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海洋：从天主教共同体到失败的民族国家

    引言

    民族和国家都是欧洲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的共同体，但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这两种共同体的边界并不重合，只是当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浪漫主义时代之后，民族和国家这两大共同体才在欧洲完成了结合，催生了民族国家这一具有巨大生命力的共同体形式，不但主宰了近代以来的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而且在当今的世界舞台扮演着中心角色。

    对于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和学者而言，民族国家几百年来的的统治地位导致了一种历史必然性和宿命论的幻觉，并为许许多多民族国家构建的尝试提供了精神动力，然而，正如法国学者德拉诺瓦指出，“自世界按照一个统一的世界史的大主线以来，人们就注意到，历史既更多的走向普遍性，也更多的发展出特殊性这样一种双向运动。[1]民族国家虽然成为普遍化的模式，但它却不一定导向民族国家的普遍存在。在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民族的混合会导致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而民族国家则天然的具有为了追求政治上的确定性而整合多样性的冲动。历史的看，这种冲动并不新鲜，比民族国家更为古老的国家机器，在面对多样性和不确定性时，也会作出同样的反应。这种国家行为上的相似性，在民族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然而，历史的规律往往并不屈从于“国家意志”，根植于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时而会表现的极为顽强和持久，无论是晚近的民族国家，还是古代各种形式的国家机器都无法逾越。

    在一个民族国家林立的的欧洲大陆，西班牙正是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作为欧洲大陆最古老的政治实体之一，西班牙长期面临着固有的历史文化多样性与国家机器整合倾向之间的矛盾。在步入现代之前，这种矛盾表现为国家与不同宗教信仰群体间的紧张关系，在步入现代之后，这种矛盾则表现为国家边界与民族边界不重合而导致的张力。在回顾西班牙国家和民族构建历史的基础上，对上述矛盾进行解读，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有助于我们从更广阔的历史维度，去把握欧洲民族国家演进过程的多样性。

    一 古代西班牙：从多样化的边陲社会到早熟的“民族国家”

    对于以民族史的视角研究西班牙历史的学者而言，如何界定西班牙民族起源是个困难的问题。关注民族政治属性的学者，通常把目光投向15世纪的光复运动，或18世纪西班牙在反拿破仑战争中涌现的现代民族意识。关注民族文化属性的学者，则倾向于强调中世纪西班牙第一部标准语法的诞生对西班牙民族形成的重要意义。[2]然而，无论从何种视角出发，学者们往往面临同样的困境，相比多数民族“从多样化和碎片化到同质化和统一化”这一惯常的发展逻辑，西班牙民族长期经历着精神上的统一冲动与固有的文化分裂并存的局面。旨在统合的力量通过国家机器，为消除文化分裂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这些努力却从来未能长久。正如杰拉德.布伦南所指出的，“对于西班牙，正常的状态是，它是小的，互相敌对或老死不相往来的共和国组成的一个松散的联盟。在历史上的某些伟大时期（哈里发时代、光复时代和黄金时代）。这些渺小的中心会因为共同的感情或思想的影响，一致行动；而当来自上述思想的冲动衰退后，它们仍旧四分五裂，各自为政。”[3] 可以说，顽强的难以磨灭的多样性，是贯穿西班牙民族整个历史的最重要的主题，

    古代西班牙是一个多样化的边陲社会，如果承认地理环境对国家和民族的形成有塑造作用的话，西班牙正是这方面的典型。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地处欧洲大陆最西端，西临是大西洋，东临地中海，南端与非洲隔海相望。处于欧洲边缘以及三面环海的地理特殊性，使西班牙自古就处在各种文明交汇的中心。虽然其最早的原住民是土生的伊比利亚人和来自北欧的塞尔特人，但作为古代世界海上贸易的重要中转站，西班牙长期受到来自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的非洲文化，以及来自希腊半岛的希腊文化的影响。此外，由于半岛多山且通行艰难，在技术落后的古代，半岛内部居民的沟通和融合并不容易，这些因素使在半岛文明在诞生初期就呈现出一种多样化和碎片化的特征。[4]

    布匿战争后，罗马人进入伊比利亚半岛，并为半岛注入了一种整合的倾向。通过强制推动罗马化，罗马人创造了了泛西班牙的概念，把西班牙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5]而拉丁语的普及又为基督教在西班牙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大致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基督教开始传入西班牙，并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不断发展。然而，作为边陲社会的西班牙，长期受到古代地中海世界多种文化的影响，文化环境非常复杂。对于西班牙的基督教会而言，古希腊文化的理性主义遗产以及来自非洲和东方的文化渗透，都是威胁教会在人们精神领域权威的异端，此外，教会也时常面临罗马统治者的政治压力。西班牙教会通过改革[6]，逐渐确立了天主教在西班牙地区的文化主导权，到四世纪晚期，基督教也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教，但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和来自东方的文化压力，仍然经常以所谓“异端“的形式出现，成为天主教正统长期面临的竞争性存在。[7]

    天主教与异端对西班牙精神领域的争夺一直持续到罗马帝国末期。其间西哥特蛮族借罗马衰落之机，加紧向西班牙渗透，并在西班牙建立了一个西哥特王国。西哥特人在文化上的建树有限，西班牙教会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教会的努力下，政治制度，法律，拉丁文学这些罗马时代的精髓和基督福音的学说得以延续。公元六世纪末，西哥特王雷卡雷多在即位一年后宣布皈依天主教，史称“雷卡雷多改宗”，西班牙的天主教会由此确立了对国王的巨大影响力，并在此后多次废王立王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雷卡雷多改宗”标志着西班牙天主教和国家机器的紧密结合，也把西班牙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统合推向了高峰。如果西哥特王国在西班牙的统治能够长期延续，西班牙很可能会遵循“罗马帝国——蛮族封建王朝——民族国家”这一线性的历史逻辑，逐渐发展出类似英国法国的“民族国家雏形”，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带有偶然性。公元771年，来自北非摩尔人侵入西班牙，并在很短时间内就灭亡了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虽然西哥特人的残余力量仍然盘踞在西班牙北部山区，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已经被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统治。自此，伊斯兰势力和天主教势力开始了在西班牙长达数百年的对峙，西班牙也因此再度陷入了政治与文化上分裂的局面。

    西班牙的摩尔人王国于公元9至11世纪达到了颠峰时期，随即因分裂而开始衰落，于此同时，北方由基督徒控制的地区开始强大起来，一系列基督教国家整合起来，从西北向东北扩张，渐渐转向中央，乃至整个半岛。后世把这场由基督教王国发起的扩张运动称为“光复运动”。很多历史学家都将光复运动视为西班牙民族的起源。首先，当时西班牙北部最强大的卡斯蒂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以政治联姻为基础，将西班牙多个天主教王国统合起来，并战胜了摩尔人，完成了西班牙的领土统一，这不但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现代西班牙的政治版图，也为西班牙民族的构建提供了基础性的上层框架；其次，光复时期出现了西班牙最早的英雄史诗《熙德之歌》，生动描绘了西班牙骑士英雄熙德在光复运动中抗击摩尔人的事迹。这种弘扬抵抗外侮精神的文学作品的广为流传，可能是西班牙民族意识开始出现的重要象征。第三，在公元1492年，也就是光复运动最终胜利的那一年，在西班牙诞生了（Elio Antonio de Nebrija）欧洲历史上最早的语法书——《卡斯蒂亚语语法》（Gramática de la lengua castellana,）。抗击外敌的共同历史，英雄史诗的流传和语言的标准化，这些元素的出现的确为一个民族的诞生创造了条件。然而，必须要正视的一个现实是，对中世纪早期的西班牙而言，“民族”仍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对于现代的学者而言，抵抗外侮建立国家的英雄故事固然是民族认同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历史素材，但光复运动的本质，并不是民族间的战争，而是宗教战争，其宗旨是恢复基督教徒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8]这场战争客观上促进了半岛的人民向一个共同体的方向进行整合，但这个共同体与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有很大的差异。一方面，西班牙边陲社会的特点仍然顽强的发挥作用，由于几百年来一直处在欧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交界，西班牙长期受到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和犹太文化的影响，文化上的多样并存是社会生活的常态。即便是北部的天主教地区也分裂为不同的王国和自治城镇，各地方的语言文化，政治制度和法律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光复运动背景下的西班牙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为了战争而临时组织起来的共同体。[9]首先，光复运动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中心国家主导之下发起的复国运动，而是几个语言，文化各不相同的封建小王国在与摩尔人各自为战的过程中逐渐整合起来的。其次， 反摩尔人势力之间的整合程度是松散的，各个王国之间的联合没有通过暴力手段，而是依靠政治联姻和协议，在以恢复天主教和反抗异教徒为目标，逐渐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 换言之，光复运动造就的西班牙，更像是由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王国在天主教框架下组成的类似于“国家联盟”的共同体，虽然这一共同体以卡斯蒂亚王国－阿拉贡王国为核心，但各个王国之间并不是简单的隶属关系，从整体来看，这不是一个同质性结构，而是一个由几个异质结构组成的“马赛克式拼图。”第三，即便是共同体最主要的两个大国卡斯蒂亚和阿拉贡，政权结构也大不相同，伊莎贝尔女王治下的卡斯蒂亚是强力君主治下的中央集权模式，而费尔南多国王的阿拉贡则类似于邦联，有若干个更小的有很大自治权的地区组成，后来有较强分离意识的加泰罗尼亚地区也是这一“邦联”治下的一份子，[10]从起源时起，国王对该地区的权威就是有限的。伊莎贝尔和费尔南多对各自王国控制权的差异，意味着西班牙在光复运动建国之初，其核心政治结构就存在着不稳定因素[11]。

    光复运动最终取得了成功，摩尔人被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分裂后终于再次走向统一，但对于当时的西班牙统治者伊莎贝尔和费尔南多而言，这个形式上统一的西班牙仍然是一个松散的“大拼盘”。从政治结构上来看，国家的权力由王权，贵族，各自治地区的城镇议会（the cortes）分享。虽然王权在战争中得到了加强，但在战争中得到军功的贵族和光复运动过程中贡献过力量的其他小王国仍然对国家事务有很大的话语权，而全国各地的地方议会和城市自治机构，依据国王和地方议会之间的协定（fuergos）也享有种种地方特权。西班牙的君主的实际权力因此是有限的，面对一群法律和习惯上迥异的小王国和自治地区“捆绑”在一起的大杂烩，中央政府的角色只能是合作性的，其统治要向地方和区域网络的当局下放权力。从文化构成上看，在整个国家中人民的构成相当多样化，东方文化背景的犹太人和莫里斯科人[12]在人口中占据很大比例，即便在原天主教地区，由于统一之前各个王国长期的分立状态，各个地方依然保持相当的文化独立性。作为官方语言的卡斯蒂亚语，只是借助君主的行政机构和文书命令扮演了国家疆域内通用语的角色，在卡利西亚，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等很多地区，在日常生活中仍使用本地的语言和文字。

    对于任何君主而言，统治这样一个多样化而松散的国家都是一种挑战。由于世俗权力受到限制，君主只能更多的借助光复运动催生的精神纽带，也就是天主教，来进一步完成国内的整合。伊莎贝尔和费尔南多在位期间，其重大的政治举措基本都是围绕着通过宗教巩固国家这一目标展开。伊莎贝尔一个重要的政治成就，是确保了王室对西班牙境内主教职位任命的影响力，成功的抵制了罗马教廷对西班牙的干涉，使西班牙虽然在精神上信仰天主教，却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保证了西班牙精神版图的独立性[13]。此外，通过发动驱逐异教徒的“纯洁血统运动”，以及将宗教裁判所塑造为国家机器，西班牙的君主强制推动了人民在精神上的同质化。这种同质化运动，与现代世界以来诸多民族国家内部整合的逻辑颇为相似（如法国的共和模式，德国纳粹的极端案例等等），只不过这种推动同质化的尝试，发生在现代世界以前，所以西班牙君主用以构建人民统一认同的“素材”并不来源于“民族”，而是来源于宗教。

    对于西班牙民族的发展而言，凭借光复运动实现的国家统一留下了一笔复杂的遗产。一场原本以复兴天主教在半岛统治地位为宗旨的宗教战争，使西班牙较早的完成了政治上的初步整合，发展出了形式上统一的国家框架，一个以宗教为基础的普遍认同，和一个标准化的通用语，这些成就或多或少的使西班牙具有了“统一民族国家早熟的现代性”，[14]也为西班牙日后兴起为世界霸主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这种趋同化的整合却是不充分的。一方面，整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仍然服从于伊比利亚半岛长期固有的多样性，全国范围内并不存在一个整齐划一的，充分中央集权的强力国家结构。另一方面，国家疆界内的文化整合也没有完成。西班牙人民只是在信仰层面达成了一致，在共同的天主教认同之下，各个地方的人民仍保留着自己的文化独立性。此外，由于宗教本质上是普世性而非内向性的，推动宗教作为国家精神的存在，使中世纪西班牙的国家机器自建立伊始就为天主教的普世主义需求所绑架。国家的最高使命不是西班牙的民族利益，而是为天主教服务。利用天主教认同为纽带，固然可以在建国初期有效的强化国家机器，但天主教天然的普世性和扩张性，也为西班牙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二 帝国时期的西班牙：天主教共同体的悲剧

    1516年，伊莎贝尔和费尔南多的外孙查里五世登上西班牙王位，作为哈布斯堡王朝广泛的皇室联姻的最终产物，他在登基之初就拥有西班牙，意大利和低地国家的大片领土。查理五世政治才能，欧洲战场上的军事胜利，以及美洲殖民扩张带来的大笔财富，使西班牙一跃成为了欧洲乃至世界霸主，其影响力几乎遍布世界上的所有大陆。 西班牙帝国在16世纪初的声威的确令人印象深刻，但支撑帝国兴起的因素却是脆弱的，正如雷蒙德.卡尔指出：“西班牙没有统一的民族国家，有的只是用作一时的政治框架；没有现代国家般的集权，有的只是使得人民容易服从的、广泛的民族精神和习惯；没有好运，有的只是一般程度的财政扩张性；没有英雄版的威力，有的只是顽固的保持在疆场上驰骋的军队和海洋上航行的战舰的能力；没有统一的文化，有的只是和平变化的部署；没有特殊的美德和恶德，有的只是某些特殊的优点——尤其是相对庞大的受教育精英的价值观，这些有利于技术革新和创造性艺术的产生。”[15] 总体而言，西班牙仍是一个旧式的帝国，其种种成就都来自于旧欧洲的馈赠，西班牙人所关心的，是帝国的维系和天主教的扩张，至于帝国内部的政治和文化整合，并不是当时的主要任务。但在16世纪初的欧洲，一种新的国家形态已经开始酝酿，在建立了绝对主义君主专制的前提下，一些欧洲国家已经步入了民族国家发展的第一个阶级——由绝对君主制向民族国家的过渡， 通过内部权力分配的重组，开始了重新诠释国民群体认同的历史过程。[16]在西班牙，光复运动以来旧制度的遗产却阻碍了西班牙国家形态的进化。

    首先，从政治结构上来看，西班牙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君主专制政体，而这一政体恰恰对后来民族国家的产生意义重大。西班牙帝国看似强大，君主对国家的实际控制力却非常有限。“权力的网络是通过传统的方式传播开来的：通过庇护制度和宣传，通过君主个人魅力和说服，通过审慎的判断，确保各自领域内潜在的敌对权力来源的合作。最终，服从并不依赖于君主的权力，而是依赖于臣民是否愿意”[17]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578年3月，西班牙君主菲利普二世的一位官员在马德里被杀，凶手被怀疑是西班牙地方省份阿拉贡地区的显贵。疑犯逃回阿拉贡寻求保护，菲利普二世想逮捕他，但阿拉贡的法律却禁止国王随意抓人，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国王想到了宗教法庭，于是指控疑犯为异教徒，这样才把疑犯关进了宗教拘留所。[18]由此可见，当时西班牙人民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宗教权力可以接受，世俗权力却要受到限制。君主的最高权威，是建立在宗教领袖这一基础之上的，这种以至高的宗教权力和有限的世俗权力混合而成的政权结构，其控制力不但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去甚远，甚至远落后于同时代欧洲其他的君主专制国家。尽管随着城镇大学的兴起，不断发展的精英教育制度使职业官僚的出现成为可能，但帝国时期的西班牙却没能成为一个依靠官僚制度进行中央集权统治的稍具现代性的国家。[19]究其原因，无外乎帝国的不断扩张。过于庞大的疆域，使集权式的管理在技术上无法实现。相反，随着帝国的扩张，为了行政管理上的便利，也为了税收上的方便，西班牙的君主把相当一部分的税收和司法权力让渡给了地方当权者，16世纪的西班牙出现了“领主的复兴”，使政治集权化的倾向进一步弱化了[20]。

    其次，帝国的不断扩张使西班牙在光复时期就面临的内部文化多样性问题进一步加剧。一个原本就颇为松散的国家结构，在大规模扩张之前，就无法弥合西班牙半岛内的文化差异。随着帝国疆域在欧洲的扩展和美洲殖民地的不断开发，更多的异质文化地区处在帝国统治之下，维持帝国精神上统一的尝试面临着不断增长的压力。为了调和文化差异，西班牙的天主教帝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其业已存在的共同文化雏形。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西班牙在美洲殖民的文化改造。一般意义上的殖民运动，殖民国都倾向于输出并普遍强迫推行本国的语言，而西班牙的文化殖民者，也就是传教士们，往往使用美洲当地的克丘亚语、阿兹特克语以及其他土著语言进行传教，还使用土著语言编写了语法书，词典和教义问答，作为教士们进行传教使命的工具书。墨西哥第一任大主教苏马拉加，甚至建立了一所印地安贵族学院，让印地安人向新来的西班牙教士传授印地安语和印地安生活方式。[21]换言之，为了追求信仰上的统一，西班牙业已存在的民族性是可以被牺牲的，这个案例清楚的表明了16世纪西班牙帝国精神上的主旋律。然而，即便是维持信仰上统一这一底线，对西班牙帝国而言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除了要保卫东地中海的基督教国家不受土耳其的威胁，西班牙还要应付欧洲大陆新教国家此起彼伏的反抗，法国和尼德兰长期成为西班牙最为头痛的问题，西班牙希望全世界都置身于纯洁和正统的天主教信仰之下，但靠这个信仰甚至连欧洲都无法统一起来。宗教改革的浪潮掀起后，神权政治在欧洲的崩溃已经是大势所趋，西班牙一开始就站在了失败者的阵营，其结果是浪费了不计其数的财富和西班牙民族自身发展的机会。

    在整个16世纪，西班牙就像唐吉珂德笔下向风车挑战的骑士，充满无畏的理想主义，却又四处碰壁。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在于光复时代以来的历史遗产将西班牙导入了一条错误的发展路径。伊莎贝尔和费尔南多给查理五世留下的政治遗嘱，明确要求查理五世以支持罗马教会作为西班牙内外政策的基础，归结成一句话即:“基督徒间讲和平，对不信者动干戈。”[22]他们给查理五世留下的广大帝国，虽然看似巍峨，却背负了一个背离欧洲历史潮流的使命——天主教精神下的世界大同。以天主教普世主义为国家精神的西班牙，在本质上就是扩张性而非内向性的，这种与生俱来的内在缺陷使西班牙帝国自建立之初无法像英法那样向民族国家的轨迹演进，而是成为了一个不断扩张又注定无法成功的宗教共同体。到17世纪菲利普四世时期，帝国的承受力已经达到极限，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帝国的财政已经濒临崩溃。这种财政的困境又成为了国家内部分裂的诱因。由于帝国的中心卡斯蒂亚已经不堪重负，菲利普四世为了减缓财政压力，要求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等地区仿造卡斯蒂亚进行制度改革，以便获得更多税收。这一举措引发了加泰罗尼亚地区长达十余年的叛乱，并在阿拉贡、安达卢西亚和巴斯克等地区激起了规模不等的反抗运动。[23]这是西班牙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分离运动，是西班牙各个地方省份对永无休止的战争和王室无止境的税收要求的愤怒表达。虽然最终王室成功镇压了叛乱，却再也无力对加泰罗尼亚等地区进行进一步的彻底整合，各个地方省份的特权基本得以保留，中央政府与地方省份结构性的问题并未解决，分离的种子却已播下，西班牙地方分离主义的历史根源就此形成。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西班牙为其不切实际的天主教理想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三 波旁王朝时期的西班牙：法国化的光辉与阴影

    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哈布斯堡王室治下的西班牙帝国开始由盛转衰。在菲利普二世之后，西班牙又历经了菲利普三世，菲利普四世，卡洛斯二世等几位国王。在欧洲事务上，这些哈布斯堡王室的继任者缺乏查里五世那样的政治才能，又教条的沿用从前的宗教政策，不合时宜的天主教精神时常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已经是西班牙的一大负担。另一方面，西班牙从美洲新大陆获得的财富使欧洲其他国家虎视眈眈，为了维持帝国开支的庞大税赋又激发帝国内诸多省份的反抗，整个帝国危机重重，西班牙一步步的丧失了葡萄牙，那不勒斯，弗兰德和直布罗陀等地。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法王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普登上了西班牙王位，史称菲利普五世。可以说，到此为止，西班牙作为一个欧洲强国的历史，已经结束了。在波旁王室的统治下，西班牙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虽然已经沦为了欧洲二流国家，但从积极的方面看，波旁王室下的西班牙放弃了推动天主教世界大同这一使命，这使西班牙获得了在欧洲的和平。而狂热的宗教气氛的消失，终于使西班牙开始进入了一个务实的世纪。在波旁家族的统治者对哈布斯堡时期低效的财税政策进行了改革，在哈布斯堡时期受到轻视的农业和制造业重新得到重视和恢复，危害经济自由发展的贸易壁垒被逐步废除，现代化技术教育也在王室的推动下得到发展，总体而言，西班牙终于开始朝着一个正常的欧洲现代国家的方向努力了。

    波旁王室入主西班牙，带来了法国式的君主专制，这使西班牙人民传统的政治认同受到了巨大影响。在传统的哈布斯堡时代，王室的权威很大程度建立在天主教的纽带之上， 君主的至高无上不仅仅来源于世俗权力，也来源于国王是国家的宗教领袖。王室的行为受到天主教信仰的规范，但同时，当国王履行宗教领袖职责时，其权威也带有神性的一面。在西班牙这个根深蒂固的天主教国家，国王的宗教象征是受到人民认同的，因为只要国王还是宗教领袖，他就必须遵照天主教的教义服务于人民，而西班牙人民也是统一效忠于一个天主教领袖下的宗教共同体。这种以宗教规范为基础的君臣义务关系，也是西班牙人民国家认同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24] 然而，波旁王室秉承的是“朕即国家”的信条，在波旁们看来，君主并不具有神性，也不必表现出宗教领袖的象征意义，这就抹杀了君主政治权力的宗教意义，也使西班牙人民对君主的认同情感遭到了破坏。没有了宗教这一象征性的纽带，人民是否愿意成为团结于一个君主周围的共同体，只能取决于君主的政治作为，这常常使君主本人面临巨大的压力。

    波旁王室为西班牙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统治者开始在西班牙复制法国式的中央集权统治。对于笃信开明专制的波旁王室而言，在全国推行整齐划一的政治制度，是巩固国家的基本条件，但在西班牙，这种改革面临两大障碍：教会和地方省份的特权。在传统上，西班牙的教会一直是王室最重要的盟友，不但通过宗教纽带帮助国王在精神上领导和动员民众，其和王室的经济联系也很紧密，王室将大量土地交给教会管辖，教会则向王室提供一定的粮食作为回报。然而，对于波旁王室而言，这种西班牙的传统却是不可接受的。一方面，为了改革哈布斯堡时期混乱的经济，政府急需进行财税改革，建立现代化的税收制度，教会的庞大产业和财税特权自然令国王不满。另一方面，追求绝对权力的波旁君主们，无法容忍教会对西班牙人民精神上的影响力。在波旁王室看来，教会是政府推动各种改革的最大障碍，不但阻碍经济现代化，也垄断着思想和文化，威胁着王室的权威。在这种背景下，王室对教会的态度愈加强硬，菲利普五世开始加强国王对教会的控制，菲利普六世则加强对教会的税收监管，并强化了国王对教会高级职务任免的控制权，到查理三世时期，王室对教会的压力达到高峰，对天主教的敌意在上层精英中已经演变成了狂热，政府没收了西班牙天主教团体耶稣会的财产，并将它们驱逐出西班牙，此后，国王的司法大臣在当时的法国外交大臣信中明确的写道：“我们杀掉了儿子，现在剩下的就是干掉母亲，即罗马教会了！”[25] 在对教会不断打压的同时，波旁王室也开始加强中央政府对西班牙各个地方的控制。1707年，王室废除了阿拉贡和巴伦西亚的特权，把这些王国降格到卡斯蒂亚的法律管理之下，并按照卡斯蒂亚政府的模式对这些地区的行政进行了改革。1716年，同样的改革开始在加泰罗尼亚实施，改革方案中还增加了附属条款，规定加泰罗尼亚各级司法机关必须使用卡斯蒂亚语言。与此同时，上述地方省份地方议会的议员也被并入了卡斯蒂亚议会，但卡斯蒂亚的议会实际上更像一个形式上的存在，只是在1760年和1789年两位新国王上台的时候才召开过。[26]

    除了在政治上推行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波旁王室也积极推动法国思想文化在西班牙的传播，试图对西班牙人民的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波旁王室对教会的打压，客观为法国的启蒙思想传入西班牙开辟了道路，在王室的支持下，西班牙的大学进行了改革，现代化的科学思想和政治法律方面的知识被引入教学大纲，虽然西班牙教会仍试图禁止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大量有关启蒙的科学和哲学著作已经开始在西班牙频繁传播，百科全书派在西班牙的影响迅速扩大。在启蒙思潮的影响下，各种推介新思想的民间团体纷纷成立，最为典型的如巴斯克地区贵族建立的“国家之友”（amigos del pais）和共济会。前者致力于农学，工业，贸易和科学相关著作的出版，后者则积极宣传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打压教会的势力。当时的西班牙首相阿兰达伯爵当上了西班牙共济会的会长，他一方面设法打破教士在思想文化中的垄断，一方面在西班牙甚至西属美洲的各大城市建立共济会分会，宣传法国哲学家们的思想。尽管共济会的活动引起了西班牙诸多传统人士的不满，但在王室的默许甚至支持下，法国“新思想”的传播进行的十分顺利。[27]

    法国式的启蒙，使西班牙的民族文化发生了一定的变革，但西班牙毕竟是一个长期浸淫于天主教文化的传统社会。相比西欧其他国家，西班牙的经济结构仍很落后，教会势力强大。在一个绝大多数民众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国度，法国式的启蒙找到足够的听众并不容易。人们虽然开始了解启蒙运动带来的“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之类的新观念，却又对西班牙的传统文化念念不忘。整个波旁时代，西班牙人一直处在传统和新文化的的矛盾中。启蒙思想在西班牙获得的部分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其将科学技术，以及现代的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思想引入了西班牙。在上层精英的努力下，独立于教会之外的新式学术机构纷纷成立。无论是官方，还是共济会之类的社会团体，都热衷于创立各种组织机构来推动艺术、科学和文学的教学。但法国式的启蒙并没有从根本上使西班牙焕然一新，作为一种外来思想，启蒙主义遭遇的难题在于，西班牙的国情和法国大不相同。由于自诞生起就存在的文化多样性，西班牙民族是依赖天主教这一纽带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天主教，人民在精神上共同的认同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完全按照法国的模式对西班牙民族文化进行改造，以理性和科学来替代千年历史的天主教文化传统，绝非一日之功，也是不切实际的。事实上，在这场启蒙运动里，真正接受这种时代精神的，只有王室周围的上层阶级和一些社会精英，而且这种接受，也往往是表层的。在一个长期以宗教作为国家精神的社会，法国的理性主义并不容易理解。人们对法国的学习，往往是流于表面的模仿，或者把法国经验照搬照抄。福尔内曾辛辣的讽刺这场法国化运动：“我们生活在神谕世纪；比利牛斯山那边的一群诡辩家胆大妄为，废话连篇的自夸，居然把极其方便、随心所欲夸夸其谈的新技艺引入西班牙，赢得了一批无耻的平庸作家的赞同，因为他们再也看不见其他东西……卢梭、伏尔泰、爱尔维修的门徒们在自命不凡的对他们并不了解的其本质的各门科学进行论述…… ”[28]福尔内的讽刺不无道理，以加地斯、福尔内以及阿尔瓦拉多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家，始终拥有国人中的大多数听众，无论是教士，偏远地区的贵族，还是农民，都是他们的拥护者。这样，在哈布斯堡王朝时期被统一起来的西班牙知识界，在波旁时期逐渐分裂成了互不妥协的两派，一派忠实于西班牙根深蒂固的天主教文化，却跟不上时代进步，另一派高唱法国式的新思想，却忽视了人民的固有传统，与国情相矛盾。两派的斗争从波旁时期就没有停止，开始还是和平的，但已酝酿着日后的激烈冲突和内战的血腥悲剧。 

    四 十九世纪的西班牙困境：民族国家构建的两种版本

    波旁王朝在西班牙的稳定统治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后由于拿破仑的入侵，当政者费尔南多七世被迫下台。人民自发的组织起来，进行了一场反抗拿破仑侵略的独立战争，借助这次民族解放运动的时机，一些自由派暂时控制了局势，并抓住机会为西班牙指定了一部的宪法，史称1812年宪法。这部宪法带有非常鲜明的西班牙特色；一方面，宪法明确规定了主权属于西班牙民族，赋予人民自由选举权，保障司法独立和言论自由，这些条款明显有法国思想的影子；另一方面，宪法却禁止宗教信仰自由，规定西班牙必须是天主教国家，并承认国王的世袭和不可侵犯，这又是西班牙固有传统的反映。[29]一些看似不相容的概念出现在一部宪法中，体现了十九世纪的西班牙在自由和传统这两条道路中间进退两难的状态。不久，费尔南多七世在军队的支持下重掌大权，复辟了旧制度，重新欢迎耶稣会，并废除了1812年宪法，而自由派又策动军事政变，迫使国王恢复宪法，并作出了废除宗教裁判所，再次驱逐耶稣会，出售教会财产等举措。而后，在神圣同盟的干涉下，旧制度再次复辟，教会的地位又得到恢复。基本上，此类政治纷争贯穿了西班牙的整个十九世纪，国家一直处在自由与传统，复辟与反复辟的拉锯之中，整个国家被两种截然对立思想弄的四分五裂，精疲力竭。

    十九世纪的混乱局面在西班牙的出现，是因为西班牙终于开始告别旧制度，开始了现代意义的国家重建。波旁时期法国思想的传入，部分的促进了西班牙的思想解放，西班牙人民开始认识到从君主专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意义，而拿破仑的入侵又打破了旧的君主专制制度，波旁王室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奴颜婢膝的丑行，动摇了西班牙人民长期以来“君主—臣民”式的传统国家认同。西班牙人民开始思索如何向现代民族国家迈进。 然而，究竟采取何种模式来构建西班牙未来的民族国家，对西班牙人民而言却是两难的选择。一方面，光复时代以来在西班牙扎根数百年的天主教传统，以及西班牙帝国的辉煌过去，俨然是构建统一民族认同最有力的素材，以天主教作为文化纽带建立民族国家的想法也受到西班牙传统知识分子的支持；另一方面，波旁王室入主西班牙后引入的法国新思想，主权在民，生而自由，人人平等，又显得非常的“进步”和鼓舞人心，受到自由主义倾向的“进步人士”的青睐。自由派和传统派在19世纪的分歧，实质上反映了西班牙现代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两种不同思想的交锋。正如穆罗和基罗卡所指出的，“西班牙的民族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自从西班牙现代民族意识在反拿破仑的独立战争时期诞生起，“公民性”（civic）民族主义和“族群性”（ethnic）民族主义就不停的争夺人们的思想阵地……[30]公民性视角下的民族是一种生活在共同法律框架和共同立法渊源下的共同体。“公民性”民族主义的特色体现在其通过以共同语言为基础的大众教育所建构的一种“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和“公民性宗教”(civic religion)（最典型的例子如法兰西共和国）。族群性民族主义则强调某一族群自诞生之初就与众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特色，以及对其历史上辉煌时期的认同感。与公民性民族主义不同，族群性民族是以文化原则而非政治权利来定义的。（典型的例子如19世纪初期浪漫派哲学家费西特定义的德国）“在整个19世纪，两个版本的西班牙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渊源的和传统主义渊源的——都在构建自己的话语。自由主义强调民族主义的公民性（civic characters），倡导现代公民意识……而传统主义则强调民族主义的族群性(ethnic characters),把天主教这一文化因素作为西班牙民族最本质的共同点。[31]自由主义者们着眼于未来，将西班牙历史上的辉煌视为建设现代国家的包袱，试图用渊源于法国的现代公民观来改造西班牙人民的观念。传统主义者则着眼于西班牙的社会现实以及西班牙民族认同的历史延续性，强调西班牙人作为独具特色的欧洲子孙的存在。在两种不同的思想脉络指引下，自由派和传统派也就未来西班牙民族国家的构建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方案。

    自由派的民族国家方案首先基于对西班牙过往历史的重新诠释，他们以一种带有现代公民意识的视角来解读西班牙过去，尤其是西班牙帝国时代的辉煌历史。他们对哈布斯堡王朝治下西班牙的扩张持批判态度。对他们而言，无休止的宗教战争运动，无节制的海外扩张以及哈布斯堡王朝僵化严酷的专制统治正是西班牙衰落的根源。 西班牙黄金时代遗留的真正历史遗产，是伊拉斯莫式的人文主义，以及西班牙人民抵抗君主绝对权力的地方意识。他们提出用欧洲的影响和榜样来改造西班牙，以欧洲化来推动西班牙文化的现代化，推动自由，民主和平等等现代资产阶级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的西班牙民族共同体。然而，自由派以法国式的公民性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为原则的民族国家蓝本，面临着两个难以解决的困境。第一，法国式的平等观念与西班牙与生俱来的地区和文化多样性之间存在张力，如果在西班牙建立一个全民平等的民族国家，那么自由派就会面临和哈布斯堡王朝以及波旁王朝同样的问题：如果处理西班牙地方省份的种种特权？如果在维护全民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第二，以欧洲化来推动西班牙文化的现代化，意味着彻底改造西班牙业已存在数百年的天主教文化，摒弃西班牙人民传统上已经形成的天主教共同体认同，在社会和经济现代化尚比较落后的西班牙，这种尝试势必面临巨大的挑战。正如西班牙传统派知识分子加尼维特，在其著名作品《西班牙人的观念》中指出：西班牙人是欧洲的子孙，这毫无疑问，但是，欧洲的子孙并不完全相同。我们有自己的礼物奉献给世界。欧洲是经济、科学和机械化的欧洲。而我们，我们是我们！我们的注意力应当继续放在拯救我们的灵魂上。”[32]

    相对于自由派的现代化和欧洲化倾向，西班牙传统派倡导对西班牙历史传统的回归。他们仍然把天主教作为整合西班牙人民的纽带。在他们眼中，法国化时期带来的启蒙是一种人为的强制输入，破坏了西班牙的文化统一性，而反对拿破仑的独立战争实质上就是一场天主教人民反对“无神论侵略者”的斗争，对天主教的普遍认同才是西班牙民族性的真正基础。对于西班牙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传统派的看法也与自由派截然相反，他们认为：西班牙在16和17世纪与种种“外国异端”的斗争造就了西班牙帝国黄金时代的辉煌， 西班牙的衰落正是波旁王室忽视西班牙固有传统而进行法国化改造的恶果。他们希望西班牙回归传统的宗教－政治共同体模式，强力的君主在天主教认同的基础上治理国家。传统派对西班牙未来的规划看上去更符合西班牙的实际，然而，传统派也面临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第一，历史的教训证明，天主教作为国家精神的存在有其内在缺欠，天主教的普世主义倾向已经使西班牙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如果以天主教作为未来西班牙民族国家的认同纽带，那么这个新的民族国家到底应服务于西班牙民族，还是天主教本身。如果天主教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两者的边界无法稳定的重合，那么西班牙未来的民族国家就会长期面临政治上的不确定性。第二，19世纪，现代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了欧洲大陆，科学和理想已经成为欧洲的时代精神，天主教的精神内涵恰恰与这种现代化的浪潮相悖。如果继续坚守天主教传统而拒绝革新，西班牙势必将在与其他现代民族国家的竞争中处在弱势地位。

    自由派和传统派在西班牙未来民族国家路径选择上的论战促进了西班牙知识界的思想解放，为西班牙进入现代社会奠定了思想基础。然而，论战本身也问题重重。一方面，论战局限在精英范围内，难以真正动员普通大众。尽管自由派知识分子试图投身于社会运动，但西班牙当时的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发展还很薄弱。而教育的大权，很大程度上仍掌握在教会手中。而教会掌控的教育，培养的自然不是“公民”而是“信徒”。尽管自由派认识到了建立公民教育系统的重要性，但当时的西班牙政府却一直没有投入足够的资源建立完善的公共教育系统，公共教育也没有能力与主要为教会控制的私人教育机构竞争。[33]另一方面，论战双方的共存总是竞争性大于互补性，战斗性大于包容性。对立双方都过分强调自身的正确性而忽视其反对派观念中的合理成分。这种对立使自波旁西班牙时代就开始的知识界分裂愈演愈烈，西班牙也在如何建立现代国家这个问题上左右徘徊。正如弗西指出，“由于国家机器的薄弱，沟通的缺乏以及自由派和保守派在西班牙民族认同问题上的严重分裂，在西班牙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任务直到20世纪初期仍然任重道远。”[34]

    五 从独裁到欧洲化：西班牙困境的解决之道

    20世纪的西班牙，仍然处在思想文化的激烈纷争中。对欧洲化和现代化持截然相反态度的自由派和保守派，都坚决的将自己的观点付诸于政治实践，这直接导致了西班牙20世纪前期的政治动荡。虽然西班牙的发展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的脚步，现代化还是开始缓慢的发生作用。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工业进步促使了人口的增长，到1920年代，西班牙的人口已经达到2350万，比1830年代增加了一倍。在北部的毕尔巴鄂和巴塞罗那，大型的现代企业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初具规模。一战爆发后，西班牙得益于中立国的地位，从交战双方获得了大量的利润，而庞大而多样的战争订货也使西班牙北部的工业开始多元化。工业化带来了城市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移民劳动力的流入，毕尔巴鄂、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都成为了欧洲现代都市，当时风靡欧洲的现代艺术也开始在巴塞罗那等北部地区确立影响。[35]然而，这种现代化的进程却是极不平衡的。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东北部，而南部仍是贫困的农业地区。在一个思想和文化上自缺乏共识的国家，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刺激了分裂。在西班牙北部的经济发达地区，现代化的发展和自由主义思想的蔓延激发了自治和分离运动，也因此招致了教会，王室，尤其是军队的强烈反弹。殖民战争中形成的军官团阶层，对西班牙帝国时期的辉煌有强烈的认同感，面对分离主义的压力，他们倒向了法西斯主义，与持有传统主义思想的教会及王室结成联盟，鼓吹以威权专制和军国主义推动西班牙的现代化。

    1923年，里维拉将军发动政变，开始作为独裁者掌权。里维拉政权大力推行西班牙的传统价值观，强调宗教，卡斯蒂亚语[36]和西班牙帝国时期的辉煌历史作为西班牙民族认同的根本。他极力压制地方文化的发展，并加强对文化教育领域的控制，强行解散西班牙北部具有分离意识的文化团体。在教育领域，里维拉政府彻底倒向了教权主义，借打击非法课本倒卖为名，强制使用符合天主教精神的统一课本，同时，在国家的重要文化机构——拓展学习委员会中安插教权主义者。[37]政府还向各地中小学施加压力，强制灌输天主教教规，大量对此持有异议的教师被开除，甚至关进监狱。里维拉政权还建立了严厉的审查制度，窃听和拆看私人信件成为了惯用手段，对知识界名流和异见人士的迫害也愈演愈烈。里维拉试图利用专制国家机器，强制将西班牙的各个社会阶层以及不同的地方主义势力统一在以传统价值观为基础的民族认同框架内，这也成为了后来佛朗哥推行的“民族天主教主义”的前身。[38] 然而，里维拉的政策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激起了地方主义在1920年代的蓬勃发展。到1920年代末，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到西班牙，使里维拉政权深陷困境，而他的高压统治，又使西班牙种种不同的地方主义势力，中产阶级，以及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反对独裁政府。在内交外困之下，里维拉于1930年被迫辞职，而西班牙当时的国王阿方索13世也在一年后被迫流亡，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

    第二共和国的境遇并不比里维拉好，因为共和国政府同样困扰于整个国家在思想上的分裂，自由主义者试图建立多元民主，而社会主义的力量则认为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力量是工人阶级的压迫者，农民要求尽快重新分配土地，而教会则对政府的现代化倾向极度仇视。此外，政府的社会主义色彩，引来了欧洲法西斯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敌视，对新生的政权虎视眈眈。某种意义上，第二共和国时期的西班牙，成为了当时欧洲主要政治思潮的角力场，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试图在这个国家赢得主导权。

    第二共和国失败的导火索源于教会问题，深受左翼思想影响的共和国政府上任伊始就开始推行严厉的世俗化政策，耶稣会被解散，教会的财产被充公，国民教育也完全世俗化。激烈的变革招致了当时罗马教宗庇护11世的抗议。尽管此后西班牙政府的宗教政策转向和缓，但随着1936年大选中左翼的人民阵线上台，更加左倾的政策开始实施。人民阵线热衷于阶级斗争、土地革命、推行地区自治和打击教会以及保皇党势力，却对天主教在西班牙社会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影响没有足够重视，简单粗暴的政策导致了左翼人士非理性的狂热。大量教堂被焚毁，神父和主教遭到屠杀，这些事件激起了保守派和传统思想人士的强烈反对，全国性的政治暴力开始蔓延，而历来就具有保守倾向的西班牙军队终于按耐不住。1936年7月17日，西班牙非洲军团的佛朗哥将军率领摩洛哥的殖民地军队攻入西班牙本土，西班牙内战爆发。这场历时两年半的战争造成了近百万西班牙人的死亡，第二共和国垮台，独裁者弗朗哥也打着恢复传统和秩序的旗号，走上了历史舞台。

    宛如一种历史的循环，弗朗哥的上台标志着西班牙传统主义价值观再度开始回归。和20世纪早期的独裁者里维拉相似，弗朗哥的统治基于教权主义和法西斯独裁的结合之上。他大力推行西班牙的天主教传统。他把自己的政变定义为“使祖国的天主教价值观免受法国和欧洲现代自由主义伤害的民族十字军运动。”[39]在他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直把共产主义，带有自由观念的欧洲主义以及西班牙的地方主义一当作西班牙乃至欧洲的主要威胁，而他所向往和支持的，是“一个天主教国王统治的西班牙，一个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式的西班牙帝国。西班牙的使命，是在世界范围保护和发扬普世的天主教价值观，是建立一个基督教帝国”。[40]在佛朗哥的眼中，带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欧洲主义者是西班牙衰落的罪魁祸首，因此，只有回归西班牙传统的权威，秩序和等级才能使西班牙重拾辉煌。然而，弗朗哥并不是一个反欧洲主义者。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弗朗哥主义事实上是在为一个“真正的欧洲”的价值所奋斗。本质上，他的民族天主教主义十字军运动是使“欧洲基督教文明”免受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等“邪恶势力”侵害的斗争。在他看来，西班牙的传统精神代表了“真正的欧洲”。正如在历史上西班牙曾保护欧洲免受阿拉伯人的入侵一样，西班牙在20世纪的使命就是继续扮演这种光荣的角色，使欧洲免受新的异端的侵害。正如他在内战期间的一次演说中所宣称，“在保卫欧洲的使命中存在着矛盾，而西班牙人的刺刀再一次被赋予了荣耀，为了文明，为了基督教文化，为了天主教的信仰而战”。[41] 独裁政权确立后，弗朗哥基本上延续了独裁者里维拉的文化高压政策，而且手段更加极端。他通过新闻和出版检查制度控制文化艺术创造，通过国家机器宣传西班牙帝国时代的辉煌和内战的胜利，加强民众的传统民族认同。同时，他竭力压制国内多元文化的发展，同化原有的少数族群文化，带有西班牙区域特色的表演都被禁止，因为可能激发地方意识。电影，书籍和表演艺术必须尊重天主教的传统价值观，而公共建筑的修建，也不能采取现代主义风格，而是以“纪念化”（monumentalized）为指导思想，选择“回到西班牙光荣历史”的建筑模式。[42]此外，弗朗哥对外来文化也持排斥态度，国外流入的出版物要经过严格审查，外国电影也必须以西班牙语配音，只有来自非洲和古巴的文艺表演受到政府支持，因为它们可以表现殖民地在西班牙帝国治下的文化传统。

    和里维拉相比，弗朗哥的优势在于其国家专制机器更为强大和发达，然而，他仍然面临和里维拉一样的困境。西班牙的地方主义没有在专制的压力下消失，相反，弗朗哥的高压使它们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并不断获得更多的反对弗朗哥独裁的同盟者，一些极端的地方主义者甚至转向了恐怖主义，以绑架和爆炸来对抗弗朗哥的政治高压。尽管在弗朗哥统治初期，压制政策似乎取得一定效果，随着西班牙的经济发展，工人运动勃兴，来自西欧发达国家的文化渗透也不断加强，地方主义者的活动再度转向高潮，使弗朗哥统治末期的西班牙社会一直处于动荡状态。

    到弗朗哥统治末期为止，西班牙人为了构建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奋斗了近两百年。尽管持有不同民族国家理想的人们都号称是为了西班牙人民的利益，并都付出了巨大的流血和牺牲，西班牙仍然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国家。与生俱来的地区和文化多样性，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传统，以及源自欧洲的现代化观念这三者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分歧，也没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够用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容器成功的将这三者加以整合。西班牙的案例凸显了民族国家这一模式的局限性，而西班牙问题的最终化解，也依赖了一条民族国家模式之外的路径——新时代背景下的欧洲化。

    事实上，自十九世纪以来，西班牙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自由派就试图以“欧洲化”来改造西班牙文化，使西班牙像西欧其他国家一样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迟缓和天主教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这种努力一直没有成功。1960年代以后，随着佛朗哥治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西班牙的经济社会出现了深刻变化，经济发展使西班牙与欧洲的交往愈加紧密，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等现代欧洲的价值观在西班牙传播迅速，中产阶级的扩大和教育的普及，又使西班牙从一个笃信宗教的天主教社会转向了世俗化。此外，独裁时期的严酷统治，使人民对传统的帝国式西班牙的国家认同受到了损害，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矛盾，也多数族群对抗分离主义的矛盾，逐渐转化为全体西班牙人民与佛朗哥体制专制统治的矛盾。这些自下而上的变革，使西班牙传统式的民族天主教主义认同逐渐在民众中丧失了市场，而欧洲化的思想倾向则开始在西班牙民族认同的重新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

    首先，随着佛朗哥威权政体的解体和佛朗哥主义的式微，“欧洲化”和“重新成为欧洲人”逐渐替代了传统的西班牙民族主义，成为西班牙人民民族自豪感的重要来源。历史上，西班牙在欧洲文明发展进程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对于欧洲，西班牙民众一直都抱有极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佛朗哥统治时期，政府一直宣扬“西班牙作为基督教十字军捍卫真正欧洲免受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毒害”，其结果却是西班牙在政治和文化上一直孤立于欧洲之外。当西班牙人民对西班牙帝国辉煌的民族自豪感因佛朗哥的严酷统治而衰落的时候，重归欧洲就成为了西班牙人民重建民族自豪的主要元素。独裁时期结束之后，国家处在现代化发展的十字路口，西班牙的政治精英非常敏锐的捕捉到了人民重归欧洲的迫切愿望，在西班牙1977年第一次民主选举中，民主中间联盟和工人社会党都是把欧洲作为自己竞选宣传的重要元素。而这两个党，恰恰就是大选中得票最多的两大政党。此后，随着西班牙加入欧共体，西班牙民众对重归欧洲的自豪体现的更加明显，1985年3月，当西班牙首相与布鲁塞尔签订了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决定性文件后，西班牙的两大主要报纸国家报和ABC报立刻作出了反应，国家报用醒目的“哈雷路亚，为了欧洲”作为标题发文，文章提到，“被西班牙知识分子传颂多年的宽容，自由和权利，终于将以一种深刻而不可阻挡的方式惠及于我们。”[43]而 ABC报则以喜剧性的口吻提到，“欧洲不再以比利牛斯山为边界了，而我们也终于不再是‘非洲人’了……进入欧共体，意味着真正的民主洗礼，也总算是挽救了西班牙人民的尊严。”[44] 通过这些话语，可以清楚的看到欧洲和欧共体在西班牙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角色，佛朗哥时代已经成为落后和愚昧的象征，而加入欧共体，则成为西班牙人民集体记忆中通过现代民主制度重拾自尊的重大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化成为了西班牙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

    其次，西班牙在欧洲一体化背景下重归欧洲，欧盟提倡的多元主义概念和多层认同政治为西班牙解决中央和地方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灵感。纵观西班牙历史，无论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天主教共同体，波旁王朝的君主专制，还是佛朗哥时期的民族天主教主义，都没有尝试过以多元共存和多层认同的方式来解决地方主义的问题，西班牙北部的地方分离运动，成为了历届西班牙政权的首要难题。而随着西班牙加入欧共体，面临一系列新的政治观念和政治文化，西班牙原来的中央集权主义者和地方分离主义者共同开始了一个新的集体学习的过程。对于中央集权主义者来说，多层认同虽然意味着地方意识复兴的合法化，却可以使这种复兴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而在西班牙民族认同之外出现一个欧洲认同，则很大程度上化解了中央与地方长久以来的二元对立。地方分离主义者所反对的，主要是佛朗哥式的中央集权和文化强制，而一个倾向于欧洲的中央政府，自然会接受民主，自由和尊重多元文化这些欧洲观念。中央政府和这些欧洲观念结合的越紧密，就越能被地方分离主义所接受。此外，对于地方分离者来说，欧盟提供的多层认同概念以及欧盟对少数族群地方发展的政策倾斜虽然和他们的独立要求仍有差距，却可以使他们享有前所未有的自治权。欧盟的多元并存和多层认同是迄今为止最能为各方接受的观念。事实证明，在欧洲一体化的大背景下，西班牙基本上解决了困扰其几个世纪的地方分离主义问题。目前，尽管一些地区的地方意识蓬勃发展，激进的分离主义者却被逐渐边缘化,原来强调独立的政治性运动也转为了强调保护地方文化的文化运动[45]。欧洲一体化带来的观念和创新，成为了西班牙解决历史难题，构建全新的国家政治生活的催化剂。今天，西班牙是欧盟成员国中最支持欧盟进一步发展的国家之一。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是地方主义政党还是传统的中央集权主义人士，都坚定的支持欧盟。欧盟所倡导的多层认同，已经成为了一个广泛的共识，为社会各界所接受。 

    结语 

    西班牙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演进过程是欧洲史研究中“例外论”的主要案例。与欧洲很多国家“宿命式”的趋向民族国家发展轨迹不同，西班牙长期面临着文化上的多样性，以及国家机器与民族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张力[46]。为了消除多样性作出的努力使现代世界以前的西班牙体现出一种惊人的早熟，并长期扮演了欧洲文明领跑者的角色，但在步入现代之后，统一精神纽带的优势却变成了历史发展的障碍，不但使西班牙丧失了迈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机会，更使西班牙人民与欧洲大陆的时代精神长期格格不入。纵观西班牙的整个历史，可以从西班牙国家和民族的演进过程中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西班牙是现代国家构建进程迟缓与现代民族构建进程失败并存的典型案例。西班牙是欧洲大陆最古老的政治实体之一，西班牙国家的构建早于民族的构建。由于伊比利亚半岛边陲社会“天然”的马赛克式特征，自光复运动建国以来，西班牙的国家机器就面临更为复杂和多样的地区和文化环境。整合这种多样性的尝试导致了国家机器与宗教的结合，虽然达成了政治上的早熟，却妨碍了国家机器的进一步现代化。相比法国式的君主专制，西班牙的国家机器不足够强大，因此也就无力在人民中推动深入的文化整合。而在民族构建的过程中，一个弱势的国家机器不但背负着天主教认同与欧洲新的时代精神间的张力，还要面对人民固有的地区和文化多样性，进一步加剧了民族构建的难度。

    第二，旨在在西班牙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所有尝试全部失败了。欧洲大陆惯常的两种民族国家模式（法国式民族主义和德国式民族主义）在西班牙都遭遇了适用性难题。对于法国式民族主义而言，主要的难题在于其自由和平等这两大核心思想，自由思想要求实现宗教信仰自由，这与西班牙传统上强烈的天主教认同矛盾。平等思想要求抹杀地方特权，这又受到了传统上强大的地方势力的反对。作为一种舶来品，法国式的民族主义长期与西班牙的社会历史现实格格不入。而德国式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化传统在民族认同塑造中的核心作用，虽然看似更符合西班牙社会的历史延续性，但西班牙人民长期以来的文化多样性，使塑造共同民族认同的素材除了天主教之外非常有限，而天主教因其扩张性和落后性，又与欧洲大陆的时代精神相悖，坚持这一纽带使西班牙人民长期处于落后地位。

    第三，在西班牙并不存在适合民族国家模式的土壤。正如胡安.林茨指出：“西班牙天然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欧洲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多民族国家。”在西班牙，语言，文化和各个地方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相较历史上出现过的几次统合倾向，是更持久也更稳定的存在。历史证明，面对这种多样性，强制的同质化整合不但难度极大，而且最终徒劳无功。西班牙最终达成政治上的稳定和民族间的和谐相处，是民主化时代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欧洲化改造之后。这一问题解决的关键，恰恰在于西班牙放弃了以民族国家模式为参照进行强制整合的尝试。

    西班牙的案例可能具有特殊性，但它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视角，使我们能更深入的了解国家和民族之间互动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民族国家模式在政治实践中的局限性。西班牙的经验表明，国家边界与民族边界不像吻合所带来的张力，可能是一种非常恒久的力量。事实上，在现代民族的观念出现之前，国家这一政治容器与“类民族共同体”[47]之间的类似矛盾就时常存在。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晚近的政治模式，虽然在世界上普遍存在，但其成功却是有条件的。民族国家实践在西班牙的失败，虽然尚不能导向一种泛化的解释，但它却标明了一些影响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因素：首先，对于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初始条件非常重要，地理，人种和文化的多样性程度往往是影响民族国家构建成败的恒久的刚性因素。其次， 一个强大的中心国家的存在与否，直接影响民族国家的构建效果，如果没有强力的中心国家为基础，民族国家的结构注定是不稳定的。第三，创造一个能为所有人民接受的群体认同对民族国家非常重要，而这种认同的建构还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它必须能够包容人民的多样性，成为弥合人民中不同群体间差异的纽带。另一方面，它必须满足当时时代精神的要求，使这一认同指引下的人民有能力保持本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世界竞争力。上述三个条件，正是西班牙所不具备的。自然条件导致的地方差异和光复运动的历史遗留问题，使西班牙没有民族国家构建所需良好的初始条件；西班牙建国的核心领导力量卡斯蒂亚也不像普鲁士那样强大；西班牙人民在民族认同问题上又无法达成一致，民族国家模式在西班牙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文的修改稿发表于《欧洲研究》2012年第2期）

    （联系 张海洋：zhanghy@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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