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莫兰：“欧洲的文化和野蛮”（马胜利译）

一、人类的野蛮与欧洲的野蛮

    首先，我想从人类学的角度概要介绍一下人类的野蛮。[1]我在整个研究工作中曾试图表明：仅有关于“理智人”（Homo sapiens）、“劳动人”（Homo faber）和“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的概念还远远不够。因为，有理性精神的“理智人”可以同时是疯狂或精神错乱的“痴狂人”（Homo demens）。从人类诞生起，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劳动人”也能创造出无数神话。以追求自身利益为宗旨的“经济人”同时也是几十年前赫伊津哈谈到的 “享乐人”（Homo ludens），即从事游戏、消耗和浪费的人。我们应当把人类这些看似对立的特征联系和综合起来。在人类的野蛮中显然存在“痴狂”的一面，它能够导致疯狂、仇恨、鄙视，以及古希腊人所称的“妄自尊大”（hybris）。

    人们会认为，“理智” 能成为“痴狂”的克星。但是，理性只能以单义方式定义自身。我们一贯相信自己的行为是符合理性的，而实际上我们只是处在理性化过程中。理性化的过程虽然是个有完整逻辑的系统，但它却缺少证实这一点的经验基础。而且，我们知道，理性化也会助长激情，甚至导致疯狂。封闭的理性疯狂也是存在的。

    “劳动人”，即生产者也会创造疯狂的神话。他造就了从事野蛮行为的凶恶和残暴魔鬼。我曾借用过泰拉尔·德夏尔丹的“精神圈”（noosphère）一词。在我的观念中，该词指人类在其文化中创造的思想、精神和神灵的世界。尽管神灵是人类精神的产物，但它们却获得了自身的生命并掌握了统治精神的权力。因此，是人类的野蛮孕育了残酷的神灵；这些神灵又反过来鼓动人类实施野蛮。被我们塑造的神灵又塑造了我们。但是，我们不能把宗教思想控制简单归结为野蛮表现。掌握信徒的神灵不仅能使他们做出最可怕的恶行，也能使他们做出最高尚的善举。

    和思想一样，人类创造的技术也会反过来与其为敌。我们看到，当今世界疯狂发展的技术正在摆脱其创造者——人类的控制。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如同蹩脚的巫师。而且，技术也会产生其自身的野蛮，这是一种基于纯计算的、漠然和冷酷的野蛮，它完全无视人类特有的情感现实。

    至于“享乐人”，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很多游戏并不具野蛮性质，但有些游戏却是残酷的，例如马戏和斗牛。最后，把经济利益置于首位的“经济人”会采取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他们无视他人的存在，并由此形成他们的野蛮。所以，野蛮的潜在性和可能性在我们人类的所有特性中都显露出来。

    尽管如此，在古代社会和历史社会中，野蛮的潜在性却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数万年前，古代社会分布在全球各地，并创造了极为多样的语言、文化、音乐、礼仪和神灵。它们有个共同特点，即都是由数百人组成的，以狩猎和采摘为生的小型社会。这些古代社会基本上实行自给自足，因此不需要夺取其他社会的领土。但它们肯定经历过局部战争，或许还进行过杀戮。[2]

    历史社会与古代社会完全不同。历史社会起源于庞大的社会形态。大约8000年前，先是在中东、印度河盆地和中国，尔后在墨西哥和安第斯山地区形成了庞大的社会形态。它们是拥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人口的社会，并产生了伟大的文明。这些社会的成员从事农业，他们建立了城市，创立了国家和大型宗教，发明了军队，还大大促进了技术发展。尽管古代社会已具有野蛮特征，但到历史社会才出现了与国家权力、妄自尊大和痴迷癫狂相关的野蛮。为了获取原料和储备粮食以度过干旱和多雨季节，人们开始进行征伐，这也导致了名副其实的征服狂热。它远远超出了生存需要的界限，表现为滥杀无辜、肆意破坏、抢掠、强奸和奴役。由此，一种野蛮便应运而生，它的肆虐与文明并行。

    此外，上述伟大社会的另一特点是城市空前发展，并形成了众多大城邦。那里汇集着各种居民和不同阶级，奴隶主的统治和普遍奴役制成为社会差异的基础。在社会最底层，违法和犯罪日渐猖獗。在古代社会，由于人口数量很少，所以大部分人都融入集体之中，身处社会边缘者极为罕见。在那里，位于自我之上的集体占据压倒优势，所以共同祖先的神话支配着整个社会，并激励所有社会成员相互友爱。

    在庞大帝国和城邦国家中，违法犯罪的因素不断增长。那里还出现了残暴和好战的神灵，这些神灵鼓动人们把敌人消灭殆尽。战争的野蛮与这一历史时期密切相关。正如战争学的奠基人加斯东·布图尔所指出的，这些庞大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打仗的历史。然而，在产生野蛮的同时，这些社会也创造了灿烂的艺术和文化，促进了知识的发展，并造就出一批文化精英。因此，野蛮也成为伟大文明的组成部分。瓦尔特·本雅明曾明确提出：任何文明的表现和行动都同时是一种野蛮行为。由此便引发出一个问题：既然野蛮是文明的组成部分，又不可能将其消除，那人们是否能够和应当抵制野蛮，甚至试图战胜野蛮呢？

    野蛮不仅是伴随文明的因素，它甚至是文明的组成部分。文明主要通过征服和统治造成了野蛮。例如，古罗马的征服属于古代最野蛮的征服之一，例如对古希腊科林斯城的劫掠、对西班牙努曼细亚城的围困、对迦太基的毁灭，等等。然而，古希腊的文化却渗入到成为帝国的罗马世界。拉丁诗人在著名诗句中写道：“失败的希腊战胜了其野蛮的征服者。”野蛮便是这样产生出文明的。

    古罗马人的野蛮征服导致了伟大的文明。公元212年，卡拉卡拉大帝颁布敕令，将罗马公民资格授予帝国境内所有居民。这是个包括北非地区、东欧大部地区和英格兰在内的广阔帝国。

    我在这里要说一点题外话，因为我不打算做一个线性的演讲，而是想让大家对不同的历史时刻展开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西蒙娜·韦伊在《新手册》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预言：在纳粹的征服完成后，欧洲帝国也会走同样的道路。她预见德国将会获胜，而在两个世纪后，文明将会按照罗马帝国的模式，呈现出空前的繁荣。但正如你们所知，这并没有阻碍她毅然投入抵抗德国入侵的运动。另外，这种思想也鼓动了一些社会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二战初期，当战争尚未成为世界大战时，他们大都相信纳粹德国会长久统治欧洲，因此便成为纳粹德国的合作者。不幸的是，当时有很多人认为：与希特勒德国合作就是与社会主义的欧洲合作。

    我之所以提到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本人也受到过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涉及对纳粹德国的看法，而涉及到对苏联的态度。1942年，21岁的我对苏联最阴暗的方面已有所了解。我没有忘记莫斯科诉讼案，也阅读过托洛茨基和苏瓦雷纳的著作。但当时我认为：苏联的胜利将会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孕育的思想花胚，即团体主义、平等主义、绝对自由主义在社会和谐的美好时代尽情绽放。随着冷战的发生和斯大林主义冰冻期的复归，我的幻想开始破灭。但如今，我仍不排除这样一种想法：有朝一日，被苏联的野蛮所窒息的文明理想和文明因素会重新繁荣起来。野蛮的征服会导致文明的繁荣。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应在事后为当初的野蛮进行辩解，或是将其遗忘。

    宗教的野蛮也值得一谈。在古代社会，中东地区的民族都拥有各自的战神，它们对敌人毫不留情。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多神教使不同的神灵得以并存。古希腊的多神教把野蛮和暴烈的狄俄尼索斯奉为代表酗酒和痴狂的神灵。欧里庇德斯在其杰出剧作《酒神的伴侣》中展示了这个神灵所带来的破坏和疯狂。尽管如此，狄俄尼索斯仍与希腊的诸神被供奉在一起。在19世纪，当尼采提出有关悲剧起源的问题时，他突出了希腊神话的两面性特征：一方面有阿波罗这种节制的象征；另一方面有狄俄尼索斯这种无度的象征。关于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这对神灵相辅相成的关系，赫拉克利特指出：“应当把营造协和与导致纠纷的因素合为一体。”

    在基督教产生之前，罗马帝国尚具有宗教宽容的特点。各种各样的崇拜，包括对奥斯里斯和密特拉等命运之神的崇拜，以及对俄耳甫斯的崇拜全都得到允许。犹太教和后来的基督教所主张的一神崇拜，及其潜在的普世主义造成了它们所特有的不宽容，甚至是特有的野蛮。这种野蛮以垄断揭示真理权为基础。犹太教只能把罗马的诸神视为亵渎圣灵的偶像；基督教以普世精神大力布道，从而使这种倾向更为加强。如果说犹太教还主张在其内部建立与上帝的特殊关系，而基督教则干脆主张毁灭其他神灵和宗教。而且，当基督教被树为国家惟一宗教后，雅典学院便遭到关闭，独立哲学也被扼杀殆尽。

    基督教的野蛮武器之一是利用魔鬼撒旦。撒旦是分裂者、反叛者、否定者的象征，是上帝和人类的死敌。那些不赞同基督教或坚持歧见的人必定是撒旦附体。基督教基本是借助这种谵妄论证逻辑来实施野蛮的。当然，撒旦论说并不是基督教所独有的武器，在当今激烈的伊斯兰主义言论中，对撒旦的提及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终于，在逐渐占上风的基督教内部也出现了各种思潮和对神启的多种解释。基督教非但不容忍这些，反而以制定严厉的正统教义进行反击，并把各种歧见斥为邪说，甚至以仁爱宗教之名残忍地迫害和诋毁各种异端。

    以上事实表明，如果说欧洲并未包揽所有的野蛮，它却表现出了历史社会所特有的各种野蛮。而且，欧洲是以更为持久，更大规模和更具创新的方式实施的这些野蛮。在野蛮方面的创新与西班牙、法国、葡萄牙、英国等欧洲现代民族的形成有关。民族与帝国和城邦有很大不同。首先，它们聚集了比城邦更为多样化的民众，例如法兰西民族便汇集了众多不同种族。民族国家与帝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通过一体化活动把各种成分融为共同的民族特性。

    西班牙的情况颇具典型意义。1492年之前，安达卢斯这个伊斯兰地区对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是宽容的；基督教地区对穆斯林和犹太教徒也是宽容的。在这个出奇的1492年都发生了什么？不仅发现美洲和开始征服新世界是在这一年，穆斯林在西班牙的最后堡垒——格拉纳达的陷落也是在这一年。接着便颁布了强迫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在皈依基督教或被驱逐之间进行选择的法令。因此，作为欧洲的发明，民族最早是在宗教清洗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种清洗逐渐带有了种族特征。17世纪初，在强迫犹太教徒和穆斯林选择皈依还是被驱逐的法令颁布近200年后，还是在西班牙，众多摩里斯科人聚集在安达卢西亚等地区。这些摩尔人虽在名义上皈依了天主教，但却在私家大地产中依旧秘密表达原有的信仰。大庄园主和领主对此持宽容态度或视而不见。在用木棚改建的清真寺中，人们可从事简易的穆斯林崇拜。对宗教裁判所而言，这是不可容忍的。但应指出的是，宗教裁判所本身也未曾公开宣扬种族清洗的原则。它对那些虽皈依天主教却暗地信奉原教的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加以围剿。当这些人真诚地信仰天主教后，宗教裁判所便承认其拥有基督徒的所有权利。在新一轮宗教排斥的浪潮中，摩尔人最终遭到驱逐。人们把妇女与她们的丈夫强行拆散，后者被赶出家园，装上船只，运往北非。于是，宗教清洗发展成了种族—宗教清洗。一部分西班牙贵族和资产阶级还试图推行“纯净血统”，这已呈现出种族歧视和种族主义的概念。但西班牙君主没有听从他们，纯净血统政策最终未能推行。需要说明的是，宗教裁判所并非这种思想的始作俑者，它所追求的只是宗教纯洁。但宗教纯洁一旦和另一种纯洁结合起来，不容异己的现象便开始出现。

    我在下文还会谈到西班牙宗教清洗的后果。这种后果是潜在的，但却影响深远，其明显特征是造成大量“改宗者”，即被贬称为“马拉诺”的人[3]。

    在这方面还需指出，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西班牙疯狂的宗教排斥活动使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前的所有宗教都毁灭殆尽。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当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获得成功时，宗教清洗的原则便开始酝酿。但这一原则只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才大为强化。因此，在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后，16世纪爆发的宗教战争先是国内战争，然后又演变成民族间的战争。宗教战争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而告结束。该条约加强了各民族实行宗教清洗的倾向。它把君主信奉的宗教确立为国教，分裂成众多公国的德意志便奉行这一重要原则。英国的国教则在驱逐天主教之后建立起来。在16世纪，众多天主教徒被迫移民到里窝那和法国。由于1598年亨利四世签署的南特敕令，法国暂时成为例外。之所以是暂时的，因为路易十四当政时大搞宗教迫害，新教徒的权利受到限制，南特敕令遭到严重践踏。众所周知，南特敕令于1685年被废除，从而引发了众多悲剧性后果。

    荷兰的城市不是按民族原则组成的，因此宗教宽容在这些城市得以继续存在，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在那里甚至可以不信奉任何宗教，加尔文派、路德派、天主教徒、犹太教徒也能和平相处。斯宾诺莎被犹太教会逐出教门后，便没有依附任何宗教，并能继续独立地生活。直到18世纪末，受法国检查机关查禁的大量书籍都是在阿姆斯特丹印刷的。

    我们可以把清洗现象看作现代西方民族的幼稚病。但这些民族将学会制造克服上述毒素的解药。在启蒙思想鼓舞下，一种新的民族观念在法国大革命中开始出现。1790年7月14日，在攻占巴斯底狱一周年之际，法国各省代表前来参加盛大的联盟节，以此表明他们组成伟大民族的共同意愿：法兰西民族被设想成共同意志的产物。共同精神和共同意志的观念在不断发展，并在19世纪受到勒南等思想家的强调。他认为：“民族的存在即每日的全民公决。”这种思想与赫尔德、费希特等德国哲学家的理论形成对立。他们在定义民族时更强调领土、语言和文化。后来，在法德两国关于阿尔萨斯—洛林的纠纷中，我们还可看到这种对立。对法国人来说，阿尔萨斯和阿尔萨斯人之所以应当归属法国，是由于他们具有这种意愿和法兰西精神。德国人则认为，阿尔萨斯人属于德意志种族和文化，因此他们是德国人。

    总而言之，在革命观念的巨大鼓舞下，现代的民族思想开始形成：实现种族融合需通过教育、世俗化、通讯、以及发展公路和铁路等手段，除此之外还有战争。因为战争能借助对敌人的仇恨，把不同种族融入爱国主义的共同体。以布列塔尼人为例：以前，一个比古代纳人的自我意识是靠与临近的卡普人进行比照，现在几乎仍然如此。一旦参军入伍，他便开始接受“布列塔尼人”的称呼。于是，对他而言，遥远和抽象的认同变得具体了。而且，这还使他发现了自己身份的复杂性：他既是布列塔尼人，也是法国人。因此，战争促进了种族融合。

    当然，欧洲未能轻而易举地摆脱种族—宗教问题，在处理种族宗教问题与民族观念的关系方面也费了不少周折。即将解决的北爱尔兰问题证明了这一点。如今需要解决的还有巴斯克地区和科西嘉岛的问题。当然，这属于边缘和次要性的问题。

    到了20世纪，我们对基于种族清洗的民族观念所造成的野蛮有了一定认识。当然，我们不能仅看到民族造成的野蛮后果，因为民族也促进了种族融合。单一种族的民族所表现的残酷是在20世纪显现的。20世纪初，在统治中东欧地区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沙俄帝国内，民族融合与和解的力量正在起作用。例如，奥斯曼帝国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并不主张强迫改宗。在管理方式上，由于税收由宗教当局负责，这使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得以在同一城市和平共处。萨拉热窝便是个杰出的例子：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教徒，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在那里共同生活。我们认为，多种族性和各种文化交汇是奥斯曼帝国值得肯定的方面。但当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值得肯定的方面却成了灾难之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尽管或由于众多民族产生纠纷和不满，奥匈帝国正在逐步承认匈牙利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的部分自主权与和平共处权。可惜的是，1918年战争的胜利者，尤其是法国，以它们的意志打破了这种平衡。克莱蒙梭坚信，原奥匈帝国是天主教的堡垒。战争胜利者们强行组建了民族国家。但由于四分五裂和任意划分，这些民族突然陷入了现代民族的多种族逻辑之中（塞尔维亚和希腊已在19世纪获得自由）。这些民族都包含不可忽视的少数种族和宗教信徒，但它们却试图按单一种族形式来设计自己。

    历史学家汤恩比亲眼目睹了1921年的希土战争。他将这场灾难看作该地区引入西方民族观念的结果。当时出现了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的双重种族清洗。土耳其人把大量长期定居在那里的希腊人驱逐出小亚细亚并押送到马其顿。而马其顿的土耳其居民则被驱赶到土耳其。

    在1990年，南斯拉夫民族尚未完成民族融合的进程，但该进程正在进行当中。当然，南斯拉夫曾受到专制统治，并可被视为专制主义强加的产物。然而，这种专制主义与苏联决裂后变得有所节制。在野蛮战争和残暴肆虐中，南斯拉夫这个尚待形成的民族被分裂为3个民族。无论是塞尔维亚人，还是大量驱逐塞尔维亚人的克罗地亚人，他们都把种族清洗作为目标。只有萨拉热窝还存在某种多种族主义：塞尔维亚人仍能在政权、报界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而在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分离中，清洗的弊端是以和平方式表现的。

    我在这里不想多谈纳粹的清洗，因为我将在第三部分集中分析这方面。纳粹的清洗是一个民族清洗魔怔的极致。不幸的是，这种魔怔却源自欧洲的历史。不过我还要指出，1945年同盟国胜利后也发生了清洗德国人的现象：在归属波兰的西里西亚和重归捷克的苏台德山区，德国居民也遭到过驱逐。在苏联人控制的乌克兰地区，波兰人也曾遭驱逐。如今，在我们西方民族中仍有少数人坚信，加入该国国籍的外来移民会玷污他们的民族特性。尽管欧洲一体化在发展，排外主义和反犹主义依然存在。建立在血统纯正观念基础上的民族沙文主义还没有寿终正寝。在奥地利由海德尔领导的运动，以及在德国、荷兰和法国的新纳粹主义运动似乎只有少数人参与并属于个别现象。但这些运动却有可能在危机时刻迅速膨胀。值得思考的是，纳粹党本是个在正常情况下从不敢奢望夺得15－18%选票的德国小党，可当1929年大危机爆发后，它竟突然在1931年赢得了35%的选票！

    野蛮的倾向和文明的倾向齐头并进。在充斥征战野蛮的帝国中，高雅的文明应运而生。同样，在实施清洗的民族中，艺术、文化和知识出现繁荣。例如，西班牙在清洗后进入黄金时代，并产生出洛佩·德维加、加尔德隆、龚果拉等一批伟大艺术家。同样，南特敕令废止后，经过清洗的法国也成为伟大古典作家荟萃的国度。我永远牢记着文明的这种双重表现，即复杂性。

    现在我要谈谈刚才提到的“征战野蛮”。这种野蛮有数千年的历史，但其现代版却在殖民化中产生的。简而言之，这种野蛮始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但这还算不上纯粹的野蛮。因为，亚历山大虽然征服了众多文明，但却尊重它们的神灵。在各个城邦，他让自己的数百名士兵娶当地姑娘为妻，从而孕育了杂交文明。但亚历山大大帝是个特例，其他强大征服者才是令人恐惧的。作为12世纪至13世纪初的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在东方、中国，乃至西方大肆烧杀破坏，并创建起庞大的帝国。然而，这些庞大帝国却难以持久，因为它们过于庞大并缺乏融合因素。成吉思汗的帝国只持续了一个世纪。一百年后，帖木尔（1336-1405）也建立过一个庞大帝国，但不久就让他的4个后人瓜分了。

    欧洲民族的征服事业属于另一类型，它持续时间长，并借助于火枪、火炮构成的军事优势。所以在秘鲁，一小队骑兵和武装人员便摧毁了一个纵贯赤道北部和智利南部的庞大帝国。对墨西哥的征服更令人匪夷所思。科尔特斯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离间策略。他与被阿兹特克人统治的民族结为联盟，因为它们不愿再向阿兹特克人纳贡，更不愿让其青少年充当牺牲品。甚至可以说，墨西哥是被墨西哥人征服的。科尔特斯本人与一名叫玛丽纳里的印第安女人交往甚密。经过若干曲折后，他的小部队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帮助。尽管如此，这种征服还是在前所未有的贪婪和宗教狂热驱动下完成的。

    这种贪婪从黄金国的神话中获得了动力。在秘鲁，人们从库斯科城神庙的墙上发现金箔后，便试图发现巨大的宝库。赫尔佐格拍摄的著名电影《阿基尔，上帝的愤怒》便反映了这段事实。这中间还伴随着宗教狂热：印加人的偶像遭到捣毁和破坏。除了肆意屠杀外，这种征服引入了结核病等欧洲疾病，从而使墨西哥和秘鲁居民的死亡率猛增，因为当地居民对欧洲的疾病没有免疫力。欧洲人以细菌和病毒的交流替代了文化交流。作为对结核病的回赠，梅毒传入了西方，后又通过沙漠商队传到中国。此外，酒精也开始在美洲肆虐。经过6－8千年的自然选择，旧大陆业已淘汰了不能承受酒精的机体，但可怜的北美居民却没有这种抗体。造成大量死亡的另一个原因当属奴隶制。在开采波多西银矿和用船把黄金白银运往西班牙的过程中，土著居民受到了过度的压榨。

    为应对人口锐减的局面，征服者便求助于大量贩运黑奴。几乎整个美洲都实行了黑人奴隶制。众所周知，奴隶制在美国南部各州继续存在导致了南北战争的爆发。在维克多·舍尔歇的推动下，法国在1848年才宣布废除殖民地的奴隶制。但此后，奴隶制的残余仍然存在。而殖民化在20世纪末才消失。在殖民化期间，英国、法国、德国和葡萄牙殖民者到处肆意横行，尤其是在非洲。安德烈·纪德在刚果旅行时曾报道过修建刚果—大西洋铁路的黑人状况，他们悲惨的处境和奴隶别无二致。即便在20世纪，法国仍表现出极为粗暴的殖民主义野蛮。例如在1945年5月8日，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天发生的塞蒂夫大屠杀，以及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不胜枚举的残暴行为。

    总而言之，我们看到，在5个世纪的征服、奴役和殖民化中，欧洲的野蛮如何到处肆虐。应再次指出的是，这些野蛮当然也伴随着，甚至导致了文明。在欧洲的野蛮向全球扩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文化交融以及有益的交流和接触。目前有一项政令正引起人们的争论。该政令要求在历史教科书中说明：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和其他非洲地区的殖民化具有积极意义。问题在于，必须搞清这种积极意义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应当把这个问题放在总框架中进行思考。我们强调野蛮和文明的双重性和复杂性，这当然不是为了替野蛮行为辩护，而是为了更加看清这些行为，从而不再盲目地受其控制。

    最后，我要谈谈持续至今的另一种野蛮。我曾讲过，历史社会的建立是通过逐步淘汰小型古代社会来实现的。现在，随着西方文明向全球扩展，古老人类和无国家种族正陷于灭绝。塔斯马尼亚岛的土著居民已被消灭殆尽。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也所剩无几。南美洲的阿拉卡鲁夫人曾收留过17、18世纪的航海者，但这个智利南部的海上流动民族已经灭绝了。北美洲的印第安居民受到了嘲弄：他们与当局签订的条约并未得到遵守。如今，这些印第安人被封闭和局限在保留地内。因此，国际生存协会完全有理由坚决捍卫他们的权利。在亚洲，印度支那半岛的山民受到主导民族驱赶。在黑非洲，班图族人对布须曼人实施了灭绝性的围剿。亚马逊河流域的原始森林大片大片地遭到破坏，那里残存的独立民族被迫逃往大城市的贫困郊区，或干脆坐以待毙。如今，尽管野蛮仍在继续，对野蛮的抵抗也值得注意：在巴西，一些捍卫土著居民及其权利的协会已经建立。

    我要强调的是，欧洲的野蛮征服行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未结束。对法国而言，这种野蛮在阿尔及利亚战争后才终止。对葡萄牙而言，这种野蛮在更晚些时候，即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战争后才告结束。此后，欧洲民族不再是殖民者了。清洗的野蛮也是一样：由于欧洲空间的建立，欧洲民族逐渐放弃了基于种族纯正的民族主义。因此，在当今时代，欧洲的野蛮正在明显消退。欧洲文化解毒剂在这方面发挥了作用，它也许能表明欧洲的特性。

二、欧洲文化解毒剂

    你们会认为我的演说是一组简要的历史画面。然而，我追踪历史进程并不旨在历数以往的野蛮现象，而是为了理解这种野蛮。

    西欧在16世纪发生了形态变化。当时不仅出现了经济高潮和城市发展高潮，现代民族也开始形成。文艺复兴运动使拉丁和希腊（主要是希腊）文化遗产重新焕发出活力。在此之前，希腊文化遗产一直封闭在神学论说中。换句话说，古希腊的复归打破了神学桎梏，促进了思想自主化；思想自主化又促进了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的大发展。当然，在神学，尤其是托马斯主义中有某种理性思想，但这种理性思想却受到宗教控制。科学开始用经验主义、理论理性、验证和想象4条腿向前迈进。文艺复兴是人文精神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在希腊—拉丁文化共同基础上形成新文化的时期。当时的许多思想家都有学识渊博的特点，他们通晓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

    文艺复兴孕育了欧洲的人文主义。我们在探求人文主义的本质时会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第一种答案以波兰哲学家莱舍克·考拉克夫斯基为代表。他认为欧洲的人文主义起源于犹太基督教。因为圣经中写道，上帝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福音书中写道，上帝曾化为人形肉身。而捷克哲学家扬·巴托契卡则提出，欧洲人文主义的源头在古希腊，因为在古希腊思想中，人的精神及其合理性开始有了独立地位。在雅典的民主城邦，雅典娜女神不是统治者，而是保护者。那时的民主意味着：负责任的公民握有城邦治理权。

    实际上，上述两个来源并不相互排斥，它们共同创建了欧洲的人文主义。第一个来源认为，上帝以它的形象创造了人，并且自己也化成了人。这种说法既可促进对人类生命的尊重，也会导致幼稚的人类中心论，乃至助长狂妄自大。摆脱上帝的人类将成为主体和宇宙的中心。然而，在清理欧洲人文主义时，还应考虑到耶稣的启示。但上述两位哲学家都没谈到这一点。耶稣的启示提出了同情和宽恕。博爱精神便产生于此，并与古希腊的理性结合起来。欧洲的人文主义便是情感因素与冷静理性相结合的产物。

    这种人文主义具有统治和博爱两副面孔，因此在词义上产生了严重混乱，尤其是在20世纪。人文主义的第一副面孔体现为幻想乃至谵妄，它使人类取代了上帝，成为宇宙惟一的主体，并承担起征服世界的使命。这就是笛卡尔赋予科学的使命：让人类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后来，布丰和卡尔·马克思继承了笛卡尔的启示。只是最近，即从1970年起，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无限权能启示才灰飞烟灭。人们开始意识到，强行主宰不可控制的大自然只会破坏生物圈，并最终导致生命和人类社会恶化。因此，这种主宰无异于自杀。

    另外，我们也开始了解和意识到太阳系中地球的渺小，银河系中太阳系的渺小，以及宇宙中银河系的渺小。因此，我们当注重人文主义的第二副面孔，它提倡尊重人类所有成员，无论其性别、人种、文化和民族如何。

    实际上，这种人文主义应适用于所有人。但以往的西欧却只将其运用于自身的侨民，因为它认为他人均为古老过时和原始状态的不发达民族。吕西安·莱维-布律尔便把原始人视为受魔法思想控制的幼稚和神秘群体。但他忘了，任何形式的文明都有某种合理性，即便是在制造工具、使用武器和进行狩猎方面；任何社会都存在倡导理性、技术和功利的思想，同时也存在崇尚魔法、神秘和象征的思想，我们的社会也不例外。我认为，指出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

    人文主义在其第二副面孔中与批判理性，甚至自我批判理性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我们看到，伊拉斯谟的《愚人颂》便通过谨慎的方式表现出这种结合。尽管伊拉斯谟极富宽容精神，他在别的著作中都表现得极为克制，无论是对天主教当局还是对路德教当局。

    关于自我批判理性的出现，还应指出改宗现象不为人知的重要性。实际上，被迫改信天主教者多为犹太教徒，而大量穆斯林在格拉纳达沦陷后便移居马格里布地区了。在改宗的犹太教徒中，一些人留在西班牙，另一些人则前往荷兰定居。改信天主教者可分为两类人：一类人忘记了自己的祖辈，并彻底成为基督徒；另一类人私底下还固守着犹太教徒的信仰和认同，费尔南多·卡多索医生便是如此。这位17世纪的宫廷诗人和许多大剧作家之友写过不少诗作，还专门描述过维苏威火山的爆发。因此，他完全像个融入社会的人。后来，他来到威尼斯并面见犹太居住区当局，要求承认他的犹太人地位。当局接受了他的请求但要求他给穷人看病。他也答应了这个条件。在威尼斯，卡多索撰写了《论犹太人的卓越》一书，以表明摩西的法则高于基督的法则。该书后来在荷兰印刷出版。

    但改宗现象还有第三种表现。这种表现源于双重认同，即同时对两种生存方式和两个敌对共同体有归属感。两种敌对宗教的冲突如同两个粒子相遇并发生碰撞，它们互相摧毁后组成一个新的整体。这种情况实属罕见，但却值得关注。例如，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是改宗者的后裔，他要求天主教当局承认美洲印第安人也属于人类和具有灵魂。教会拒绝接受这种看法，其理由是：耶稣从未涉足过南美洲，因此我们不能把它们视为人类！亲眼目睹过迫害现象的德拉斯卡萨斯颇具同情心，于是他又援引圣保罗的教义：“你们不分男人或女人，犹太人或希腊人，自由人或奴隶，在耶稣基督那里，大家都是一个整体。”（加拉太书）可惜的是，由于时机原因，德拉斯卡萨斯没有提到非洲人作为奴隶被贩运的命运。实际上，贩运黑奴活动从1502年便在伊斯帕尼奥拉岛开始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蒙田。当人们听他自称是改宗者时一定会惊讶，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加斯科尼人。然而这两者并不相互排斥。我们从确切的资料得知，他母亲的家族姓鲁普，是西班牙洛佩斯家族的后裔。在那个年代，婚姻都是精心安排的，因此结婚的男女若不都是改宗者的后裔便属异常，况且人们对他父亲的家族尚一无所知。值得注意的是，蒙田在《尝试集》中引证的主要资料都是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几乎没有对福音书和其他宗教文献的援引。蒙田给他父亲写过一封奇特的信。他在信中讲述了其好友拉博埃西在天主教礼仪下死去的经过。拉博埃西最后大声说道：“我至死都怀着摩西在埃及创建的信仰。这种信仰从埃及传到犹太山，又由父兄传给了我们。”我曾向研究拉博埃西的专家请教这些话的含义，但他们也没有能力解答。

    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宗教战争的时代，像蒙田这样的改宗者简直像一颗天外来星。因为他坚持怀疑主义，并反对把美洲印第安人视为低等人。他写道：“所谓野蛮人也有自己的文明，它只是不同于我们的文明罢了。”他还写道：“我认为这个民族并无任何野蛮和残忍表现……人们往往把不符合自身习俗的东西说成野蛮。”欧洲野蛮的表现之一就是把他人和异己视为野蛮人，而不是欢迎差异，将其作为丰富知识和促进人际关系的良机。蒙田代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思想，这使他能够摆脱当时的野蛮偏见。我认为，蒙田的自由源于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外运作的内心自由。他完全超脱了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穆斯林与犹太人、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敌对关系。当然，蒙田与最初的改宗已相隔久远，他主要是受到改宗现象的启示。蒙田在政治方面很是谨慎，但却始终遵循宽容的伦理。他支持国王尽量有所节制，以避免宗教战争。

    我还想谈谈斯宾诺莎。外在的上帝和造物主在斯宾诺莎的著作中已没有地位，而在笛卡尔和牛顿的思想中却依然存在。斯宾诺莎认为，世界是“自行”创造的。这种思想到黑格尔时才占主导地位。正如“Deus sive natura”这句名言所指出的，创造力源于自然。我们可这样理解此话：上帝即是自然。斯宾诺莎认为，理性是至高无上的。但这种理性不是冰冷和僵化的理性，而是充满同情心的理性，是“仁爱的”理性。他摒弃了上帝选民的观念，认为它已过时。因此，他把犹太人的身份世俗化了，并在基督教之外实现了与普世思想的结合。我们在他的思想中看到了同蒙田一样的独立精神。尽管他生活在较为宽容的阿姆斯特丹，但也受到反宗教宽容势力的攻击。他被驱逐出犹太教堂后还险些遭到暗杀，后来便只能生活在贫困中。

    不可否认，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法官有理由认为，强迫改宗是造成怀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根源。在17世纪，这种事例不胜枚举。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便表现出双重的讽刺：一是借桑乔·潘萨对唐吉诃德的批评眼光，表现出现实对想象的批判；一是通过游侠骑士的形象，表现出想象（诗的源泉）对平庸现实的批判。唐吉诃德宣告了现代世界的幻想破灭；马克斯·韦伯在两个世纪后对此进行了描述。尽管桑乔和唐吉诃德不可分离，他们各自代表的世界却难以和解。正因为如此，这部著作至今仍引人入胜。同样，它也像文学和传奇故事领域的一颗天外来星。

    所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古希腊的启示重新现出活力，并推动了人文主义发展。人文主义还扩展到除西班牙外的其他西欧国家。尽管被西班牙阻挡，这种启示仍能在改宗者后裔身上悄然反映出来。他们借助世俗和普世精神维护和表现了人文主义。

    奥斯曼帝国有一种现象也值得一提，这就是属于后改宗现象的沙巴泰·泽维救世运动。沙巴泰·泽维先是把自己说成再世的弥赛亚[4]，后来又皈依了伊斯兰教。他的门徒在公开场合是穆斯林，暗地里却保持着对这位犹太救世主的崇拜。这些人被称作“改头换面者”，他们在伊斯坦布尔的影响相当大。在19世纪，他们创立了世俗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包括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内的一批青年土耳其军官。1920年代，穆斯塔法·凯末尔本人确立了世俗化制度。上述情节同样表明，历史的迂回曲折令人称奇，它竟会使改宗精神再度凸显解放效能。通过放弃犹太教规和表面上信奉伊斯兰教，沙巴泰·泽维的信徒们同时摆脱了上述两种束缚。因此，他们也可被归入欧洲人文主义运动。

    欧洲人文主义传统的自我批判精神在孟德斯鸠的《波斯人的信札》一书中有充分的表现，并一直延续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孟德斯鸠想象有一些波斯人来到西方，他们把法国人视为异族他类。把自己看作好奇和批判的对象，这是自我批判理性的典型态度。伏尔泰在《对外国佬的演说》中也表现出这一点。可惜的是，在西方传统中，自我批判理性仅占很小的位置。在18世纪启蒙时代，理性以批判为主，目标直指宗教，将其视为联篇累牍的寓言和迷信。这种批判是简单化的，它没看到马克思后来强调事实：宗教如同苦难者的悲歌，通过它可以表达出人类最深沉的向往。

    此后，启蒙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通过《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得到明确的表达。正如弗朗索瓦·孚雷所指出的，带来这一启示的主要是开明贵族而不是资产阶级。1789年8月4日之夜，贵族主动放弃了特权。

    在凯歌高奏的时代，理性却显示出不同的面孔。科学理性创立了理论，这些理论表面上是基于严谨的数据，实际上却会被“理性化”和过于逻辑性的观念所玷污，因为这种观念只接受能证实自身的事物。例如，拉普拉斯把理性化注入了科学，并提出一套全盘决定论的宇宙观。这种观念的框架当然是完全世俗化的。他设想了一个拥有至上权力的精灵，它不仅知晓过去，也能预言未来。拿破仑问他：“那你把上帝置于何处？”拉普拉斯答道：“我无需这种假设。”拉普拉斯把牛顿的合理性极端理性化了。今天我们意识到，并非宇宙的一切都可归结为决定论。批判理性可避免堕入理性化的陷阱，自我批判理性则把理性、理解和自审结合在一起。理性的毛病不在于合理性本身，而在于被理性化所歪曲和将自身神化。

    把理性工具化并用于完全非理性和野蛮的目的，例如战争，这属于另一类理性化。实际上，我们应透过各种理性化，看到批判和自我批判思想的缺失，也看到卢梭所说的感受性，即人的本性已被遗忘。启蒙运动完全忽略了卢梭所提倡的本性。而浪漫主义则改变了这种状况。

    最初的浪漫主义是把宇宙重新诗意化，它表达了某种对共同体的怀念和对中世纪的理想化。但几年之后，这种思古之幽情转变为对未来自由的向往。把浪漫精神与启蒙精神结合为一体的拉马丁和雨果代表了这种向往。拉马丁是1848年革命的主将之一。这场革命把“博爱”二字添加到法国大革命的两个著名格言[5]之后。富于幻想精神的雨果还提出了欧洲合众国的设想，这是世界联合国的前兆。在这个时代，人权、民族权和人类权重新现出活力，这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在19世纪，一种思潮正在酝酿，其代表人物有傅立叶、勒鲁、蒲鲁东、青年黑格尔派、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施蒂纳，还有马克思。马克思杰出地完成了哲学与精神的综合，以便通过社会主义实现人类的充分发展，即人类对更加自由和平等的向往。但马克思的思想属于“后改宗”（postmarrane）思想，其观念的核心是世俗化的犹太基督教救世说：工业无产阶级是救世主，革命便是现世的末日，无阶级社会是对人类的拯救。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自己在追求彻底的合理性，而没意识到他们是在奉行拯救人类的宗教。第一、第二国际建立后，尽管其组织在主要欧洲国家和美国仍很有限，欧洲人文主义的普世倾向则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希望中。此外，西方世界大部分人有这样一种看法：理性为西方人所特有和独占。

    于是，我们面前出现了两种复杂思想。第一种思想认为，西欧不仅产生了世界上空前强大的统治，也只有这里产生了颠覆这种统治的解放观念。提出解放观念的是信仰欧洲现代人文主义的知识分子、激进分子和社会各阶层的热心男女。最先提出倡议的是受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的人士，如维克多·舍尔歇。我们还记得，他在1848年提出了在法国殖民地废除奴隶制的法案。这些观念不仅通过法国文化教学在殖民地传播，还被殖民地国家的代言人当作把柄：他们用自由、民族权等西方原则来回敬西方。因此，解放观念也孕育了非殖民化。总之，欧洲是统治和征服的发源地，但作为解毒剂的解放观念也是在欧洲形成的。

    第二种重要思想涉及到“全球时代”的进程。随着美洲被征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者实现了环球航行，全球成为一个不断扩展的互通系统。如果说征服和奴役一直伴随这一进程，而非殖民化和反对奴役的因素也始终存在。在掮客和商人的商业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主张废奴的解放观念也在逐步全球化。当然，后者的全球化大大落后于前者，且步履艰难。例如在美国，解放观念甚至引发了南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解放运动终于在全球激起了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的运动。殖民者的撤离有的是以和平方式，例如在突尼斯和摩洛哥，有的则是以灾难方式，例如在阿尔及利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者曼德拉执掌政权后，解放进程发展到了顶点。曼德拉力图结束黑人白人相互隔离的现象，创建一个属于所有人的民族。他遵循的逻辑完全不同于东欧民族主义崛起的逻辑。东欧民族主义的崛起缺乏人文主义，从而导致了南斯拉夫战争和原有联合体的瓦解。

    我们经常看到，非殖民化的进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非殖民化并不是殖民地人民所为，而是外来侨民和原籍欧洲的精英分子使这些国家获得了独立，如在阿根廷和巴西。但应指出，尽管巴西获得了独立，奴隶制却在那里持续到19世纪末。另外，在拉丁美洲逐渐形成了一种源于混血现象的民族观念，它比欧洲列强的民族观念更具广泛性。因为在巴西、厄瓜多尔、墨西哥和哥伦比亚，混血现象极为普遍。当然，混血现象在安第斯山地区较为少见，那里的白人等级集团把大部分土著居民排斥在权力之外，这自然也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要理解全球化就应看清促成全球化的辩证进程。第一种全球化是在黄金时期的西班牙和如今的美国等超级大国的霸权下形成的。第二种全球化从第一种全球化中衍生出来，它在规模和力度上显得不如前者，但却承载着人类解放的希望。

    1989年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市场全球化导致了苏联体系及其官僚经济的崩溃。中国、越南和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都放弃了上述经济类型，尽管共产党专政依然保留。真实的社会主义观念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效能遭到质疑，而谓新自由主义在几年里从中获益匪浅。这种占上风的观念认为：自发的自身经济调节能解决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问题。而传统的自由主义仅主张国家调节的原则。在我们目前所处的时期，全球范围没有任何真正的调节机制。然而，由于技术和通信的飞速发展，市场全球化也引发了另一种全球化。传真、电子邮件和移动电话的出现使我们进入了无所不在的时代。新的技术和经济条件开辟了一个思想能以光速传播的新纪元。苏联崩溃后，民主思想不仅在其控制的前人民民主国家广泛传播，也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扩展开来。在此期间，拉丁美洲大部分专制政权相继倒台。这是1789年革命对1917年革命的报复：在几十年中，似乎1789年革命只是一场初步和次要的小型革命，真正的革命只是在1917年和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才得以充分体现。在当今的股票市场上，1917年股已经大跌，1789年股正扶摇直上。

    我们目前面临的状况是：第二种全球化正在发展，虽然其速度不如第一种全球化，但毕竟在向前推进。当我们观察文化、文学和艺术问题时，便会赞叹马克思的预见。他对资产阶级既痛恨又敬佩，并将其看作这样一个阶级：它一方面残酷地剥削一部分人，另一方面又摧毁了旧的奴役和封建关系，并为世界文学的拓展开辟了空间。如今，世界文学意味着什么？它不仅意味着利用资本主义创造的非凡通信传播手段来接触世界各地的文学，还意味着创造新型艺术。基于谋利的文化工业也需要独具特色和富有创造性。以工业手段生产的好莱坞电影也有杰作，例如约翰·福特的作品。相比之下，倒是当年苏联的电影缺乏创造性。可惜的是，生产的需要往往窒息了创造的需要。在这方面，奥森·威尔斯便是个可悲的例子。总之，经济和商业全球化不应变为平庸的同质化，它应当促进人文主义全球化并从中汲取营养。当然，经济和商业全球化也不应混同于人文主义全球化。

    “另类全球主义”以近乎概念的方式表达了全球化所特有的辩证性，这是一种不基于商业价值的全球化萌芽，而并非传媒所说的“反全球主义”。我们看到，约瑟·波维从1999年西雅图会议起便提出另一种全球化的思想。他的“世界不是商品”的口号旨在创造另一种世界，而不只是捍卫各国的特性。尽管另类全球主义仍在探索，尚未形成自己的观念，并时而因派系斗争发生分裂，但它是有生命力的。世界公民权的概念是在比亚夫拉战争期间诞生的。比亚夫拉是尼日利亚的一个省，它为争取独立展开斗争。“无国界医生”这个新创建的团体把不分种族和宗教，救助所有人作为使命。这是迈出的关键一步。此后，类似的人道主义组织开始大量涌现。这表明，在共产国际和社会民主党国际的国际主义精神衰退之际，一种新的全球意识正在形成。

    上述国际主义是被民族吞噬的。在1914年的法国，第二国际的力量已相当强大。因此，饶勒斯领导的法国社会党试图与德国党联手行动维护和平。但是，敌对冲突刚一爆发，大部分法国社会党人便加入了对德国作战的神圣同盟，只有罗曼·罗兰和少数工团主义者没有被民族主义所迷惑。于是，1914年的战争吞噬了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则旨在为苏维埃国家服务，而苏维埃国家则越来越谋求自身的强大。爱国主义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理想引入了歧途，但这种爱国主义对保卫苏联却是至关重要的。斯大林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作“伟大的爱国战争”。苏维埃帝国的民族主义吞没了第三国际。在某种程度上，三个国际都忽略了祖国和民族的现实。它们认为，民族只是意识形态的幻觉，国家只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它们低估了民族的深刻性。然而，奥托·鲍威尔从19世纪起便试图在命运共同体的观念上构建民族理论。斯大林年轻时也曾受列宁委托，写了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书，并打算借此为民族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但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是盲目的，革命者以为在苏联横扫了一切，却无意识地为俄罗斯的，以及亚美尼亚、乌孜别克和立陶宛的民族主义回潮创造了条件。他们以为已经根除了宗教，但宗教却以更大的力量死灰复燃。他们以为已经肃清了资产阶级，消灭了资本主义，但比沙皇时期还恶劣的资本主义又重蹈覆辙。这表明了我所称的“行动生态学”。尤其在政治方面，行动会与意愿反向发展并最终摧毁意愿。无视行动生态学的人会永远事与愿违。

    总之，三个国际都没能产生全球意识，这表明了世界公民精神的薄弱。

    我曾提出“地球祖国”的观念，因为我知道“祖国”一词蕴涵着丰富的神话，它既带有母性又带有父性。祖国的概念告诉我们，应当热爱这片母亲般的故土，以及父亲般的国家权力，如果它是公正的。但这种观念尚未扩展到全球范围。在最近1000年里，技术经济全球化创造的手段可以促成既感性又自省的全球意识，并为一种世界社会奠定基础。一个社会的形成需要有领土和沟通手段，还需要有经济生活。现在的世界不仅拥有领土，还有无数沟通手段和本身的经济。因此，令人惋惜的不是经济全球化本身，而是这种全球化缺乏制度调节。所以应当有一种在全球范围实施正当调节的权力。很可惜，大家都清楚联合国和国际法的现状……另外，技术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世界社会的基础，却阻碍了这种社会的形成。经济全球化与人文全球化的两重性逻辑由此发展起来。这种逻辑意味着：这两种全球化既对立又互补，它们至少需要相互依存。

    全球化时代也包含严重危险，正如自古以来文明和野蛮总是相伴而生。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激烈的种族、民族和宗教狂热再度兴起。某些疯狂现象使我们感到，一场宗教战争、文化战争，乃至文明战争均有可能发生。这些现象再度表明，全球化具有矛盾和对立的特征。我们既看到技术经济的普及，也看到各种抵抗现象，其中包括宗教和分立性崇拜的再现。

    一种观念在20世纪末开始出现，尽管其渊源可追溯到更远。它认为，地球是人类乘坐的太空之舟。如今，驱动这艘太空船的4个引擎是科学、技术、经济和利润，但它们都是失控的。我并不同意二元化思想，也不认为科学是邪恶的。但我认为科学发挥了前所未有和无法控制的破坏力。如今，技术经济发展导致了生物圈的恶化；生物圈的恶化又导致了人类文明的恶化。这即是说，地球这艘太空船正驶向灾难，没有任何力量能控制它。

    所有这些都揭示出双重全球化的矛盾性和复杂性。那末，欧洲难道不能通过对话和共生政治以及文明政治，从自身文化中提取新的解毒剂？文明政治旨在提高生活质量而非仅仅追求数量，并有助于制止争霸竞赛。欧洲难道不会从它过去缔造的全球人文主义中汲取营养吗？它难道不能重新创造人文主义？

三、反思20世纪的野蛮

    我们看到，6000年前，在庞大的中东帝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初的野蛮萌芽。这些萌芽一直生存到今天，并产生出各种征服和殖民化的野蛮。但帖木尔和成吉思汗式的征服未能造就持久的帝国，而西欧的征服则产生了长远后果：殖民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即1960年代才告结束，葡萄牙的殖民化甚至结束得更晚。

    从15世纪末起，与民族观念相关的野蛮开始出现。现代民族通过民族清洗和对宗教和种族纯洁的痴迷，表现出一种不同于罗马帝国和中近东古老帝国的特殊形式的野蛮。当然，一神论，尤其天主教是导致疯狂清洗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具有独尊性并排斥其他宗教。应当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把上述两种野蛮都推到了极致。

    我在上文曾试图解释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西欧是对世界实施野蛮统治的发源地，但由于人文主义的发展，西欧也产生了倡导人权和公民权的解放观念。后来，这种解放观念被受殖民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代表接了过来。于是，争取种族权、人权和民族权成了推动其解放的动力。我还指出，1492年是全球化现象的象征性开端，它主要表现为贩运黑奴和其他众多奴役现象的出现。然而我也提出，几乎在同时，第二种全球化，即人类权、民族权和民主的全球化也开始起步。如今，我们处在一种矛盾的全球化中：技术经济全球化的飞速进步既刺激又遏制了公民和人文的全球化。

    我现在要谈谈现代欧洲的另一种现象，即极权制的出现这个问题。人们有时会批评一种做法，即用“极权制”来统称不同的制度，无论它是斯大林式的还是希特勒式的。我认为，应当采取更为复杂的看法：既能指出差异和对立，也能看到相像和类似。但也不应当为谴责棕色的极权制而急于为红色的极权制辩护。我的思维方式使我拒绝片面的善恶二元论思想，也不会把欧洲理想化或妖魔化。我认为，欧洲既创造了最好的精华，也产生了最坏的糟粕。我也不会把科学分成“好的”和“坏的”。我还力图表明，我不相信有一种“好的”全球化和一种“坏的”全球化。

    首先我要指出，以前曾有过对资本主义的思考（马克思）、对民主的思考（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和对专制政治的思考，但却未曾有过对极权制的思想。极权制的出现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的历史进程所造成的。作为重大意外事件，这场战争既是血腥野蛮的发作，也是欧洲的自杀行为。

    让我们先看看斯大林极权制的熔炉——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情况。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是极为丰富的思想，并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尤其是在全球化问题上。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弱点是没有真正涉及政治问题。马克思只是把国家看作统治阶级的工具，即阶级战争和阶级关系逻辑的结构之一。他深入研究了社会冲突，但却对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却不感兴趣。

    马克思的思想孕育出两个支脉，一支以恩格斯创建的社会民主党为起点，它很快形成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这个支脉反对举行突发暴力革命的论点。该论点主张以无产阶级起义在一个“伟大的夜晚”废除资本主义。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主张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改良和渐进策略。20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发生了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与少数派，即孟什维克的分裂。在沙皇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不顾警察的镇压，以地下方式逐步组建起来。这是个准军事化的中央集权组织。这是为了严密控制其成员，以免沙皇警察渗入。布尔什维克主义之所以有这些特点是因为它产生于沙皇俄国。1914年时，布尔什维克党仍是个小党，其领导人多数流亡在外。另外在当时，由于狭隘和宗派性，马克思主义已严重丧失了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俄国知识分子对人类的复杂性十分敏感。在他们当中，宣扬博爱主义的托尔斯泰具有更大的影响。

    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目标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列宁为首的他们坚信，资产阶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只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得以发展，无产阶级才能在数量和力量上壮大起来，进而推翻资产阶级社会。战争期间，俄国的屡战屡败引发了一场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社会民主党人克伦斯基上台掌权。克伦斯基既没能力进行战争，也没能力进行和谈。他的失败使军队更加士气低落，并在彼得格勒，即后来的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引发了工人示威。布尔什维克党人注意着运动的发展，并巧秒地提出了一对口号：“土地归农民所有，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前者显然能使入伍的农民感到振奋；后者中的苏维埃则是彼得格勒各工场的工人委员会。

    接着便发生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列宁提出了四月提纲。他指出，俄国应当越过资产阶级革命；俄罗斯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薄弱的环节，该国的革命将会在英国、德国、法国等重要工业国家引发社会革命。列宁得用很大气力让其布尔什维克朋友相信这一论点的正确性，但他最终达到了目的。于是，列宁开始准备十月政变。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在反叛士兵帮助下攻占了皇宫和政府建筑。参加这场革命的不仅有布尔什维克党人，还有与他们持同样看法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此后进行的选举选出了制宪会议，即俄国第一个民主议会。由于布尔什维克党人处于少数地位，列宁立即取缔了这个议会。

    白军试图夺回彼得格勒，因此爆发了内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开始对俄国进行干涉。在这种条件下，立即开始了极端激进化的进程。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遭到清除；俄罗斯变成了苏联，布尔什维克党成为苏联惟一的执政党。但是，经济状况极为糟糕，饥荒威胁无处不在。于是，列宁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即给市场经济留一定地位，给小农、小企业主和小商贩一点自由。这促进了经济重建的起步。但是，新经济政策在1930年被斯大林取消了。

    1920-1924年间，在红军战胜白军和外国放弃干涉后，苏联并没有在友爱关系上建立一个新型社会，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也未组成。党不仅很快控制了工人阶级，还对其实施镇压。这实际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1921年，喀琅施塔得要塞的水兵举行暴动。他们要求实行符合民意的、真正社会主义和民主的纲领。但他们遭到了红军首领托洛茨基无情的屠杀。

    说到底，俄国革命的失败是文化的失败，因为当时还没有社会主义文化，也没有发生世界革命。但这种缺失却导致了斯大林的成功。斯大林主义已对世界革命完全不抱希望，而只想在一个国家通过发展工业来建设社会主义了。主张博爱与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遭到失败，这与基督教精神的失败几乎如出一辙。基督教建立后便歪曲了基督最初的启示。耶稣曾向门徒们说，他会在他们有生之年再次返回。在近一百年中，这些门徒及其后人一直坚信，现世的末日逐渐临近，他们的“伟大夜晚”即将到来。当伟大的夜晚显然不会出现后，他们便建立起一个等级森严、结构严谨和在某种意义上潜在的“极权性”教会。所以，耶稣救赎启示的失败导致了天主教会的胜利。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文化的失败导致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建立，并使其在斯大林统治下发挥出惊人的力量。

    极权制度在历史上首次建立起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公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所有社会因素，以及警察、军队、青年都在党的控制和领导之下。党成为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中心。党和党的领导人似乎完全掌握了社会和历史规律，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特有的知识。因此，这种极权制并非国家的控制过份膨胀，而是党拥有极大权力并控制着国家。党控制一切，国家只是党手中的工具而已。我们可把极权制定义为：以惟一的党为中心的整体组织。正如神权制度是基于一个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的法老神灵一样，极权制的制度基础是被视为万事皆知，洞察秋毫的领导人。绝对权力便建立在所谓绝对知识的基础上。

    必须指出，这里不存在历史决定论。十月革命并非必然产生斯大林的极权制；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的“逻辑”也不会必然导致野蛮的极权。极权制不是可预知的，也不是精心策划的，尽管有人总把历史归结为一系列阴谋。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因素会导致极权，但另一些因素也会导致其他方向。另外，列宁并未把这种极权倾向理论化，他反而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革命将导致国家的衰落和消亡。实际上，苏维埃制度的建立是一系列历史动荡的结果。它之所以能维持下来，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继承了落后的沙皇官僚体制，另外也由于资本主义的包围强化了它的反击倾向。

    墨索里尼最初是个社会主义者。1919年，他建立了“战斗法西斯”。这还算不上一个政党，而是一些老兵和工团主义者在异常混乱的局势下组成的战斗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所受的“不公正”待遇令一些人感到失望。这种情绪极大地助长了民族主义。意大利属于战胜国，所以这种待遇被视为名副其实的侮辱。墨索里尼在1922年掌握了政权：继“向罗马进军”后，国王维克多—埃马纽埃尔三世被迫把权力交给了他。议会制度一直保持到1925年。马蒂奥蒂遭法西斯主义者暗杀后，意大利根据法西斯主义法律，在惟一政党的基础上建立起专制制度。但这种极权制并不彻底，它为王权保留了一小块领域，并与教会达成妥协。资本主义经济得以继续运行。这里应特别提到民族主义成份：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民族法西斯主义，正如德国的纳粹主义是民族社会主义一样。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当然与战后灾难性的经济环境有关，但失望和愤怒的民族主义情绪也起了同样甚至更大的作用。

    希特勒是奥地利人，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巴伐利亚军队。1925年，他加入了一个小党，即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这里，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再次紧密结合在一起。1924年，继慕尼黑啤酒店暴动失败后，身陷囹圄的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设计出他的理论。这本书确实带有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色彩，同时还宣扬德国必须争夺生存空间的思想。他对德国在非洲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被剥夺深感愤怒。他提出，德国的生存空间应当在东欧。由于种族主义理论强调德国雅利安人高贵和斯拉夫人低下，所以乌克兰大致应成为德国殖民化的对象。直到1930年选举前，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一直是个微不足道的政党。可选举过后，有130个纳粹党代表进入了议会。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一现象？

    1929年源于美国华尔街的世界严重经济危机也以罕见的威力横扫了德国。当时的德国是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这次危机波及到社会的所有领域，使大部分工人沦为失业者。除了严重失业和经济危机外，还有民族屈辱。凡尔赛条约剥夺了德国的日耳曼语领土，东普鲁士的一大部分被割让给波兰，由此形成了但泽走廊。尤其是，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制开始显得软弱无力。民主派的分裂使希特勒得以扩大实力和增加议会代表。当然，希特勒并没有赢得议会绝对多数，实际上他从未做到这一点。后来，希特勒竞选共和国总统遭到失败：兴登堡当上了总统。于是，希特勒与右翼党派展开谈判并组成议会多数。他的策略取得了成效：共和国总统召他出任总理。发生所有这些都是由于灾难性的分裂：当时的共产党把社会民主党视为主要敌人。共产党人以为，希特勒上台后将无力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这恰好会使共产党取而代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根据法律，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被兴登堡元帅任命为德意志帝国总理。

    希特勒上台后立即颁布法令取缔共产党和社会党，并在1933年创建了盖世太保。他还决定建立关押反对派的集中营。1933年6月，刚上台不久的希特勒便宣布纳粹党是惟一合法政党。党卫军和冲锋队等武装团体负责维护希特勒的可怕威权。所有这些使他得以对政敌进行暴力清洗，并开始颁布反犹措施和实施迫害。一些犹太人离开了德国。希特勒此时还不打算阻断他们的逃路，因为他的目的是孤立犹太人并将其挤到社会边缘。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民主德国，反对希特勒掌权的力量十分强大。但与政治家们的预见相反，希特勒的经济成就使他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甚至在军火工业大发展之前，1934-1937年任希特勒的经济部长的沙赫特博士便成功地以非正统的经济措施使工业机器恢复运转，并消除了失业现象。人们经常会忽略经济成功的因素。实际上，这一因素是希特勒主义张举足轻重的王牌。无论在军事严重失利的情况下，还是在同盟国军队的狂轰滥炸下，德国经济始终都在运转并一直坚持到最后。这一事实足以表明工业和经济因素是何等重要。但政治方面的一系列成功也助长了纳粹主义的势力。鲁尔地区重新军事化是个决定性阶段：当德国军队重新占领这片领土时，法国人没有作出反应。另一个事例是对奥地利的兼并，即所谓德奥合并。苏台德是一片山区，它构成捷克斯洛伐克的堡垒，当地大多数居民为德意志人。对苏台德的吞并是希特勒一个大胆和无耻的举动。他成功地利用慕尼黑协议，迫使法国人和英国人接受苏台德并入德国。慕尼黑协议公开侵犯了法国和英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承担的义务。德国国防军立即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夺取了该国3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法国，左翼和平主义传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仍有很大影响，因此和平主义愿望成为最具决定性的因素。面对希特勒的征服活动，和平主义阵营发生了严重分裂：一些人认为希特勒实现了人民自决权；另一些人则认为德国的军事化和吞并欲望令人极为不安。

    纳粹主义是欧洲野蛮的灾难性产物，它发源于欧洲最有文化的民族。歌德等伟大诗人、贝多芬等伟大音乐家，以及一战前便存在的民主传统都不足以制止这种野蛮发生。这一事实经常会让人产生强烈的感受，我在这里不便对此加以赘述。但我们不应忘记：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都产生于文明，甚至产生于文明的最高成果，它们只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并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后果。如果换成其他背景条件，或侥幸有几个偶然因素出现，同样的文明土壤也许就不会生长出极权主义。假如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便不会出现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如果没有1929年的危机，便不会有1933年纳粹的政治成功。是战争和危机把希特勒推上了权位。纳粹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滞后产物，正如共产主义是其速效产物一样。而这两者后来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共同制造者。

    斯大林看到西方人在慕尼黑拜倒在希特勒脚下，他担心西方人最终相互勾结并让希特勒为所欲为。于是斯大林抢先下手，他通过里宾特洛甫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德国将进攻波兰。但该条约还包括其他一些条款，例如苏联将占领波兰的一部分，并控制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由于这项条约，希特勒得以在东方放开手脚并对波兰发动闪电战。接下来便是法兰西战役和法国军队的瓦解。因此，是两个极权制的联手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现在我们谈谈应如何评价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个极权制的问题。我们已经发现这两个极权制在思想基础方面有个明显的差异。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国际主义、普世主义和平等主义；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则提倡种族主义。纳粹主义的计划在《我的奋斗》中已公开确定；马克思的福音书《共产党宣言》所倡导的共产主义友爱思想则长期掩盖了苏联极权制的罪行：数百万人曾相信苏联人是自由和幸福的。另一个对照点涉及民族主义。很多人会认为上述两者在这方面的野蛮程度不同，斯大林主义制度的野蛮要少得多。的确，民族主义是纳粹主义的根源，而苏联革命的基础是国际主义。在纳粹的民族主义中，反犹主义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根据勒内·吉拉尔描述的替罪羊逻辑，反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强化民族情绪的胶结剂。然而，纳粹主义中也不乏国际主义。战争末期出现了一种党卫军的欧洲主义：他们中有挪威人，也有法国人。这些人都相信民族社会主义即纳粹的欧洲神话。但这种信仰始终建立在排他性种族主义基础上，所有异质成分都遭到排斥。

    苏联极权制原本并无民族主义的基础，因此它最初并没有反犹主义表现。而且，布尔什维克党中有相当数量的犹太人，托洛茨基便是其中之一。另外，由于苏联刚刚获得解放，加上犹太灭绝营被发现后激起了公愤，所以刚露头的排斥现象有所收敛。然而不久，共产国际中的犹太人便逐渐被边缘化了。所谓“医生阴谋”发生后，斯大林甚至要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冷战期间，反犹主义和对“犹太世界主义”的谴责不再遮遮掩掩。人们看到，尽管这两种极权制度最初的启示有所不同，但它们至少在不容忍和排斥他人的野蛮方面最终走到一起。我会在下面谈到灭绝人类的野蛮，但我现在便可以说，上述两种制度在这方面也是不相上下的。

    现在应当谈谈纳粹种族主义的问题并设法去理解它。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团体显然不是纳粹党人的发明。狂热和激烈的民族主义中具有种族主义的萌芽。正如我曾试图表明的，早在西班牙光复运动中便出现了纯洁血统的主题。但只是当科学人类学把种族观念合法化和宣布有效后，才出现了真正意义的种族主义。人类学本身虽不属纳粹主义，但它却长期宣称人种在质量上存在差异，并主张某些人种具有优势。我记得在幼年的地理教科书中，“白种人”被定义为质量杰出的人种，“黑种人”被视为懒惰和散漫的人，“黄种人”则被看作精明和诡诈的人。基普林歌颂的白种人会令人联想到潜在的种族主义。

    从19世纪起，以乔治·瓦谢尔·德拉普日（1854-1936）为代表的某种人类学提出了“雅利安人种”优越论。我们知道，戈比诺也曾主张雅利安人种优越论，他还通过瓦格纳对希特勒产生了影响。张伯伦在1899年写的《19世纪的基础》一书中宣称，他以科学方法证实了雅利安人种的优越。他为当时尚不讲严格等级的种族主义设计了理论。是他首先把血统纯正作为确定“雅利安人种”的标准，并认为犹太人是混血人种，因而在生物学上属于低等人种。事情发展得越来越严重，种族反犹主义超越了宗教反犹主义。宗教反犹主义是残暴和野蛮的，它曾煽动对犹太人进行屠杀和实施火刑。但由于它侧重宗教信仰，所以真心皈依的犹太人还可免遭灾难。而种族反犹主义则把犹太人作为另类加以排斥。

    种族反犹主义攻击犹太人是彻头彻尾的孽种，认为这个邪恶人种携带的病毒会恶化民族精髓。于是，种族反犹主义成了防止民族精髓解体和变质的一种疯狂手段。正如我曾指出的，种族主义观念固然在这一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也不应忘记历史和经济因素的作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类灾难背景。如果野蛮只在观念中，那事情就好办了。

    我们知道，法国也有过种族反犹主义，并在德雷福斯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猛烈。爱德华·德律蒙在1886年出版的《犹太人的法国》一书中把犹太人说成渗透并威胁整个社会的恶势力。德雷福斯事件激发了野蛮气氛，但也唤醒了强大的共和与人文传统。为捍卫这一传统开展的激烈斗争最终证明了德雷福斯的清白。支持德雷福斯的法国战胜了反对德雷福斯的法国。只是在维希政府期间，反德雷福斯的势力才得以实施报复。因此，在共和制的法国，种族反犹主义只能偃旗息鼓或有所收敛。但反犹分子依然肆意发难，他们把目标对准了不受教律约束的犹太人，尽管这些犹太人已享有公民身份并被社会同化。但在反犹分子看来，他们是最危险的人，因为他们在外表上与其他人一样，但实际并非如此：他们身上有种“令人不安的怪异”。犹太人越和其他人相似便越会成为瓦解民族的祸根，因为他们是犹太布尔什维克、犹太资本家、犹太共济会成员……

    面对反犹势力的攻击，打算对此视而不见或进行反击的犹太人至少表现出3种反应。做出第一种反应的犹太人感到自己已融入社会并成为公民中的一员。他们像阿尔萨斯和南方地区的犹太人那样加入到民族生活中。他们把自己视为法国人，因为法国已承认他们是自己人。法国不仅仅是戈比诺、德拉普日和德律蒙这类人的祖国，它更是倡导融合，捍卫人权和公民权，平反德雷福斯冤案的法兰西。尽管如此，这些犹太人的两极性仍会使他们无意识地感到民族框架过于狭隘的性质。由此便产生了第二种反应：一些人自觉地孕育出了超民族主义的观念。他们感到自己应当树立超越民族的决心。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确信任何民族框架中都有排斥他们的反犹倾向；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具有普世主义倾向。在他们看来，国际主义是避免民族主义危险的解决办法；社会主义孕育着另一种社会和另一个世界的梦想，这便是改宗者塞万提斯所设想的唐吉诃德的梦想。因此，一边是民族融合，另一边是国际主义，它们各形成一极。第三种反应是围绕着犹太复国主义逐渐形成的。犹太复国主义出现的部分原因在于德雷福斯事件。一个名叫特奥多尔·赫泽尔的匈牙利年轻记者亲眼目睹了德雷福斯上尉被贬黜军阶的场景，仇恨犹太人的气氛令他伤心和愤怒。他由此得出结论：犹太人再也不应当寻求融入，而应当创建自己的民族国家。犹太复国主义者很快在巴勒斯坦建立起殖民点。这一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不久便向建立以色列国的方向发展。

    在此期间，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展开了灭绝犹太人的活动。奇怪的是，很多德国犹太人仍对德意志民族有强烈的认同感。在访问以色列的海法时，我看到了德国犹太人组建的众多移民点。他们很多人在得知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败时都痛哭流涕。

    我们应如何解释灭绝犹太人这种极端野蛮的发作？1935年颁布了反犹太人的法律，那时的迫害措施还仅限于剥夺德国犹太人的财产，否认他们的公民资格，禁止他们与“雅利安人”通婚。1941年，欧洲已成为纳粹党的一统天下。于是，一系列局部性屠杀开始发生，有的是党卫军干的，有的是军队所为。与此同时，纳粹党人建立起犹太人集中居住区，就像在华沙和克拉科夫那样。纳粹党仍要把所有犹太人赶出欧洲，它曾设想把大量犹太人流放到马达加斯加。对该岛的研究表明，这里没有过多的地下资源。这项大规模流放计划令人想起了17世纪对摩里克斯人的驱逐。1941年底至1942年初是种族灭绝进入最终解决阶段的转折期。1941年9月，早来严冬阻碍了德国军队，使它没能闯入莫斯科。在此期间，斯大林通过其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得知，日本人将不会进攻西伯利亚。于是斯大林便从远东地区调回部队，还把莫斯科战线的指挥权交给了能征善战的朱可夫。1941年12月6日，苏联开始了反攻。从1941年1月持续到4月的反攻把德国军队向西逼退了350公里。这是希特勒遭遇的首次军事败退。12月7日，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美国从此介入战争。希特勒第一次感到了遭遇失败的可能。一种合乎情理的解释认为，希特勒为了不使纳粹的失败变为犹太人的胜利，所以决定消灭犹太人。“最终解决办法”是1942年1月20日制定完成的。从1942年春季起便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流放和灭绝。当然，《我的奋斗》已经以潜在的方式对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过表述，纳粹主义宣扬的种族主义也以潜在方式提出了种族灭绝。然而，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极点和失败的幽灵显现时，这种种族灭绝才得以成为现实和系统实施。

    我们不要忘记，纳粹党人的种族仇恨和种族灭绝企图并非只是针对犹太人。如果说，清除犹太人的理由是他们不洁的血液充满了邪恶，那么而清除茨冈人和罗姆人的理由则是他们属于应被扫地出门的“糟粕”和“低能者”，不配做为雅利安人种。斯拉夫人尽管没被明确指定为灭绝对象，但他们仍被定为殖民统治和剥削的对象。

    我们知道，在二战后的法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罪行以及他们在奥斯威辛等地的命运很少被提及，甚至不大为人所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法国共有86000名政治犯和75000名犹太人遭到流放。而在其他国家，被流放的犹太人则占其总数的60%到75%，这个比例显然比法国高出很多。而在保加利亚，战争末期的犹太人数量甚至超过了战争初期。为什么只有保加利亚和法国没有在灭绝犹太人方面陷得太深？在保加利亚，鉴于知识分子议员的压力，国王拒绝批准希特勒流放保加利亚的犹太人。在法国，由于共和主义和人文主义信念的影响，许多法国公民主动帮助犹太人隐藏起来。抵抗运动组织还为这些犹太人提供伪造的身份证。从法国被流放的犹太人大都没有返回。“全国被流放爱国者返乡联盟”建立后，曾把被流放和监禁者，以及抵抗运动成员汇集起来。犹太人虽被视为“爱国者”，但却未被算在该组织中。

    今天，承认灭绝欧洲犹太人为罪行和借助以色列的存在强调犹太人的认同，这两种现象在并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追忆犹太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殉难越来越成为维护以色列的手段，其目的在于制止有人批评以色列压迫巴勒斯坦人。人们看到，在2005年1月27日纪念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仪式上，犹太人的殉难受到过分的渲染，而茨冈人、斯拉夫人和抵抗运动成员却被忘在脑后。阿奈特·维维奥卡和西蒙娜·韦伊都指出过这种渲染倾向。阿奈特·维维奥卡在她的著作《奥斯威辛，60年之后》中提醒人们：被监禁在集中营的有政治犯、罪犯、同性恋者、耶和华见证会成员、苏联战俘和犹太人。她还指出，有人提出要在纳粹罪行录中加入“对茨冈人犯下的罪行”，这一提议竟然遇到重重阻力。

    只强调犹太人殉难的纪念活动引起了反应。这种反应来自马提尼克和非洲的黑人，他们要求把奴隶制也定为一种野蛮行为。至于阿尔及利亚，我们很晚才承认塞蒂夫大屠杀的存在。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敌对双方都有过屠杀行为。但当时是法国以殖民保护制来控制阿尔及利亚，所以后者要求承认其自身地位。

    因此，通过对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对遭受奴隶贩运的非洲居民和对殖民压迫的回忆，我们自然意识到西欧在推行奴隶制和奴役殖民地人民方面所表现的野蛮。纳粹主义只是这些野蛮的极致，它把一些人宣布为低等、腐化和混杂人种，并对其实施迫害：斯拉夫人是低等的；茨冈人是混杂的；犹太人既是混杂和低等的，也是邪恶的。我们不应该单单把犹太人从所有遭受野蛮迫害的人中分离出来。

    最后，我要强调一种观念：我们不应当把自己封闭在二元思维中，即只注意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如果有人过分强调奥斯威辛，他便可能有意无意地淡化古拉格，并对其他野蛮视而不见。而且，如果仅从数量因素看问题，苏联的集中营造成的死亡人数远居于榜首。纳粹的灭绝行动开始于1942年，结束于1945年初。相比之下，古拉格延续的时间要长得多。纳粹的灭绝行动是以大屠杀结束的，人们从一些幸存者口中得知了这些天发生的惨剧。很多人患有斑疹伤寒。为躲避同盟国军队的进攻，党卫军押送他们进行长途跋涉。这都导致了大量的死亡。当同盟国军队开到达豪集中营时，它们看到了许多成堆的尸体。当时人们以为纳粹主义的恐怖表现仅限于这些尸体。实际上，这只是由于实施灭绝和清除的机器刚停止运转，焚尸炉的熄火使尸体开始堆积。因此，纳粹主义的恐怖主要不在于成堆的尸体，而在于完善的死亡机器还能运转。一幅有说服力和触目惊心的画面不应使我们忽略全部事实。后来发生的事情大体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要比古拉格的大规模灭绝更加恐怖。这是由于我们没看到过后者的画面，或是因为它长期受到掩盖。这些都意在说明，否认古拉格而突出奥斯威辛的倾向，以及相反的倾向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警惕某种精神的野蛮，它有意或无意地淡化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而把希特勒主义说成极端和绝对的恐怖。

    20世纪的惨痛经历应当导致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要求：野蛮行为应当得到如实的承认，不能有任何的简单化和篡改。最重要的并不是懊悔，而是承认。这种承认应当通过对事实的了解和意识。应当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应当意识到这一重大悲剧的复杂性。这种承认应当涉及所有受害者：犹太人、黑人、茨冈人、同性恋者、亚美尼亚人，以及受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人和马达加斯加人。如果我们要克服欧洲的野蛮，这种承认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超越欧洲的野蛮，我们应当有能力对这种野蛮进行反思，因为最坏的情况仍然有可能发生。周围是充斥野蛮威胁的沙漠，我们栖身的绿洲只给我们提供了暂时的保护。我们还知道，当今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环境有可能导致最坏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在热点阵发期。

    野蛮正威胁着我们，它甚至会假借反对野蛮的策略以求一逞。最能说明问题的便是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我曾多次谈到奥斯威辛和古拉格，但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广岛。导致这种野蛮的是一种表面上符合逻辑的权衡：如果使用原子弹会造成20万人死亡；而如果使用常规手段延长战争，并根据攻占冲绳蒙受的损失推算，将会有20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10万名美国士兵。首先应当指出，这一数字被故意夸大了。除此之外，尤其不应该回避导致美国决定使用原子弹的关键因素：在杜鲁门总统和众多美国人的心目中，日本人只是些耗子、下等人和低级人种。另外，这种战争行为还包含另外的野蛮成分：将奇异的科学进步用于旨在消灭部分人类的科技项目。我再重复一遍：最坏的情况仍有可能发生。

    所以在欧洲，我们应当全力避免心安理得这种一贯错误的意识。回顾历史会使我们永远不忘记野蛮的存在：征服、贩运黑奴、殖民化、种族主义、纳粹和苏联极权制，等等。随着这种挥之不去的思绪融入欧洲观念，我们便会把野蛮纳入到欧洲意识里。我们要想避免野蛮再度出现，这便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但由于问心有愧也是一种错误意识，所以我们应当具有一种“双重意识”，即在对野蛮的意识中加入另一种意识。这种意识产生于欧洲的人文主义、普世主义和逐渐上升的全球意识。它是欧洲对自身野蛮的解毒剂。这是避免发生新的、更残酷的野蛮的另一个前提条件。

    没有什么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人文主义的民主环境应不断地自我更新，否则便会退化。民主制度也应不断有所创新。反思野蛮便是对人文主义的更新，也是对野蛮的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