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灵凤：欧洲穆斯林“头巾事件”：代际差异与社会融合

    内容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穆斯林移民的融合问题就成为欧洲各国政府面临的难题。穆斯林妇女坚持佩戴“头巾”挑战了“学校乃世俗场所”的欧洲主流社会价值观，穆斯林社区对外封闭、对内自有一套规则，缺乏对主流社会的认同。但是，欧洲穆斯林并不等于伊斯兰极端分子，他们的举动与其生存状况密切相关。欧盟各国普遍存在着移民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低、失业率高、遭受歧视严重、街区贫困化加剧等问题。在欧洲长大的穆斯林移民子女追求更为“纯洁”、更“正统”的伊斯兰运动，不仅是出于对父母传统的拒绝，更是对边缘化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一种抗议。穆斯林移民的融合之路异常艰难，欧洲各国政府均在探索之中。欧盟委员会认为移民“融合”是一个双向过程，基于合法移民和客居国之间相互的权利和相应的义务。而金融危机使移民就业遭到歧视，宗教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纠结在一起，使社会矛盾格外复杂。正当此时，提出“平等”、“文化对话”、“文化多样性”的倡议才尤为可贵。

关键词：  欧洲穆斯林  头巾  代际差异  社会融合

    9.11之后，伊斯兰和穆斯林研究成为西方的显学。马德里和伦敦爆炸案、穆罕默德漫画、荷兰电影导演提奥·凡高被刺等事件更使人们的关注点聚焦到了欧洲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和反恐安全方面。而事实上，穆斯林移民的融合问题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就成为欧洲各国政府的难题。穆斯林极端主义只是冰山一角，在水面之下欧洲的穆斯林问题牵扯范围之广非单独的移民政策所能覆盖，涉及矛盾之深也非简单的反恐联合行动所能解决。“头巾事件”（l’affaire du foulard , the  headscarf affair）为我们观察和理解欧洲穆斯林融合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这是温和穆斯林的一个看似“温和”的举动，却引起了欧洲主流社会如此剧烈的反应，这一现象折射出的种种问题值得深思。

    1989年，坐落于法国小城克凯尔（Creil） 的嘉博瑞·哈维兹（Gabriel Havez） 学院勒令三位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退学，理由是校方认为她们的行为违背了“学校乃世俗场所”这一信条。随后，法国行政法院判决学校的处罚违反了法律。“头巾事件”在欧洲社会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欧洲各地几乎都出现了类似的穆斯林妇女佩戴头巾的抗议性举动，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和欧洲公众必须直面穆斯林群体在欧洲的存在。在德国，一位阿富汗裔的女教师费蕾斯塔·鲁丁女士因拒绝摘下头巾而被教育部门禁止从事教师职业。[1] 在英国，一位穆斯林女教师因为坚持带着面纱上课而被停职。[2] 在比利时，一位女议员佩戴伊斯兰头巾到布鲁塞尔大区议会宣誓就职。经过激烈的辩论，比利时司法部决定推出允许公务员佩戴头巾的提案。这两件事在比利时引起舆论强烈反响，有关国家是否应在宗教问题上保持中立的论战再起。[3] 2009年9月，比利时北部弗朗德勒地区属于弗莱芒语族群的大约700所公立学校的校长决定全面禁止学生在校园里佩戴伊斯兰头巾。[4] 在关于头巾事件的争论过程中，穆斯林移民在欧洲的处境、欧洲公众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问题的看法、移民融合的途径等等问题纷纷被引发出来。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些穆斯林女孩要佩戴头巾？这个问题涉及到穆斯林在欧洲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处境。

一  身处欧洲的穆斯林：从客居到定居

    二战之后，西欧各国面临重建而国内劳动力短缺。因此，20世纪60年代开始劳工移民纷纷涌入欧洲。第一批进入欧洲的穆斯林移民是来自北非、土耳其和印度－巴基斯坦的劳工。法国和英国主要从南亚和北非前殖民地吸收劳工，而德国主要吸收来自土耳其的客居工人。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对于客居国和移民来说，双方都拥有共同的关于殖民地过去的记忆，即他们之间的关系曾经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但是，此时的欧洲公众并不认为穆斯林是个问题，因为对于第一代穆斯林来说，欧洲只是暂居之地。伊斯兰首次成为西欧主流社会和穆斯林团体之间的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西欧各国政府出台了允许客居工人的家属移民以实现家庭团聚的政策之后。因为这就意味着，穆斯林移民要在一个陌生的外国环境中抚养下一代，他们的孩子不能直接从外部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到关于本民族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因此，随着穆斯林家庭在欧洲社会的出现，穆斯林移民的子女就学、穆斯林公民要求官方承认其宗教信仰等等问题就出现了。一位土耳其移民在谈到子女教育时，这样说道：“那些参加可兰经课程学习的孩子和不参加的孩子区别很大，因为教养（upbringing）包含在学习过程中，包括对他们父亲的尊重、对客人的尊重。客人到访时，学习了可兰经的孩子会尊敬他。但是，没学习的孩子却唧唧喳喳，惹人生厌……所以，这关系着我们的传统和习俗。孩子们在学习可兰经的过程中学到这些，他们从学校里学不到。”[5] 简而言之，正是这种移民处境迫使穆斯林要强化其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正如约瑟琳·西塞瑞（Jocelyne Cesari）所说：“当他们的父亲和祖父的社会地位被其经济地位决定的时候，在欧洲出生并受教育的第二代穆斯林，强迫西方政府和社会面对移民带来的文化和政治结果。”[6]

    这个“文化和政治的结果”首先体现在修建清真寺上。清真寺是穆斯林在外国环境中保存、维系其自身价值观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场所。1961 年西欧清真寺总数仅382座，其中有350座清真寺位于希腊的西色雷斯和罗得岛等地，西德和英国各有10座清真寺，荷兰为5座，法国为4座，意大利、瑞典、奥地利则分别只有1 座，其他欧共体成员国没有清真寺。而到1971 年全西欧的清真寺已达607 座，1981 年增至2124 座，1991 年又增至4845 座，1995 年更增至6000 座左右。其中，穆斯林人数集中的法国、德国和英国在1991年，分别就有1500座，1000座和600座清真寺。而荷兰、希腊、比利时等也分别有400、400 和300座左右的清真寺。[7]

    其次是各种穆斯林社团的组建。1963 年法国成立了“法兰西穆斯林学生协会”和“伊斯兰教协会”，西班牙于1971 年在格拉纳达省由穆斯林留学生组建了伊斯兰教组织，不久西班牙境内各主要城市相继成立该组织的分支机构，1963 年比利时穆斯林青年成立“伊斯兰教总董事会”。80 年代以后，伊斯兰组织更为活跃，纷纷在欧洲各国组建社团。其中，既有官方机构，如英国的穆斯林委员会、法国伊斯兰信仰委员会、德国伊斯兰教协会、德国穆斯林大会、欧洲伊斯兰理事会法国；也有民间机构，如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国的伊斯兰协会。这些穆斯林组织的建立，团结了当地穆斯林移民，也提高了穆斯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2004 年9 月法国中期议会选举，2 名阿拉伯裔候选人赢得参议院议席；在英国下院659 名代表中就有2名穆斯林移民代表、上院则有4名穆斯林代表；奥地利穆斯林在政府常设代表机构中，负责向政府反映穆斯林民意。[8]

    今天，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大约有1500－2000万，鉴于穆斯林移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和他们的高生育率，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预计到2025年欧洲穆斯林的人数将会翻番。[9] 同时，由于近十几年来，穆斯林社团在欧洲的迅速增长，伊斯兰教已经成为欧洲许多国家的第二大宗教。

二   公众的疑虑： “他们”能够成为“我们”吗？

    穆斯林人口作为移民在欧洲的社会文化处境，为我们理解欧洲公众对待穆斯林妇女佩戴“头巾”事件提供了一个背景，但是，仍然不能解答“头巾”事件引发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欧洲主流社会对穆斯林妇女佩戴“头巾”这桩小事反应如此剧烈？

    米瑞安·费尔德布隆（Miriam Feldblum）的观点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头巾事件折射出法国公众对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惧，使人们更加忧虑身处欧洲的穆斯林移民团体未来的走向。[10] 长期以来，学校、教会和军队被认为是培养社会认同的重要机构。在现代社会中，学校在公民社会化的过程中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民族差异则应该被留在校门之外。“头巾”事件却挑战了这一欧洲主流社会价值观，使欧洲公众感到，穆斯林更尊重伊斯兰信仰，而拒绝认同客居国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头巾事件使欧洲公众感到，穆斯林虽然与“我们”同在欧洲，但一直是“我们”中的“他们”。

    1989年10月，头巾事件在法国引发了关于移民控制和强化国籍法的讨论。法国的左派和右派似乎在这一问题上观点趋同。社会党人一直以来反对种族政策，认为这种政策是人为制造地理和文化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是一种变相的种族隔离形式。[11] 这一次，他们与右派政党加强移民控制的倾向，殊途同归。 1990年，在总理办公室移民融合秘书长（a Secretary-General for integration）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思想库“移民融合高级顾问委员会”（HCI, Haut Conseil à l’Intégration）。这个委员会1991年出台了第一份报告，宣称“法国的移民融合模式”遵循的是平等的逻辑而非少数民族的逻辑。在法国国家与穆斯林人口的关系问题上，左右两个政治派别共同担心的问题是穆斯林对法国国家的忠诚度。他们忧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潜在的对法国国家认同的破坏性。

    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欧洲的许多清真寺、穆斯林学校和伊斯兰文化中心都受到沙特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等穆斯林国家政府的资助，它们都倾向于支持正统伊斯兰教。欧洲的许多伊玛目（清真寺大教长）是从穆斯林世界“输入”的。欧洲地方穆斯林团体为建立清真寺筹集资金，并从他们的来源国邀请一位伊玛目来主持欧洲的清真寺。这些伊玛目通常并不了解欧洲现代文化，甚至不能讲客居国的语言，因此，在与欧洲社会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问题。

    另一方面，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所倡导的“全球化伊斯兰”观念，更是使欧洲人感到忧虑。但是，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能代表伊斯兰文化吗？法国学者奥利弗·罗伊（Olivier Roy）在其2004年的著作《全球化的伊斯兰》（Globalised Islam）中明确提出，当代极端伊斯兰主义是身份政治的表现。在罗伊看来，极端伊斯兰的根源不是文化，也就是说，不是伊斯兰内在本质或者该宗教产生出来的文化的副产品。相反，他认为极端伊斯兰思想是因为伊斯兰的“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sed）威胁到穆斯林身份认同的根本问题。[12] 在《穆斯林与欧洲公民权》一文中，埃米利奥·帕拉提（Emilio Platti）指出，泛伊斯兰运动是在反对阿拉伯国家民族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事实上，从17世纪开始，西方的影响已经逐步渗入伊斯兰世界。奥斯曼帝国甚至开始借鉴法国的法律系统来进行本国司法体系的现代化。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法律体系均不同程度受到西方的影响。因此，大多数穆斯林逐渐意识到他们不再单独生活在“伊斯兰屋宇”（House of Islam）中，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开始走向文化分裂。在1958年的开罗戏院中，没有一个妇女观众佩戴头巾。而现在激进伊斯兰分子所要做的就是在政教合一的古老传统基础上重建这座屋宇，在全球重建伊斯兰律法，而无视伊斯兰世界其他分支的发展。[13]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穆斯林并不等于伊斯兰极端分子。虽然，迄今为止，西欧各国政府推行的融合政策是失败的。穆斯林移民没有很好地融入西欧社会，而是形成了一个个对外界封闭、对内自有一套规则的“平行社会”，缺乏对主流社会的认同。[14]但是，这并不表明穆斯林不可能改变。欧洲公众所疑虑的极端伊斯兰意识形态不是伊斯兰文化的必然产品，也不是欧洲穆斯林必然的归宿。欧洲社会更多地应该从穆斯林的生存处境出发去寻找原因，而不能被激进主义的表象所迷惑。

三 被边缘化的欧洲穆斯林：激进的移民后代

    欧洲学界已经对穆斯林的生存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学者们的研究表明，在欧洲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穆斯林社会。根据来源国的不同，穆斯林移民生活在不同国家的社会团体中。因而，也没有一个共同的对欧洲穆斯林公民的理解。同时，伊斯兰在欧洲不仅仅是一种移民的宗教，而且常常是工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主流社会之外的人和居住在贫民窟的人信奉的宗教。这两个方面构成伊斯兰在欧洲作为少数民族宗教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15] 移居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布鲁斯·巴威尔发现，“这个城市被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几乎是完全隔离的两个世界。一个世界基本上由种族上的荷兰人组成，世俗的，自由的，由于婴儿出生率低而人口持续下降。另一个世界主要由穆斯林移民组成，生活在传统联系在一起的、自我分割开来的飞地，他们的独裁的领袖蔑视民主，人口迅速增加（由于婴儿出生率高，移民增加）”，而且“这个区分在整个西欧普遍存在。”[16]

    欧盟各国普遍存在着的移民后代及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低、失业率高、难以融入主流社会、遭受歧视严重、街区贫困化加剧等问题，同样困扰着欧洲的穆斯林社区。这些问题日积月累导致这些被边缘化的青年群体对国家、对未来绝望，产生强烈的反社会心理与暴力倾向，2005年秋冬巴黎郊区暴乱、2009年希腊青年暴乱都是这种社会心理作用下的结果。因此，虽然许多法国的骚乱者具有穆斯林背景，但是这种反抗更多的是社会－经济问题驱动的，而非单纯的宗教问题。[17]

    那么，同样身处欧洲社会的边缘，与第一代穆斯林移民相比，为什么移民后代对欧洲主流社会会有如此激烈的反抗态度和行动呢？在欧洲长大的穆斯林移民第二代、第三代，虽然从小在家庭中接受了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但是特殊的移民社会生活处境使得他们与父母的关系不同于传统的穆斯林家庭模式。在传统的穆斯林家庭中，父亲是绝对的权威，子女在家庭中和社会上都要依赖父母。然而，现在由于子女掌握了移居国的语言，对于他们身处的社会比父母有着更多的了解，他们成为父母的“翻译”（translators/interpreters）。在许多场合，比如诊所、医院、社会服务机构，子女不仅比他们的父母更能干、更容易与主流社会沟通，而且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了父母在社会经济处境中的弱势。这种代际关系中的权力转移反映在穆斯林家庭中，就是年青的穆斯林质疑父母一辈所遵从的伊斯兰传统，他们追求的是更为“纯洁”、更“正统”的伊斯兰运动。而且他们的追求不仅是出于对父母传统的拒绝，更是对边缘化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一种抗议。[18] 比如，移民德国的土耳其客籍工人的第二代，尤其是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第二代移民，正是通过佩戴头巾、要求在大学中增加穆斯林神学课程等等活动，来重新定位自己在一个非穆斯林社会中的的民族—宗教认同，这种认同既不同于欧洲国家主流社会的世俗化概念，也不同于他/她们父母一辈的传统伊斯兰教信仰。[19]

    事实上，穆斯林妇女坚持佩戴头巾，不仅是对自身文化传统的尊重，还反映出她们对抗西方主流文化的态度。正如许多穆斯林女权主义者指出的，头巾具有多重功能，在当代社会中它代表了穆斯林妇女独立于西方时尚的愿望，是一种社会、宗教和政治的识别符号。[20] 

    但是，在大多数欧洲人眼中，头巾是妇女受压迫和穆斯林男人暴政的象征。在法国和德国关于头巾问题的公众讨论过程中，就有人认为，头巾首先是政治而不是宗教的象征。伊斯兰妇女的头巾标志着女性对男性的依赖和附属关系。比如，德国巴登伍腾堡州的绿党议员本德尔女士提出：“在包头巾后面是这么一种观念：女人不能裸露。不能裸露的包括头发。因为裸露会激发男人的性联想。我觉得这是2003年也许应该让孩子们讨论的问题，但不能够以女教师为榜样来讨论。我们也知道，许多女孩子被她们的父母逼着包上头巾。假如她们的女教师头上戴着这样的东西，她们又凭什么反抗她们的父母呢？”[21]

    因此，根据不同人的不同解读，头巾既可以是压迫的象征，也可以是革命的象征。加里奥提（Galeotti）提出，戴头巾也就是在宣称“我想成为我自己，并且我以此为荣”。这代表了穆斯林妇女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事实上，这里的“我”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我”属于“我们”，一个具有鲜明文化认同的群体。[22] 正是属于穆斯林社会一分子的这种归属感，使戴头巾在内的服饰规范成为穆斯林妇女的一种义务和自我认同不可分割的部分。而这种归属感也正是引起欧洲国家政府和公众担忧的症结。列文·考克（Levent Köker）认为，穆斯林妇女的这种归属感使得戴头巾这一行为不再局限于私人领域，不是什么个人的选择自由，而具有了政治含义。这一行为挑战了欧洲民族国家统一的国家认同。[23]

四  穆斯林移民融合之路：同化、平等和文化对话

     欧洲穆斯林移民的融合之路是艰难的。这种艰难首先表现在欧洲移民受制于自身的经济社会条件往往不能融入主流社会，但是，在欧洲各国政府和公众看来，更为艰难的是许多穆斯林移民并不想成为欧洲人。戴头巾不再是一个关于遵守公共社会准则，还是尊重个人宗教自由的问题，而是认同欧洲主流社会价值，还是认同穆斯林社团价值的一种抉择。

     围绕着穆斯林妇女的头巾问题，法国在社会大众和政治精英两个层面展开了长达14年的激烈争论。2004年2月，法国国民议会最终以494票赞成、36票反对、31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票结果一读通过了“禁戴头巾法”。该法案严禁在公立学校配戴明显的宗教标志，包括穆斯林头巾、犹太教小帽、基督徒的大型十字架等。违反此法者，可能被学校开除。之后，这项颇有争议的提案，在参议院通过，经法国总统希拉克签署后成为法律。国民大会的党派代表认为，这一法律是捍卫了共和国的纯洁性，体现了共和国的基本价值观，即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彻底实现政教分离，以此打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实现穆斯林移民与法国主流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目标。民意调查显示，超过60％的法国人都赞成该法案。其中，教师中支持这一法案的比例高达70％。法国最大的穆斯林组织“法国穆斯林宗教委员会”也支持这项法案。但也有许多穆斯林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法国政府收到了一份署名为“摩夫萨尔—巴拉伊夫突击队”组织的恐怖威胁信件，该组织声称，法国政府颁布的有关禁止在公立学校戴头巾的法律是“以伊斯兰教为敌”的行为，“法国已决定将自己放在伊斯兰教最危险的敌人一方”，如果不废止该项法令，“在撒旦同伙的土地上，将会发生一起大规模的进攻，我们将把法国拖入恐怖与懊悔的境地”。[24]

    其他欧洲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情形。1998年，德国巴登伍腾堡州一名老师在学校上课时佩戴伊斯兰头巾，被学校开除，这位年轻老师告上法院，指称德国宪法保障她的宗教自由。最后联邦宪法法庭裁定“这位老师可以戴头巾”，但是也指出，各邦可以自行决定新的相关法规。这项但书引起德国320万穆斯林强烈抗议。2003年9月，德国最高法院裁定，各州有权禁止老师戴头巾。2006年，德国至少已经有4个州禁止教师在学校佩戴头巾和面纱。

    继头巾、面纱问题之后，伊斯兰罩袍问题也成为欧洲政府和公众讨论的话题。2010年4月，一名浑身套在伊斯兰罩袍下、仅露出双眼的驾车女子，在南特大街上被摩托骑警拦住，并被处以罚款。之后坐在驾车女一旁的男子被怀疑非法一夫多妻，可能有诈骗社会补助金行为，法国内政部长奥尔特弗说会考虑“撤销其法国公民籍”的问题。这就是近来轰动法国的“南特案”。围绕禁不禁穿全身罩袍问题，报界评论、左右派人士辩论、政府要员纷纷发表言论。2010年4月，萨科奇总统作出裁决，让政府考虑全面禁止法令。罩袍问题并不局限于法国，丹麦已于2010年初作出决定，在公众场合下不许穿戴只露出双目窄条的全身罩袍（niqab）和连眼目部位都被网罩遮盖的长罩袍(burqa)；因为考虑到不能违反宪法，丹麦才没有作出彻底禁止的决定。比利时议员也在2010年4月一致通过了不得在公众场合如此着装的提案。[25]

    显然，要贯彻政教分离的原则，消除穆斯林移民宗教文化与欧洲世俗社会文化的冲突，实现二者的融合，欧洲国家依然任重道远。

    但是，不论多么艰难，认真了解穆斯林移民的经济社会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通过积极的融合政策和宗教对话来解决问题，应该是欧洲各国政府面临的唯一选择。简单地采取社区隔离政策，对穆斯林社区日益贫困化的状态不闻不问，或者对少儿婚姻、女性歧视等陋习听之任之，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都在积极地努力寻求移民，尤其是穆斯林移民，融合问题的解决之道，尽管他们努力的方向也许并不相同，他们的政策趋势也会随着经济社会形势和政治气候的变化会有所波动。

    修改国籍法，给予移民合法身份是一种办法。1999年1月，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政府将一个14岁的土耳其裔男孩驱逐出境，理由是他犯有一系列违反法律的轻微罪行。这个孩子的父母是土耳其移民，他出生在慕尼黑，在德国长大。这个决定引起了德国公众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因此而提出建议，改革1913年的国籍法，即只有纯粹的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获得德国公民权，而让来自不同民族、信仰不同宗教的少数民族在保留他们原有国籍的同时也可以获得德国国籍。施罗德政府的这项提案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但是经过修改最终还是通过了。2000年1月，新法律出台，规定所有在德国出生的外国人，只要父母一方具有合法的德国居留权，就可以在14岁或更小的年纪获得德国公民权，同时他们在23岁的时候必须选择母邦或移居国一种国籍。[26]

    英国的移民融合政策遵循多元文化路线，政府承认不同少数民族社群的存在，反对将个人同化到国家文化中。这一路线体现在1968和1976年的《种族关系法》（Race Relations Acts）中。但是，英国政府对于宗教作为种族和民族认同的一个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27]

    法国则推行“平等逻辑”，积极回应移民子女教育问题对社会融入政策的挑战。2008年12月，法国总统萨科奇在巴黎综合理工学大学讲坛上，宣布从2009年9月起，每个高等名牌学校预科班将提供25%的名额给“优秀助学金学生”。2010年，这个“配额”将提高到30%。萨科奇说：“真正的机会均等首先应透过教育来实现”，必须向少数族群开放“培训精英的场所”，方便他们进入高等名牌专科学校。此外，他还向电视等优越行业和100家大公司发出倡议，敦促提高高端就业市场中少数族群的比例。[28]

    针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球化伊斯兰”倾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伊斯兰本土化策略，即建立“法国的伊斯兰”。在1994年，强硬派内政部长查尔斯·帕斯库（Charles Pasqua）提出：“谈论伊斯兰在法国（Islam in France）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是法国的伊斯兰（a French Islam）。”2001年市政选举之后，法国总统希拉克会见来自法国各地的新任市镇长官，其中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创造“法国的伊斯兰”。[29]

    欧盟的政策导向是在“文化对话”的机制下，促进包括移民在内的社会融合。“融合”并非单行道，欧盟委员会将“融合”（integration）定义为一个双向过程（two-way process），基于合法移民和客居国之间相互的权利和相应的义务，鼓励移民积极参加社会生活。[30] 主流社会与少数民族团体之间的交流对话和积极理解应该倡导。客居国（host society and host country）的责任是保证移民享有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公民生活的正当权利，与此同时，移民必须尊重客居国的基本规范和价值观，在不放弃自身认同的同时，积极参与融合过程。移民团体和主流社会都应该积极、持续地参与融合过程。[31]

    但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金融危机蔓延欧洲，经济衰退、劳动力市场受到冲击、失业率上升，移民就业遭到歧视，成为金融危机的“替罪羊”。欧洲右翼势力以极端民族主义、排斥外来移民、反对伊斯兰教等为宣传口号，将经济和社会问题归咎于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赢得了一些激进的失业和社会底层民众的支持。[32]

    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时刻，“平等”、“文化对话”、“文化多样性”的倡议才显得尤为可贵。经济全球化冲击着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面临老龄化社会威胁的欧洲，从长远发展的角度，需要移民劳工。而全球化的移民潮带来的文化多样性挑战着欧洲民族国家的认同、挑战着欧洲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宗教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纠结在一起，使社会矛盾格外复杂、移民融合异常艰难。但是，无法回避，欧洲人，如同身处全球化进程中的其他国家的人们一样，必须学习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经济时代与世界各国竞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社会中与操着不同语言、信仰不同宗教、来自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