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莫兰：“地中海神话的破除与再造”（马胜利译）
在历史上，地中海是个充满对抗和冲突之地，也是个兼有创造性和破坏性的地方。它自古以来就是不同种族、宗教和文化相互混合的场所。再造地中海神话并不仅仅意味着选取它的正面因素，还在于发掘各种文明的根源，揭示出那些在历史上遭到阻断或排斥的潜力并使其获得新生，从而让地中海真正成为我们的母亲海。
从地理学和地质学的角度看，地中海是个十分古老的地区。然而，地中海的名称，即“被陆地包围的一组海域”却不是很久远的。在古代，从安纳托利亚到直布罗陀的海域被划分为若干个海洋。诚然，当这片海域成为罗马帝国的中心时，它便被统一起来，并被称作“我们的海”（Mare Nostrum）。只是到了18世纪，人们才将其称为地中海。这个名称来源于陆地文明，尤其是与其他大陆相联的陆地文明。那时，地中海被人们视为处于非洲、亚洲等“大陆之间的海洋”。当“地中海”的称谓约定俗成后，它在南欧人乃至北欧人的心目中自然也成为一种无可置疑的地理和战略现实，并进而成为一种政治现实和一种富有诗意和神话色彩的现实。之所以富有诗意，是由于明媚的阳光和蓝色的大海构成了地中海特有的风光。即使到了冬季，这一风光也不会褪色。所有这些都成为地中海的骄傲，当然也激起了北方居民的向往和怀念之情。对于地处寒冷区域的日耳曼世界而言，地中海无疑是个梦中之乡。地中海还是让人产生愉悦感的话题，法语中将它说成是“橙花盛开的地方”。另外，地中海还被造成一种神话。我认为，这是一种具有陶醉性和被简化的神话：为了塑造地中海的希腊拉丁形象，所有不光彩的东西都排除在外，被保留下来的品质只有和谐、交流和文明源泉。在这种观念中，文明是一种福地，它的本质则是希腊拉丁。然而，如若一提到古希腊、古罗马就联想到和谐与繁荣，这必然会使人们把残酷的战争抛在脑后。但是，这种战争的确曾经发生过。首先是罗马对希腊实施的可怕征服，然后还有罗马人对迦太基实施的同样令人生畏的征服和摧毁。可是，人们却将地中海南部和东部发生的这些事情忘在了脑后。
我们回顾历史便会发现，地中海曾是充满对抗和冲突之地，它曾有过惊人的创造，但也摧毁过许多文明。在这片地区，不仅出现过航海家之间的竞争，也发生过商业城邦之间的敌对，以及不同思想和宗教间的冲突。这种争端和冲突的性质甚至是异常尖锐的。
地中海地区曾出现过种类繁多的多神论，例如埃及古老文明的多神论和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多神论。然而，地中海也是个一神论占主导的地方。一神论后来发展为三大支系。这三种一神论同出一源，但这并未能使它们相互谅解与合作，却导致了它们之间的冲突。我们今天仍能看到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
众所周知，地中海是个产生神话的地方。这里明确出现过理性与合理性，但也一贯充斥着疯狂与妄想。而怀疑主义也是在这里产生和发展的。
同样，最极端的宗教信仰也是从地中海地区发展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包括智人，以及兼智人与痴人性质于一身者）的所有行为都集中显现在这个微观世界里。而且，地中海还是个以混合著称的地区，但这也曾导致不同寻常的混乱。布罗代尔认为，地中海是由不同种族、宗教、习俗和文明混合在一起的奇特地区，这种情况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于是，人们便会提出问题：我们看到的似乎都是混乱，上面谈到的和谐、奇迹和智慧都到哪里去了？实际上，混乱是复杂性的表现。在这里，复杂性一词是指由若干种异质因素合成的整体。它们之所以合为一体，正是由于对立会将冲突双方联系起来。这种混乱既有破坏性，也有创造性。它使我想起了赫拉克利特的话。这位苏格拉底之前的哲人说过：“把分裂因素与和谐因素统一起来。”实际上，地中海是个和谐与分裂并存的地区，更是一片肥沃和多产的土地：它盛产多样性。我们甚至可以说，通过文明的方式也可把冲突纳入民主思想。这是因为，民主制度的活力归根结蒂只能源于对立思想之间的冲突。当然，这种冲突应当以和平的方式，并在某种规则下进行。因为这些民主规则能使冲突不会变得过于激烈和野蛮。
同样，在地中海地区，思想的冲突不会导致对话者之间实施肉体清除。在雅典，哲学和民主几乎同时建立起来。而且，我们在地中海还看到一种令人惊奇的现象，即战败者对战胜者实施文明教化。一则著名格言讲道：“战败的希腊无情地战胜了战胜者。”罗马帝国在摧毁古希腊时把科林斯洗劫一空，但却用辎重车载回了希腊思想家的书籍。于是，几个世纪后，整个罗马帝国都讲希腊语了，古罗马的艺术和思想也全都渗透了希腊的影响。当然，战败者只有未被灭绝才能对征服者实施文明教化。在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便遭到了彻底灭亡。我们不应当忘记所有这些毁坏。因此，我们必须摒弃和排除那种简化的和陶醉性的地中海神话。
然而，你们还会提出疑问：破除地中海神话似乎很有必要，但为何还要再造地中海神话呢？首先，再造神话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在构思地中海时，要重新赋予它某种重大情感价值，某种近乎神圣的价值。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当筛选出地中海所创造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它最有价值的东西呢？首先是普适性。普适性观念是在地中海地区产生的。这种观念最早出现于古埃及，表现为对太阳神和法老王亚克那顿的崇拜。这种崇拜活动把诸神赶出了埃及的神庙。当然，太阳神后来也被教士们扫地出门了。另外，在亚伯拉罕的启示中也可以发现这种潜在的普适性；保罗的书信对此也有明确的阐述。保罗认为：不应当有犹太人、非犹太人和希腊人之分，他们都是一样的。这表明，在保罗的思想，以及伊斯兰预言和穆罕默德的预言中，普适主义同样存在。当然，你们完全清楚，这种普适主义并未能阻止上述各种宗教变得极端地唯我独尊，认为唯有自己才享有真理的启示。历史上的所有宗教战争都是由此产生的。然而，在多神论和多神崇拜为主导的时期，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此类战争。你们在希腊哲学中，在后来的罗马法中，以及在民主制的原则中也能找到普适主义。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后，这种普适主义借助人文主义得以再生。所以，上述普适性观念在地中海源远流长，尽管他具有正反两方面的表现，但仍不失为地中海地区最重要的观念。
地中海另一个最有价值的东西当属人员之间的接触、交流和杂交。我甚至认为，人口流动的积极作用至今仍然十分重要和非常有益。无论对地中海南部还是北部而言，人口流动甚至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我认为，再造地中海的神话并不只是意味着筛选出它的正面因素，我们还应当寻求和发现是何种天性使地中海孕育出如此多样性的文明、文化和思想。
在地中海，文化间的所有接触必然会促成某种共同属性。为解释共同属性一词，我需要做个比喻。生物学家不久前发现，我们身体的组织中含有某种被称作“干细胞”的东西。何为干细胞呢？干细胞就是所有动物和人类身上的胚胎细胞，也被称作全潜能干细胞。这种干细胞具有无穷的创造能力，因为它们的功能未被专门化。
研究这些干细胞具有头等重要性。我们今天所谈论的胚胎克隆就旨在利用干细胞，使染病心脏、受损肝脏的组织得以再生。在我们身上，包括在大脑和骨髓中都有干细胞存在。但根据最新发现，这些干细胞似乎失去了活性，或至少需要重新激活。因此，我认为在地中海的人文主义中也存在一些干细胞，即能够促进文明生长的干细胞。
但是，当一种文明变得僵化时，当一种信仰成为教条时，它们自然会失去生命和活力。从根本上讲，地中海的复归和再生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恢复地中海的孕育和造就机能，找回各种文明被阻断或排斥的潜力，进而实现保罗·瓦莱里对地中海的美誉：“一台制造文明的机器”。
一旦我们相信有可能恢复地中海的孕育和再生机能，我们便开始了对地中海神话的再造。但是，神话是一种主导性理念，它具有十分强大和近乎神秘的情感力量。这一神话的再造必然与有关海洋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即使这仅仅是由于海洋是生命的渊源。我们知道，生命的产生和成长，最初单细胞活体的形成，即便不是在海洋也是在水中进行的。我们的血液不仍然带有咸的味道吗？这表明我们仍保留着这一渊源的某些痕迹。在我们的神话中，海洋和母亲、母性和大海这些观念之间有着深刻和密切的联系。我们把孕育和母性的本质赋予了地中海。而且，这片海域既特别开放又十分封闭：与浩瀚无边的大洋不同，其地质学命运决定了它的封闭性。
这片海域的规模与人类的能力恰好适当，它使我们能够与邻邦交往，无论他们是敌人还是朋友。我们真应当带着深厚的感情重新体验一下这片海洋。没有母子关系就不会有兄弟亲情。我们在潜意识中深知这一点，因为作为一个民族的成员，我们对“祖国”（patrie）怀有强烈的情感。“祖国”一词同时带有母亲和父亲的性质，是个雌雄同体字。它的前半部分是阳性名词pater，即父亲，其后半部分是阴性名词trie。而且，我们经常会说“祖国母亲”，这是用爱意将祖国母亲化了，正如我们也用必须尊重和服从的权威把祖国父亲化一样。
法国国歌《马赛曲》头一句唱道：“起来，祖国的孩子们！”这其中表达的思想促使我们像兄弟般团结在一起。所以，我们也有可能借助地中海的母亲本质来促进相互友好。我们还可以从地中海找到欢乐的源泉，因为地中海把阳光和蔚蓝色紧密结合起来。尽管我们经历过无数痛苦和灾难，我们始终以自己是地中海人感到喜悦。
如果我们从心底里怀有地中海是母亲海的观念，我们便会自然地产生保护和拯救它的愿望。这也会促使我们关注地中海的生态。由于工业化和现代文明，这片海洋已经成为众多污染的牺牲品，其生存本身也面临威胁。对我们而言，要使地中海表现出母性，就要削弱国界的作用，努力实现谅解与协和，树立起共同的认同感。与那些助长偏执和教条思想的神话不同，地中海的神话将有助于促进团结统一。正如我上面所说，地中海观念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应当是：地中海能使我们化腐朽为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