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琨：欧盟银行业联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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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债危机表明，在欧盟银行业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遵循“母国控制”原则、离散型欧盟银行监管体系面临“三元悖论”挑战。为应对危机，欧盟银行业监管规制理念与模式发生了从“母国控制”原则到“审慎监管”原则的根本转变，各国上交银行监管权，并着手建立包括银行单一监管机制、单一清算机制及单一存款保险计划在内的银行业联盟。

关键词：欧盟银行业联盟银行监管欧债危机三元悖论

2012年中，欧盟委员会与欧洲理事会先后提出建设银行业联盟（banking union）的构想。经过一年多紧锣密鼓的准备，2013年10月15日，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建立单一监管机制(Single Supervisory Mechanism, SSM)的最终决议，决定于2014年11月4日正式启动监管机制。[1] 2013年12月18日，欧盟理事会就建立单一清算机制(Single Resolution Mechanism, SRM)达成协议，并递交欧洲议会批准。[2] 至此，欧盟银行业联盟初具雏形。这一新制度的建立与欧债危机暴露出来的欧盟金融监管困境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欧债危机前欧盟银行业市场的一体化进程

1951年，在时任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的倡议下，欧洲煤钢共同体启动，欧洲经济一体化设想正式付诸实践。[3]1957年,《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签署，以建立货物、服务、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欧洲共同市场为主要目标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以下简称欧共体）诞生，欧盟金融服务市场一体化的基础就此奠定。[4]

欧盟国家（英国除外）的金融体系为银行导向（bank-oriented），银行承担为个人、企业及市场上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职能，因而被视为金融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关键角色。数据显示，1995～2004年间，欧盟25国的银行信贷总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平均为109.2%，这一比例在老成员国（EU15）中更是高达114.6%；而美国与日本的这一指标在2001年分别只有40.7%与79.7%。[5]因此，欧共体（欧盟）金融一体化政策从一开始就主要面对银行系统，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1）消除准入障碍：针对当时存在的各国银行业准入限制，欧共体在区域内部贯彻银行业国民待遇原则（national treatment principle），即确保一国内所有金融机构，无论其归属，均应处于相同规制与监管之下。[6]

（2）协调监管规则：市场准入障碍取消后，欧共体成员国银行可在其他欧共体国家开业及开展业务；但各个成员国银行监管规则各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欧共体内部跨境银行业务的各类成本。鉴于消除成员国之间监管模式的差异不可能一蹴而就，欧共体采取了“最低限度协调”（minimal harmonization）策略，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银行业一体化推进的阻力。[7]

（3）确定监管权限：银行跨境业务出现后，相关银行是受东道国（host state）还是母国（home state）监管的问题浮出水面。监管权限的模糊将给银行监管者与银行带来极大困扰，妨碍正常的银行跨境经营活动。因此，在单一银行执照（single banking license）、母国控制(home country control)和相互承认(mutual recognition)等原则的指引下，[8]银行母国被赋予审慎监管（prudential supervision）的权力；而东道国则有权进行商业行为监管（conduct-of-business supervision）。[9]

（4）破除监管与市场壁垒：逐渐理清银行业相关各类机构之间的关系后，欧共体（欧盟）便着手破除监管与市场壁垒，建立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 EMU），最终引入欧元，以促进区域内部资本自由的流动与银行跨境金融服务的提供。

在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欧盟（尤其是欧元区）内部银行业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欧债危机爆发前，欧盟银行批发业务领域，如银行同业拆借、政府债券、投资银行业务和各类金融衍生品市场已达到高度一体化；[10] 零售银行业务虽然受制于各种因素，[11]其一体化进程相对较慢，但是利率差异不断收敛的趋势却也相当明显。而信贷机构各类跨境业务活动也急剧增加。1995～2006年，欧盟银行业平均跨境渗透（cross-border penetration）指数[12]从11%上升至19%。[13]欧盟30家最大银行中[14]，“欧洲银行”（european bank）的数量从2000年的7家增至2005年的11家。[15] 与此同时，欧盟银行（及金融交易市场）的跨境合并与收购（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 M&As）也颇引人注目，尤其是EMU启动后，内部跨境并购呈现井喷态势，信贷机构数量持续减少。[16]

总之，作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金融业在欧共体（欧盟）的推动下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而因其金融体系的银行导向特征，银行业的一体化进程无疑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成员国间资本价格与回报率不断趋同，跨境银行业务愈加频繁，欧盟银行业内部关系日益紧密，相互间影响持续加强，呈现出较高的一体化水平。[17]

二欧债危机前的欧盟银行监管体系

欧共体（欧盟）推动银行业一体化进程的各项政策，本身就是监管体系基于银行业不同的一体化水平阶段进行的调整与建设，其核心理念为“最低标准与相互承认下的母国控制”（home country control combined with minimum standards and mutual recognition）原则，[18]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欧债危机前的欧盟银行监管体系呈现以下特征：

（1）各自为阵的监管结构：《第二银行指令》分别赋予母国和东道国（微观）审慎监管与商业行为监管的权力，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105条第5款“……（各国）主管机关实施的与审慎监管信贷机构和金融体系稳定有关的政策……”明确了成员国负责银行微观与宏观审慎监管的职权，[19]从而为欧共体（欧盟）银行监管体系的离散模式奠定了法律基础。在这一体系下，银行监管权力被保留于成员国层面，即母国负责（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而东道国负责商业行为监管。

（2）各不相同的监管模式与规则：因循不同的发展路径，欧盟各国建立了不同的金融监管模式。截至2006年，仍然沿用传统分业监管模式（sector model）的欧盟国家有9个，改用功能监管（functional model）和统一监管模式（integrated model）的国家分别有4个和14个。除此之外，在“最低限度协调的母国控制”原则指导下，各国监管规则（rules）和实践（practices）亦差异很大，从“信贷机构”、重要监管指标如“核心资本”和“股东权益”等概念的定义，到资产估算、风险评估和存款保险等程序的设计，直至监管规则内容和实践方式，各国都各有不同。[20]

（3）监管合作与协调体系：随着欧盟银行业一体化的深入，银行跨境业务关系日益增多，欧盟成员国间的银行监管合作与协调也随之出现，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谅解备忘录的方式来确保对开展跨境业务信贷机构的有效日常监管；其二，在欧共体（欧盟）层面建立各类委员会，以协调监管规则和实践，从而为区域内的信贷机构创建公平的竞争环境。[21] 2002年，在《金融服务行动计划》的指导下，欧盟着手建构系统的监管合作与协调体系——莱姆法路西框架（Lamfalussy Framework）。[22]

随着银行业一体化的深入，特别是欧元的引入，欧盟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性持续增强，欧盟金融市场的脆弱性不断增大，[23]呼吁在欧盟层面建立银行业单一监管机构，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声音开始出现。但欧盟认为，各成员国现有的不同银行监管模式与规则，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充分符合各国国情，与欧盟层面的单一监管机制相比，这一离散的监管体系可对各国银行进行更有效、更灵活的监管；至于一体化深入带来的金融市场稳定与危机管理等问题，可通过成员国的审慎监管，以及各成员国在莱姆法路西框架下的进一步协调与合作来实现；[24]且银行监管涉及成员国主权，已超出单纯的经济议题范畴；目前的银行监管体系可称之为“政治上最优”（politisches Optimum）。[25]然而,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这一认识被完全颠覆。

三欧盟银行监管的“三元悖论”(Trilemma)[26]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欧债危机爆发，欧盟（欧元区）金融市场一度濒临崩溃。虽然随着欧洲央行“直接货币交易”（Outright Monetary Transactions, OMTs）与“欧洲稳定机制”（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ESM）的出台，欧盟（欧元区）金融市场逐渐稳定，[27]但危机表明，在欧盟银行业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遵循“母国控制”原则、离散的欧盟银行监管体系，面对外部冲击，无法有效维护欧盟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因为：

（1）欧盟银行业不断深入的一体化加剧了银行机构之间的竞争，在“母国控制”的离散监管体系下，各成员国为增强本国金融行业的竞争力，争相放松对本国银行的监管，低利率、充足的流动性以及宽松的信贷审批直接导致欧盟，尤其是欧元区信贷发放过度膨胀。[28]1998年1月，欧元区信贷总额与货币供应量M3分别为71976亿和42405亿欧元，至2008年12月，分别增至155341亿和94011亿欧元，涨幅均超过一倍，[29]而同期国内生产总值从61689亿升至92416亿，增长不到一半。[30]2008年，欧盟大型银行杠杆率（Leverage Ratio）普遍在35左右，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的杠杆率甚至达到惊人的52，与此相对的是，即使是美国的大型银行，同期杠杆率也普遍在20以下。[31]欧盟银行业资产的过度扩张和极高的杠杆率，导致欧盟金融市场面对外部冲击（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流动性与信贷收缩），缺乏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从而为欧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2）如果基于高度一体化的欧盟金融市场，跨国银行可在欧盟层面进行决策与活动，但在离散的监管体系下，各国只能在国家层面实施监管行动，这为跨国银行提供了利用各国不同的监管规则与实践来规避监管以获取最大收益的机会。而跨国银行缺乏足够的监管，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成员国乃至欧盟金融市场受到冲击的风险。[32]同时，在“母国控制”原则下，东道国无权对外国银行在本国境内分支机构实施监管；即使可对其进行监管[33]，却无法有效规避母公司经营不善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冲击，因为东道国无权监管母公司，而子公司活动却不可避免地受到母公司决策与活动的影响，[34]这一点已被2008年的冰岛银行业危机所充分证明。[35]由此可见，在银行业高度一体化、银行各类跨境活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成员国无法对本国银行业进行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因此，也不难理解，为何银行业资产中境外资产比例较高的欧盟新成员国，其银行业与金融市场会最先被世界金融危机所波及。[36]

（3）欧盟银行业高度一体化导致金融市场关联性不断增强，但是，离散的监管体系缺乏对整个区域金融稳定负责的监管机关，各成员国监管机关只关注本国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安全，而这不足于保障金融市场的稳定。尤其是当一国金融行业利益与欧盟整体（或其他成员国）利益（如欧盟金融市场稳定）发生冲突时，该国监管机关可能将本国利益置于欧盟（或其他成员国）利益之上，阻碍共同解决方案的出台，从而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37]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资本流动性开始收缩，金融体系风险加大，欧盟各国银行监管部门陆续对本国银行资本充足率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以防本国银行与金融市场稳定受到危机冲击，但这却导致银行同业拆借市场急剧萎缩，各家银行宁愿将资金存入欧洲央行账户，反而重挫了市场信心，加剧了流动性短缺，从而放大了欧盟金融市场的风险。[38]

（4）在银行业一体化的背景下，一方面，对整个欧盟金融市场稳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跨国银行不断涌现，当其陷入危机时，“各成员国监管规则与实践的差异将会影响银行实施危机管理的效果；另一方面，银行业资产急剧膨胀，若一国银行业陷入危机，单个成员国（如西班牙）可能缺乏足够的救助能力，而“母国控制”原则又导致欧盟层面缺乏实施单一危机管理的机制，无法及时与高效地应对危机，从而加剧了欧盟金融体系的动荡。[39]

（5）莱姆法路西框架下的合作与协调无法消除各成员国监管规则及其实践的巨大差异，加上成员国握有实质性的银行监管权，在欧盟层面又缺乏具有强制效力的协调机构，故在执行时，很难实现协调与合作的有效性与高效性，特别是当成员国之间或者成员国与欧盟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40]

综上所述，在欧盟银行业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母国控制”原则下离散的银行监管体系，面对外部冲击，无法确保欧盟金融体系稳定，甚至还增添金融市场陷入危机的风险；并且在危机爆发后又难以实现及时高效的危机管理，这些问题在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由此可见，欧盟的银行监管面临“三元悖论”，即稳定的金融体系（stable financial system）、一体化的金融体系（integrated financial system）和成员国负责金融监管（national financial supervision）三者无法同时兼得。[41]在银行业高度一体化已成现实的情况下，欧盟要么继续坚持“政治”正确性，由成员国保留银行监管权，而无视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要么改变治理模式，让各国上交银行监管权，建立区域单一监管机制，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在欧债危机的推动下, 为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减少银行破产造成的损失，欧盟银行业监管规制理念与模式发生了从“母国控制”原则到“审慎监管”原则的根本转变，欧盟各国在2012年6月的欧盟峰会上就上交银行监管权，在欧盟层面建立包括银行单一监管机制、单一清算机制及单一存款保险计划(Single Deposit Insurance Scheme)在内的银行业联盟达成一致，并随之展开实质性的制度建设工作

四欧盟银行业联盟的组成部分

（一）单一监管机制

2009年，为应对金融危机，欧盟设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uropean Systemic Risk Council, ESRC）,致力于为欧盟层面的宏观审慎监管提供信息、预警、建议与协助；同时，在莱姆法路西框架第三层次相关机构的基础上成立三个金融监管局：即欧洲银行业管理局（European Banking Authority, EBA）、欧洲保险与职业养老金管理局（European Insurance and Occupational Pensions Authority, EIOPA）和欧洲证券管理局（European Securities Authority, ESA）,这些机构主要负责在微观审慎监管方面制定统一的监管规则（Single Rulebook），并协调各国监管行动，与各国监管机关一起构成欧洲金融监管者体系（European System of Financial Supervisors，ESFS）。[42] 但是，在各自为阵的离散监管体系并未改变的情况下，这些机构制定的规则文本不具备法律强制性，成员国可自行决定是否采纳。[43]

2013年，单一监管机制决议的最终通过彻底颠覆了这一格局。这一机制由欧洲央行和各参与国监管机构组成，覆盖欧元区所有银行，依照由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制定的单一监管规则履行审慎监管职权，包括银行牌照的发放与注销、对股权转让、杠杆率、大额信贷、流动性、负债率、相关信息披露、资本充足率、内部管理机制与程序的监管以及早期预警等，以维护欧盟（欧元区）金融体系的稳定。[44]

欧洲央行是这一机制的核心，与其他机构相比，拥有充足的技术手段（例如基于货币政策的信息收集以及流动性用于危机管理）以履行监管职能，许多国家的央行因此被赋予宏观审慎监管职责；同时，欧洲央行自建立以来，通过下属的银行业监管委员会在银行监管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专业知识，并且成为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CBS）的观察员；[45]另外，《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27条第6款“理事会经咨询欧洲议会和欧洲中央银行，可以一致方式，根据一项特别立法程序通过条例，就除保险业以外的信贷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政策赋予欧洲中央银行以特定任务”为欧洲央行实施审慎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46]为避免金融监管职能与货币政策职能相冲突，欧洲央行内部将成立一专门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一名主席、一名副主席（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委员）、四名欧洲央行代表以及参与国监管机构代表各一名组成，投票遵循简单多数原则，在票数相同情况下，主席拥有决定权。

欧洲央行原则上具有对参与这一机制的欧盟成员国所有信贷机构的审慎监管权力，但是，为兼顾监管的灵活性，欧洲央行除直接负责所有银行的牌照发放注销与股权转让事宜外，只对符合一定条件的大型或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直接审慎监管，这些条件包括资产超过300亿欧元、或者资产低于50亿欧元但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20%以上、又或者被成员国监管当局认定为对国民经济有显著影响等；其余银行仍由各国实施监管，但欧洲央行拥有最终决定权。在这一机制下，各成员国事实上已将银行监管权上交欧盟层面，原有的离散监管体系分崩离析，关注金融体系稳定的银行监管体系就此确立。[47]

同时，由于欧盟特殊的政治架构，欧盟新的银行监管体系与原来的金融监管模式存在明显的不同：对于具有系统重要性、可能引发金融震荡的大型信贷机构，新的银行监管体系采用功能模式（欧洲央行负责宏观与微观审慎监管，成员国负责商业行为监管），以便迅速有效地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而对于中小型信贷机构，则采用统一模式（欧洲央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而微观审慎与商业行为监管交由成员国负责），以更灵活地保障信贷机构的安全和维护银行客户的利益，这无疑是金融监管模式的巨大创新。

欧洲银行单一监管机制落地后，为欧洲稳定机制向问题银行注资，以从机制上斩断银行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之间的恶性循环扫清了障碍；同时，也为银行业联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单一清算机制

即使在良好的监管之下，也无法避免正常经营的银行出现困难甚至陷入破产，根据“内部纾困的原则”（bail-in principle），在银行破产和重组时，银行股东及债权人须先行自救；因此，为避免政府和纳税人买单，并保护普通储户利益，统一的清算机制与存款保险计划必不可少。[48]

根据《欧洲联盟运行条约》第114条出台的单一清算机制方案覆盖了所有参加单一监管机制的欧盟成员国，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1）建立单一清算基金（Single Resolution Fund），资金来源于向银行业的征税，具体步骤为先建立由各国独立管理的清算基金，在未来逾十年内逐步合并为一个在欧洲层面统一管理的基金，并在2026年之前达到550亿欧元的规模。在单一清算基金完善之前，破产与重组资金需求除来自于各国清算基金，也不排除动用欧洲稳定机制或者采用成员国之间相互拆借等方式。

（2）设立一个由一名主席、四名专职委员和参与国代表组成的清算委员会，拥有清算银行的广泛权力，包括清算工具和资金的使用。清算委员会可在欧洲央行的倡议下或自主就银行清算作出决定，并在24小时之内生效，除非欧盟委员会提议更改，且这一提议的批准在欧盟理事会中仅需简单多数。清算委员会的决定按照重要程度设定了不同的批准程序。为打消德国等国家的顾虑，确保参与国的预算主权，方案规定，在事先未通过成员国预算程序的情况下，禁止要求成员国提供额外的资金支持。

同时，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也于2013年12月12日就单一清算机制运行所依据的规则《欧洲银行复苏与清算指令》(Bank Recovery and Resolution Directive, BRRD)达成协议。[49]

（三）单一存款保险计划

相比之下，单一存款保险计划的建设则相对滞后。欧盟认为，在成员国层面仍未普遍设立存款保险机制的情况下，单一存款保险计划目前并不具备立即建立的条件，而应先致力于完善各成员国各自的存款保险机制。2013年12月17日，欧盟理事会与欧洲议会就存款保险计划的规则达成协议，以强化各国现有的存款担保机制。协议规定：储户在银行破产时可获得最高10万欧元的赔偿不变，但至2024年，偿付期限将从目前的20天缩短至7天；同时，银行将向储户提供更透明的银行信息，并且存款保险基金占存款余额的比例须在10年内达到0.8%，关于建立单一存款保险计划的事项还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磋商。[50]

欧盟银行业联盟的建设是欧债危机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创造的一个重大机遇，也是欧盟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必然选择，而与此有密切关联的财政一体化议题，如财政联盟（fiscal union）也将逐渐被提上日程。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欧盟银行业联盟的建立，也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如何解决全球层面的“三元悖论”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审稿人：陈新；文字编辑：宋晓敏）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nking Union

Abstract: The European debt crisis made clear tha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EU banking integration process, the decentralized EU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regulation system has increasingly met challenges by the “Trilemma” that the stability of a highly integrated financial system cannot be guaranteed if the banking supervision authority is reserved in the hands of the member states. Therefor the concept and mode of the EU banking supervision has shifted from the “home country control” principle to that of “prudential supervision”. The member states give the banking supervision authority to the European level and began to establishing the banking union which single supervisory mechanism, single resolution mechanism and single deposit insurance scheme includes.

Keyword: EU, banking union, banking supervision, European debt crisis, Trilemma

（联系胡琨：hukun@cass.org.cn）

本文载周弘主编、江时学副主编：《2013-2014年欧洲发展报告》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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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欧洲央行官方网站，http://www.ecb.europa.eu/ssm/establish/html/index.en.html, last accessed on 29. Dec. 2013.

[2]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Agrees General Approach on Single Resolution Mechanism”, Presse 564, 17602/13, Brussels, 18. Dec. 2013,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ecofin/140190.pdf, last accessed on 29. Dec. 2013.

[3]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http://www.proyectos.cchs.csic.es/euroconstitution/library/historic%20documents/Paris/TRAITES_1951_CECA.pdf, last accessed on 18 Dec. 2013.

[4] The Treaty of Rome, http://ec.europa.eu/economy_finance/emu_history/documents/treaties/rometreaty2.pdf, last accessed on 18 Dec. 2013.

[5] S. Kleimeier and H. Sander, “Integrating Europe’s Retail Banking Market: Where Do We Stand?”, Research Report in Finance and Banking,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Brussels, 2007, pp. 5-6.

[6] Directive 73/183/EEC, OJ L 194, 16 July 1973, pp. 1-10,

[7] J. Dermine, “European Bank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nference Paper of Second ECB Central Banking Confere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ropean Financial System, Frankfurt a. M., 24-25 Oct. 2002, p. 4.

[8] COM, 310, Brussels, June 1985 , pp. 29-30.

[9] Directive 89/646/EEC, OJ L 386, 30 Dec. 1989, pp. 1-13.

[10]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pean Financial Integration Report 2007”,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SEC(2007), 1696, Brussels, 10 Dec. 2007, pp. 8-9.

[11] 制约零售银行利率趋同的因素主要包括：银行客户对本地银行的信任、信息不对称、运输成本以及一体化壁垒等。

[12] 即欧盟一国银行总资产中其他欧盟成员国银行资产所占的比例。

[13] J. D. Haan, S. Oosterloo and D. Schoenmaker, “European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2009, p. 220.

[14] 此30家银行资产累加占欧盟银行业总资产的近一半。

[15] 银行类型根据银行资产的地理分布结构进行划分：母国资产超过50%的银行为“国内银行”，母国资产低于50%且在欧盟其他成员国资产高于25%的银行为“欧洲银行”，母国资产低于50%且在欧盟其他成员国资产低于25%的银行为“全球银行”，参见D. Schoenmaker and C. Van Laecke, “Current State of Cross-Border Banking”, FMG Special Papers, 168,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ondon, 2006, p. 27.

[16] ECB, “EU Banking Structures”, Frankfurt a. M., 2008, p. 8.

[17]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Conferring Specific Tasks on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Concerning Policies Relating to the Prudential Supervision of Credit Institutions”, 2012/0242(CNS), Brussels, 14 Dec. 2012, http://register.consilium.europa.eu/pdf/en/12/st17/st17812.en12.pdf, last accessed on 23 Dec. 2013.

[18] J. D. Haan, S. Oosterloo and D. Schoenmaker, “European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2009, p. 304. a. D. Schoenmaker and P. Wierts, “Financial Supervision: Which Model for Europe?”, FMG Special Paper, 143,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London, 2002, p. 6.

[19] 即《里斯本条约》第127条第5款，http://www.lisbon-treaty.org/wcm/the-lisbon-treaty/treaty-on-the-functioning-of-the-european-union-and-comments/part-3-union-policies-and-internal-actions/title-viii-economic-and-monetary-policy/chapter-2-monetary-policy/395-article-127.html, last accessed on 22 Dec. 2013.

[20]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Group on Financial Supervision in the EU, Chaired by J. de Larosière, Brussels, 25 Feb. 2009, pp. 30-32.

[21] EZB,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im Bereich der Finanzmarktaufsicht”, Monatsbericht, Mai, 2002, p. 63.

[22] CEBS, Annual Report 2004, London, 2004, pp. 6-7.

[23] EZB, “Internationale Zusammenarbeit im Bereich der Finanzmarktaufsicht”, Monatsbericht, Mai, 2002, pp. 67-71.

[24]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mmittee, Report on Financial Stability/ First Brouwer – Report, Brussels, 8 April 2000,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misc/ACF16BD.htm,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ommittee, Report on Financial Crisis Management / Second Brouwer – Report, Brussles, 17 April 2001,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Upload/Brouwer%20Report%20on%20Financial%20Crisis%20Management.pdf, last accessed on 23 Dec. 2013.

[25] E. Meister, Herausforderungen für die Bankenaufsicht in Europa. Rede beim Parlamentarischen Abend der IHK Frankfurt in der Landesvertretung Hessens in Brüsse am Dienstag, 4. Nov. 2003, p. 7.

[26] 此部分详细内容可参见胡琨、刘东民：“欧债危机下欧盟银行规制与监管体系的转型与创新”，《欧洲研究》2013年第3期，第65-84。

[27] 胡琨：“欧元区最后贷款人机制的制度创新”，《欧洲研究》2012年第6期，第87-101页。

[28] Y. Mersch, Die Europäische Bankenunion – die Ersten Meter einer Langen Reise. Rede am Finanzplatztag in Frankfurt am Main, 27 Feb. 2013, https://www.ecb.int/press/key/date/2013/html/sp130227_1.de.html, last accessed on 25 Dec. 2013.

[29] 欧洲央行SWD数据库。

[30] Eurostat数据库。

[31] 参见D. Gros and S. Micossi,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Game…”, 20 Sep. 2008, http://www.voxeu.org/article/mother-all-bailouts-and-what-it-means-europe 及 D. Gros, “Too Interconnected to Fail = Too Big to Fail: What is in a Leverage Ratio?”, 26 Jan. 2010, http://www.voxeu.org/article/too-interconnected-fail-too-big-fail, last accessed on 25 Dec. 2013.

[32] J. D. Haan, S. Oosterloo and D. Schoenmaker, European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2009, p. 322.

[33] 在这种情况，“东道国”原则上被视为外国银行在本国子公司的“母国”，使用“母国控制”原则。

[34] 参见Mitteilung der Kommission, Europäische Finanzaufsicht, Text von Bedeutung für den EWR, 27. Mai 2009, pp. 4-5.

[35] J. K. Jackson, “Iceland’s Financial Crisis”, in K. G. Efenhoff (ed.),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9, pp. 97-104, 也可参见Report of The High-Level Group on Financial Supervision in the EU, Chaired by J. de Larosière, Brussels, 25 Feb. 2009, p. 46.

[36] 2008年欧盟新成员国陆续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在危机爆发之前的2007年，各国银行业资产中外国银行资产普遍较高，最先陷入危机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银行业资产中外国银行资产比例分别为54.33%与82.1%，斯洛伐克的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5.86%

[37] Mitteilung der Kommission, Europäische Finanzaufsicht, Text von Bedeutung für den EWR, 27. Mai 2009, pp. 4-5.

[38] 可参见J. D. Haan, S. Oosterloo and D. Schoenmaker, European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stitutions, Cambridge, 2009, p. 322.

[39] Mitteilung der Kommission, Europäische Finanzaufsicht, Text von Bedeutung für den EWR, 27. Mai 2009, pp. 4-5.

[40]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Group on Financial Supervision in the EU, Chaired by J. de Larosière, Brussels, 25 Feb. 2009, pp. 31-32.

[41] D. Schoenmaker, “Central Banks and Financial Authorities in Europe: What Prospects? ”, in D. Masciandaro (ed.), The Handbook of Central Banking and Financial Authorities in Europ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5, pp. 398-456.

[42] 欧盟官网, 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internal_market/single_market_services/financial_services_general_framework/mi0017_en.htm, last accessed on 25 March 2013.

[43] Mitteilung der Kommission, Europäische Finanzaufsicht, Text von Bedeutung für den EWR, 27. Mai 2009, pp. 4-7.

[44]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Proposal for a Council Regulation conferring specific tasks on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concerning policies relating to the prudential supervision of credit institutions”, 2012/0242, 14 Dec. 2012, pp. 26-27.

[45] ECB, The Role of Central Banks in Prudential Supervision, http://www.ecb.int/pub/pdf/other/prudentialsupcbrole_en.pdf, last accessed on 25 March 2013.

[46] 《欧洲联盟运行条约》，中文译本参见《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程卫东、李靖堃（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7页。

[47] Council Regulation N. 1024/2013 of 15 Oct. 2013,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Union, L 287/63.

[48] EP, Deal reached on bank“bail-in directive, Press Release, 12. Dec. 2013, http://www.europarl.europa.eu/pdfs/news/expert/infopress/20131212IPR30702/20131212IPR30702_en.pdf, last accessed on 30. Dec. 2013.

[49] MEMO, 13/1140, Brussels, 12 Dec. 2013,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3-1140_en.htm?locale=en, last accessed on 15 Jan. 2014.

[50] MEMO, 13/1176, Brussels, 17 Dec. 2013, 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3-1176_en.htm, last accessed on 31 Dec.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