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升：欧版QE，东施效颦
根据欧盟各成员国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欧元区一季度的GDP增长（见图1）远低于预期值：欧元区一季度GDP环比增长0.2%，预期增0.4%；欧盟28国环比增0.3%，前值增0.4%；欧元区同比增0.9%，前值0.5%；而欧盟28国同比增1.4%，前值增1%。而通胀率依旧处在不到一个百分点的“险区”，尽管4月份略有回升；欧盟主要成员国的经济业绩（见图2）也参差不齐，显示出较高的“异质性”：德国还是老大，一如既往地推动欧元区经济实现适度增长，法国停滞不前，意大利和荷兰则陷入负增长；至于欧元兑美元走势（见图3），走低在1.3660，更是创两个月来新低。
图1：欧盟28国、欧元区与美国的GDP环比增长对比图
而在此之前（4月初）欧洲央行召开的议息会议上，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一致同意将运用权限之内的非常规工具，以有效应对通胀持续低迷的风险。所谓的“非常规工具”，指的是突破传统手段、释放大量的流动性。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明确表示，这些非常规工具包括量化宽松（QE）的货币政策。自此，“欧版QE”便成了几乎无人不谈的话题，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在笔者看来，欧版QE其实是“东施效颦”，在欧洲大陆或将“水土不服”；倘若启动，也难逃“饮鸩止渴”短视之嫌，与欧盟的中远期目标无补。
实际上，所谓的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最早是英美文化国家的工具。美联储自然是QE的倡导者与践行者，英国央行紧随其后，日本也不甘寂寞。鉴于历史遗留和地缘政治的因素，笔者曾多次在不同的文章中，将美英日三国同归为一个“阵营”。在经济上更是如此，尽管我们通常将其一并视为“西方”，但其实英美文化国家与欧洲大陆国家相比，纵使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也是迥异：无论是国家政体类型，还是财政决策机制；无论是社会模型，还是经济模式；无论是“异质性”，还是金融体制与融资渠道。
首先，国家政体类型与财政决策机制不同。英国和日本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无论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该政治实体都有其统一的财政决策机制，因而能够实施步调一致的财政政策。然而，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政体类别，欧盟共有28个成员国，欧元区则有18个成员国，外加“申根国”与“自贸国”等错综复杂的多层面构架（笔者将其归到“超邦联制”国家系列），欧盟虽有粗略的“政治联盟”，却迄今没有真正实现“财政联盟”。这也是欧债危机久而未决的根本原因之一。
图2：欧元区各成员国一季度GDP比较图
其次，社会模型与经济模式不同。英美国家总体上奉行“自由经济”原则，尽管也有国家的介入，但“市场化”程度显然要高于欧陆国家；后者对经济采取的依然是国家的强力干预，国家在诸多经济现象中依然扮演着“最终贷款人”的角色。笔者在欧陆国家学习、工作多年，也曾感叹法国这样的国家有时管得比中国还多。除了国家的强力干预，欧陆国家奉行“高福利”的社会体系，以示社会的公正与公平。在法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在10%左右徘徊）中，过高的各类补助也是促成部分原本有能力就业的人，宁可继续保持失业状态的原因。
第三，欧美在“异质性”上差异不小，极高的“异质性”也是阻碍欧盟效仿英美采用QE的因素。如图2所示，德国一季度季调后GDP初值环比增0.8%，预期增0.7%，前值增0.4%；德国一季度未季调GDP初值同比增2.5%，预期增2.2%，前值增1.3%。意大利第一季度GDP初值环比降0.1%，预期增0.2%，前值增0.1%；意大利第一季度GDP初值同比降0.5%，预期降0.1%，前值降0.9%。法国一季度GDP初值环比增0%，预期增0.1％；前值修正为增0.2%，初值增0.3%；法国一季度GDP初值同比增0.8%，预期增0.9%，前值增0.8%（数据：欧盟各成员国公布、由《华尔街见闻》整理）。德、法、意作为欧盟的“三驾马车”，不同的经济业绩也促使他们各有所念，尤其是作为欧盟经济“引擎”的德国更是如此。尽管默克尔已多次松口，但当一个国家的经贸利益与欧盟的总体利益相悖之时，决断也是不易。
最后，金融体制与融资渠道也大相径庭。鉴于不同的社会与经济模式，英美国家的金融也是“市场倾向型”，而欧陆国家则是“银行倾向型”。与依赖于资本市场的美国经济不同的是，欧陆国家的经济主要依赖于银行的贷款。数据显示，欧元区部分国家对银行信贷的依赖度高达八成。笔者在欧美都生活和工作过，在美国遇到风投机构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在法国的风投机构则是凤毛麟角。
综上各种不同，欧版QE难免“东施效颦”。接着，让我们假设如果真地启动欧版QE，这“效颦”的代价又是多大、效果又会如何？根据欧洲央行的一个模拟结果表明，未来一年欧洲央行如果实行一万亿欧元QE规模，仅能提升通胀率大约0.6个百分点（从0.2%到0.8%），仍远未达到2%的通胀目标值。显而易见，欧版QE的“性价比”极低，得不偿失。
图3：欧元/美元15日走势图
（来源：上述三张图表的数据，均来自欧盟各成员国公布，由《华尔街见闻》整理）
现在的一个共识，自然是欧洲的威胁是“通缩”。3月份欧元区CPI同比增速仅为0.5%，其中核心CPI为0.8%，这与欧洲央行确定的“2%通胀目标”相去甚远。和有些国家难以抑制通胀相反的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的欧盟面临的是，如何刺激投资和消费，进而拉高通胀的“使命”。而经历了5年多欧债危机的欧洲人，对未来预期趋于悲观，因而在消费上持谨慎保守态度；而银行业由于担心借款企业“违约”频发，也在实际上对放贷条件“水涨船高”，造成了欧陆国家普遍存有严重的“惜贷”现象。
“解铃还须系铃人”。前文所述，欧盟的症结在于虽有统一的“政治联盟”，却无统一的“财政联盟”；而“银行业联盟”是实现“预算联盟”的关键，“预算联盟”又是“财政联盟”的关键；如果这“银行业联盟”能切实实施，欧盟的6,000多家银行能够组成有效的联盟，那么，实现“财政联盟”也就如同“探囊取物”，能为进一步解决欧盟的其它问题打下坚实的财政基础。
总之，欧洲人的问题只能由欧洲人来解决。估计负利率会是欧洲央行下一步的首选，但由于欧盟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负利率究竟能起到多大的功效还是个问号。作为一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QE在美国确实行之有效，曾成功“救驾”于次贷危机引起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及美债危机之中，现在美联储正逐步退出QE。然而，“外来的和尚”毕竟还是外来的，由于环境与背景的差异，如果生搬硬套，届时难免会“水土不服”；倘若启动，也难逃“饮鸩止渴”短视之嫌。
本文作者赵永升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欧洲所访问学者，法国巴黎索邦大学经济学（金融学）教授，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秘书长
（联系 赵永升：jacques.zh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