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学:趣谈欧洲债务危机(之一)
“救救我们吧!”
据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这样讽刺欧洲国家缺乏团结性、各自为政和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如果我要与欧洲国家领导人谈谈,我该打哪一个电话号码?”
《国际先驱论坛报》(
2009年10月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爱尔兰和葡萄牙先后陷入危机,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经济形势也岌岌可危。无怪乎欧洲债务危机的走向已成为各国媒体最关心的热点新闻之一。
应该指出的是,高声求救的欧洲国家遇到的危机或问题不尽相同。换言之,欧洲债务危机是一个笼而统之的概念。在严格意义上,只有希腊的危机才是真正的债务危机。 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希腊政府长期奉行无节制的赤字财政政策,大手大脚地花钱,使财政赤字得不到控制。在2009年危机爆发前的6年时间内,政府的财政开支增加了87%,而财政收入仅增长了31%。其次,公务员队伍庞大。在希腊全国的1070万人口中,公务员却有42万之多,这一比重在欧盟成员国中是很高的。而且,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的涨幅却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第三,希腊社会不同阶层享受的种种优厚的社会福利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开支,而严重的偷税漏税现象影响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因为希腊的非正规经济十分庞大(估计相当于GDP的25%~30%)。第四,庞大的公共部门效率低下,许多国有企业亏损累累。第五,加入欧盟后,希腊的工资以每年5%左右的速度上涨,高出其他欧盟成员国工资涨幅的一倍,但希腊的劳动生产率却未见相应的增长。其结果是,面对严厉的国际竞争,希腊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仅为3.8%,仅相当于其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增长率的一半。 爱尔兰的危机是由房地产泡沫引发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6年,爱尔兰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幅度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居首位,甚至高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市。当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向房地产开发商和购房者发放信贷的银行陷入了困境。为防止银行体系崩溃,政府被迫耗费巨资向其注资。眼看注资的成效并不明显,政府遂于2009年1月接管了“大而不能倒”的盎格鲁-爱尔兰银行,并承诺对其他六大银行的存款和债务提供担保。银行体系被保住了,但政府的财政难以为继,最终只能向欧盟和IMF提出纾困要求。 葡萄牙的经济危机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与我们的朋友肩并肩”
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如墨西哥的1982年债务危机、墨西哥的1994年金融危机、东亚的1997年金融危机、巴西的1999年金融危机和阿根廷的2001年金融危机)基本上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基本上得到解决了。而希腊债务危机已近2年,却还见不到“隧道尽头的光线”。
其实,希腊债务危机之初,问题的严重性是有限的。如果当初欧盟立即采取一些有利的措施,事态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在批评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盟的“老大”在应对希腊债务危机时的不力。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尊敬的总理先生:
如果你读到了这份报纸,那就说明你进入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你到德国了。
在这里,人们工作到67岁才退休。公务员也不再有14个月薪水的待遇。
在这里,没有人需要为及时获得一个医院的床位而行贿1000欧元。在这里,对那些不幸找不到丈夫的将军的女儿们,我们不会给予补助。 在这里,加油站都有收银机,出租车司机都会给乘客发票,农民不会为了诈取欧盟的补贴而谎称自己种了几百万棵橄榄树。 德国也有很高的债务,但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那是因为我们起床早,并且工作一整天;因为我们在经济好的时候,就想到了经济也会变坏;因为我们的工厂能生产出全球畅销的好产品。 尊敬的总理先生,你今天所在的这个国家把无数的游客和钱都送到了希腊。 我们希望能和希腊人成为朋友,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自加入欧元区以来已经给了你们国家500亿欧元。 这就是我们写这封信的原因。 《图片报》编辑部又及:如你想回信,我们已经附上了一个贴了邮票并写了回信地址的信封。当然,我们这样做是想帮你省钱。
令人欣慰的是,默克尔和萨科齐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表示,欧盟将齐心协力地采取更为有力的措施,尽快解决欧洲债务危机。
中国能否“救”欧洲
在网上看到一幅“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救欧元的漫画。看到这一幅漫画,我想起了近期出现在国内外媒体上的许许多多有关中国是否应该“救”欧洲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有人认为,中国拥有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此时正好可以“大出手”,让欧洲和国际社会知道中国的“厉害”和实力。但也有人认为,中国自己尚有严重的贫困问题,众多老人无养老金,为什么要用我们的“血汗钱”给那些人均GDP高出中国许多倍的欧洲人?还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经常不断地对中国的发展说三道四或指手画脚,我们不能救助这样的人。

上述看法有一定的合理性,至少是一种长期积压在心头的不满情绪的宣泄。但是,在讨论中国要不要“救”欧洲时,我们必须对“救”这一说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
“救”的含义是给予帮助、使被帮助者脱离危险或解脱困难。在国内外媒体所说的中国是否应该“救”欧洲这个问题上,“救”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动用中国的资金,不惜一切代价地把希腊等国拉出万丈深渊,卸掉其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其国民经济走上良性增长的轨道;二是购买希腊等国的国债、扩大直接投资、进口更多的欧洲产品或协助IMF实施其纾困计划,等等,亦即为在河流中挣扎的希腊等国提供一个救生圈,使他不会沉入水底。
由此可见,第一种“救”法是不现实的。归根到底,债务危机是希腊等国的一系列错误的政策造成的,因此危机的出路在于这些国家本身的努力。而且,中国也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去把希腊等国拉出债务“泥潭”。
第二种“救”法是中国应该做的。中国与欧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欧盟遇到困难时,中国伸出援助之手是天经地义的。正如英语谚语所言: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
综上所述,千万不要指望中国成为“救世主”,中国仅仅能为欧盟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至于欧盟如何回报中国,那是欧盟的决策了。
(联系 江时学:jiangsx@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