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作奎：评巴罗佐《欧盟2012年国情咨文》

    2012年9月12日欧盟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曼努尔•巴罗佐在欧洲议会全体会议上做了《欧盟2012年国情咨文》（The State of the Union 2012）的报告。巴罗佐报告对欧盟面临的状况做了全面评估，并对欧盟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委员会工作计划）。巴罗佐已经把相关内容汇成一份欧盟委员会政策建议，提交给欧洲议会审批，这些政策建议极有可能通过审批而构成欧盟未来新政策重要内容。

    考虑到在拯救欧元区危机上，作为“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一的欧盟委员会事实上扮演了拯救整个欧洲的核心执行机构[①]，因此，他的报告思想很有可能是未来欧盟政策转型的核心所在。巴罗佐勾画出的政策指导方向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欧洲需要更加团结来克服危机：“全球化需要欧洲更加团结，欧洲更加团结需要更深度的一体化，更深度的一体化需要更多的民主。”[②]

    一、欧洲时下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对欧状况评估

    巴罗佐认为当下欧债危机实际上是多重危机，既是金融和经济危机，也是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更是信心危机。危机的根源主要是：财政机构不负责任的作法，公共债务的不可持续性和一些成员国缺乏竞争力。最顶端的问题是欧元区存在结构性问题，它的结构框架已经不合时宜，不平衡性愈发严重，而目前的挽救措施又苍白无力、困难重重，欧洲民众感到焦虑并认为欧洲处在危机中。成员国之间的公正和平等感正受到侵蚀。在过去四年欧盟一直采取大胆的决定来处理欧元区的系统性危机，但这些努力没有完全获得欧洲公民、市场和国际合作伙伴的信心。欧盟成员国在关键时刻纷争不休使得欧元区危机恶性循环，并在本质上成为一场关于信心的政治危机。欧盟一再让外界的怀疑蔓延，人们怀疑一些成员国是否准备好了改革和重获竞争力，怀疑成员国是否愿意肩并肩站在一起，推动欧元和整个欧洲工程持续向前。

    二、新挑战引发对欧洲命运的思考

    巴罗佐认为欧洲现在需要一种新思维，不能怀着旧观念设计应对危机之策。世界变化很快，在20世纪拥有1千万或1千5百万人口的国家可以成为全球行为者，而在21世纪，即使欧盟中最大的国家也有可能成为全球巨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无关痛痒者。英国花了155年使人均GDP翻了两番，美国用了50年，而中国只用了15年。如果再看看欧盟的新成员国家，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所取得的成就却不是那样令人印象深刻。这些新现象说明了什么？思考上述问题的起点就是全球化。从欧债危机一开始就应该看到全球市场紧密联系程度加快，它比分散的国家政治体系更具力量。事实上，在一个密切联系的世界中，欧盟每个成员国都无法单独有效地左右重大事件的进程，而在与此同时，欧盟却不具有应对新现实的工具。因此，欧盟需要转型，而且正处在转型中，现在是对这种转型进行界定的时刻。巴罗佐的界定是，“全球化需要欧洲更加团结，欧洲更加团结需要更深度的一体化，更深度的一体化需要更多的民主，欧洲的民主。在欧洲我们首要接受的是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这就要求承认我们欧洲利益的共同性，我们命运的相互依赖性。这就要求我们需要有共同责任感和团结观。因为当一艘船处在风暴中心的时候，全体船员绝对的忠诚是最低底线。”巴罗佐说，这是我们能够赶上变革步伐的唯一出路，这是我们需要成为全球行为体所要达到的规模和效率的唯一出路，也是捍卫我们价值的唯一出路。

    三、解决问题的出路

    基于上述阐释，巴罗佐为解决欧洲危机开出的药方是：必须毫无犹豫地坚持欧洲一体化和欧元区的不可逆性，处于危机的国家必须毫无犹豫地保持改革意愿以及责任感，而较为强大的国家必须毫无犹豫地保持团结一致的意愿。我们必须毫无犹豫地保持改革的决心，一起来进行改革。那种没有改革也可以增长以及独立发展也可保持繁荣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一起，并且需要一起来解决问题。

    巴罗佐明确认为转型的决定性步骤是在政治联盟基础上更深层次的、真正的经济联盟。政治联盟构成了巴罗佐讲话的核心中的核心，经济和货币联盟主要取决于制度和政治建构——政治联盟。巴罗佐的政治联盟就是欧洲国家联邦。他认为，我呼吁建立国家联邦，一个民族国家的民主联邦才能处理我们的共同问题，这是一个成员国的联盟，并不排斥成员国，它们共享主权但每个国家和每个公民仍可更好地支配和控制自己的命运，它们组成的不是一个超国家。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让渡主权意味着更多的正能量，而不是彼此间能量的消耗。而把这种政治联盟向前推进则要扩展民主，改革过去民主的不透明、技术性和官僚特色，让欧洲公民决定欧洲未来。

    四、愿景和问题

    借深度一体化来解决目前欧盟和欧元区面临的问题已经成为很多政界和学界人士的共识，也是大势所趋，这不仅仅是巴罗佐代表的欧盟委员会的意愿。但在推进一体化的道路上，仍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巴罗佐把欧洲国家联邦的实现寄托于更深层次的民主方式上——由欧洲公民决定。欧洲的民主效率从来都是引人怀疑的，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从来都是前进路上的绊脚石之一，缺乏精英推动和顶层设计的一体化，势必进展缓慢，有可能延缓解决危机的进程。此外，巴罗佐为了使改革渗透入民主性，提倡在全欧范围内扩大公共辩论空间，另外将制度改革的出路系于欧洲议会2014年欧洲议会的选举。这种思维方式并不完全适用于欧盟，因为欧洲议会远未达到国家议会的力量，而且欧洲政党的代表性近几年来一直走弱，代表性如何仍是疑问。

    其次，因欧元区危机催生了欧洲政治联盟的想法，欧元区涉事国事实上存在改革的动力和紧迫性，但欧元区之外的国家对于如何融入欧盟的方式上不尽相同，疑欧力量（英国、捷克）的强势存在，中东欧大部分入盟国家对深入一体化的犹豫不决以及对欧盟民主和公平性的深度怀疑，使得转型进程充满不确定性。

    第三，欧盟委员会提出更深一体化背后有多处在制度上增加欧委会权限的提议，因此其动机虽然高尚，但在很多资深政客看来，难以排除“借势求权”的想法，事实也证明，深度一体化已经伴随着欧盟委员会的集权化，其民主合法性也在遭到不小的挑战。与此相对应，巴罗佐的讲话通篇未提欧盟理事会及其主席范龙佩的作用，作为欧盟决策标志的欧盟理事会和范龙佩的角色如何安放，巴罗佐们想好了吗？

    最后，概念的迷惑性。巴罗佐倡议建立欧洲国家联邦，但又强调这个国家联邦不是一个超国家。人们不禁要问，巴罗佐要建立一个政府间的欧洲国家联邦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呼吁欧洲更多的团结和主权让渡又有什么意义呢？巴罗佐的思想是对一体化先贤设计宏伟目标的倒退还是前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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