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健雄：从欧债危机看欧元体制的结构性缺陷

    内容提要：欧元体制中有着先天性的结构缺陷。这些结构性缺陷使得欧元在金融风暴的打击下显得特别脆弱。目前希腊、爱尔兰等国的空前严重的债务危机的产生与欧元体制的结构性缺陷有着密切关系。欧元区采取的救助措施有可能使自己度过这次危机，但在未来的岁月将继续为欧元的结构性缺陷所困扰。

    关键词：债务危机、先天性缺陷、挽救欧元

    欧元区的建立，为的是充分促进生产要素的流通以便提高欧洲的经济竞争力。然而，经过11年的实践，欧元的优越性并未如预期的那样发挥出来，而欧元的缺陷却展现得淋漓尽致。12年前，在欧元体制启动前夕，我撰文“欧元启动后的不确定因素”指出：“欧元计划中由于先天不足而存在的不确定因素被许多人所忽略。”我在文中还指出：“当全球化使资源配置范围扩大的全球范围的同时，也使金融风暴的突发性和烈度扩大到空前的程度。……没有政治联盟作后盾的货币联盟，一旦受到这样的金融风暴的冲击，其脆弱性是可想而知的。”[1]

    今天，金融风暴果然来了，在它的冲击下，欧元区危机重重，12年我前对欧元体制脆弱性的分析不幸言中了。2009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越过大西洋冲击着欧洲，欧元区经济一落千丈，成员国大面积财政赤字超标。欧元区没有从其集合效应中获得免疫力，反而因其严厉的财政纪律丧失了抵抗力。此外，货币政策的单一性和机遇的差异性激发了某些成员国的冒险行为，利用欧元区融资的便利和低息政策推动负债增长，在泡沫破灭导致债务危机。其中，希腊的债务重负已经使它处于主权危机的边缘。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陷入债务危机、整个欧元区受到严重拖累，并在启动11年后首次面临生存威胁。欧元区主要缔造者雅克•德洛尔指出：欧元区处于崩溃的边缘。[2]

    一、欧元体制的先天不足

    这次欧元区债务危机引发学术界的热议，不仅关注危机的现实起源、解决危机的途径和前景，也涉及欧元体制本身的问题和欧元体制改革的前景。

    单一欧洲货币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作为欧元区十几个国家的共同货币，它消除了区内跨国贸易和投资活动的汇率风险和换汇成本。这有利于巩固内部大市场，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并提升国际竞争力。除开经济效益，欧元区计划还包含着欧洲领袖们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利用欧元将欧盟各国牢牢地捆绑在一起，使欧洲的一体化不可逆转。但是，作为一个十几个国家的共同货币，或者说作为一个没有国家的货币，欧元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先天性缺陷。这些缺陷注定这种货币在获得上述效益的同时，也无坦途可行，必定历尽坎坷。12年前，我在“欧元启动后的不确定因素”中将欧元体制的先天性缺陷归纳为3个。

   第一个缺陷：欧元区将货币政策集中到欧洲中央银行，各成员国对本国经济进行宏观调节的回旋余地大大缩小，将导致高度集中的货币政策与各成员国经济政策各不相同的具体需求的矛盾。

    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标志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自罗斯福的“新政”以来，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成为常态，经济出现收缩、滑坡、衰退时，国家采取扩张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出现过热时，采取紧缩政策，避免通货膨胀。此外，国家经济政策的目标还包括控制财政赤字、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等等。现代国家通常通过两大政策工具实现其宏观调控目标，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利率政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活动。中央银行下调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可以扩大信贷规模，从而刺激经济回升。反过来，提高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可以抑制经济过热，降低通货膨胀率。当本国的国际收支出现过度逆差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市场运作压低本币汇率来刺激出口，或者通过调高利率来吸引资金流入，从而减缓或消除逆差。财政政策包括税收和财政支出。政府也可以通过减税和扩大公共采购来扩张经济，也可以通过增税和减少财政支出来收缩经济。当财政出现巨额赤字时，政府必需增收节支，这时财政政策更是不可缺少的工具。

    欧元区各国之间经济状况存在差异，如经济结构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财政实力不同，就业水平不同，经济周期所处于的阶段不同，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及水平不同，各国抵御经济衰退冲击和抵御国际金融风暴冲击的能力不同等等。各成员国对政策的需求五花八门，欧洲中央银行的单一货币政策很难满足所有成员国的需要。譬如，经济过热的成员国需要紧缩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而经济低迷的成员国则亟需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又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在欧元区外拥有广大出口市场的国家需要一个软欧元来推动区外出口，而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爱尔兰等主要以欧元区内伙伴国为出口市场的国家则对软欧元[3]的需求并不迫切。它们可能期盼欧元更坚挺一些，以便吸引更多的区外的投资。欧元区面临一个高度集中的货币政策与情况各不相同的成员国的政策需求的尖锐矛盾。

    欧元区建立后，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制定权上交欧洲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将在欧元区内实施统一的货币政策。成员国对本国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时，各国的央行只能决定本国的短期利率，作为两大政策工具的货币政策基本上丧失。而对于经济调控的另一工具财政政策，也因欧元区稳定公约中要求维持财政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的规定而大打折扣。

    在策划建立欧元区时，德国曾坚持以德国联邦银行的模式来构建欧洲中央银行，即将中央银行作为调控经济的工具职能完全剥离掉，仅赋予其稳定物价的使命。在欧元投入运行的头3年，德国和法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连续出现3年的超标赤字，遭受欧盟委员会和欧元区伙伴国的猛烈批评。德、法两国政要转而向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发出质疑。一向反对政府干预货币政策的德国这时也对欧洲央行将利率维持在2%而不愿进一步降息的做法表示不满。这说明，一旦向欧洲央行交出了货币政策制定权，就连德国这样实力雄厚的国家也受不了。

    在欧元正式出笼前，法国《费加罗报》就指出：“人们可能对失去货币主权感到遗憾，产生这种遗憾的原因并不是欧元将剥夺一个国家日常管理货币的权力，而是因为当危机出现时一个国家的政府将无法采取符合国家利益的措施。”[4]

    第二个缺陷：共同货币的成本和收益不均可能引发个别国家与货币联盟的矛盾，降低欧元区的凝聚力。

    欧元体制是一种大锅饭机制。一种货币的价值首先取决于该货币发行国的经济实力。其内部价值反映该国国民生产总值变动情况，而外部价值受该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影响。欧元作为一种共同货币，其价值取决于各成员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加权平均值。因此，各国在欧元币值的确定中发挥的作用极不相同。弱或小国的作用微乎其微，而经济强国或大国的作用举足轻重。实际上，欧元区中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的国民将享受到一种比其实际国力要强的欧元，换句话说，他们手中的欧元是由别的国家的经济实力支撑起来的。而对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的国民来说，他们被迫使用了一种比他们的国力较弱的欧元。其结果是，欧元使经济弱国居民的存款升值，而使经济强国的国民的存款贬值。欧元从问世起就隐藏着一种离心倾向。

    欧元区的大半壁江山就是由德国、法国、意大利支撑起来的，仅德国就占欧元区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它们是欧元的主要支柱，而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坐享其成地获得了一种由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经济强国支撑起来的稳定的欧元。

    如今，有许多学者认为，将希腊、葡萄牙这样的经济弱国和德国、法国这样的经济强国置于同一把伞下可能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它使较弱的国家不能贬值自己的货币重新获得竞争力，而使实力较强的国家又因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无法自由前行。

    第三个缺陷，欧元体制是一个跛足的货币制度。

    在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中，货币政策必须与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任何国家的货币政策都不可能兼顾其所有地区或省份经济运行的需要，这几乎是一种常态，尤其是幅员辽阔，地区间经济条件存在很大差异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总会有一些地区无法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中获利，甚至因此蒙受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这些地区进行补偿。在一个有着高度统一的民族利益的主权国家里，这是可以办到的。像美国、中国或俄罗斯这样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同地区常常处于经济周期中不同的阶段，面临不同的经济压力，不同地区对货币政策的需求可能迥然不同。经济不振的地区需要低利率进行刺激的时候，而经济过热的地区需要高利率进行降温，然而央行的政策只能在宽松、紧缩或适中之间取其一。其结果必然是部分地区受益，而另一些地区蒙受压力。这时候财政政策便发挥作用。政府将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使蒙受压力的省份得到补偿。

    欧盟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到很高的高度，但政治一体化还相当滞后，还远不是一个拥有单一国家主权的政治单位。它既不是联邦，也不是邦联，甚至连最一般意义的政治联盟的建设都还没有真正启动。它没有高度统一的民族利益，没有进行大规模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机制和能力，没有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法律依据。欧元区有一个中央银行，却没有一个中央财政部，因此欧元区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一个跛足的体制。这是它无法矫治的缺陷。因此，当它的统一的货币政策与个别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特别是当个别成员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而又缺乏一个超国家的财政政策进行干预时，便会出现危机。

    从欧盟已有的协商机制来看，其能量也十分有限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在面临重大经济困境需要欧盟给予援助时，或者因为欧盟的共同政策受到损失必须给予补偿时，都是对欧盟的政治一体化实质的一次追问，[5]是一次对成员国对欧元区整体利益忠诚度的考验。从对这次债务危机的反应来看，要各国勒紧裤带解囊帮助希腊、爱尔兰甚至意大利，还真是一件颇为费劲的事情。这说明无论欧盟一体化程度发展多高，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中基本的利益单元。民族利益在各国政府的精心呵护下坚不可摧。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德国统一后，联邦财政在19年里勒紧裤带将1.5万亿马克注入到东部的复兴中。这个数字超过了德国的国债总额，这体现了同胞间的手足情。今天希腊区区3000亿欧元的救援贷款，对德国来说虽非易事，但也绝非负担不起，只不过师出无名，即便德国政府愿意趟这个混水，德国的百姓也不会认可。

    二、欧元的痼疾对欧债危机的助长作用

    欧元区问世的最初几年，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享尽了欧元大锅饭的好处。它们依托着欧元区稳定的金融环境和通畅的贸易环境，凭借着欧元区融资的便利和低成本，大幅度扩大投资规模，经济取得迅猛发展，成为欧元区经济的最亮点。希腊和爱尔兰正是用尽了欧元区各种便利条件实行冒险的借贷增长的成员国。两国的大规模负债投资策略刺激经济快速增长。2001年至2007年间，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接近4%，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然而，这个增长70%是靠借贷拉动的，而且社会工资水平增速一直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每年高于5%，2008年甚至高达8%。[6]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相脱节，削弱了希腊经济的竞争力。[7]爱尔兰也利用欧元区的优越条件扩大投资，政府大刀阔斧地将税收削减一半，大幅降低进口关税，对外资给予优惠待遇。激进的改革使爱尔兰在近10年的时间里经济平均增长率维持在8%以上，创造了“爱尔兰奇迹”，成为欧洲最开放最有生气的国家。两国繁华似锦的景象后面泛起的经济泡沫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德国、意大利欧元区的三大支柱却肩负着欧元沉重的包袱，财政赤字连年超标，国内生产总值跌落到1%左右，法国情况稍好一些，但也处于低迷状态。[8]

    2009年的金融风暴到来后，希腊和爱尔兰的经济泡沫率先破灭。在经济相对繁荣的时期，希腊政府没有对财政结构和经济结构进行有效调整，以降低财政赤字和巨额债务。为筹办2004年雅典奥运会留下91亿美元的财政缺口。2009年希腊财政赤字上升到相当于GDP的15.4%，[9]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长期在90%以上。几年前还称为“凯尔特虎”的爱尔兰住房泡沫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同时将失业率推高到14%，财政赤字2009年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4.3%，2010年更是飙升到32.4%的惊人水平。[10]以英国、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的商业银行在爱尔兰有着5000亿美元的债务和投资，[11]均受到拖累苦不堪言。

    标普将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级别从A-一路下调至CCC。爱尔兰的信誉评级被穆迪从AA2下调到BAA1。希腊和爱尔兰，以及随后加入到衰落队伍中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意大利成为欧元区内的地雷阵。如果得不到外界的救助，它们可能不得不退出欧元区。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大多也身处财政困境，面临痛苦的抉择：要么再冒一次险，对这些深陷债务危机的伙伴伸出援手，要么听任它们被甩出欧元的航船。希腊或者爱尔兰如果脱离了欧元区，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地位将一落千丈，成为投机商狂抛的对象，也将向欧元区其他成员国发出一个信号，它们当初加入欧元区的决定可能是也是一个历史性错误。

    2009年希腊等国的债务危机刚刚浮现出来时，欧元区其他成员国便在救援问题上产生巨大的分歧。某些成员国，尤其是德国，对救援这些国家的动议相当抵触。它们谴责这些拖累整个欧元区的成员国是害群之马，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质疑欧元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在这个痛苦的政策选择过程中，德国首相默克尔因为连续表达了消极态度而获得了“不夫人”（Madame No）的绰号。

    经过反复权衡，欧盟决定对希腊和爱尔兰伸出援手。2010年5月2日 欧盟与IMF批准向希腊提供总额达1100亿欧元的第一批救援贷款。2011年7月21日 欧元区紧急峰会再向希腊提供1090亿欧元贷款的第二批贷款。贷款期限从原来的7年半延长到15年至30年，利率从4.5%降低至3.5%。爱尔兰也从各方面筹措到850亿欧元的紧急贷款[12]。许诺给希腊的两批救援贷款未能填满这个国家3000亿欧元债务的窟窿。2011年10月底，欧盟峰会下了狠心，动员银行业对希腊国债进行了50%的减记，并要求欧洲主要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9%，同时为了应付因意大利债务凸现而进一步恶化的局势，决定将“欧盟金融稳定机制”(EFSF)的救急能力扩容到1万亿欧元。此事说来容易做来难，1万亿欧元到何处觅？峰会一结束，“欧盟金融稳定机制”总裁便急匆匆地飞赴北京求援。考虑来考虑去，眼下手头比较宽裕的国家只有中国了。

    欧盟做出的这个决定是非常艰难和痛苦的，因为欧元区大部分成员自身都面临着财政困难。欧盟之所以迈出这一步，首先是考虑到欧元区的生存，换句话说救希腊就是救欧元；其次，希腊政府已经接受了十分苛刻的条件，制定了严密的勒紧裤带的减赤还贷计划，并且顶住了国内百万民众示威抗议的浪潮，满足了欧元区各国领袖的要求。在这个救援计划中的关键国家是德国，它将是最大的买单者，虽然德国自己也面临着高达3.3%（2010年）的财政赤字的压力，即便不救希腊，它自己日子也并不好过。[13]德国之所以最后决定支持救援计划，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希腊或者爱尔兰经济崩溃给欧元区带来的危害，将远不止3000亿欧元；二是如果听任希腊和爱尔兰债务危机的发展下去，欧元区大多数成员国都将被拖下水，因此目前可能是发动一次多国集体救援的最后机会，否则下一次不得不实施救援时，掏得出钱的恐怕只剩下德国自己。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德国付出的代价将是：提高退休年龄，工资和通胀率脱钩等等一系列痛苦的后果。

    欧盟筹措的219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以及减记50%的债务能否使希腊免遭破产并且留在欧元区内，至今依然是一个问号。这两笔长期低息贷款的目的是使希腊的财政赤字在2014年回归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为达到这个目的，欧盟要求希腊制定和执行一项严格财政计划，包括增税和削减财政支出。这里面便出现了一个悖论：实现财政赤字回归的根本途径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增长后税收才能增长，财政收入才能增加，财赤才能回归到财经纪律规定的3%以下。然而，增税和削减政府支出的效果恰恰相反，是抑制经济增长的。就希腊制定的十分严厉的增收节支的计划而言，其最可能的结果是导致经济继续低迷甚至衰退，那样希腊仍然走不出困境。欧元区17国中，2010年财赤达标的仅有4个国家，除开希腊，还有12个成员国财赤超标，其中法国的财赤达到当年GDP的7%，葡萄牙达到9.1%，西班牙达到9.2%，且不说爱尔兰的32.4%，欧元区财赤平均值也在高达6%，超标1倍。[14]在未来几年里，欧元区如此大面积地采取增收节支的紧缩政策，其结果必然是经济普遍低迷，赤字回归之路坎坷。欧元区前景依然未卜。

    如果在实施了所有这些紧急救援措施后仍然没能将希腊从泥淖中救出又该怎么办？有人提出，为了挽救欧元区，只能让希腊“放假”，即暂时离开欧元区。希腊脱离了欧元区，从严格的财经纪律的紧身衣中解脱出来，从欧洲央行收回货币主权，从从容容地运用自己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从而走出债务困境，而欧元区其他国家也可以甩掉一个包袱，在自身经济复苏的道路走得快一些。这不啻为一个选择，但这个方案难度太大。即便欧元区愿意承担重新恢复使用德拉克马的大部分技术成本，希腊承受的费用也会使它的债务危机雪上加霜，而被抛出欧元航船的希腊更有可能在主权危机洋面上遭受灭顶之灾。

    笔者认为，可以采用“集体放假”的方案，度过目前的危机。目前欧元区各国面临的是经济增长乏力，需要刺激经济迅速增长，而各国财赤高企，又不得不收紧开支，这样使经济更加低迷。要走出这个恶性循环就必须认识到“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所谓“集体放假”就是先实现经济回升，后达到财赤回归。具体措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放松财经纪律的约束，使各个成员国能够获得一个较为宽松的增长环境，实现经济尽快复苏。财经纪律的放松就是将财政赤字的限制从原来的3%暂时放宽到譬如说6%，累积公共债务从目前的60%暂时放宽到80%或者100%，这个时间段可以定为5年、8年或10年。经济复苏需要时间，而目前欧元区要求的在3年内实现3%财赤的回归过于紧迫，缺少的正是时间。放宽了财经纪律的限制降低了任务的紧迫感，从而赢得复苏的时间，所以这是一种以空间换时间的办法。这种暂时为自己松绑的做法在欧盟的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1993年7月，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欧洲汇率机制（ERM）面临崩溃。同年8月2日，欧盟各国财长及央行行长经过紧急磋商，决定将汇率机制中剩余8国中6国的货币汇率波动幅度从原来规定的±2.25%放宽到±15%，使欧洲汇率机制存活到欧元诞生。当欧元区实在走不出死胡同时，也不妨为自己松一回绑，或许还能峰回路转绝处逢生。

    三、对欧元痼疾的诊断和矫治探索

    当然，这个“集体放假”的方案即便能够成功地使欧元区度过眼前的难关，也克服不了欧元体制的痼疾。欧元区经过11年的磕磕绊绊，尤其是最近3年深陷经济衰退和债务危机泥淖，欧元体制的缺陷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不少学者的论述触及到这点，有的学者直接将话题聚焦在这个问题上。

    蒙代尔指出：“欧元的出现取消了各国的预警机制。在使用本国货币的所有国家中，都存在一套预警系统：……但在加入欧元后，所有国家便失去了各自的预警系统。……欧元区内没有统一的金融政策，因此任何人都无法告诉这些毫无纪律的国家：你应该做这个，做那个。既是德法等欧盟最强大的国家也没有切实地以道义的权利来对希腊的政策施加影响。”[15]蒙代尔的这段话表明，成员国将货币主权上交给中央银行后便失去了自己的经济预警机制，而欧洲央行接管了成员国的货币主权，却没有对各成员国进行有效的监测和预警。蒙代尔指出的是欧元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缺陷。

    孙杰指出，欧元区成立以来，主要成员国之间在区内贸易比重、贸易依存度、贸易差额，乃至年均失业率等方面均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此各国宏观财政政策必然无法相互配合和协调。[16]这说明，尽管欧元区趋同标准已经使成员国感到无比拘束了，但从运行效果上看它仍然不够严密，有着诸多疏漏之处。然而，如果进一步强化趋同标准，无疑会使成员国在对本国进行宏观调控时回旋的空间更小。孙杰认为：“在欧元区内各成员国经济事实上依然存在周期差异, 货币政策又已经统一的情况下, 强化对各成员国财政政策运用空间的约束, 可能最终剥夺了各国进行宏观经济调节的可能性。单纯强调宏观经济指标的一体化往往会适得其反。”这种矛盾性恰好说明欧元体制内在的缺陷。

    孙海霞和斯琴图雅直接指出欧元体制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她们指出：“加入欧元区后, 成员国货币政策制定权统一上交欧洲中央银行, 对国内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回旋余地大大缩小, 独立货币政策制定权丧失成为成员国加入单一货币的主要成本。”这一观点正是我12年前那篇文章所提到的欧元体制的第一个缺陷。她们还指出：“欧元区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条件, 政治利益的不统一和民族利益的要求使得欧元区无法应对大规模的经济冲击……”[17]这一观点与我所提到的欧元体制的第三个缺陷相吻合。

    这次危机爆发后，欧盟领袖努力从痛苦中吸取教训，并采取措施对欧元体制的某些弊病进行矫治。矫治的措施之一是制定了一项改革，将财赤超标的惩罚机制的启动程序由原来的“正向多数表决制”改为“反向多数表决制”，以降低惩罚程序受阻的几率。“欧盟金融稳定机制”也应运而生，作为今后应对成员国债务危机的常设机制。

    欧盟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筹措的巨资是否能将“欧猪”国拯救于水火，欧盟拟议中的改革是否能就此弥补欧元体制中的漏洞，欧洲政界和学术界依然充满疑虑，因此新的倡议纷纷浮出水面。有人提出建立欧元区退出机制，以便必要时甩掉那些朽木不可雕的成员。欧洲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斯泰纳（Alfred Steinherr）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建议：将欧元区一分为二，即拆分成所谓的“北方货币联盟”（the North EMU）和“南方货币联盟”(the South EMU)，其根据是欧盟南方成员国与北方成员国经济差距太大，换句话说这两类国家根本无法实现必要的趋同，因此将它们捆绑在一起是不明智的。他认为，南方货币联盟的趋同标准可以更宽松一些，譬如通胀率可以定在2%以上；可以建立一个政治机构监督货币联盟的中央银行，因此不必坚持它的独立性；允许对资本流动实施某种程度的管制。斯泰纳甚至将两个货币联盟的成员都划分好了。希腊和葡萄牙被他分派到南方联盟中去。爱尔兰虽然目前表现不佳，还是可以进入北方联盟；而意大利和西班牙虽然拥有入围北方联盟的资质，但是他认为它们最终可能选择比较安逸的南方联盟；处于中间两可状态的还有比利时。[18]

    斯泰纳的设想如果在3年前提出无疑将遭人嗤之以鼻，因为它使一多半的成员国重轁一次建立货币联盟的艰辛，其成本不可小觑，更重要的是，它使欧洲联合的进程倒退了一步，这是许多欧洲领袖难以接受的。但今天看来，这个方案却在悲观论者面前展现了一线曙光。这个方案至少可以将欧元从崩溃的悬崖边缘拉回来。

    (原文发表在《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联系 张健雄：zhang-jx@cass.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