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学：对欧洲债务危机的认识

一、何谓欧洲债务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的性质是主权债务危机。顾名思义，主权债务危机是指一个国家的公共债务负担如此沉重，以至于政府陷入了一种无法按期还本付息的被动局面。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只有在一个国家的政府明确宣布无力还本付息、违约（default）或提出纾困（bailout）的要求后，这个国家才能被视为陷入了主权债务危机（以下简称债务危机）。

    媒体和学术界对债务危机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媒体在使用“债务危机”这一术语时较为随意。因此，当一个国家的债务形势持续恶化、债务违约的风险显著增加时，这个国家就被视为爆发了债务危机。例如，国际媒体早就认为意大利陷入了债务危机，而当时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则认为，意大利餐馆熙熙攘攘，人满为患，毫无危机可言。

    学术界在判断一个国家是否陷入债务危机时则通常采用以下指标：一是主权信用等级是否被连续大幅度下调；二是与主权债务相关的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 CDS）的息差是否快速而大幅度地扩大；三是政府新发行的债券收益率是否显著上升。[1] 但是，上述3个指标无法被量化。因此，在判断一个国际是否陷入了债务危机时，仍然具有很强的主观意识。

    债务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即负债率）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债务负担的轻重。根据欧洲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1年第三季度，高于欧元区17国负债率平均水平（87.4%）的5个国家是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和比利时，其负债率分别为159.1%、119.6%、110.1%、104.9%和98.5%。[2] 但是，较高的负债率并不完全意味着这个国家必然会爆发债务危机。例如，日本的负债率高达197.5%，但日本并未陷入债务危机。[3] 意大利和比利时也没有爆发债务危机。

    与债务危机的定义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界定债务危机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我们在认定一个国家是否陷入债务危机时缺乏具体的、一目了然的量化指标，所以，在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已摆脱或解决债务危机时，同样是很难的。

    毋庸赘述，欧洲债务危机不可能永远存在，迟早会得到解决。但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债务危机得到了解决？是否意味着希腊等国必须将债务和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比重分别降到60%和3%以下？是否意味着国际上的主权信用评级公司不再下调其信用等级？是否意味着CDS的息差不再扩大？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能重返资本市场、并使新发行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必须下跌到7%以下？是否意味着市场对这些国家的信心得到恢复？是否意味着它们不再需要外部援助？是否意味着它们的GDP必须摆脱负增长？是否意味着它们必须满足所有条件还是其中之一个条件？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尚无定论。

    自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无论是媒体还是学术界，都习以为常地使用“欧洲债务危机”这一提法。其实，这一提法并不贴切。众所周知，1982年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后，拉美的几乎所有主要国家都先后陷入了危机。因此，将整个拉美地区视为陷入了债务危机是符合实际的。然而，在欧洲，迄今为止，只有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国提出了纾困的要求，因而只有这三个国家爆发了债务危机。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经济形势固然岌岌可危，但尚未陷入债务危机，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与危机更是相去甚远，因此，欧洲债务危机这一提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言过其实的。换言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欧洲的债务危机”（debt crisis in Europe），而非“欧洲债务危机”，更不是“整个欧洲陷入了债务危机”（Europe in debt crisis）。然而，欧洲债务危机这一提法早已被国际社会接受，成为一个约定俗成、妇孺皆知的术语。

二、如何评价德国在欧洲债务危机中的态度和作用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对德国的态度和作用颇为不满。例如，美国《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认为，“欧元及欧洲一体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默克尔的头脑。她的德国是欧元区最大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是欧元的根基；只有德国才能使欧元存活下来，因为只有它拥有只够的资源和势力。在欧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从而对全球复苏及欧元的未来构成巨大威胁时，所有眼光都集中在默克尔身上，希望德国能为改革指明道路，修复和重振欧洲。但默克尔辜负了众望。……默克尔说过：‘如果欧元失败了，欧洲也就失败了’。但她在向欧元区提供资金时很不情愿，也不是全心全意的。”[4]

    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可能是对德国的立场最反感的欧洲国家政府官员。他在为英国《金融时报》撰写的文章中说：“我们要求柏林方面承认它是现有协议的最大受益者，因此在维系这些协议方面负有最大的责任。德国并非其他国家的放纵行为的无辜受害者，这一点德国最清楚了。此外，有一点也是它应该知道：德国曾违反了《稳定与增长公约》，德国的银行不计后果地购买了高风险债券。”他还写道：“我希望德国帮助欧元区逃过这一难，并取得繁荣发展，这既是为了德国自己，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其它各方都无力做到这一点。我很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说出下面这句话的波兰外交部长，但我仍然要说：与其说我担心德国的强大，不如说我开始担心德国的不作为。你们已成为欧洲不可或缺的国家。”[5]

    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参加2012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对媒体说，德国应该为欧元区的诸多问题承担责任。[6] 甚至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前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也认为，默克尔的“拖延战术”不仅无助于债务危机的解决，而且还使德国在欧洲的领导地位付诸东流。[7]

    默克尔当然不会接受各方对她的批评。她说：“我已说得很清楚，只有使希腊确保稳定和矢志改革，（欧洲）才能有团结。这不是（我的）犹豫不决，而是要求。”[8] 在2012年1月25日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默克尔再次重申，德国愿意帮助其他欧盟成员国，但“我们不想在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情上作出承诺”。她认为，只有在希腊等国通过减少债务、压缩财政开支和实施结构性改革来促进增长和增强竞争力之后，欧盟经济才能恢复全球市场的信心。[9]

    德国在如何应对欧洲债务危机这个问题上的颇为争议的立场是否与经济因素有关？有人认为，“半个欧洲深陷债务危机，而德国经济却充满活力。一方面，这一活力得益于德国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及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另一方面，虽然德国不希望看到这一危机，但是，毋庸置疑，德国是这一危机的最大受益者。首先，危机使德国获得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南欧国家的危机使失业率居高不下，其结果是，大量高质量的劳动力到德国谋职。根据德国政府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仅在2011年上半年，进入德国的外来移民增加了19%，希腊移民增加的幅度高达84%。其次，欧元的贬值推动了德国的出口。2011年，欧元对美元贬值3.1%，对日元贬值8%，德国的出口增长了8.2%。第三，危机使柏林成为欧洲政治的中心，从而提升了德国的政治地位。”[10]

    《纽约时报》（2011年11月24日）的一篇文章写道：“总有人会从坏消息中挣钱。从欧洲债务危机中挣钱的是德国。”[11] 该文章援引的比利时的一个名叫“重新界定”（Re-Define）的智库认为，德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08年中期的4.7%下降到2011年年底的2%，创200年以来的最低记录。其结果是，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德国因融资成本下降而节省了200亿欧元，储蓄增加了200亿欧元。[12] 这也是为什么德国反对创建欧洲统一债券的原因所在。[13]

    将德国应对欧洲债务危机的立场和态度与上述经济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诚然，债务危机爆发后，德国的3A级债券成为“避风港”，吸引了大量资金，但是，欧盟是德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因此，债务危机爆发后，德国对欧盟的出口受到了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欧洲债务危机的久拖不决会加大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德国对其他地区的出口。据报道，西门子公司2011年第四季度的利润下降到15亿欧元，利润率与2010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7%。该公司认为，这一不佳业绩与欧洲债务危机有关。[14]

    还有人从历史角度出发，认为默克尔在债务危机问题上的犹豫不决与德国不愿意在欧洲事务中“出头露面”有关。例如，美国《时代》周刊刊载的一篇文章指出，“欧洲的德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教训，不希望在欧洲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因为“历史上德国试图控制其邻国的企图都没有遇到好结果。今天，德国不愿意被视为有意在外交上和经济上主宰欧洲。”[15]

    这一分析也有牵强附会之虞。德国的历史固然不堪回首，但它希冀成为世界大国的梦想并未消失，否则它不会醉心于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事实上，包括默克尔在内的许多德国人都认为，德国应该在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还有人说，作为物理学家出身的政治家，默克尔具有考虑周到、轻易“不出手”的个人性格。一些媒体甚至以她年轻时在跳板上犹豫了45分中后才跳入水中这一“典故”为例，批评她优柔寡断，不敢果断决策，从而延误了救助希腊的最佳时机。

    这一评论同样有失公允。事实上，默克尔是“一位冷静、可靠、故意显得毫无光彩的领导人，是整个欧洲的发号施令者。”在欧元债务危机爆发之前，她就已经主导了欧盟的决策。她也许语言温和，注重建立共识，但正是她的思想，才为布鲁塞尔确定了议事日程，也设立了危机管理的指导原则。[16]

    综上所述，默克尔政府在欧洲债务危机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既不是经济原因，也不是历史因素，更不是默克尔个人性格使然，而是与国内政治因素（亦即德国选民的心态）有关。

    许多德国人认为，希腊人崇尚享乐，不努力工作，寅吃卯粮，因此德国不应该为希腊纾困。[17] 德国电视二台（ZDF）对1330个德国人所作的民意测验表明，60%的受访者不同意德国向希腊提供资金。[18] 德国的一个为股票市场服务的网站曾就“德国是否应该支持欧元债券”这一问题做过一次民意测验，93%的网民认为“不应该”。[19]

    默克尔在国际上的声望之高是毋庸置疑的。2011年8月，默克尔总理第五次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英国《金融时报》写道：“据说30多年前时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抱怨称，在打一个电话就能找到拍板人之前，他是不会信任欧洲的。……而他现在一定满意了，因为他只需要打电话给柏林的‘欧罗巴夫人’（Madame Europa）即可。‘欧罗巴夫人’就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明星》杂志甚至还公布了默克尔办公室的电话号码。”[20]

    但在国内，默克尔却受到了多种政治因素的掣肘。例如，2011年是德国的“超级选举年”，共有7个州举行议会选举。在首场较量（即2月20日的汉堡州议会选举）中，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被社会民主党击败，得票率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低纪录，与自由民主党组成的州执政联盟垮台。甚至在9月4日举行的她的家乡梅克伦堡-西波莫瑞州议会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也未能取胜。

    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地方选举中的失利固然与多方面的因素有关，但选民反对默克尔为陷入债务危机的希腊等国纾困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2010年5月默克尔政府同意参加欧元区成员国救助希腊的行动后，德国的一位法律教授、三位经济学家、一位企业家和一位联邦议会议员向联邦宪法法院起诉默克尔政府违反了欧盟和德国的有关法律。[21] 虽然宪法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起诉，但要求联邦政府今后在作出类似决策之前必须得到联邦议会预算委会员的授权。毫无疑问，这一法律上的纠葛显然掣肘了默克尔政府在应对债务危机时采取的立场。

三、如何看待财政紧缩的作用及效果？

    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希腊等国提供纾困时，附件了一些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必须严格执行财政纪律，在规定时间内将财政赤字和债务降低到规定的指标。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严厉的“双规”能安抚反对向希腊等国提供资金援助的德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并敦促受援国痛定思痛，通过“勒紧裤腰带”来改善宏观经济的基本面，甚至还能避免“道德风险”，促使其放弃其铺张浪费、随意消费和享受的恶习。然而，“勒紧裤腰带”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危害性是不容忽视的。

    在希腊等国，减少财政赤字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社会福利、在公共部门实施裁员或减薪、增加税收以及私有化。这些措施产生了两个极为严重的后果：一是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各行各业的罢工和民众的游行示威几乎从未间断过。毫无疑问，民众的抗议是多个国家发生政府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损害了经济增长的活力。如表1 所示，2010年和2011年希腊等5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是极为令人失望的。与此同时，经济的萎靡不振恶化了就业形势。

    中小企业因经济实力弱小而更容易受反危机措施的影响。其结果是，许多中小企业只能缩小生产规模、裁员或倒闭，从而进一步恶化了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形势。据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12月，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2.9%，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分别为19.2%、14.5%和13.6%。整个欧盟的失业率为9.9%，欧元区为10.4%，高于美国的8.5%。[22]

表1    2010年-2011年希腊等5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资料来源：欧洲统计局。

http://epp.eurostat.ec.europa.eu/tgm/table.do?tab=table&init=1&plugin=1&language=en&pcode=tsieb020

    与此同时，社会治安也在恶化。据雅典警察局统计，2011年上半年，偷窃和入室盗窃的发案率比2010年同期相比增加了2倍。而且，债务危机之前被认为是较为安全的地区也接连不断地出现了刑事案件。[23]

    社会治安的恶化无疑与贫困密切相关。据希腊的一个慈善机构估计，目前希腊全国各地约有2万人无家可归，比2008年增加了25%。过去，无家可归的主要是家庭出身贫寒的人；如今，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24]

    希腊的债务危机也使大量外国人重返家园。与其说是在希腊面临失业，还不如回家另谋生路。在离开希腊的人潮中，最多的是阿尔巴尼亚人。[25]

    20世纪80年代拉美爆发债务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在提供援助时同样附加了控制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等严厉的条件。其结果是，拉美国家大幅度压缩公共投资和减少进口，使经济复苏失去了活力，债务危机演化为经济危机。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作拉美的“失去的十年”。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样要求受援国实施经济调整，即压缩财政开支和平衡经常项目。这些措施同样导致经济活动萎靡不振，影响了克服金融危机的成效。

    总之，“勒紧裤腰带”之类的反危机措施使希腊等国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没有外部救助，这些国家就难以走出困境；要得到这些救助，它们必须减少财政支出；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实施的紧缩损害了经济复苏的动力，人们生活水平下降，社会冲突也愈益严重；而在经济得不到复苏的不利条件下，只能继续依赖外部救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说：“我们建议欧洲国家调整其紧缩计划，采取一些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措施。”[26]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部主任艾尔文·斯特尔泽认为，仅仅依靠紧缩是无法解决债务国的问题的。他认为，欧洲国家实施紧缩政策的经历表明，削减开支和增税将极大地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以至于经济的缩小比财政赤字的缩小更快，从而使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比重上升，使失业率上升。[27]

    欧盟也开始认识到，过于严厉的财政紧缩对恢复生产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欧盟在要求希腊等国控制财政开支和减轻债务负担时，必须加大发展经济的力度，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减少财政紧缩导致的社会成本。

    在最近几次欧盟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已在如何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达成共识。[28] 这些共识包括：（1）各国要制定切实可行的就业计划，减少青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障碍；（2）欧盟将与青年失业率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的8个国家（西班牙、希腊、意大利、葡萄牙、斯洛伐克、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尔兰）加强合作，成立特别工作组，制定针对青年人的具体的就业计划；（3）呼吁法国、德国和英国尽快解决其在专利方面的分歧，以确保在2015年建成欧盟范围内的统一数码市场；（4）通过提供资金援助和减少行政手续等手段，帮助欧盟的2300万个小企业走出目前的困境；（5）将尚未使用的总额为820亿欧元的结构性基金和社会基金用于刺激基金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

    在2012年1月30日举行的欧盟非正式峰会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在 题为“增长与就业：未来的步骤”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上述共识，并表示要认真应对影响欧盟的“紧缩与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29]

四、如何看待主权信用评级公司的作用？

    在欧洲债务危机的演化过程中，标准普尔、莫迪和惠誉三大主权信用评级公司发挥着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负面作用。例如，当希腊政府在2009年10月公布其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的有关数据后，这些评级公司相继下调了希腊的主权信用等级，使希腊的形势更加岌岌可危。事实上，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五国的形势不断恶化，都与评级公司调低其主权信用等级有着密切的关系。美联社的一篇文章指出，欧洲人的命运不仅取决于法国总统、德国总理和欧洲央行行长，而且还取决于评级公司。[30]

    2011年7月1日，波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7月13日，波兰副总理兼经济部长帕夫拉克在欧盟经济与社会委员会举办的会议上说，欧盟应该拥有自己的“透明的”、“负责任的”的评级机构。[31] 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表示，评级机构加大了投机成分。他感到奇怪的是，欧盟没有自己的评级机构。[32]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米歇尔·巴尼耶认为，评级机构不能集中在个别国家的手中，因此，欧盟也将成立自己的评级机构。此外，他还希望标普等机构不要随心所欲，而是要公平、循规滔距、敢于承担责任。[33] 法国欧洲事务部部长皮埃尔·勒卢绪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很想了解（信用等级评级机构中的）那些30来岁的毛孩子是否知道他们对西班牙或葡萄牙等地的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蒙受巨大的损失，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和住房。这些信用等级评级机构的责任心在哪里？”[34]

    还有人指出，冷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第四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大战。战争的受害者人数多达数亿或几十亿。他们的储蓄、生活方式、前途及其子女的未来都受到了影响，甚至世界的未来也受到了影响。这一战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评级。你不必使用洲际导弹，你只要点一下鼠标，就能使一个国家陷入危机或使其资源和人民陷入困境。欧洲似乎是这些武器要打击的目标和受害者。美国的评级公司在过去几个月中降低了欧洲的等级，不仅影响了欧洲的经济，而且还影响了欧洲的政治。[35]

    默克尔认为，应对债务危机是一场“政治家与市场之间的战争”，欧盟肯定能“打赢这场战争。”[36] 而评级公司下调有关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是非常不利于提升市场信心的。不仅如此，主权信用的下调还会增加这些国家的融资成本。无怪乎欧盟和有关国家都对评级公司不负责任的行为表达了不满。例如，在标准普尔于2011年9月20日将意大利的等级从A+下调为A以后，贝卢斯科尼总理办公室发表了一个声明，称贝卢斯科尼政府在议会拥有坚实的政治基础，并且已为刺激经济复苏采取了多项措施。这一声明甚至还说：“标普对意大利的下调似乎听从了报纸上的不实报道，对事实视而不见，并且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37] 德国社民党的欧洲议会议员马丁·舒尔茨：“我们不能让那些评级机构来左右金融市场上的气候。我们不知道这些机构的幕后人是谁，也不知道它们为谁服务。”[38] 更多的人则对评级公司的能力、公正性提出了质疑。例如，为什么它们不能事先发现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问题，否则，美国次贷危机或许是能够被避免的，欧洲经济或许能幸免于难。

    2012年1月13日标准普尔下调了9个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后，更多的欧洲人表达了强烈不满。一些法国人甚至在标准普尔驻巴黎的办事处门前进行示威和抗议。[39] 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菲亚斯说，塞浦路斯经济业已出现好转的迹象，因此标准普尔的下调是是不公正和难以接受的，甚至可能是别有用心的。[40] 还有人认为，欧洲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因此不需要美国的评级公司来说“欧洲值多少钱”。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也有不少批评信用评级公司的声音。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的不少经济学家则更是认为，东亚金融危机是被那些信用评级公司和金融投机分子乔治·索罗斯等人“制造”出来的，因为东亚的经济形势并非如信用评级公司所说的那样岌岌可危；而一旦东亚的主权信用等级被下调，索罗斯等人就对东亚的汇率和金融市场发起攻击，将东亚推人金融危机的“泥潭”。

    总之，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的信用评级机构的“乌鸦嘴”作用不仅不利于提升市场信心，而且还增加了希腊等国的融资成本。进入2012年后，许多国家新发行的国债收益率均出现显著的下降，唯独葡萄牙是例外，因为标准普尔在2012年1月13日已将其国债的级别降低到“垃圾级”。

    令人欣慰的是，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的呼声中，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规范信用评级公司的行为，并打破三大美国公司的垄断地位。据路透社报道，耗资3亿欧元的欧洲评级公司将在2012年开始运作。[41]

五、欧元的前途何在？

    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上对欧元的批评不绝于耳，对其生存的担忧也此伏彼起。有一网站甚至使用了“欧元垮台”（http://www.theeurocollapse.com/）这样的域名。该网站还耸人听闻地在其首页写道：“金融市场动荡不已，投资者深受欧洲债务危机之累。如同2008年美国银行体系的崩溃，欧元的垮台将对全球经济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英国《邮报》（2011年11月25日）的一篇文章透露，英国政府已开始为欧元崩溃做准备。[42] 有人甚至说，欧元难以度过2011年圣诞节。[43]

    国际上的一些国际名人也认为欧元必将崩溃。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奖克鲁格曼说，令人心酸的事实是：欧元越来越像是一种行将灭亡的货币。他还指出，对欧洲而言，欧元早崩溃一天就好一天。[4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对媒体表示，欧元区注定要垮台，因为南欧与北欧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他说：“1999年欧元诞生时，人们指望南欧国家的经济会像北欧国家的经济那样运转，意大利人会像德国人那样（工作和生活），但这一希望落空了。”[45]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在2011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断言，欧元区将在5年内垮台。[46]，金融家华伦·巴菲特于2011年3月24日对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说：“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欧元解体是不可思议的，但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 [47] 据路透社报道，金融界乔治·索罗斯同样认为，不能排除欧元灭亡的可能性。[48]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奖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欧元正式问世以前就对欧元的前途持悲观的看法。他认为，欧元难以在“严重的经济测验中”幸免于难。他甚至认为欧元的寿命不会超过10年。2005年12月，即在他去世前不久，他在接受《新展望季刊》（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 Magazine）采访时还说：“欧元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而不会成为什么有用的东西。欧元（之类的货币）没有先例。据我所知，（世界上）只有以黄金和白银为基础的货币联盟，从来就没有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发行不兑现货币（fiat currency）的货币联盟。”[49]

    在国内学术界，也有人认为，欧元区迟早要崩溃。例如，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在2011年11月说道，欧元区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上并不可行，因此欧元最终会走向灭亡。他说，成立欧元区的理论和想法太简单了。欧盟只想到使用同一个货币后能减少汇兑成本和风险，只考虑到贸易上的便利，不考虑政治决策的不同和各国利益取向的不同，也未能考虑到一旦出现了危机后如何救援等问题。[50]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的院长谭雅玲则早在2009年4月就指出，在国际金融博弈当中，会有一种国际货币会死掉，它就是欧元。[51]

    上述悲观论调是值得商榷的。众所周知，决定一个货币联盟能否成功的因素，既有经济层面上的各种因素，也有政治层面上的各种影响。在经济层面上，欧元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欧元不仅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而且还减少了交易成本，降低了长期利率，实现了价格的相对稳定，从而为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创造了条件。这一切无疑都是非常有利于欧洲经济发展的。[52]

    此外，欧元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储备货币，也是国际外汇市场上的第二大货币。截至2011年11月，流通领域中欧元（包括纸币和硬币）高达8910亿欧元，居世界之首。[53] 这一国际地位也是有利于欧元抵御各种冲击的。

    反而言之，欧元的崩溃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荷兰国际集团（ING）所作的研究表明，欧元崩溃后，欧元区所有国家不得不重新采用原来的本国货币，而各国货币的汇率会随之快速下跌；为了遏制资本外逃的趋势，各国会采取资本管制措施。其结果是，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会大幅度下降：德国将下降7%，希腊的下降幅度则会高达13%。[54]

    与欧元崩溃相似的一个观点是，一个或几个国家会在债务危机中退出欧元区。许多人认为，最有可能退出的是希腊和德国。希腊退出是为了摆脱债务危机，而德国退出则是为了“洁身自好”，不愿意为救助希腊等国承担责任。

    瑞银集团（UBS）的一个研究报告认为，希腊退出欧元区后，必然会导致大规模的主权债务违约、公司债务违约、银行危机以及对外贸易的崩溃，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0%~50%。与此有关的经济代价将高达人均9500欧元~11500欧元，此后下跌到3000欧元~4000欧元。德国离开欧元区后，也会导致公司债务违约、银行危机和对外贸易的崩溃，国内生产总值下降20%~25%。与此有关的经济代价高达人均6000欧元~8000欧元，此后减少到3500欧元~4500欧元。[55]

    欧元崩溃的政治代价也是十分巨大的。毋庸置疑，欧元解体后，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将出现大倒退，其软实力和国际形象将大幅度下降。无怪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萨科齐等人经常不断地说，没有欧元，欧盟就会垮台，没有欧盟，欧洲一体化就会停滞不前，没有一体化，欧洲就只有“死路一条”。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欧元的问世与政治考量息息相关，所以，欧元的生存和前途也与政治因素密不可分。

    当然，欧元并不是一种十全十美的货币。例如，单一化的货币政策与多元化的财政政策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脱节。其结果是，《稳定与增长公约》确定的财政赤字及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上限指标形同虚设。这是希腊等国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脱节也反映了经济治理的弱化；另一方面，欧洲债务危机损害了欧元的生命力，而危机的爆发与财政赤字庞大和债务负担沉重等宏观经济因素失衡有关。因此，加强经济治理有利于减少宏观经济失衡的风险，有利减少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因而也有利于维护欧元的生命力。令人欣慰的是，无论是欧洲中央银行还是欧元区各国领导人，都已认识到尽快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性。2010年9月29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旨在加强经济治理的６项立法建议，其中4项是关于如何修改和完善《稳定与增长公约》中与财政有关条的款，2项是为避免和应对宏观经济失衡而推出的新法规。经过一年时间的辩论和磋商，欧洲议会于2011年9月28日通过了这些议案。[56]

    这些法规有以下几个引人注目之处：一是为消除财政失衡和控制债务负担而采取“三管齐下”（预防、纠正和惩罚）的方法，二是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引入一些新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过度失衡程序”（The Excessive Imbalance Procedure）。“过度失衡程序”由一系列指标组成。欧盟委员会可用这些指标来检查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是否出现失衡。一旦发现失衡，这个国家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制定并实施纠正这一失衡的措施。如果它未能采取措施，欧盟理事会就可通过“反向投票机制”（Reverse Voting Mechanism），对其实施制裁。[57]

    在2011年12月9日的欧盟峰会上，德国和法国提出了修改欧盟条约的要求。虽然英国首相卡梅伦“为保护英国国家利益”而动用了否决权，拒绝接受欧盟修改条约，但其他国家表示应该签署一个旨在加强财政纪律的政府间协议（又名“财政契约”）。2012年1月30日举行的欧盟非正式峰会通过了这一协议的草案，并决定在3月初的峰会上签署。只有英国和捷克不愿意接受该契约。[58]

    欧洲一体化反映了人类追求团结和协助的美好愿望。欧元的问世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欧洲一体化的结晶。毋庸置疑，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一体化都有政治目的和政治动力，因此，欧元这一统一货币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欧洲人推动一体化的强大的政治愿望。这意味着，放弃欧元的政治成本难以估量：欧元崩溃必然导致欧元区的消失，欧元区的不复存在必然会使欧洲一体化戛然而止，而欧洲一体化的停滞无疑会对欧洲一体化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可以断言，没有一个政治家拥有“叫停”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胆量。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大国是关键，政治决心是首要，经济利益是基础。希腊陷入债务危机后，虽然德国在国内因素的掣肘下未能带领欧盟采取快速而有效的应对措施，但德国不会听凭欧洲债务危机恶化到摧垮欧元的地步。换言之，一俟形势变得岌岌可危时，从欧元这个统一货币中受益匪浅的德国必然会以强大的政治决心为后盾，发挥其在欧洲的举足轻重和力挽狂澜的作用，使欧元走向辉煌的未来。                                      

    （2012年2月14日完稿，发表于《新战略研究》2012年第2期。）

    （联系 江时学：jiangsx@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