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敏：希腊债务危机的政治影响

    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具有五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层面：主权债务危机、经常账户收支危机、银行业危机、经济增长危机和政治危机。[1]相对于其他重债国家而言，政治危机的特点在希腊表现得更为明显。而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相互交织，将希腊债务问题进一步推入深渊，难以自拔。

    简而言之，希腊的政治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政党危机。传统两大主流政党力量受到削弱，激进左翼和极右翼力量的兴起分化了支持中间力量的选民。希腊的政治光谱向“极左”和“极右”两端汇拢。

    2012年5月6日，希腊举行了自债务危机爆发以来的首次大选，结果没有一个政党获得绝对多数票。得票率位居前三位的新民主党、激进左翼联盟和泛希社运党分别尝试联合组阁，均告失败。6月17日，希腊再次大选。新民主党以29.66%的选票微弱胜出，与得票率分列第三、第六的泛希社运党和民主左翼党组成联合政府。至此，自1974年结束军事独裁、恢复民主政体以来所形成的中右（新民主党）、中左（泛希社运）两党轮流执政的传统格局宣告终结，希腊政治进一步朝着“分裂”与“两极分化”的方向发展。这种局面的形成，归因于希腊债务危机发生后，围绕危机解决的方案，国内各派政党产生重大分歧，进而引发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导致愈演愈烈的政党危机。

    政党危机在2010年4月泛希社政府接受1100亿欧元救助时初现端倪。当时，除了人民东正教党（LAOS)之外，其他所有的政党包括最大的反对党——新民主党，一致谴责帕潘德里欧总理在未达成各党的“政治共识”之前，擅自与三驾马车（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欧央行）签署财政紧缩计划备忘录。围绕这份被戏称为“帕氏备忘录”的紧缩计划，不仅各个政党开始自觉“站队”，而且，执政党——泛希社运党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随着紧缩计划的推进，陆续有泛希社党议员退党或辞职。为了获得党内对紧缩计划的支持，帕潘德里欧不得不在2011年6月再次组阁。但是，与紧缩计划相伴随的失业率飙升、民众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导致泛希社运政府的支持率持续下跌，2011年下半年，民意调查显示，执政党支持率不到30%，已低于最大的反对党——新民主党。与此同时，民众的街头抗议、罢工、骚乱层出不穷。再加上三驾马车日益苛刻的救助条件，迫使帕潘德里欧孤注一掷，于2011年10月31日宣布就欧盟的救助新方案进行“全民公决”，试图使政府与三驾马车签署的紧缩计划（《备忘录》）在国内获得合法性，并赢取足够的民意支持紧缩改革。未料引起新民主党的激烈反对，欧盟也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帕潘德里欧被迫取消“全民公决”，并于11月9日宣布辞职。由泛希社、新民主党和人民东正教党组成联合政府，曾任希腊央行行长与欧洲央行副行长的帕帕季莫斯担任联合政府总理。

    帕潘德里欧去职后，财政部长维尼泽洛斯出任泛希社运党领袖。但党内人心涣散，支持的选民进一步流失。2012年5月大选前，不仅有6名泛希社党议员脱党加入民主左翼党，更有不少党员酝酿成立新的政党。大量原泛希社阵营的选民纷纷“弃暗投明”，致使泛希社党在5月大选遭遇“滑铁卢”，仅得到13.18%的选票。与2009年大选的43.9%的得票率相比，只能用“惨败”二字形容。泛希社的失利，其最大的受益者是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该党获得的大部分选票来自泛希社的阵营。从表面上来看，紧缩计划的“未得人心”使执政的泛希社受到选民的“惩罚”，这是其失利的重要原因。但从深层上来看，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在债务危机面前，泛希社丧失了自己的政党立场，其措施违背了自己的理念（党纲）。泛希社的群众基础主要由工人、小企业主和公务员等中下阶层组成，执政目标是“国家复兴与民族独立”。而帕潘德里欧上台后，为应对债务危机与三驾马车达成的救助计划，被国内诟病为“弃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丧失主权”，一味听命于欧盟。其次，泛希社政府为满足欧盟救助计划而推行的紧缩计划，从增加税收、削减福利，到大幅度的私有化不仅与其党纲相违背，而且其针对公务员的裁减与削减工资等计划、针对企业主的行业开放等措施，已严重侵蚀了自己的阶级基础。

    而“激进左翼联盟”正是接过了“民族利益“的大旗，号称”以希腊自己的方式”解决债务危机、“拒绝欧盟的紧缩计划”，赢得了大量的追随者。在2012年5月大选中获得16.8%的选票，在6月大选中，其支持率继续上升，获得26.89%的选票、71个议席，在拒绝新民主党的组阁邀请后，成为议会最大反对党。有分析认为，如果“激进左翼联盟”获胜，希腊极有可能“退出欧元区”。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党在2012年两次大选中都获得了将近7%的选票，最终获得18个议席，自成立以来首次进入议会。该党不仅反对“紧缩计划”,而且排斥移民。因被怀疑卷入与针对移民的暴力活动，而被贴上“新法西斯主义政党”的标签。

    位于“左”、“右”两端的边缘小党的兴起，使希腊政坛出现了“政治极化”和“分裂化”的局面，不仅弱化了传统主流政党的力量，更不利于新政府的组成与稳定。

    第二，  政府危机。

    伴随政党危机而来的是政府危机。欧盟救助方案中提出的一系列苛刻的财政紧缩条件，无疑向希腊政坛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执政的泛希社党首先“中弹”，发生内讧，为组成支持欧盟救助计划的团结阵线，帕潘德里欧上任一年半后，重新组阁。不到半年，因提议“全民公决”欧盟救助计划失败，总理引咎辞职。执政党和最大反对党新民主党及人民东正教党组成联合政府，由无党派人士、经济学家帕帕季莫斯担任看守总理。此后，整个政府处于“过渡”状态，各内阁部长的调换犹如走马灯，维持政府的正常运作已属不易，遑论落实中长期解决债务危机的目标。2012年5月大选，更是将政府危机推向高潮。因为没有一个政党获得绝对多数票和151个的多数议席，无法单独组阁。按照希腊宪法，由总统出面，请得票率最高的政党领袖进行联合组阁，未料，新民主党、激进左翼联盟和泛希社党三轮组阁相继失败。最后商定六月重新大选。6月17日，新民主党获得近30%的选票、129个议席，与获得12%选票（33个议席）的泛希社运、获得6%选票（17个议席）的民主左翼联合组阁成功。最终避免了新政府的“流产”。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此届议会由7个政党组成，除了执政的三个政党支持欧盟的救助计划和紧缩方案，其余的4个政党都反对紧缩，这四个政党共拥有300个议席中的121个，其反对的力量尤其是最大反对党“激进左翼联盟”的力量不可小觑。该党领袖齐普拉斯在大选后已选择不进入新民主党政府，声称要作为“负责任”的反对派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  合法性危机。

    通过这场债务危机，希腊民众愈益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侵蚀了国家主权，也导致了国内民主的缺失。民众对于政党与政府的信任显著下降，对于政治的冷漠和疏远进一步加剧。这种合法性危机的困扰，并没有随着帕潘德里欧的辞职而消失，而“埋伏”在新政府身边成为“隐形的炸弹”。2012年5月，参加大选的选民仅占登记总人数的65.1%，6月第二次选举时，进一步降至62.4% 。大选后，面对媒体的采访，失业的Ioanna坦陈：“我没有投票。因为这场大选没有真正的选择。如果我们不投支持紧缩方案的政党（新民主党）的票，他们会把希腊赶出欧元区”。如果没有欧元区的支持，希腊的民众无法想象如何生存下去。有分析认为，如果说5月大选是“愤怒情绪”的表达，而6月选出的新政府即是“害怕”结下的果。

    持续发酵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正在导致国家政治的分裂，并进一步向“碎片化”方向发展。Atif Mian等人对危机国家进行实证分析后认为，目前的经济危机“正在促使政治制度朝着议会的左右分化、政治方案的“碎片化”方向发展。危机之后，政府将不得不依赖更为脆弱的联盟，而反对党的力量更为强大，同时也更为分散。政治的分裂成为一种常态”。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希腊。这种政治危机并没有随着支持紧缩计划的新政府的上台而减轻，相反，它始终是危机解决路上的一个绊脚石。亲欧的新民主党的上台，只是暂时解除了希腊退出欧元区、陷入政治混乱的“警报”。

    （联系 宋晓敏：songxm@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