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厚：欧洲政治环境的改变与欧债危机的发展

    欧债危机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欧债危机的发生与部分重债国家经济增长方式和财政管理失当密切相关，而欧债危机的深入和持续发酵则和欧元区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紧密相连。纵观欧债危机的发展，成员国、欧盟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等政治力量一直相互博弈，其博弈结果直接影响危机走势。

    1.欧元区政治力量的博弈。

    首先是欧元区成员国国内政治博弈。由于欧元区各国在欧债危机的情况各异，国家内部的政治博弈主题也不一样。对德国等财政状况较好的国家而言，国内争执的主要问题是对重债国家的救助。各种政治力量就救助的必要性、金额、策略和救助条件展开了各种较量。以德国为例，最大的在野党社民党倾向于支持救助，而执政联盟中的基民盟和自民党对救助的问题存在争执。自民党一度希望煽动德国人的疑欧情绪，但遭到了失败。由于社民党对此问题的支持，有关欧洲金融稳定工具的一系列方案的通过都得到了解决。默克尔拥有相对充足的政治空间与重债国家展开博弈。然而，斯洛伐克的情况就很不一样。斯洛伐克的反对党直接将国内的政治分歧与救助问题挂钩，议会就欧洲金融稳定工具的扩容议案进行了两次投票，使得执政党垮台。

    对希腊等重债国家而言，国内争执的主要议题是财政巩固方案。出于欧债危机的形势所迫，以希腊为代表的重债国家无可奈何地开始了大规模的财政巩固，其中涉及很多与民生密切相关的财政支出。在选民政治起很大作用的欧洲，执政党推行养老、医疗、失业等方面的改革无疑面临很大的掣肘。重债成员国执政党面临的执政风险远大于德国执政党。欧债危机以来，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都已经发生了政府的更迭。

    其次是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博弈。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政治博弈也主要围绕救助以及救助条件展开。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博弈是不平衡的，力量天平倾向于德国等提供救助的国家。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重债国家无法从市场上融资，需要借助外来资金实现财政的正常运转；二是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往往与重债国家的财政支出不节制有关，重债国家处于不利的道德地位。

    从博弈策略看，各成员国的博弈形式十分多样。法国在欧债危机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积极的角色，左右逢源，弥补和消除德国和重债国家的分歧，不断推动欧债危机的解决。由于经济实力的限制，法国不得不在很多问题上征求德国的同意，与德国保持大方向的一致。在危机爆发之初，德国的态度相对消极，以反对救助来压迫重债国实施改革，为赢得最佳的救助条件积累筹码。随着危机的深入发酵，德国开始转变策略，以一种相对积极的姿态推动危机的解决。比如，法国和德国共同提出建设经济政府，而且默克尔在维护欧元区的稳定的表态上越来越明确和肯定。希腊等重债国家积极运用其国内政治压力与援助国进行谈判，力求争取相对宽松的援助条件。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甚至提出以全民投票的形式来决定欧盟救助方案。由于前文提及的博弈不平衡性，重债国家往往选择退让。在法国和德国的重压之下，希腊的全民公投计划被取消，帕潘德里欧也黯然下台。

    从博弈作用看，不仅法国、德国等大国发挥作用，一些小国也在发挥作用。比如，斯洛伐克议会就欧洲金融稳定工具的扩容议案的两次投票也给主权债务危机的发展增添了戏剧性的一幕。

    最后，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的政治博弈。这三者的博弈一直贯穿于欧债危机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总体来看，成员国和欧洲中央银行在解决欧债危机过程中的作用相对明显，而欧盟委员会的地位比较边缘化。这三个主体在不同的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第一，欧洲中央银行和欧盟委员会希望各成员国应该担负解决危机的主要责任，一直敦促建设欧元区经济政府，加强救助制度的建设和成员国的财政监督。近期，欧盟委员会甚至在德国的强烈反对下推出了欧元区共同债券的倡议。第二，考虑到重债国实施财政巩固方案的难度以及解决危机的需要，包含重债国在内的很多欧元区国家要求欧洲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希望欧洲中央银行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德国坚决反对欧洲中央银行扩大干预程度，而欧洲中央银行也出于对通货膨胀和自身独立性的担忧，不愿承担过分的责任。由于存在众多分歧，博弈过程十分复杂，影响了欧债危机的解决。

    2.欧债危机以来的欧洲政治环境的转变过程

    在欧债危机的初期，欧洲解决危机的政治环境相当混乱，各种力量发出不同的声音，这使得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初，包含希腊在内的欧元区各国政府罔顾希腊面临的结构性破产问题，坚称希腊面临的是流动性问题，在各种场合宣称希腊能够解决自身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希腊政府开始在一些场合作出需要援助的模糊表态，并且开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触。欧盟委员会、法国和德国对于解决希腊问题存在巨大分歧。法国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考虑，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相当抵制，提出欧洲人不需要外部帮助，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为了压迫希腊接受严格的救助条件和减少资金压力，德国先是表现出一种抵制救助的姿态，后来又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几经波折，终于在希腊危机爆发半年后达成了对希腊的第一次救助计划，但已经引发了欧洲公债市场的震荡和投机。此后，欧盟层面的稳定机制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主权债务危机。然而，由于上文提到的欧盟存在的各种政治博弈的限制，稳定机制方案的批准和实施过程麻烦不断，各国财政紧缩方案受挫的消息不绝于耳。在这种混乱的政治状况下，本来仅限于希腊的危机不断蔓延和扩大。

    在此阶段，欧洲政治环境十分混乱的原因是：一方面，欧洲政治本身确实十分复杂，难以协调，不容易达成广泛的共识；另一方面，各国政府对欧债危机认识不足，认为欧债危机破坏效应有限，不会危及欧元区的存亡和一体化的建设方向，欧洲拥有足够的空间去解决危机，甚至认为欧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还利于推进欧洲的结构改革。

    随着欧债危机的持续发酵，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受到威胁，引起市场对欧元区存续的严重质疑。欧洲一体化的目标逐渐受到欧债危机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欧洲的政治环境开始转变，出现了一系列积极的信号。

    首先，在一些国家的政府更迭后，各国政局较之以前更加稳定。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的政府首脑都进行了更换，赢得了国内政治力量对其改革的支持。意大利和希腊更是推举了两位具有丰富欧洲层面管理经验的领导人。

    其次，各个成员国发出了维护欧洲团结的更加明确的声音。德、法提出了建设经济政府的主张，以长远的经济政府目标呼唤市场信心。欧元区之外的国家也表现出对欧债危机的强烈关心。波兰外长明确表示，波兰安全和繁荣的最大威胁不是恐怖主义，也不是德国坦克和俄国导弹，而是欧元区的崩溃，还要求德国为了自己和伙伴们的利益必须担负领导欧洲改革的责任。[1]

    再次，各国民众的情绪更加理智和稳定。虽然各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罢工和抗议，但紧缩带来的社会问题并没有演变为社会危机。各国民众在阵痛中逐渐选择了接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些民众甚至发起了购买本国国债的爱国运动。希腊总理帕帕季莫斯上台后，希腊居民存款外流的现象也出现明显缓解。

    最后，欧洲中央银行的姿态比以前更加开放和积极。德拉吉的上台使欧洲中央银行发出了更多的积极信号。作为掌控欧元区货币政策和具有完全独立行动能力的机构，欧洲中央银行政治姿态的改变无疑有着十分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总之，欧洲政治环境在欧债危机中的演变过程将其一直具备的渐进性特点展露无疑。欧洲政治固有的渐进性属性也决定其无法对欧债危机作出迅速的反应，只能缓慢向前。

    3.欧洲政治环境改变对欧债危机的影响

    欧债危机因政治和经济问题交织而导致，因此，欧洲迅速回应危机是不可能的，欧洲还没有准备好短时间内解决危机。总体而言，欧债危机的解决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欧债危机的解决虽然面临很多曲折，但总体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欧债危机既是经济危机，也是政治危机，更是信心危机，人们需要树立解决欧债危机的信心。随着欧元区政治环境的转变，人们对欧债危机的解决信心也必然逐渐增加，而信心的增加将使欧债危机的解决呈现一丝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