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学：论英国的金融监管

    金融监管就是政府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对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管制和监督。[1] 虽然有人不时主张“自由银行业”（free banking），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和由此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充分说明，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容忽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及其力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本文将回顾撒切尔政府实施的金融“大爆炸”（Big Bang）的成败得失，阐述英国金融监管向单一监管模式过渡的前因后果，介绍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英国金融监管的一些新动向，并提出几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金融“大爆炸”的成败得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衰落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撒切尔说，在她于1979年当政时，英国“已是一个内部资源逐渐空洞化的国家。”[2] 她还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我们与美国之间生产率方面出现了大的差距。在50年代和60年代，欧洲也很快地赶上和超过了我们。在70年代，我们在主要工业国中的表现是最差的，而且差得很远。”[3] 表1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证明，撒切尔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如在1950年~1973年和1973年~1979年期间，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均不如其他几个主要发达国家。

表1    1950年~1979年英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较（%）

资料来源：Joe Sanderson, “Britain in Decline? A Statistical Survey of Britain’s Relative Economic Performance since 1950”, in Andrew Cox, Simon Lee and Joe Sanders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odern Britai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7, pp. 32-33.

 

    1979年5月，保守党领袖撒切尔在大选中获胜。她在竞选时提出的口号之一就是要减少政府干预，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让私人企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便使国民经济取得更快的发展。因此，她上台后不久就立即致力于“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创造一种自由放任的关系”。[4] 她认为，这种关系的本质就是降低政府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的作用，使政府的功能仅仅限制在控制通货膨胀、保障汇率稳定、保护私人产权、鼓励竞争和营造稳定的商业氛围等领域。[5] 她甚至认为，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的根源就是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而加快英国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就是最大限度地释放市场机制的力量。[6]

    撒切尔的这一理念无疑受到了当时在国际上越来越“走红”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她在年轻时就阅读了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并在1975年2月就任保守党领导人后不久就会见了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哈耶克。[7]

    在撒切尔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开放金融业。1979年10月，即在撒切尔当政5个月后，保守党政府就放松了外汇管制。这一措施加快了资本流动（包括流出英国和流入英国）的速度，因而扩大了银行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范围。1980年6月，被称作“紧身衣”（corset）的《补充性特别存款计划》（Supplementary Special Deposits）被废弃，银行存款大幅度增长。1981年，政府又进一步放松了对银行业的管制。例如，储备资产比率（12.5%）和最低贷款利率被取消。[8] 1982年，对消费信贷的限制被取消。这些措施使英国的银行业得以进入其他领域，其中之一就是个人抵押贷款市场。[9] 其结果是，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开始加剧，住房贷款的利率开始下降，住房贷款的发放量大幅度增加。[10] 与此同时，住房抵押贷款互助会（building societies）也开始涉足金融领域中的其他业务。

    证券市场是金融业的主体。1983年7月，贸易与工业大臣塞西尔·帕金森（Cecil Parkinson）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主席尼古拉斯·古迪森（Nicholas Goodison）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伦敦证券交易所答应“自愿地”改革交易方式，以引进更多的竞争。[11] 作为回报，政府承诺放弃在反垄断法庭（Restrictive Practices Court，又译“不公平贸易法庭”）上起诉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计划。

    1986年10月27日，帕金森与古迪森达成的改革方案全面实施。这一改革方案的改革力度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在英国金融业堪称史无前例。因此，银行界人士和国际媒体和称这一改革为“大爆炸”。[12] 《华尔街日报》认为，“大爆炸”蕴含的自由市场思想对英国金融业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无与伦比的。[13] 

    撒切尔政府实施的以“大爆炸”为标志的自由化政策收效显著。例如，由于改变了交易方式和实现了对外开放，金融业恢复了活力，竞争也日益激烈，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也显著上升。在1975年~1989年期间，外国银行的数量从330家增加到521家。1989年，伦敦外汇市场的日交易量高达1870亿英镑，大大超过了纽约的1290亿英镑和东京的1150亿英镑。在1979年至1989年期间，英国制造业的投资额增长了12.8%，而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的投资额则增长了320.3%。1979年，金融业和商业服务业的投资额仅相当于制造业投资额的约三分之一，至1989年，前者则比后者多出三分之一。[14] 在1980年~1991年期间，各种金融机构发放的房地产贷款和个人贷款分别增长了801%和648%。[15] 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量也大幅度上升，企业融资对证券市场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大。[16] 金融业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5年的13.6%上升到1990年的17.2%。[17] 劳埃德银行在1991年1月出版的《劳埃德银行经济公报》指出，20世纪80年代，金融业是英国经济中最成功的部门。其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对金融业采取了自由化政策。80年代期间，金融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高达6.7%，而其他部门的增长率仅为1.8%。[18]

    面对金融业的快速发展，英国议会在1986年通过了《1986年金融服务法》（Financial Services Act 1986）。[19] 但是，“大爆炸”之前的金融监管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即仍然以行业自律为主、以政府管制为辅。而且，政府的监管仍然采用多个监管机构并存的模式。

    由此可见，“大爆炸”后，英国的金融监管不仅未能得到加强，反而与迅速发展的金融业相比有些削弱。由此而来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1991年7月，在英国拥有45家分行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 BCCI）因被发现做假账和丧失清偿能力而被英格兰银行关闭。许多人批评英格兰银行未能履行其对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监管。英国政府的有关调查表明，虽然英格兰银行没有失职，但监管体制存在缺陷。该调查还建议在英格兰银行内设立一个对金融机构进行调查的特别机构，以便对英格兰银行获得的任何重要信息进行快速的甄别。[20]

    1995年2月26日，英国最老的商人银行巴林银行（Barrings Bank）倒闭。[21] 导致这一倒闭的直接原因是其内部管理不善。一个名叫尼克·李森（Nick Leeson）的交易员在从事未经批准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时蒙受了巨额亏损。但是，许多人认为，作为银行监管的最高权力机构，英格兰银行未能及早发现巴林银行的问题，也未能提出希望巴林银行强化其内部管理的要求。李森本人也在其自传中说：“有一群人本来可以揭穿并阻止我的把戏，但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不知道他们的疏忽与罪犯级的疏忽之间界限何在，也不清楚他们是否对我负有什么责任。”[22]

二、金融监管模式的重大变化

    一方面，在金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的背景下，英国的金融业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和巴林银行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英国的金融机构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弊端和缺陷。因此，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愈益明显。

    1997年5月20日，英国财政大臣宣布，政府将对英国的金融机构制度进行重大调整。调整的核心内容是将主管银行监管的机构与主管投资服务监管的机构合并成证券与投资委员会（Securities and Investments Board, SIB）。1997年10月，证券与投资委员会改名为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FSA）。1998年6月，英格兰银行主管的银行监管被转移到金融服务局。2000年5月，金融服务局接管了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英国上市局（UK Listing Authority）。2001年12月1日，《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Financial Services and Markets Act 2000，FSMA）生效，取代了《1986年金融服务法》。[23] 根据这一法律，其他6个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也被转移到金融服务局。[24] 此外，根据财政部的决定，金融服务局还在2004年10月接管了对抵押贷款业务的监管，在2005年1月接管了对保险业务的监管。[25] 由此可见，英国的金融监管模式已从此前的多个监管机构并存（即分业监管）向单一的监管模式过渡。[26]

    金融服务局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其经费来源不是政府的拨款，而是受其监管的各种金融机构的缴费。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规定，受金融服务局监管的金融机构应该缴纳年费、申请费以及特别项目费。[27]

    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金融服务局的职能包括以下4个方面：（1）维护市场对英国金融体系的信心；（2）促进公众对英国金融体系的了解；（3）保护存款人和投资者的利益；（4）防范和打击金融犯罪。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金融服务局既有制定规则的权力，也有开展调查和执法的义务。这些权力和义务在它每年制定的年度工作计划（Business Plan）中都有较为详尽的描述。

    2008年10月，财政大臣阿利斯泰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要求金融服务局主席特纳勋爵（Lord Adair Turner）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提出如何加强金融监管的建议。2009年3月18日，特纳完成了该报告。这一题为《特纳评论：监管当局对全球银行危机的回应》（以下简称《特纳评论》）的报告长达126页。除了用很大的篇幅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以外，该报告还为如何加强金融监管提出了28个建议，其中包括：增加银行资本的数量，提高其质量；提高资本充足率；在实施《巴塞尔第二协议》(即“巴塞尔协议II”)的过程中必须避免资本充足率的顺周期性；设立杠杆率的最高限度，以控制资产平衡表规模的过度扩大；强化流动性风险的管理；加强对资信等级评估公司、离岸金融业务和对冲基金的监管；为存款人提供足够的保险；改革金融机构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和奖金制度，以避免其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而从事高风险的金融业务；加强国际合作；在欧盟范围内成立一个新的监管机构，使其拥有更大的权力，取代拉姆法路西委员会（Lamfalussy Committees，即欧洲证券管理委员会和欧盟证券管理委员会）；[28] 使英格兰银行的宏观经济管理与金融服务局的金融监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特纳评论》指出，证券化信贷（securitised credit）容易产生金融风险，但它不会因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消失。如能对证券化信贷实施恰如其分的监管，它就能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该报告还说，许多种金融创新的社会价值微不足道，而这种创新对金融部门的损害却是难以估量的。因此，加强对金融创新活动的监管非常重要。该报告还希望金融机构不要指望用复杂的数学来缓解金融风险。

    《特纳评论》认为，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英国是许多大银行的总部所在地。但这些银行经常从事风险很高的金融业务。此外，英国的抵押贷款增长迅速。因此，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金融业立刻陷入了困境。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特纳评论》还以冰岛金融危机的教训来说明，在银行业务越来越全球化的形势下，仅仅依靠一个国家的财政能力来保护存款人是难以成功的。冰岛的几家主要银行在英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都有很多零售银行业务，因此冰岛危机的破坏力大大超出了冰岛的国界。由此可见，欧洲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

    《特纳评论》公布后，正反两方面的反应和评价不绝于耳。例如，投资管理协会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unders）认为，《特纳报告》为未来的金融监管描绘了一幅路线图。可喜的是，金融服务局终于开始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了。一家名为黑天鹅资本公司的常务董事保罗·哈滕（Paul Hutton）说，虽然《特纳评论》充满了晦涩难懂的金融术语和概念，但它自始至终贯穿了这样一个信念：市场并非永远是正确的，有力的监管是必要的。而英国联合工会的一位官员则认为，《特纳报告》是一个华丽辞藻多于实质内容的“处方”，因而无法恢复存款人或金融界人士的信心。自由民主党的一位官员也认为，如果在5年前就能改革金融业的薪酬和奖金政策，英国或许能避免目前的危机。[29] 日本银行家协会在2009年6月18日发表的一个声明指出，因为伦敦是国际金融中心，所以《特纳评论》的发布将对国际金融界产生重大的影响。该协会尊重英国金融服务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发挥的领导作用。[30]

三、英国金融监管的新动向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监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英国在强化金融监管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2009年2月21日，英国的《2009年银行法》（Banking Act 2009）生效。与此前的各个银行法相比，这一法律具有以下特点：（1）赋予英格兰银行在预防和应对金融风险时以更大的责任和权限；（2）在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下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Committee）。其职责是判断金融风险的性质，关注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制定和实施金融稳定战略；（3）进一步强化英格兰银行对支付系统的监管；（4）设立特别应对机制（Special Resolution Regime），以便对陷入危机的银行进行快速的干预；（5）更加有力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31]

    2009年7月8日，英国财政部发表了题为《改革金融市场》的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32] 这一长达176页的重要文件阐述了英国政府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的分析，回顾了业已采取的反危机措施，并为如何强化金融监管提出政策性建议。

    白皮书认为，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是60年来最严重的危机。[33] 迄今为止，英国政府采取的反危机措施是积极而有效的，因而成功地避免了金融体系的崩溃。为了使这一体系尽快走出困境和避免今后发生类似的危机，英国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Council for Financial Stability, CFS），以取代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监管局在2006年3月设立的“三方常务委员会”（The Tripartite Standing Committee）。[34] 金融稳定理事会是一个法定委员会（statutory committee），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由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监管局三方组成，对议会负责，由财政大臣担任理事会主席。

    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宗旨主要包括：（1）通过定期磋商和讨论，及时发现金融市场上的风险；（2）协调三方制定的金融政策；（3）增加金融市场上各类信息的透明度；[35]（4）通过英格兰银行每半年出版一期的《金融稳定报告》（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和金融监管局每年出版一期的《金融风险展望》（Financial Risk Outlook），公布该委员会对英国金融市场形势的评估和预测；（5）每年向议会提交一个对英国金融市场形势作出评估的报告；（6）与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巴塞尔委员会和欧盟的有关金融机构合作，并努力维护英国的利益。[36]

    （二）进一步完善和强化金融服务局的职能。报告建议：（1）扩大金融服务局的职能。金融服务局现有的4个职能不足以监控金融风险。为此，政府将通过立法来赋予金融服务局第五个职能，即跟踪、判断和控制金融体系中的风险。（2）目前金融服务局仅仅关注它采取的某一行动可能会对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什么样的成本和收益，不考虑如果不采取这一行动可能会对金融体系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后果。为改变这一缺陷，政府将修改《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使金融服务局既关注其采取的某一行动产生的成本和收益，也要考虑如果不采取这一行动可能会对金融体系产生什么样的不良后果。（3）金融服务局在制定和实施金融监管的规则时，应积极考虑到欧盟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制定的有关维系金融稳定的法规，使两者相得益彰。（4）金融服务局应对其内部管理层职位的设置进行评估，并在2009年底提出报告。（5）在欧盟法允许的范围内，强化金融服务局的执法权，严惩金融行业中个人或企业的不轨行为

    （三）密切关注 “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企业”。[37] 这些企业具有规模庞大、金融业务活动涉及面广和市场影响力大的特点。因此，即便是这些企业中的一个陷入困境，整个金融体系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白皮书认为，虽然政府不会人为地压制金融企业的规模，但必须向这些举足轻重的金融企业提出特殊的要求，其中包括加强市场纪律，确定更高的资本要求，制定应对危机的计划，为减少“道德危机”（moral hazard）而要求其自我消化风险。

    （四）管理系统性风险。白皮书认为，除了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状况以外，还应该积极应对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为此，金融监管机构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改进会计制度，增加金融体系的透明度；（2）提高金融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完善批发银行市场的基础设施；（3）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

    （五）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国际金融危机对金融体系中的批发银行业务和零售银行业务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相比之下，依赖于零售银行业务的普通人和小企业受到的不良影响更大。白皮书指出，在加强金融监管的过程中，政府必须确保消费者的利益不受损失。此外，政府还将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1）在2010年推出全国货币指导服务系统（national money guidance service），向公众提供更多的金融知识，以丰富其个人理财经验；[38]（2）为公众开发出更多的简单明了、易于操作、安全可靠的金融产品；（3）认真听取消费者的建议和投诉；（4）强化存款保护制度；（5）使更多的人拥有银行账户；[39]（6）向资信可靠的民众提供更多的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

    （六）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进一步促进竞争。白皮书认为，竞争是英国金融业提高效率的必要手段之一，因此，在加强金融监管时，不能顾此失彼，轻视竞争。为了促进竞争，白皮书提出了以下建议：（1）鼓励各种金融机构通过创新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2）积极发挥互助会的作用，为其提供更多的活动空间；[40]（3）进一步完善退出机制；（4）金融服务局与公平贸易办公室（Office of Fair Trading, OFT）要各司其职，相互协调。

    （七）加强国际合作。白皮书认为，最近几十年快速发展的金融全球化使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能在跨国界的范围内运转。这一特点使各国的金融稳定面临更大的挑战，因此，在维系各国金融稳定和全球金融稳定的过程中，加强国际合作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英国应在二十国集团的框架内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另一方面，金融服务局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向其提供宏观经济形势中的和金融市场上的各种风险预警。

    白皮书认为，欧盟需要一个受到监管的、充满活力的和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金融部门。英国将在构建这样一个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英国支持欧洲理事会在2009年7月作出的建立一个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委员会（European Systemic Risk Board, ESRB）的决定。

    英国财政部发表的这一白皮书受到了英国金融界的欢迎。例如，英国银行家协会(British Bankers Association, BBA)首席执行官安吉拉·奈特(Angela Knight)说，白皮书是改革计划的组成部分之一，该计划力求实施的“恰当而有效的管制”和“高质量的监督”，是维系银行业活力的核心。为了实现金融稳定，英国银行家协会愿意与金融服务局和英格兰银行开展合作。

    奈特认为，英国的银行已认识到了改革金融监管规则的必要性，因此它们将与有关当局密切合作，以确保英国经济和银行业能取得“长期性的成功”。她对白皮书提出的加强对公众的教育的建议表示赞赏。她说，银行家协会将为增加公众的金融知识提供服务。

    奈特还说，银行业是一种全球性业务，因此，其他国家也应该采取相应的行动。否则，英国的银行业就会处于不利的地位，无法保持其竞争优势。

    关于英国银行业管理层的奖金，奈特说，改革薪水和奖金制度是必要的。这一改革应该奖励那些对长期性金融稳定作出贡献的银行家，惩罚那些胡作非为者。[41]

四、几点思考

    （一）如何认识金融监管的不同制度安排的利弊得失？

    世界各国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可分为两大类，即单一监管（又称“一体化监管”）和分业监管。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2002年，世界上共有46个国家采用了单一监管模式。[42]

    毋庸置疑，金融监管的制度安排对监管的效率和成本有着重大的影响。如前所述，“大爆炸”之前，英国采取的是分业监管模式，即不同的金融业务活动和不同的金融产品由不同的机构监管。“大爆炸”后，英国开始实行单一监管模式，即金融服务局承担对所有金融业务活动和所有金融产品的监管。

    应该指出的是，没有一种制度安排是完美无缺的。单一监管模式的优势包括：（1）有利于避免政出多门；（2）有利于对那些界限模糊不清的金融产品或金融业务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管；（3）有利于消除重复监管或交叉监管的现象；（4）有利于政府对金融业的发展方向和金融形势的走向作出高度统一的宏观调控；（5）有利于集中使用高级管理人才；（6）有利于发挥金融监管的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7）有利于减少日常监管机构的行政经费和其他一些业务开支。[43]

    但分业监管模式也并非一无是处。这一模式的优势体现在：（1）有利于应对不同金融业务活动中出现的各不相同的风险；（2）有利于发挥不同金融机构的专业优势；（3）有利于不同的监管机构取长补短，相得益彰；（4）有利于在不同的监管机构中建立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避免单一监管模式容易出现的那种武断的干预和官僚化的运转方式。

    总之，正如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罗纳·马丁内斯和托马斯·罗斯的研究成果所指出的那样，单一监管模式是一种新现象，因此其有效性尚未得到证实。试图尝试这一模式的国家应该认真研究其利弊得失。而且，不同的模式可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44]

    （二）如何认识“自由银行业”？

    长期以来，主张“自由银行业”（free banking）的人始终认为，金融市场与商品市场无区别，因此自由放任的原则同样适用于银行业。例如，英国学者多德（Kavin Dowd）认为，“如果说市场在配置资源（钱）时比政府做得好，那么，钱与生产钱的银行业有何差别？”他甚至说，银行挤兑有利于淘汰较为弱小的银行。[45]

    事实表明，“自由银行业”之说是危险的。“自由银行业”之所以行不通，主要是因为：第一，金融市场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市场有着本质的区别。金融机构陷入危机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就会断裂，从而对国民经济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第二，金融机构时时刻刻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如系统性风险、市场风险、违约风险和操作风险，等等。为了减少这些风险，政府的监管是必不可少的。第三，虽然行业自律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不能成为抵御金融危机的“灵丹妙药”。“放心地让银行去自己管自己，等于是让偷猎者去站岗放哨”。[46] 第四，金融机构倒闭的社会成本大于企业倒闭的社会成本。企业倒闭后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涉及股东，而金融机构则不然，因为它有众多的客户（存款人），而且这些客户在地理上分布很广。第五，存款人因信息不对称而无法鉴别“有问题”的金融机构。此外，许多存款人为获取高回报而无视潜在的金融风险。因此，政府的监管部门必须承担保护存款人的职责。第六，金融业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足和信息不对称。例如，银行在决定是否要放贷以前往往不太知道其客户偿还贷款的能力或真实意愿，而储蓄者在选择一家可靠的银行时同样面临着不太了解银行经营状况的难题。

    总而言之，加强金融监管是十分必要的。当然，金融监管是有成本的。在1998~1999年财政年度，英国金融服务局的预算为1.539亿英镑。这一开支尚未包括金融机构本身为配合监管而必须承担的开支（如填写报表）。但是，为了维系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一成本显然是不足挂齿的。

    （三）如何认识金融创新？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特纳勋爵认为，大量金融创新是毫无社会效益的。[47] 这一看法无疑具有很强的片面性。

    经济发展不仅仅是实体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48] 而虚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它为金融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约翰•普伦德（John Plender）认为，零售金融业中的金融创新最有益。例如，由于大量使用自动柜员机（ATM），日常的金融活动变得非常便利，而这种金融创新的副作用是极为有限的。[49]

    应该指出的是，金融创新并非十全十美。事实表明，有些金融创新是利弊共存的。例如，衍生产品和证券化固然是有益的金融创新。它们为风险管理提供了发展的机会，使之能够有效地应对20世纪70年代固定汇率机制崩溃后频繁出现的汇率波动。但衍生产品在规避风险的同时也会加大风险或加快风险的形成。

    由此可见，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虽然不受监管的金融创新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全盘抛弃金融创新。换言之，在鼓励金融创新的过程中，金融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容忽视。

    （四）如何认识英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18世纪初，由于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卷入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欧洲的金融中心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伦敦。[50] 自那时以来，伦敦一直是国际上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垮台后，伦敦的金融业迅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伦敦股市大幅度下跌，许多银行的债务快速增加，在伦敦融资的企业明显减少，各种金融公司进行大规模的裁员。[51] 因此，一些媒体甚至认为，伦敦可能会成为“泰晤士河上的雷克雅未克” （Reykjavik on the Thames），因为国际金融危机几乎使严重依赖金融业的冰岛陷入了“国家破产”的地步。

    但这一担忧并没有成为现实。许多指标表明，在不足一年时间的努力，伦敦终于摆脱了困境，再次展现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魅力。世界经济论坛在2009年10月8日发表的《2009年金融发展指数》，以120多个指标为依据，将世界上55个金融业较为发达的国家（地区）排列名次。英国以5.28分名列榜首（满分为7分）。[52]

    伦敦之所以能继续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它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1）虽然英国的GDP总量已退至世界第六和欧盟第三，但它仍然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占有重要的地位。[53] 这无疑为伦敦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创造了必要条件。[54]（2）在语言和地理位置上，伦敦占有得天独厚的优势。（3）伦敦拥有大量精通金融业的人才。（4）除银行业以外，伦敦的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和资产管理业务也很发达。伦敦还是国际上有色金属交易的主要市场。（5）具有优良的营商环境。（6）伦敦港是英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通航。毫无疑问，伦敦的上述优势很难因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消失。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英国加强了金融监管。金融界的一些人士认为，这会损害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有些金融机构会将其业务转移到金融监管较为宽松的国家。对此，英国金融服务局主席特纳勋爵说：“过去，伦敦为了在提升竞争力方面获得一点微小的进步而放松监管。我们不愿意重蹈覆辙。走错路招致的代价是巨大的。”[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