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主编简介、序
Währungspolitik und Wirtschaftsentwicklung in Nachkriegsdeutschland
主编：
周弘 (Zhou Hong)
彼得•荣根(Peter Jungen)
朱民（Zhu Min）
主编简介：
周弘
周弘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副主任、欧洲研究所所长。她同时是中国欧洲学会会长，并在中国一些学术机构兼职或任教。她还是一些国家部委的咨询专家。早年，周弘曾在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担任过项目顾问。周弘从美国布兰代斯大学获得比较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过现代西方哲学硕士课程，并从南京大学德语专业获得文学学位。
彼得•荣根（Peter Jungen）
彼得•荣根是科隆大学经济学硕士，彼得•荣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欧洲许多创业项目的合伙人或投资者。他是德国商业天使网络（BAND）的联合创始人兼主席（1998-2001），欧洲商业天使网络（EBAN）主席（2001-2004）,纽约商业天使网络成员，北京中国商业天使网络（CBAN）创始董事，德意志银行顾问委员会董事，纽约爱乐乐团董事，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辛迪加项目”主席，“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董事。1999年8月被授予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2000年9月，被誉为塑造“新经济”未来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朱民
朱民博士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之前，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和中国银行副行长，曾在世界银行工作，也曾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经济学。朱民博士是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董事，普林斯顿大学校董、复旦大学荣誉校董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全球指导委员会委员。朱民博士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从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国际事务学院获公共国际事务硕士学位，从复旦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士学位。
序一
朱民
2010年深秋，柏林，雨夜。我参加由德国财政部长Wolfgang Schäuble博士主持、英国战略对话研究院(ISD)主办的“中欧战略对话”的研讨会。会议当天的晚餐设在德国著名的安联保险集团（Allianz SE）的新大楼内，餐后主人邀请我们去他们顶层的会议厅喝咖啡或餐后酒。安联保险集团新大楼建在柏林市中心的巴黎广场的一角，面对德国最为著名的勃兰登堡门。我在会议厅内随意地走动，突然发现会议厅的一角外有一个小巧而古典的阳台，试着打开落地玻璃的扉门，进入阳台， 霎时，整个巴黎广场展现在我的眼前。细雨霏霏，广场被德国特有的桔黄色的路灯柔和地包裹着，灯光下细细的雨丝，微微飘落，沾湿了广场的花岗岩地面，裸露出岁月的流痕。前方，柔柔的黄色闪灯和幽幽的蓝色映灯的烘托下，勃兰登堡门显得庄严和凝重。白色花岗岩的拱门在雨丝中更显得端重，展示着历史的沧桑，拱门顶上胜利女神和四架马双重战车的铜铸雕塑沉稳，蹦踢的战马不再嘶鸣，高昂的战旗也无猎猎，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勃兰登堡门在灯光和夜色下充满了雄浑的张力。午夜时分，仅有的几个旅游者在广场徘徊，远处， 暗暗的云层下，柏林城内不多的高楼，发着幽紫的灯闪。一切是那样的浑然，健沛，安详，静谧。
我静静地站在阳台的一角，任雨丝轻拂，任灯光漫漫，沉浸在这德国深秋的细雨和柏林午夜的静谧中， 感受着时间的缥移，历史的涌动。在一个小男孩的成长过程中，我一直对德国的历史着迷。是啊，古罗马东扩，柏林在沼泽地上的兴起，路德的宗教改革，腓特烈大帝的启蒙运动，普鲁士的军刀戈霍，战争，一战，二战，经济恢复，德国统一，...。德国有太多的历史和感慨。此时此刻，这一切在这同样历史的勃兰登堡门前迷人地再现。
“朱民，你在想什么？” 闻声回首，我的德国老朋友彼得•荣根先生正笑盈盈地走来。彼得•荣根先生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商人，任过多个德国大公司的总裁，目前经营他自己的设在科隆的全球投融资公司。他也是学者，对德国货币政策有深厚的了解和见地， 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兼职。他更是社会活动家，多次担任德国各种商会的主席，多次担任德国和美国、德国和亚洲、以及德国和中东等地的商会的职务， 奔走于世界各地，穿梭于政府、商业、和学术界之间。 我没有回声，只是对他指了一下广场，彼得进入阳台，也立即被眼前的景吸引住了。“好美”他说；“好静”我说。我们无言地站着，“好不容易啊”，也许是应景而发， 也许是感到了我的感触，他低低地感慨。
“还记得我们上次在华盛顿G-30会议上讨论过的近代德国的货币政策和德国马克的国际化进程，有关文献的搜寻，以及我想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设想吗，彼得？”我突然对彼得说，“当然”，彼得迷惑地应道，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突然从眼前的夜景中跳到这个问题。近年来，由于工作的原因和关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我对近代德国的货币政策和德国马克的国际化进程非常入迷，只是苦于不懂德文，常为叹之。两个月前在华盛顿，我曾听彼得谈起过德国马克的升值过程，也提出请他搜寻和推荐文献，并有翻译成中文的初步设想。 此时此刻，也许是环境的感染， 关于把这方面的德国文献整理翻译成中文的想法变的如此的清晰和强烈。“我们开始着手启动吧”， 我说，彼得的眼睛亮了，但德国式的谨慎又使他迟疑了一下，“我们还要想一想细节”，他说。“这对弘扬德国经验，对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后重新思考货币政策，对丰富人类经济学知识，以及对中国汇率改革的借鉴都会有意义”我继续顺着我的思路说。 更多的人发现了这个阳台朝我们走来，我拉着彼得，回到室内，找了一张靠墙角的沙发，每人各要了一杯珀特酒，细细琢磨起来。黎明时分，雨霁，穿过巴黎广场，回到下榻的同样充满历史传奇故事的Adlon酒店，我们在勃兰登堡门下相约各自起草一个提纲，再议。
2011年1月，在大雪纷飞的瑞士小镇达沃斯， 我们在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又一次见面。这次彼得对德国的有关文献进行了初步了解，还带了一包文件索引给我，还居然是德文。我对未来的文献和译稿也提出了大纲和文献要求。居然基本吻合。我们大喜过望， 击掌示信，决定启动项目。为了让项目落地， 我们需要一个在国内的合作伙伴， 我想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所长周弘博士。周弘所长精通德文、英文，长期从事欧洲研究，对德国非常熟悉，但是她愿意揽这个额外的又不讨好的活吗？我忐忑不安地拨通了她的电话，周弘所长明人快语，还未等我战战兢兢地解释完，她已经听明白了，说“这事有意义，我接了”。
战后德国的经济， 经历了1960年代欧共体的出现和合并，西欧其他国家因为“马歇尔计划”流动性较为宽松，但德国坚持推行独立和严谨的货币政策。 1970年年代，石油冲击，德国经济增长也陷入低迷，但德国利用人力资源质量提高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1980年初，美国经济严重衰退，美国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拉美债务危机，德国则通过货币政策缓解了马克的升值节奏。在过去的20年里，德国通过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调控，始终维持德国的竞争能力，出口不断上升，经济稳健增长。当然这一切是德国政府综和了国际国内经济金融环境，多种政策调控的结果，但货币政策也是推动德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政策因素之一。
和日本著名的“广场协议”、以及随后相关货币政策导致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长期衰退相比，战后德国同样经历了固定汇率时期（1952-1973）和浮动汇率时期（1973-2000），也经受了“广场协议”的影响，还经历了欧元区的货币联盟体制下的货币政策。德国坚持推行独立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德国马克逐步升值和渐进国际化，无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还是此后的欧洲货币体系（EMS），以及之后的欧元（EU）,等各种国际大环境变动下，德国都较好地化解了战后崛起过程中遇到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坚持维持德国的国际竞争能力。
本书就是把德国在这一方面和在这一时期的重要政策和文献，德国当时具体实施的有关政策和操作工具，德国内部的有关辩论和政策制定过程的重要文献，以及学者专家事后讨论总结的德国经验集中起来并翻译成中文。这在德国经济金融史的研究中也无先例。文史浩瀚，本书所选的文章大都是从过去50年来德国和国际金融机构有关讨论的文献，德国和国际上对德国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的研究和讨论的专著、论文集中选摘出来的，为节约篇幅，我们只能摘选我们认为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也是最精华的部分。我们希望本书能代表德国战后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研究的精粹文选，也希望本书得以为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改革提供借鉴。
虽然有电子邮件和全球电话会议手段作为沟通的工具，三地合作的困难还是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我们三人都有各自已繁忙的工作，又经常出差，很多时间在空中飞行，联系开个电话会议也诸多不易。一次，在周弘出差欧洲期间，为了让彼得和周弘能见面讨论预算，我在华盛顿作秘书工作通过往返电邮安排会议，记得，直到会见当天凌晨5时才最终确认了安排， 当时真是长吁一口气。 但是合作是愉快的。在此，我要再次感谢周弘所长，她在已有的非常繁忙的工作之外，承担了本书所有的具体工作，组织翻译，校对，联系出版，化缘求资金，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我要再次感谢彼得，他承担了文献的搜寻工作，对我在大纲中提出的要求，他总是尽力满足。我的思路在项目的进展中不断演化，大纲改了又改，我对文献要求的单子长了又短了，短了又长了。彼得总是以他德国人特有的耐心和细致和我讨论，以他丰富的德国经验纠正我的误解，并认真地去寻索。一定要把最重要和最好的文献都收集到本书中去。
我要感谢我国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大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裘元伦先生等我国老一辈德国问题专家对项目的关心和指导。我要感谢管涛、马俊、钟伟、丁志杰和陈卫东五位货币政策和汇率改革问题专家也在自己繁忙的工作之余，对大纲提出宝贵的意见；感谢管涛牵头协调五位专家对翻译的初稿在学术上进行了审阅。我要感谢我至今尚未谋面的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经济室主任陈新博士和副主任熊厚博士牵头的具体项目小组和欧洲研究所胡琨博士等翻译人员，是他们夜以继日地一个一个字地把德文翻译成中文又编撰成册。我要感谢出版社的编辑，是他们管理质量，控制成本，追时赶限，最终保质保量地把本书送到读者手里。没有上述这些同事的辛勤努力，本书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是本书真正的主编。我也要感谢德意志银行北京分行的资金赞助以及第一财经日报杨燕青博士和工银国际副行政总裁王仲何博士的从中联络。正是这第一笔资金使得项目得以启动。
从勃兰登堡门深秋的雨夜到北京三月的阳春，我们终于为本书写完最后一个句号。掩卷，抬首，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还在继续，全球金融市场仍然在持续动荡，对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还在激辩，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改革也又一次进入世界金融政策舞台的中心。愿本书带给我们的读者一束小小的柔黄的德国灯闪。
2012年2月于华盛顿
序二
彼得•荣根（Peter Jungen）
2010年10月，G30集团在华盛顿召开每年例行的银行研讨会。在有关经济失衡与汇率发展讨论中，我做了如下的简短发言：
一、二战后所有持续的经济成功都为出口所推动；
二、日本、德国以及韩国，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都曾经面临其货币被根本性低估的指责；
三、他们都面临要求其货币显著升值的压力；
四、他们都抵制这样的建议；
五、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由出口推动的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与中国在最近10或20年所表现的一样；
六、当时，德国出现了激烈的讨论，绝大数人反对任何形式的升值。时任经济部长的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不顾联邦总理阿登纳（Adenauer）、联邦银行、德国工业联邦联合会和银行业的反对，在1961年进行了首次升值。进一步的升值呼之欲出。
最终，联邦银行放弃了其最初反对德国马克升值的立场。它接受了德国马克的逐步升值，以实现其稳定国内物价和控制通货膨胀的首要目标。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德国马克开始了逐步升值。然而，这并没有阻碍对德国出口的需求，而是恰恰相反。持续的升值压力，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加速了创新，并改善了德国出口产业的竞争力。
1960年代初，1美元可兑换4.2德国马克，到1970年代，跌至1美元兑约1.4德国马克。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至欧洲货币联盟（EMU）建立，这期间，德国马克对西班牙比塞塔升值300%，对希腊德拉克马升值600%。如果货币贬值可以作为增强竞争力的措施，那么德国经济的经验则会使得这一点受人质疑。从德国的发展中得到的教训是：突然的升值可能是危险的，而持续且轻微的升值压力却可能大有裨益。总而言之，德国出口业在相当显著的货币升值趋势下能够存活，正是因为其劳动生产率受到这种压力的鞭策而得到促进。
因此，西方应该停止要求中国将其货币立刻升值。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可借助于历史发展经验来研究，温和的升值压力可让中国经济变得更有效率。如此，中国经济可逐步从简单产品的竞争成长为提供高附加值产品。同时，中国将会看到，逐步的升值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竞争力，并因此实现更优化的经济结构。中国过去10或15年的经济模式类似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德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对两者的经济增长都贡献颇大。当时，德国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15%，类似于本世纪初中国与美国经济规模的比例。
基于G30集团研讨会当时的讨论，朱民与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即把与德国马克升值相关的主要参与者当时及后来的出版物，以及历史学家的分析汇编一套丛书。文章的选取首先要感谢科隆大学的托尼•皮伦肯珀尔（Toni Pierenkemper）教授。
我们借此希望推动符合中国及中国人民利益的建设性讨论。如果同时还能有助于用更加理智的方式解决世界贸易失衡问题，那更是求之不得。我们希望从中产生激烈的讨论，以推动在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中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以及无数企业决策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
感谢朱民，没有他的发起我们无法开始；还有皮伦肯珀尔教授，没有他的指导和对文章的选取，我们的书将杂乱无章；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周弘教授，她的参与是我们项目实现的关键。
能参与这样一个项目，我很自豪。
2012年2月于科隆
序三
周弘
2011年初的一个晚上，我意外地收到了朱民发自瑞士达沃斯的短信，要求和我通一次越洋电话。我认识朱民多年,初次碰面是在北京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相似的海外求学经历使我们不介自熟。朱民邀请我参加过几次由他组织的年会和研讨会，而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事务性工作羁绊，参会次数寥寥，但每到会必有令人振奋的收获。此后，朱民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偶尔的研讨也就终止了。此番不远万里的通话，毕竟出于何种紧急情况呢？
电话另一端，朱民热心的解说燃起我对德国当代史的一连串联想。德意志这个多难民族的曲折历程一一再现：中世纪后期那斑驳杂陈的德意志版图，冷战时期那东西隔离的德国地图，飘扬在欧盟27国旗帜中间的德国国旗和耸立在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大厦……，以及精准到每个细节的“德国制造”，被写入了欧盟《里斯本战略》的“社会市场经济”，集凝聚力和扩展力于一体的德国方式，享誉世界的德国组织能力，乃至两德统一旅途上的德国外交，欧元诞生过程中的德国马克……。德国当代的历史充满了魅力和谜团，求知的巨大引力使我不可能有丝毫犹豫，这项研究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做好。
必须承认，项目的启动有点迟缓。将一个好的想法变成一个好的项目，需要有思想上的沟通和认同，也需要从事琐碎的事务性工作。是第一财经的杨燕青女士第一个承诺帮助我们募捐。要特别感谢阿登纳基金会驻京办事处的新主任和老朋友魏特茂先生，他办事的速度和说话的速度都超乎常人。在他拿到我们提供的书单几个星期以后，我就开始收到寄自德国的整箱书籍和文件。这些珍贵的财富，令我们兴奋不已，几乎所有得知这个项目的长辈和朋友：梅兆荣大使、裘元伦先生、杨成绪大使、史明德大使、孙晓青研究员……都和我一样为之鼓舞。但是，跨越60多年的文献和史料浩如烟海，我们从何下手呢？
朱民提议举行一次三方会议，地点定在柏林，但是朱民临时有公务不克成行，因此柏林会议只好在彼得和我之间进行，而朱民则守候在华盛顿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这次柏林会议的决定是突破性的：我们决定将庞大的“德国经验”设想分解成不同阶段实行，第一阶段的任务就是从浩瀚的德语文献中选取有关二战后德国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键文章翻译成中文。科隆大学的皮伦肯珀尔教授承担了筛选工作并撰写了导言，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终于找到了一个着陆点。
朱民原计划参加2012年3月17日的北京发展论坛，我们据此调整了时间表，以确保第一步成果能够在北京发展论坛期间发布。留给我的时间很少了。从10月底我从欧洲回到北京到2012年2月底向出版社提交书稿，我要用这段夹杂着各种年终会议和春节长假的4个月时间，完成筹资、组织翻译、校对、联系出版社等一系列工作。这时，同济大学德国中心郑春荣教授和他的团队，复旦大学丁纯教授和他的学生们的加盟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利好因素，他们和欧洲研究所的团队兢兢业业地工作，而我的新助手，德国波恩大学地理系毕业的胡琨博士在翻译和联络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至今尚未谋面的管涛局长和他的团队，在第一时间提出了专业性的审读意见。一切都开始变得顺手起来，“德国经验”项目就如同朱民所言，真正“起飞”了。
朱民在序言中替我们感谢了几乎所有需要感谢的人，现代沟通工具的发达和多次越洋电话的成效显而易见。这里还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扬副院长，除了道义上的支持以外，他得知我的项目还有资金缺口，便慨然承诺帮助我解决后顾之忧。
在朱民、彼得和我之间的合作十分愉快而卓有成效。令我吃惊的是，朱民远在万里之外，居然还能通过各种沟通工具，帮助我找到必要的联系和可能的资助者，而彼得则以德国人特有的严谨，反复核实这部书中的每个细节。作为经济学家，他们二人对这本书的编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我和我的团队也在这次合作中获取了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使劳动变成了享受。
掩卷之前我想到，这样一个开端可能会引起两个方向的学术发展：一是激发关于货币政策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国际比较，将关于德国政策选择的研究扩展到更加宽阔的领域中去；二是启迪对于二战后德国历史的深层探讨，从经济社会政治法律外交等专业角度发掘德国历史脉络、破解德国统一的历史逻辑。我相信，有这么多人的关心、支持和努力工作，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成果可以预期。
2012年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