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科技研究十年述评：2001-2010

【内容提要】本文尝试着对2000-2010年的中国欧洲科技研究进行简要回顾与评价。由于中国欧洲科技研究群体和宣传渠道的特殊性，中国欧洲科技研究成果的发布平台以技术经济和科技管理类刊物为主。文章重点介绍了中国学者在里斯本战略研发目标及其影响、欧洲科技研发框架计划、科技创新能力和创新体系、中欧科技合作关系等方面的主要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进而分析了近年来中国欧洲科技研究越来越热门的内外促进因素，结语部分针对中国欧洲科技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论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欧洲科技研究评价、欧洲科技研发框架、科技创新能力、中国科技合作关系

Abstract: The article tries to briefly making a review and evaluation on China’s 10 years Europ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studies (from 2000 to 2010). Most of the academic papers on that field have been published on journals such as technological economy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owing to the special research groups and its dissemination channels. In this paper, firstly, the author reviews main views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in terms of Lisbon Agenda and its impact, EU Research Framework progra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its Innovation system, Sino-EU ST cooperation relation., then analyses the dynamic factors for China’s Europe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studie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The conclusion will mainly be focused on depicting the Status quo of China’s EU ST policy studies and its methodology.

Keywords: European ST Studies’ Review, EU Research Framework Program, S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Sino-EU ST Relation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即将迎来建所30周年之际[1]，回顾和评价21世纪以来中国的欧洲科技研究第一个十年成果，其主要目的是：一是全面了解和掌握中国欧洲科技研究领域已有的成果与进展；二是客观评价中国在欧洲科技研究领域的科研水平和研究特色；三是解析中国在欧洲科技研究中的现存不足与缺陷，并针对性地提出今后可能的研究目标和优先领域，期望推动中欧科技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化和健康发展。

    在搜索和查找欧洲科技研究文献和出版物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学者在欧洲科技政策研究领域开展了一定的研究，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专著和论文。然而，相比欧洲经济、欧洲政治等传统学科而言，欧洲科技研究是一门跨学科的创新学科，长期受重视程度不够，带有边缘性（“科技学科”这一提法是否成立尚需论证）。欧洲科技研究的侧重点在科技政策和规划、欧洲国家创新能力、科技竞争力和中欧科技合作等方面，因而刊载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物既不是经济、贸易、国际问题等方面的主流刊物，而是与软科学、科技技术、科学研究与开发等相关的科学类期刊与杂志。从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为硕士和博士规定的论文核心期刊目录内容看，欧洲科技研究论文的宣传媒介和舆论载体主要是偏向技术经济类和科技管理类的刊物[2]。基于欧洲科技研究论文发表平台的这一特殊性质，在进行文献搜索时，事先很难框定哪些是我们进行欧洲科技研究成果评价所必须纳入的核心刊物，而只能借助中国全文期刊库（中国知网）搜索引擎，从人文和社会科学文献总库入手，在200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时段内，查找中国欧洲科技研究方面的研究论文，搜索结果显示与此相关的文献不可谓不多，然而显得杂乱无章、缺乏体系、没有重点，使得这一评价工作处于“二难”境地：如果点击关键词“欧洲”并含“科技”，结果显示这类文献多达5501项，在具体分析时无从下手；如果缩小文献搜索范围缩小，重点查找主题词为“欧洲”并含“科技政策”，结果显示这类文献却只有59项，可供分析和评价的资料实在太少，细看其中的文献标题，其中多半还是流于一般介绍类文章。正是因为无法确定和瞄准重点期刊进行搜索，在确定评价文献的采用范围时，我们只能根据欧洲科技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确定了诸如科技政策、科技竞争力、创新与增长和中欧科技合作关系等几大主题，并对框架主题词后搜索获得的文献进行归类，总结出欧洲科技研究论文主要刊登平台是：《全球科技经济瞭望》、《开发与创新》、《中国软科学》、《科技创新导报》、《科技管理研究》、《中国科技论坛》、《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学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国际问题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科技管理研究》、《欧洲研究》。这里的《欧洲研究》作为全国唯一的欧洲研究类刊物，理应是国内刊登欧洲科技研究类论文的主要平台，然而，实际搜索的结果显示，近10年来，《欧洲研究》发表的有关欧洲科技研究方面的论文寥寥数篇[3]，这不仅符合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现状[4]，反映国内对欧洲科技研究的关注程度和重视程度的明显不足，而且由于欧洲科技研究或多或少会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各种技术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欧洲科技研究被纳入到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机构的研究范畴和视野中，从事欧洲科技问题研究的学者多数是中国科学院系统内的自然科学家，自然其研究成果主要面向科学研究类刊物。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对中国的欧洲科技研究进行评价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

    基于上述文献搜索中粗略框定的数十种核心期刊平台，对近500多篇各个研究层次的论文进行筛选，最终锁定了大约上百篇的科技研究论文，并对其进行归类和细分研究，试图从中总结出中国欧洲科技研究中的普遍性规律，尽可能客观评价其研究研究水平和学科发展特点。显然，仅仅对这些有限的搜索文献进行评价，得出的观点和看法显然带有某种主观色彩，难免挂一漏万，还请广大读者海涵。

    一．中国欧洲科技研究重点关注的几大议题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成为推动欧洲科技发展的重要转折期。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欧盟研发框架计划其覆盖范围和国际影响已经大大超出预期，极大地推动了欧盟科技资源的整合和科技一体化进程。20世纪90年代末，欧洲经济开始走出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阴霾，在通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引领下，欧洲新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带动了经济全面复苏和增长。例如，在法国1998年新经济部门创造的增加值已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5%。德国的信息技术也已经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行业和创造就业机会的原动力，从业人员多达180万，在今后10年至少可以再增加75万个新的就业岗位。2000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3.5%。[5]。经济增长和科技竞争力的提升，赋予了欧盟赶超美国的自信心，2000年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上提出了欧盟21世纪第一个科技经济发展战略——“里斯本战略”，2005年中欧科技合作协定签署，这一新形势带动了国内在欧盟研发与创新、欧盟里斯本战略、欧盟科技竞争力、中欧科技合作等重点科技研究领域开展研究。

    里斯本战略中的研发目标及其影响

    里斯本战略推出后，有关里斯本战略出台背景、里斯本战略中的研发目标是否能实现，以及欧盟未来科技发展战略等均是国内学者热议的话题。里斯本战略明确提出：争取在2010年前使欧盟成为“以知识为基础的、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实现3%的经济增长率，70%的欧洲平均就业率，创造3000万个就业机会，将科研投入从2000年的1.9%增加到3%。这一战略发出的明确信号是：欧盟今后将依靠加大科研投入、依靠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国内学者从技术、制度和政策多个层面分析了里斯本战略的出台背景及失败原因。

    在论证研发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之前，国内学者首先对里斯本战略基本内容和出台背景产生了兴趣[6]。一些学者认为，欧盟在世纪之交制定这个富有挑战的战略计划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主要从欧洲国家福利制度角度和欧盟人口老龄化趋势出发，提出“欧洲人引以为豪的社会福利制度已经难以承担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重负；欧盟东扩，也使得欧盟面临新老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严峻挑战。此外，就业率较低、大量的长期结构性失业和地区失业不平衡等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欧盟。就外部环境而言，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带来的竞争压力，使欧洲经济呈现出僵化的弊端。为了应对内外诸多问题的挑战，欧盟提出了里斯本战略，希望在2010年前赶上甚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经济体。”[7]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尽管当时欧洲经济发展形势比较乐观，但国内学者对里斯本战略能否顺利实现始终是比较悲观的，因为推行这一战略不仅仅取决于欧盟委员会的意愿和成员国的改革决心，欧洲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改革困境和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政策协调机制缺乏法律约束性，必然会成为里斯本议程推行的制约因素。而且里斯本议程在加快经济改革进程、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实现知识经济增长等方面提出了过于宏大的计划，这一战略顺利执行需要欧盟及成员国之间的高度配合与协调一致，在制度层面上，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政策的协调成本远远高于美国，深谙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学者对该战略能否成功产生怀疑、甚至否定，“里斯本战略实施时间已经过半，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目前可以肯定的是，按此速度已无法实现2010年的规定目标。原因首先是各成员国缺乏责任约束，其次是对未达标者缺乏相应的制裁措施，第三是对稳定与增长公约的僵化解释。”[8]

    欧洲推出里斯本战略，希望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使欧洲有朝一日实现赶超美国的“梦想”。欧洲推行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效率均衡为目标，里斯本战略中提出的赶超美国的目标以效率为优先考虑目标，同时牺牲公平目标，这显然有悖于欧洲社会价值观和福利制度传统，基于这一考虑，中国学者提出“与美国相比，欧洲不可能也不必复制美国的模式。欧洲应当学习美国通过灵活经济创造工作岗位，迅速引进现代技术，实现对未来的投资。”[9]“即使在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时代，欧洲不会改变追求公平和效率均衡的社会理念，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不断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确保社会稳定。这是一条与美国完全不同的道路。”[10] 除了在欧洲现行的福利制度模式下，欧洲不仅无法打破公平与效率兼得的均衡体系外，国内学者意识到科技政策、社会政策等决策权依然掌握在成员国手中，推行里斯本战略时，必然要会涉及到欧盟及成员国层面上的政策协调问题，因此有学者提出应灵活采用多层治理机制，“里斯本议程中途搁浅，也与成员国在推动里斯本议程中缺乏主动性和行动能力有关。里斯本新战略中重新界定了欧盟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将这一关系由原来的自上而下发展为新型伙伴关系，对推动里斯本新战略真正落到实处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在这种新型伙伴关系中，欧盟委员会将发挥支持、监督和评估的作用，为成员国制定和执行各国改革计划提供支持和指导，评估成员国改革进展并提出面临的挑战。成员国成为推动新战略的主角，赋予了更大的执行权，占据着主导地位。在制定各国里斯本计划过程中，成员国将参照欧盟提出的就业和增长一体化指导原则，除了积极调动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各级政府机构的参与外，还要充分考虑社会伙伴和市民社会的看法和建议。必要时，各国可以聘请一位国家级里斯本协调员，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增强里斯本战略的公众意识。”[11]

    欧盟研发框架计划的分析与调研

    1999年中国与欧洲科技合作协定正式生效，中国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研究者可以参与欧洲科技研究项目，对欧洲科技发展变化有了直观的认识。中国成为欧盟科技框架项目的“局外人”发展为中欧科技的“合作伙伴”之一。欧盟框架计划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组织得较好的大型国际科技计划，也是西方国家唯一向中国开放的科研计划。中方允许参与欧盟框架计划时，欧盟第五框架计划已经执行过半，2002年开始进入欧盟第六框架计划周期。中国对欧盟研发框架计划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国内急需了解欧盟框架计划的基本内容和执行程序，在初期阶段国内对欧盟研发框架计划的研究以介绍为主，分析为辅，张承友、曹增友[12]、贡泰也[13]、金川相[14]、杨平[15]等人对尤里卡计划、欧盟第四研发框架计划、第五研发框架计划、欧盟科技框架计划等分别进行了介绍和简要分析，对积极申请和参与欧盟研发框架计划的学者起到了知识普及和宣传推广的作用。中国对欧盟研发框架计划认知程度不断上升，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第六个框架计划结束，大约有超过225个中国合作方参与了130多个研究项目。

    此后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框架计划的泛泛了解和介绍逐渐发展到对框架计划政策机制和合作方式的全面探讨[16]。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客观上要求欧盟国家在其他政策领域上的进一步协调，欧盟框架计划不仅整合了各国科技力量，更重要的是通过框架计划下的共同研发项目，推动欧洲各国科技政策的趋同与协调进程。如同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协调问题，国内学者不仅关注到了欧盟研发政策的重大变革，“80年代以前在能源研究领域之外，在欧共体层面上没有出现重大的协作研发项目。进入80年代后，西欧各国大力促进工业技术现代化，因此，加快了科技和工业生产合作的步伐。1984年，欧共体启动并实施了欧洲信息计划研究战略计划（ESPRIT）以便推动欧洲在微电子领域的基础研究，促进信息技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这被认为是欧共体研发政策的一个质的飞跃。到了20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形势的变化促使欧盟的研发政策做出重大变革：把重点从技术的生产者转向技术的使用者，从技术的生产转向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欧盟委员会认为，在将来，欧盟的研发经费应该资助更多下游的、容易市场化的项目。”[17]

    在对框架计划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和主题意识，特别关注框架计划决策和执行中的变化与机制，因为这对于中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从中提炼出的一些想法尽管还显得比较单一，但实际上已经开始触及到科研项目执行中的一些核心问题，“1984年第一个框架计划的创议开始，框架计划的创议经历了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欧盟委员会不断调整框架计划的内容和优先领域，从最初的资助小规模的、数量众多的项目向资助大型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科研项目转变，不断地支持实现科研活动的集中，鼓励研究资源向某些经过挑选的优先领域集中，政策的重点从技术的创造逐渐转向技术的扩散和运用，积极促进研究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18]

    由于科技政策的决策权属于成员国的权限范围，无论是尤里卡计划、欧洲信息发展计划，还是推出的跨年度欧盟框架合作计划，均涉及到欧盟层面上的科技决策与成员国的科技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问题，具体而言，包括科技资源在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配，以及欧盟确定重点、优先项目时更多考虑政治因素、还是经济因素、还是要照顾到科技发达与科技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极大的研究兴趣。因为在第四个框架计划预算的谈判过程中，一些较大成员国对欧盟委员会提案的抵制反映出研究与技术开发领域大国和小国之间基本的利益冲突。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态度反映出框架计划在富有的成员国和贫穷的成员国之间重新分配技术资源的方式。在关于框架计划的谈判中，“公平回报”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当这条原则应用于欧盟的研发政策时，会使某些较大的成员国抱怨太多的框架计划资金资助了一些基于政治标准的项目，而不是那些最尖端的、最有前途的项目。从第一个框架计划到第六个框架计划，随着预算金额和成员国数量的不断增加，决策过程越来越艰难，个体成员国利益与欧盟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运动逐渐强化，但得益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各个重要的条约对欧盟制度架构的不断调整与完善，各方通过谈判，最终能发现共同利益所在并达成协议。

    2006年欧盟调整对华政策后，提出中欧双方要实现科技平等伙伴关系，中方应共同承担研发框架下的项目经费，这一经费管理规则的改变使得中方在参与框架计划项目时，无法回避诸如项目经费分配与使用、科研成果利益共享等一系列的科技体制管理问题，直接推动了国内对欧盟框架计划在项目申请、经费分配和使用、项目评审等管理机制上的深入探讨[19]，并提出了对策性建议。陈启杰、田圣炳等学者[20]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欧盟在实施科技框架计划过程中重大科技项目的经费管理模式、欧盟对重大科技项目经费资助的原则和形式，可补偿成本及其确定项目经费的拨付与担保金制度，项目的财务审计与控制机制。有学者还针对项目经费申请中存在的问题，对可供选择的三种资助模式：FC 模式、FCF模式和AC模式进行对比研究，提出“获得资助的数额最主要是工作内容决定的，资助模式的选择只是在其他条件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即从同一个参加人的角度考虑，有所不同。因此，对国内的农业科研单位来说，在第一次选择时，应尽量争取AC资助模式。推荐资助模式的选择优先序是AC>FCF>FC。”[21]这些基于实践经验总结，有利于中国在申请欧盟框架计划项目时掌握一定的主动权。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得出了对中国重大科技项目经费管理上的启示：“欧盟第六个框架计划对资金有非常完善的管理制度，例如，不同项目类型采用不同的资助方式、预付款系统、对不同研究活动不同的资助比例以及不同成本模式的采用使得项目的资金管理更加科学、合理，…我国对于一些资助金额大、资助时间长的项目一般也采用定期预付款的方式来进行，例如，一个三年的计划一般是分三次来支付。尽管我国也对项目进行阶段性评估，但是，下一年的预付款并没有根据上一年的工作进展、专家的评估等进行调整，一般是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拨款，这样做法很不利于资金的有效利用。在这方面，我国应该学习欧盟的这种方法。”[22] 这些对策性的研究，有利于中国争取更多的框架项目。据统计，在第七框架计划实行的第一年，中方参与项目就超过了100个，截止到2010年，已经有145名中国科研人员获得了欧盟委员会研究总司总额达1900万欧元的资助，这一数额在该框架计划中的所有参与国中，位列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

    科技创新能力及创新体系研究

    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技术、经济和社会诸多因素。科技创新是欧洲框架计划的一个显著特点。为应对新经济革命的挑战，缩小与美国的差距，欧盟于1995年发表了《创新政策绿皮书》，之后将其转化成《欧洲创新的第一个行动计划》2000年6月，欧洲委员会又推出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的创新政策》报告。显而易见，欧盟试图通过对创新的政策支持来刺激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创新政策是欧洲科技政策的核心内容。欧洲的科技创新具有独特性，发展历史长、经验丰富，包括工业-科技、资本市场、中小企业等多个不同的经济金融领域均制定了相应的创新政策。由于科技创新成为推动知识型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国内在欧洲科技创新政策方面的探讨与研究比较深入和系统化。袁晓东给科技创新政策下了一个笼统定义：“科技创新政策，就是通过引导创新过程中各种因素来培育和促进创新”，[23]薛彦平认为“欧洲的工业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工业创新”，但科技创新有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之分，“19世纪，欧洲工业化中有所谓的‘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之分，德国是从‘模仿创新’发展到‘自主创新’的典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些国家也成功地从‘模仿创新’过渡到‘自主创新’，爱尔兰、芬兰的工业创新将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因此，正确认识‘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对目前中国‘新型工业化’建设中的重新活动有直接的参考价值”。[24] 欧洲创新还具有特殊含义：“欧洲创新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欧洲一体化正是熊彼特所说的利益预期的创新，它试图通过整合欧洲国家的经济资源、科技资源和市场资源，突破传统的欧洲经济发展模式，达到联合图强、复兴欧洲的目的。新经济本身也是一种创新经济…这就是欧洲创新的经济学含义。欧洲创新还有其政治学含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一体化步入了快车道，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欧元区的出现…这些重大创新举措表明，欧洲深化一体化的一个动机就在于同美国和日本展开综合国力竞争，迎接新经济的挑战，并且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发挥欧洲的重要作用。”[25]

    欧洲各国的工业化发展进程差异显著，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各国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分别制定了相应的科技创新政策，从创新科技经济角度看，创新很复杂，涉及面很广，包括科技制度创新、政府创新、思维创新、技术创新、企业创新、生产创新和管理创新等一系列全方位多层次的变革。因此，如何从宏观政策角度和微观指标体系二个层面来研究和分析欧盟创新环境和创新能力，成为目前国内学者探讨欧洲创新政策的主要思路和重要切入点。对欧洲科技创新政策的研究主要聚焦点是：一是欧盟科技创新环境与政策研究[26]。二是评价欧洲科技创新能力的政策工具[27]。三是分析创新体系与模式的演变特征[28]。

    在宏观层面上，只有基于全球的视角，更确切地说，与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科技创新环境和能力进行比较，才能对欧盟科技创新环境作出比较客观的评价。相比美、日等国家，多数学者对欧洲当前的工业创新的科技环境带有明显的忧患意识：“科技创新地位相对削弱。这种情况主要与美国和日本比较而言的…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科技发明专利上，欧洲比美国和日本落后。二是在一些关键技术领域，欧洲处于明显的落后状况。”[29]如果从欧盟创新系统的角度看，欧盟科技创新的主要劣势在于：“从整体上看，欧盟创新系统的科学研究水平较高，但由于欧盟整体上在R&D投入上较其竞争对手要低，而且其配置又相对远离市场，影响了将其科学成就转变为创新的能力；欧盟内部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形成了其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创新能力差异；同时，这也增加了协调欧盟层次上创新政策的困难，致使欧盟内部研究力量分散，研究内容常常重复。”[30]

    尽管欧盟整体的创新能力偏弱，北欧国家的创新能力却是位居世界前列的，芬兰和瑞典被誉为欧洲国家科技创新的典范，充分表明了欧盟成员国内部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差异十分悬殊，对此国内学者予以了充分重视，对芬兰和瑞典这两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政策及其经验作了十分详尽和系统的解析[31]。相比创新“概念”，“国家创新”概念”形成时间较晚，“‘创新系统’一说是由Lundvall在1985年提出来的。‘国家创新系统’则是由Freeman1987年在分析日本出色的经济表现和技术政策而首先提出并被广泛传播开来的。此后，弗里曼（Freeman，1988)、伦德瓦尔（Lundvall，1992)，奈尔逊（Nelson，1993)和埃德基（Edquist，1997)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概念。综合起来看，国家创新系统包含了构成和影响创新的诸多因素，包括组织上和制度上的因素，并且强调各因素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创新系统这一概念的产生反映了生产方式和技术的变迁”。[32] 建立在国家创新概念基础上的国家创新系统在初期并没有得到所有欧洲国家的认可，芬兰是第一个接受国家创新系统概念的国家，并将其纳入国家科技政策的基本范畴。芬兰科学与技术政策理事会在其1990年的评论中指出：“国家创新系统是指影响新知识和技术发展和应用的诸多因素的集合。”[33] 因此，解析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创新系统，应以创新行为主体为研究对象，例如，芬兰的例子，以分析六大主体（企业、教育研究机构、科学与政策研究理事会、国家技术局、国家研究发展基金、政府）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关系，才能得出比较有价值的观点和结论。

    通过分析科技政策和国家创新体系，能够概述一个国家的科技政策演变及特征，但却无法量化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变化，因此从微观层面上，通过建立灵活调整的科技创新指标体系，才能科学和直观地展现欧盟国家的创新能力。欧盟创新指数报告[34]（EIS）这一政策评价工具，已经引起了国内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35]。其实，欧盟创新指数报告本身就是欧盟科技创新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创新指数体系稳中有变，是一种动态的评价体系：2007年欧洲创新计分牌报告与2001年以来历年报告的基本框架一致，包括：(1)综合创新指数SII的计算和分析。根据EIS指标体系的数据，计算出各国的SII，并根据SII分值和SII的增长率对各国按照创新绩效进行聚类分析；(2)从构成指标体系的各个创新维度对国家的创新能力进行分析；(3)比较欧盟的平均创新水平与美国和日本的差距,并进行优劣势和发展趋势的分析；(4)专题研究分析。选择创新政策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出版相关研究报告。“但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变化以及对“创新”和“创新过程”等概念的理解不断延伸，EIS报告中指标的数量、考察的国家数、报告内容框架、报告涉及的主题等每年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变化。”关于，EIS报告中的指标数量，据不完全统计，“2001年综合创新指数包含了17项指标，2006年指标数增加到25项，2009年又增加到了29项。”[36]第二，按照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模式，分别从五个维度（创新驱动、知识创造、企业创新、技术应用与知识产权）对各国创新绩效进行评分，2009年欧盟创新指数报告的量化绩效值将欧盟27个国家划分为四种创新型类型：创新领先国家（the Innovation leaders）：包括丹麦、芬兰、德国、瑞典和英国。其中，德国和芬兰是创新能力提升最快的二个国家，丹麦和英国的创新能力趋于停滞状态。创新跟进国家（the Innovation followers）：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法国、爱尔兰、卢森堡、荷兰和斯洛文尼亚。近年来由于创新进程加快，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从2008年起，塞浦路斯、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跻身为这一类型。创新一般国家（the Moderate innovators），包括捷克、希腊、匈牙利、意大利、立陶宛、马耳他、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西班牙。创新追赶国家（the Catching-up countries：属于这一类型的国家有保加利亚、拉脱维亚、罗马尼亚。这些国家的创新水平与欧盟27国家平均水平尚有不小差距，为此，这三个国家均在设法尽快提高创新能力，其中，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所有欧盟成员国中创新水平追赶速度最快的二个国家。”[37]。第三，EIS评价结合比较科学和权威，有利于加强创新统计和调查，准确把握微观创新活动和创新需求。“EIS的评价结果之所以比较科学和权威，与其数据信息的丰富性和可靠性是分不开的。除官方统计数据外，欧共体还投入大量的物力和人力，开展一些有针对性地大规模调查，如面向欧洲企业的欧共体创新调查(CIS)自1991年开始，迄今已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调查，为EIS评价和比较各国的企业创新绩效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基础。另外，随着对“非研发创新”的不断关注，欧盟又组织开展了创新晴雨表调查(Innobarometer(IB)2007survey)，此项调查目的就是深入了解从事非研发创新企业的创新方法和创新活动类型。所以，借鉴EIS的经验，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创新统计和创新调查方法研究，…进一步了解城市产业和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创新需求。”[38]

    除了上述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实证分析外，在研究欧盟国家创新体系模式演变时，国内学者尝试着从理论层面上加以探讨。“随着各国政府对创新认识的不断深入，创新政策也经历了从线性模式，到螺旋模式，再到系统模式的演变。”[39]推动模式不断变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祁湘涵作出的理论解释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政策制定主要受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影响，认为技术创新过程中存在着“市场失灵”，因此政府运用政策手段对技术创新进行干预是合理的。而应用扩散应交由市场机制来完成。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这一时期的创新政策主要是科技政策，是一种局限在“产业界—研究界(包括大学)”的二元合作模式。科技进步能够必然导致技术创新的政策依据遭到了质疑，传统的线性政策模式也因此受到了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创新新政策的制订受到了新熊彼特学派的影响，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由科学、技术、市场三者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过程，因此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下，这一时期的创新政策从传统的线性模式转变为“学术研究界—产业界—政府”三方合作并形成良好互动的螺旋模式，从单一的科技政策转变为科技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等构成的政策体系。多元融合的系统模式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被看作是三元合作模式的补充和完善。该创新政策的制定以国家创新体系学派为基础，认为创新是个人、组织和各种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统，而不是从新知识到新产品的一条直线。这些理论上的探讨，揭示了创新体系中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互动规律，对建立创新型国家具有启发意义。

    4. 中欧科技合作关系的变化与发展

    多年来欧洲科技研究以不断加强的内外需求为主要的研究动力，此外，“洋为中用”、“经验借鉴”也始终是开展中国欧洲科技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因此，追踪和研究中欧科技关系的变化和发展必然是欧洲科技研究中的一个基本命题，但从文献搜索结果看，国内对中欧科技合作关系的研究基础相当薄弱，研究成果寥寥无几[40]。在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对这一命题具有三种不同的演绎路径。

    第一种路径：中欧关系调查分析法，即基于中国参与欧盟框架计划的调查结果，总结中欧科技合作关系，以秦涛、韩军、施筱勇等人的研究成果为代表，尽管中国科学家和科研机构参与欧盟框架计划积极踊跃，但目前对于参与欧盟框架计划的中方机构、人员和项目整体情况，包括欧盟、科技部等相关机构并不完全掌握。中方参与者在欧盟框架计划项目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获得什么收益也不清楚。为此，秦涛等人的“中国参与欧盟框架计划的经验、问题与对策分析”报告，通过调查中国参与的欧盟框架计划项目在申请、实施以及成果应用等环节的基本情况，全面掌握中国参与欧盟第五、第六框架计划的现状及特点，总结中国参与欧盟框架计划的基本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合作需求，并了解各利益相关者对参与欧盟框架计划的意见和建议，加强对这些经验的宣传和推广，使中国的科研单位及科技管理人员掌握这些经验，有利于加快我国参与欧盟框架计划的步伐，制定符合实际和有针对性的中欧科技合作对策。调查结果表明：“随着中欧政治、经济合作的不断升温，中欧科技合作逐渐成熟，中国同欧盟框架计划的合作也不断加强，中国参与的欧盟框架计划项目数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第一。”[41]欧盟框架计划有着与中国的主体科技计划不同的申请程序、申请技巧和项目实施管理办法，参与欧盟框架计划应该积累一些经验：主动与欧方专家沟通并及时介入项目申请过程；与欧盟合作伙伴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会展、自身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充分发挥留欧的中方专家、学者的桥梁和引导作用等等。对调查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发现了中方在申请项目时的二大缺陷是：“对欧盟框架计划申请程序、方法和技巧了解不够。…根据反馈回来的欧盟框架计划项目调查问卷显示，其中仅有18.4%的中方单位对欧盟框架计划的招标和管理程序非常熟悉 基本了解的占32%，尚有5.6%的中方机构不了解欧盟框架计划。中方项目单位争取欧盟框架计划的项目经费不足。虽然我方参与欧盟框架计划的程度很高，但争取欧盟的项目经费不足，且中方政府提供的匹配科研经费也不足。”[42]

    第二种路径：中欧科技关系形势分析法。代表性论文有：赵俊杰的“中欧科技合作关系评述”和张菊：“中欧科技合作的现状与前景”。这一分析路径以中欧科技合作领域中发生的主要事件为主线，分析这些事件产生的背景与发展特点，进而判断未来中欧科技合作关系的走向。在评价中欧科技合作关系时，中方学者对“中欧科技合作协定”的签署给予了高度评价，“政府的重视和科技合作协议的签订对促进中欧多渠道、多领域的科技合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为进一步挖掘中—欧间互补、互惠科技合作的潜力，提高合作的层次和规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我国扩大对外科技合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43] 考虑到中国的科技整体实力比欧盟毕竟要低很多，有学者提出在双方进行科技合作与交流时就会出现不对称的特性：“无论是在重视程度、资金投入、技术互补方面，还是在合作的深度及项目的选择等方面，双方都难处于平等地位或对等的合作水平线上。这些客观存在的差距，就会导致欧盟同中国的科技合作具有援助与受援、主动与被动的性质，因为欧盟掌握着对各个领域科技合作项目的决定权，合作项目的立项、评审、项目规模及资金投入额度主要由欧盟方面拍板，中方常常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44] 在看待中欧科技合作的未来影响时，一些学者将这一关系的变化上升到了国际格局层面上，提出“全面加强与欧洲各国的科技合作，也有助于多极化世界的逐步形成和打破一超格局，有效抵制西方国家在高技术领域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使世界各国在新世纪得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45] 由于中欧科技合作中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比如，中欧在伽利略项目上由合作转向竞争，中欧科技合作关系转而出现波折。但是，仅仅从这个单一事件，得出中欧科技合作已经全面转入竞争和博弈阶段，那么这种结论就有悖于客观事实了。因此，这种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会出现“此一时彼一时”的特征，而且，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中欧科技合作中的重大事件，有可能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第三种路径：研究中欧科技合作关系中深层次的理念与制度因素。翟金秀从这个角度作了初步的尝试，将中国的和谐理念与欧洲倡导的公平与效率结合起来，尽管这种思路有待商榷。他提出“欧盟和中国都基于发展各自的经济、科技、军力、政治的目的而寻求双方的技术合作。…和谐是中欧科技合作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也是中欧文化的共同特征，…今天的欧盟不但奉行“多边主义”国际发展格局，同时更是可以通过超国家途径来解决国际纷争。中国政府现在力争做到的避免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割裂开来的平衡思路，与欧洲主流的兼顾公平和效率的思潮不谋而合。”[46]

    迄今为止，中欧科技合作协定已经续签了二次，中欧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朝着制度化、机构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中欧科技合作关系涵盖了能源、环境、高科技等更多的领域，合作内容、模式更趋复杂化，这无疑会进一步推动中欧科技合作关系的深入研究。

    二．推动中国欧洲科技研究的内外因素

    通过对中国欧洲科技研究学术成果的简要盘点之后，显而易见，中国学者对欧洲科技问题的重视和关注程度与日俱增，与科技政策相关的系列研究正在上升为当今中国欧洲研究的热门和前沿之一。因此，这促使我们从历史演变的角度对推动欧洲科技研究持续发展的动力做些解释：到底是什么原因或动机推动中国学者对欧洲科技研究产生兴趣？是外部需求推动还是内部因素使然？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从外部因素看，自从欧共体建立以来，中国学者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与变化上的研究兴趣与日俱增。欧洲国家在普遍遭受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二次石油危机的严重冲击后，希望借助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研发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提升科技竞争力的意识明显增强。这一客观要求适时反映在了欧洲科技资源和力量的整合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尤里卡计划”、“欧洲信息计划”等欧共体层面上的科技计划先后诞生。从1984年开始，欧共体提出了第一个多年度科技框架计划，试图改变欧共体成员国在科技政策上各自为政，缺乏协调性和统一发展战略的局面，实现科技产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均衡性，进而全面提升欧共体作为一个区域组织的科技优势和力量。这类框架计划不仅是欧共体一体化进程中的重大创举，更为重要的是，研发计划体现了欧洲科技一体化发展趋势和未来科技政策走向，因此欧共体科技一体化方面的重大变化这一外部因素，是最先和最主要的外部推动因素，吸引了国内学者对欧洲科技研究问题的广泛关注[47]。迄今为止，欧盟先后发布了七个跨年度科技框架计划。这一系列科技框架计划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官方综合性科研与开发计划之一，具有投资规模大、研发领域宽、参与机构和人员多等特点，是近20年来欧盟实施其科技战略和行动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和手段。作为欧盟科研活动的主体，科技框架计划已经发展为欧盟最重要的发展战略计划。由于每一个多年度的框架计划的优先研究领域和目标、执行方式和管理手段不是一成不变的，带有推陈出新、不断创新与变革的特点，为此，国内学者对欧盟层面上科技计划与政策的关注和兴趣始终不减[48]。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1998年12月22日中欧科技合作协定正式签署，标志着中欧科技合作进入了法制化、机制化和多元化阶段。中欧科技协议对合作研究作了明确规定：中欧双方可以相互开放科技研究平台，中方可以参与欧共体的研发框架计划，欧方可以参与中国的高技术研究计划和基础研究计划（即863计划和973计划），这是中欧双方科学家难得的合作机遇。从中方角度看，中方学者的角色定位正在发生变化，从原来对欧盟科技框架计划的研究者（旁观者）很有可能转变为这些框架计划项目的合作伙伴之一，具有了更多和更为系统了解欧盟科技框架计划和科技一体化进程的巨大的内在需求，这种内在需求导向强化并引发了中国学者们对欧盟科技领域不断发生的变化展开深入探讨[49]。此时推动中国欧洲科技研究的内外因素均呈加强态势，特别是2003年中欧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中欧双方从战略层面上加强合作的意愿增强，而科技领域的合作似乎更能体现中欧全面战略性伙伴关系，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欧洲科技研究具有利好的政策与制度背景，受内外需求的强烈驱动，加强中欧科技合作成为中欧关系中的新亮点[50]。

     随着中欧关系的不断紧密和日益加强，中国迫切需要更深入、更广泛地了解欧盟科技一体化进程和欧洲重大科技决策机制与战略变化。中国与欧盟发展为科技合作研究项目中的合作伙伴后，只有知己知彼，才能获得平等合作机会，因此中方希望更多了解科技领域发生的变化这一内在需求变得更强烈，对欧洲科技的研究不再停留或局限现在过去的水平或层次上，需求内涵得以进一步外延和提升，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呈现多元化、多层次特点，仅在能源[51]、信息通讯[52]和高新技术与创新政策研究[53]就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2000年以来，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行业对话已覆盖到了50多个工作小组。

    三．初步评价：欧洲科技研究现状及方法论问题

    从2000-2010年中国的欧洲科技研究的部分文献综述结果看，中国的科技研究呈现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欧洲科技研究主要以介绍欧盟框架研发计划为主，对中欧科技关系的评述也是浅层次的，以介绍和概述科技合作的重大事件为主；

    第二，进入21世纪以后，特别是在2003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后，随着中国学者更多的了解、参与中国双边和多边层面上的中欧科技合作项目，中国学者对欧盟科技领域的重大进展关注度上升，关于欧盟里斯本战略、欧洲研究区进展、欧洲科技政策体制与机制、欧洲国家创新体系等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多，在进行实证分析的同时，也尝试着从计量经济学、创新体系理论等层面解析问题；

    第三，相比欧洲经济等传统学科，欧洲科技研究在方法论上比较单一，以情况介绍、实证分析为主，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技术创新、创新理论等角度对问题进行论证和解析的文章并不多见，欧洲科技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文章仅仅局限在欧洲国家创新体系、北欧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等论题上。基于对欧盟高科技产业调查基础上的研究报告也不多见。

    第四，中国的欧洲科技研究成果缺乏“欧洲研究”特色和国际视野，由于多数研究者是技术专家，具有纯科学（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等）教育背景，对欧洲经济一体化理论缺乏一定甚至基本的了解，许多文章在分析政策或科技战略问题时，并没有将欧洲科技研究纳入到欧洲科技一体化进程的框架下进行分析，造成欧洲科技政策的研究与欧洲科技一体化进程呈现分离状态，因而对欧盟层面上科技政策与欧盟层面上科技政策的协调与整合方面的问题关注度较低。

    第五，中国欧洲科研研究更多地体现“实用主义思想”，对与中国与欧盟科技合作比较密切的项目，比如欧盟的研发框架项目等方面的介绍、分析和对策研究相对较多，对欧洲科技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例如，欧盟科技合作理念和制度因素、欧盟科技一体化进程中的科技决策体制的变化、以及欧盟国家整体和行业科技竞争力等等问题，缺乏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研究和报告。

    第六，当今的中国科技合作关系与21世纪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与欧盟科技合作日益紧密，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在科技合作中的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始终在变化中，今后在科技合作领域，要真正体现中国与欧盟之间的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必须对中欧科技合作中的敏感性问题或核心问题加以追踪研究，比如，高技术转让问题，航空领域、新能源领域等方面的技术合作，中欧科技合作中竞争与合作关系的变化，都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或者欧洲问题学者进行深入探讨。

    近年来随着中欧科技关系的持续升温，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界对欧洲科技问题的关注度趋于上升，带动了国内欧洲科技研究的机构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率先在社会科学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界创建了专门的欧洲科技政策研究室。期待着这一机构能够从欧盟层面、全球视野、中国角度来研究中欧科技合作关系和欧盟科技发展领域中的重大前沿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