)，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到极至，形成了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的哲学体系。德国哲学从此独步世界, 德国也因此获得“哲学王国”的美誉。[23]

    狂飙突进运动（1770-1785年）实际上是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第一次带有全德性质的民族文学运动，是启蒙运动的继续，但比启蒙运动要激进。狂飙突进的诗人[24]通过其作品主张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一、消除割据的邦国、倡导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控诉暴君的恶行。

    （三）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给予德意志兰政治启蒙

    法国大革命带来了自由的理想，而随着拿破仑战争的进行，各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传统统治在德意志兰的权威基础已经彻底丧失，受到启蒙影响的德国精英阶层及知识分子阶层将争取民族国家的统一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正是在欢呼法国大革命和反对革命的法国的过程中诞生和发展的。所以可以说，神圣罗马帝国的彻底崩溃，为德意志的觉醒打开了通路，拿破仑大军曾使德意志民族受辱，但把“选帝侯”制的分散的民族主义凝聚成为整个民族的民族主义了。[25]

    德国的知识阶层一开始几乎是一致欢呼法国大革命的，他们为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所鼓舞，他们利用文学作品促使分裂的德意志各族人民联系起来。但遗憾的是，他们的革命热情仅仅囿于理论层面，而并未付诸革命行动。他们中的多数人很快就对法国的雅各宾专政以及法国人的暴力行动表现出敌对的态度。而对应于法国大革命出现的德意志古典主义是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到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的理性过渡。[26]

    在拿破仑战争的启蒙下，德意志政治民族主义形成了。其代表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受法国大革命影响的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贵族，他们从德意志兰的各个邦国来到普鲁士，将普鲁士当作民族复兴和民族统一的基地，力图通过改革拯救民族的危亡。另一类是一群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在思想意识上是德意志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施泰因、费希特等人。施泰因提出德意志式的自由观、平等观和博爱观,希望将德意志各族人民动员起来，实现德意志民族的新生。当拿破仑军队进入柏林、耶拿的时候，哲学家费希特发表了长篇系列演讲《告德意志民族》，呼吁属于德意志文化的德意志各邦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外国侵略者。

    综上所述，德国民族国家是在迅速积聚而又广泛传播的民族意识基础上形成的，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激发了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德国思想文化界对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广泛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  后起的民族国家与西方化之路

    在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德意志民族常常是处于一种压抑的状态之下，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地理、历史的因素，后起的民族国家德国总处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二是由于德意志民族虽然经历了启蒙运动，虽然经历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但在民族国家建成后，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民族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在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第二帝国受到抑制，而在法西斯专政的第三帝国无处可寻。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德意志人民曾一度不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德国融入西方的过程[27]是曲折而漫长的，在这个过程中德国在哪里，德国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拷问着德意志民族。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今天的德国又需要重新寻找其合法性的基础，以解决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的问题。

    （一）曲折的西方化过程

    当下人们对德国的定位一定是发达的西方国家，然而德国的西方化过程却是曲折而漫长的。其中既包括德国在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与其他西方国家若即若离的复杂关系，也包含了其他西方大国对于德国的压制与防范。

    如前所述，德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大国、迟到的民族国家，始终受到地理和历史问题的困扰和制约，因此，从民族心理而言，德国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越是处于一种压迫式的状态下，德意志人民对于统一的渴望就愈发强烈，同时对于在大国对抗中占据上风的现实需求和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心理需求就愈发迫切。因此，德国民族国家的发展始终是压迫式的。

    从联合反抗拿破仑入侵开始，德意志同盟各国就谋求统一，“德意志也是一个民族”这一信念，在拿破仑的胜利大军蹂躏了这一国度后，才在德意志扎下了根。是法兰西给德意志提供了敌人，刺激了德国的民族主义[28]。但是统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要承担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过于沉重，因此，统一之路始终充满了争吵且少有实质进展，往往需要使用强制性的意志和手段才能奏效。在思想意识层面和现实政治层面，艰难的统一之路，促进了一种信念，就是统一至上，国家的统一优于社会的民主，国家的利益高于个人的自由。[29]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是通过对内和对外战争建立的。德意志帝国的统治是自上而下的，即便建立了普选制，国家并不与人民分享更多的权利，即便是率先在欧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出发点仍是国家利益而非个人权利。保障国家高速发展、保障国家在竞争中的优势、保障国家的利益是统一的落脚点。毫无疑问，自由、人权、民主这些西方民族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在无形中受到了一定的抑制。

    统一以后，或者说民族国家建立以后，德国的发展是激进快速、咄咄逼人的，而国际社会，或者说以英、法、美为中心的传统优势国家所代表的传统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不十分接受这样一个威胁性很强的新兴帝国。因此，德国在政治意识上表现为更明显的“去西方化”。俾斯麦时代，德国就曾拒绝了议会民主制，拒绝政治体制上的西方化。事实上，这个时候并非没有发展民主制度和培育民主制度的机会，在国家内部，关于执政权和立法权之争的“宪法争端”始终存在。但是，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身处列强夹击之下的后起国家德国，选择了德意志帝国的发展道路，是有历史必然性的。在此后的发展中德国与西方的分歧日益扩大，最终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战败为德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提供了契机，宪法重新制订，德国成为一个“温和的”议会民主制国家，但是，动荡的国际国内局势和一个软弱的缺少掌控能力的魏玛共和国并不协调，反而导致人民对民主制度的狐疑和犹豫。这个时期的德国在政治意识上也存在普遍混乱的现象，而且魏玛时期有一个问题始终存在——这个问题让所有德国人都无法接受，即认为《凡尔赛条约》对于德国过于苛刻和不公平，从而更刺激了混乱的局面。魏玛民主制短暂存续了11年后，德国又一次告别民主制度，再一次在政治意识上选择了“去西方化”：第三帝国取代了魏玛共和国。

    希特勒政权反而比“西方化”的民主政府受到更多德国民众的支持。而且，纳粹在发展经济，稳定金融，促进就业方面显得更为成功。尤其是在突破《凡尔赛条约》限制和英法等国的压力，德国奥地利合并等外交方面的成功，极大刺激了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打动了始终存在于德国人心底的大德意志帝国的梦想和自豪感。同时，由于受到强大帝国和“伟大使命”的感召，许多德国民众，选择了对纳粹种族主义罪行的忽视或者说是“缺乏知情意愿”[30]。而德国历史，则走向更大的曲折。

    二战结束后，联邦德国的国家重建过程同时也是融入西方的民主化过程。战后德国的命运掌握在占领国手中，但德国也因此得以彻底反思历史、重新构建民族国家。在法律和制度层面，联邦德国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基本法为新建国家政体规定了不可更改的四项基本原则: 民主制、联邦制、法治国家和社会国家原则, 它们体现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共同特征，即主权在民和天赋人权、法治和权力制衡。[31]在联邦德国建立之初的十几年，社民党曾采取鲜明的民族方针，要求德国统一优先于融入西方，直到1960年社民党才接受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的现实。在冷战时代，统一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但恢复德国的统一一直是联邦德国正式的国家目标。德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创造了经济奇迹，使联邦德国拥有在欧洲发展问题上的影响力和接纳民主德国（统一）的经济实力。1990年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与美、苏、英、法四个占领国签订“2+4条约”，德国重新统一，从而使德国民族国家真正融入了西方民主社会。[32]

    重新统一的德国民族国家抛弃了前一个民族国家的很多传统，比如军国主义、集权，但也继承了前一个民族国家的普遍选举、联邦制、福利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小德意志” [33]民族国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德国重获统一的重要前提，也是统一的德国能被世界接受的前提就是德国在价值体系上的西方化、民主化。只有对世界没有威胁的德国民族国家，或者说，德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才能被世界所接受。

    （二）“德国问题”

    德国民族国家形成以前，“德国在哪里？”、“德国是什么？”是德意志思想家们经常思考的问题。事实上，一个所谓“德国问题” [34]伴随着德国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从分裂到统一，从帝国到世界大战，从战后分裂到再统一。不同的学者对于“德国问题”有不同的定义。“对于德国人来说，德国问题总是有两个方面：它既是疆土的问题，也是宪法的问题，确切地说，也就是统一和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疆土问题的中心点是“大德意志”或是“小德意志”问题。……宪法问题首先涉及到人民与王位之间的权力分配。在一个统一的德国中，谁应当拥有发言权：是选举产生的德国人民的代表，还是诸侯，或者更确切地说，诸侯中的最强者？”[35]

    疆界的问题曾一度困扰着德意志。由于历史的复杂性和地理上众多小国林立，在德意志民族国家未形成之时就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这些德语小国是否需要统一，能否统一？是否说德语的日耳曼人应该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如果能成功地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位置上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话，那么这一国家是否必须包括讲德语的奥地利？[36]历史选择了统一的德意志不包括奥地利，是一个非大一统的小德意志。然而，大德意志的想法始终是存在于部分民众的心里的。

    疆界的变动蕴含着中欧政治的不稳定。从神圣罗马帝国到德意志帝国，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帝国，再到战后德国一分为二，这个躁动的欧陆中心国家的疆界似乎始终是不稳定的。疆界的不稳定阻碍了德意志民族意识、民族认同的形成，同时也影响了德国民族国家自身的形成和发展的路径。可以说因为内部小国林立、政治版块众多且地处欧洲中心、外部邻国众多决定了德国民族国家必须要经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1871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帝国，带有军国主义性质，贵族地主和军队拥有最大发言权的，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帝国，或者说是一个民族国家但非民主国家。这对德国民族国家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纳粹德国实行独裁统治，发动世界大战，令欧洲和世界人民生灵涂炭，这个帝国的政治和法律秩序是令人恐惧的。二战战败是德国民族国家发展历史的最大转折点，战后的疆界变动还伴随着四个占领国的军事占领及长达45年的分裂。1990年德国统一，选择了民主德国加入联邦德国的形式，至此德国走上了“正常国家”的道路。也许，“德国问题”随着1990年德国统一而宣告解决，但“新德国问题”又浮显出水面，这一问题将在下节详细论述。

四“后古典民族国家”与欧洲一体化

    对于德国目前民族国家的形态，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德国历史学教授格特弗里德•尼德哈特（Gottfried Niedhart）从后现代的视角出发将德国国家形态定义为“后现代的民族国家”，并认为在欧洲大国圈子中，德国所体现的“后现代民族国家”形式最为发达。[37]中国学者连玉如认为，目前德国是以一个“超前的民族国家”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所谓“超前的民族国家”, 是指作为民族国家的德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而是“超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38]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将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并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状态，定义为“后古典民主民族国家”（a post-classical democratic nation state）。[39]温克勒这一概念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重新统一的德国继承了民主的传统；另一方面，“统一后的德国是一个后古典民族国家（postklassischer Nationalstaat），不再拥有古典民族国家那样的主权，它与超国家的共同体紧密联结。但这一特征也不是德国所独有的特征，这是我们与其他欧盟成员国共有的特征”。[40]也就是说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摆脱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控制，获得了完全的主权，可以与欧盟其他成员国一样将主权让渡给欧盟这个超国家共同体。[41] 本节重在讨论德国与欧洲一体化的内在联系，因而借用温克勒的“后古典民族国家”的概念。

    重新统一的德国，行进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后古典民族国家，在新的历史阶段又面临了新的问题。一是“国家至上”还是“欧洲至上”的问题，二是“新德国问题”。前者是有关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对内职能（政治价值观问题）；后者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对外职能（外交战略问题）。

    德国国家的正常化的途径是西方化，而融入欧洲是德国皈依西方的重要途径。自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德国便走上了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从德法和解、参加欧洲煤钢联营、到共同创建欧洲经济共同体，再到后来的欧盟、欧洲统一货币，在欧洲一体的框架内解决问题和争端、谋求和平发展，成为联邦德国政治和外交的立国基础。

    德国重新统一后，民族国家地理疆界稳定了，但代表民族国家主权和独立的疆界同时又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政治一体化、人员流动和货币一体化的进程而模糊。随着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欧元区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上，谋求财政政策统一，建立财政联盟。主权国家的权力在随着一体化的深入不断让渡给超国家的欧洲联盟。这对民族国家而言是一个挑战。德国国内期间不乏反复和反对之声。政治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冲击和成本需要国内接受和消化，政治家需要面对民众的压力。典型事件就如德国在欧洲债务危机中面临的局面，为了维护欧元，德国可能需承担更多的义务，但是反对和争吵持续不断。“国家至上”，还是“欧洲至上”？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这并不是问题，但对身处“欧洲中心”的德国而言，则是一个矛盾。尽管如此，德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无法承受欧洲一体化失败的后果，因此，“走向欧洲”无法停止，德国民族国家的发展仍将会不断进入新的形态。

    “德国问题”随着两德重新统一而结束，但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背景下，“新德国问题”又登上历史的舞台。所谓的“新德国问题”是指重新统一的德国将在变化了的国际关系中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并从这个主题衍生出若干的问题，例如德国能够、想要和将会在整个欧洲、欧洲联盟承担领导责任吗？德国如何看待其全球作用？民主制度和西方一体化的价值取向在扩大了的德国根深蒂固了吗？等等。[42]与此相关的事例很多，例如，伴随着欧洲一体化向前发展，特别是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不断扩大后，欧洲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它们之间统一与矛盾时隐时现。一方面，在债务危机中，作为最大债权国的德国掌控着解决债务危机的钥匙，使其他成员国希望德国能够出手救助；而另一方面，随着危机进程加深，德国在欧盟的地位上升，又引起其他成员国的不安和反感。“德国很少感觉到自己是如此地重要，但同时又是如此地孤立”[43]。因此，德国必须寻找到它在欧盟治理结构中的合法性基础，作为回答新德国问题的思想武器。

结语

    对德国民族国家的发展史进行简要回顾后，可以得出：第一，由于自身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与英法相比，德国是一个迟到的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民族意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二，从文化共同体到后古典民族国家，德国民族国家的发展经历了特殊的路径：从偏离西方到回归西方。其间民族国家的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战略均发生了变化。第三，重新统一的德国民族国家与其它欧盟成员国一样进入后古典民族国家形态，将主权部分让渡给超国家共同体。

    除此之外，从德国民族国家的演进历史似乎还可以归纳出德国民族国家以及欧洲民族国家的某些发展趋向：一方面，可以说德国民族国家经历了从特殊到一般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德国民族国家从对内职能（政治价值观）到对外职能（外交战略）都发生了变化。在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多层治理的背景下，伴随部分主权的让渡，欧洲民族国家的对内职能和对外职能方面出现了同质化（欧洲一体化）趋势。另一方面，欧洲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意识依然强烈，每当民族利益受到威胁时（例如欧洲债务危机出现），民族意识就会发挥作用，将民族国家的对内和对外职能向异质化（国家利益至上）方向牵动。

    （本文的修改稿发表于《欧洲研究》2012年第2期）

    （联系 杨解朴：yangxp@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