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彦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科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分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经济、欧盟产业政策、意大利研究、中欧/中意经济关系。原文发表于《观天下》2020年5月2日，已获作者授权！

进入2020年以来，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不仅严重威胁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还导致世界经济在短时间内出现断崖式衰退。作为疫情的重灾区之一，欧盟及其主要国家的经济遭受了二战结束以来最沉重的打击。根据IMF4月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欧元区经济将大幅衰退7.5%，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衰退幅度在7%至9.1%之间不等，英国将衰退6.5%。

此外，经济深度衰退引发衍生危机的风险也不容小觑。一方面，欧盟国家中小企业比例高，因停工致企业大量倒闭进而导致银行业不良贷款剧增的风险也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对个别公共债务高企的成员国而言，政府短时间内大幅增加财政支出稳定经济必然导致其债务飙升，不排除引爆债务危机的可能。虽然近期欧盟多国陆续开始分阶段复工，但是在疫情前景仍不明朗的情况下，欧洲经济究竟会呈现V型、U型、L型还是W型的走势尚难以下定论。

受到疫情的推动，近期国际社会和欧洲内部对供应链安全的讨论越来越多。此次疫情以时间和空间高度不对称的特殊方式对全球制造业产业链造成了空前打击，使得近几十年来基于经济效率形成的全球供应链的“不安全”暴露无遗。对于欧盟及其受疫情冲击严重的成员国而言，一度陷入医疗物资急缺的窘境，令其对供应链安全的体会尤其深刻，在后新冠时代，其产业链布局大概率会由“效率至上”向“效率与安全并重”转型，本地化生产和多元化分散布局将受到更多重视。然而，从多方面看，要实现这一转型并非易事，转型会在何种状态达至新的平衡也受制于诸多因素。

首先，过分看重安全因素而转向本地化生产将会打乱西欧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既有节奏。实际上，自新世纪以来，欧洲内部因“去工业化”而引发的讨论就持续不断，之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触动，欧盟层面及其主要成员国陆续出台“再工业化”战略，明确提出将欧盟整体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20%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欧盟追求的“再工业化”带有明确的指标性，但是并非要简单地基于现有产业结构提高制造业比重，而是试图推动一批新兴产业诞生与发展，同时加强对已有产业高附加值环节的再造。

换言之，这些战略主要是基于“经济效率”而非“安全”原则制定的。过去几年，欧盟“再工业化”战略虽未获得突破性进展，但仍取得了一些成绩。若在疫情后出于安全考虑而将目前在国外生产的环节“强行”迁回本国，必然打乱欧洲企业的创新部署，使得原本可用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资源不得不继续留在产业链“低端”，而这恐会延误真正意义的“再工业化”。

其次，产业链布局的“政治化”将使得西欧国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面临新考验。近年来，基于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西欧主要国家的政府经济角色都出现了相对于新自由主义的不同程度的回调，向更加积极主动转型，开始制定经济与产业发展战略并积极充当战略落实的协调者和激励私人部门创新的引导者。但是，直到此次疫情暴发前，西欧国家政府的“回归”都未越过“坚持市场的核心地位”这一红线，政府角色的强化更多是为了扬长避短，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效应，规避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带来的投资不足、分配不公和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

近期，疫情推动欧洲内部有关“大政府”和“经济主权”的讨论进一步升温。然而，对于欧盟和西欧主要国家而言，如果政府通过补贴或通过相关立法“强迫”企业将生产迁回本国或迁至特定目标国，那么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将承担更多政治与安全功能，这必然打破当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并且会引发一系列难以预估的经济社会后果。对此，相信富于制度反思的西欧国家会谨慎对待，而非贸然改弦更张。

最后，未来西欧国家产业链的多元化、分散化布局或为欧洲一体化深化创造新机遇，但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挑战。在近期西欧国家内部有关产业链布局调整的讨论中，一个颇为流行的观点是建议企业将目前设置在亚洲国家的生产环节转移至中东欧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初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开启以来，欧洲的制造业中心已逐步由西欧“蓝香蕉”地带（由意大利北部经瑞士、西德、比利时、荷兰到英国西北部）向以德国为中心的中欧地区转移，诸多西欧国家（特别是德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形成了复杂而紧密的产业链网络。

特别是自2004年欧盟实现东扩后，借助欧洲统一大市场内商品、劳动力、资本、服务的自由流动，西欧国家制造业产业链向中东欧延伸的潜力已得到相当充分的释放。考虑到中东欧国家在经济规模和要素禀赋等方面的局限，未来如要进一步推动西欧企业将更多生产活动转移至此地区，欧盟层面和该地区国家必须出台相关举措，大幅提升其营商环境方面的吸引力。这或许有助于深化欧洲经济一体化，但是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

综上，虽然疫情促使欧洲国家开始深刻反思其产业链布局，“安全”因素受到空前重视，但是要实现本地化生产和分散化布局须逾越诸多障碍。具体而言，在直接涉及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制药、医疗设备和防护物资等领域，保证必要的本地化生产能力应是大势所趋。在其他行业，“效率与安全并重”的新思路大概率会推动西欧企业更多地进行本地化生产，并进一步分散化产业链布局，但是这涉及到西欧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部署、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定位以及如何推进欧洲一体化等深层次问题，将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中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

对此，中国应有足够认识和相应准备，一方面通过推进改革开放继续保持对西欧和其他发达国家制造业生产布局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积极鼓励更多有实力的国内制造业企业到发达国家投资，深度参与到其国内产业链和创新体系中去，力争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调整的大潮中占据主动地位。

（联系 孙彦红：sunyh@cass.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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