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学：合理“救”欧 于己有利
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
今年的G20峰会上出现了两张新面孔，而且都是美女，即IMF总裁拉加德和巴西总统罗塞夫。但国际社会可能更为关注这一峰会讨论的话题以及会议能达到什么目的、产生什么效果。
G20“雷声大而雨点小”
作为东道国，法国有义务在倾听各方意见的前提下为峰会提出一些讨论题。法国提出的需要G20与会者讨论的题目主要是加快经济复苏、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稳定大宗产品的价格以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等。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话题如果不是老生常谈的话，至少也是“似曾相识”。自第一次G20峰会以来，似乎每一次会议都要提到上述几个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在许多网民眼中，这一切犹如作家笔下的爱情，成了G20峰会关注的永恒的话题。
虽然G20峰会的与会者一次又一次地讨论上述与地球上每一个国家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但现实情况却似乎并未好转。例如，世界经济复苏仍然缺乏活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仍然是“雷声大而雨点小”，石油和粮食等大宗产品的价格仍然“我行我素”，涨跌时根本“不与你商量”，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则犹如一句空话，使发展中国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由此可见，G20峰会除了握手、礼炮、宴会、讨论（或曰“唠嗑”）和发表联合公报以外，似乎应该在如何提高其成效方面出主意、想办法。否则，G20峰会可能会如同鲜花那样，岁岁年年一个模样，国际社会的兴趣会逐渐减退。
应加强G20的机制化
加强G20的机制化或许能改变上述“美中不足”。国家间的合作一般采用非机制化和机制化两种形式。非机制化是指参与合作的成员国不成立正式的组织，也没有明确的宗旨和章程，仅仅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首脑会议，会后发表一个联合公报或声明。
机制化可分为低度机制化和高度机制化。低度机制化是指参与合作的国家组成一个松散的集团，具有较为明确的宗旨和章程，但不制定具有约束力的法规。由于不设常设秘书处，该集团运转的主要工作由轮值主席国承担。除首脑会议以外，还有其他形式的定期或不定期的部长级磋商或会晤。高度机制化通常适用于根据法律文件成立的正式的国际组织。它有明确的宗旨、章程和行动纲领，也有固定的秘书处。成员国甚至还应该为维系其运转而必须缴纳会费。此外，这一组织通过的法律文件对其成员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目前G20采用的非机制化形式具有这样一种长处：参与合作的各方不受或很少受到制度性约束的限制，运转成本低。为了避免使G20峰会成为一个“空谈俱乐部”，加强其机制化建设看来是十分必要的。G20应该制定较为明确的宗旨、章程或行动纲领，设立固定的秘书处，并力求使峰会通过的法律文件对其成员国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欧债危机成G20热点
与以往相比，今年的戛纳峰会有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热点”，即欧洲债务危机。且不论希腊为什么在公投问题上如此变化多端，从而为国际媒体创造了无数新闻，国际社会更为关注的是，G20峰会能为持续时间已两年有余的欧洲债务危机开出什么“灵丹妙药”。
戛纳峰会虽然没有为欧洲债务危机开出“药方”，但以下文字表达了G20领导人的心声：“我们欢迎2011年10月26日欧洲领导人所做的决定。这一决定旨在恢复希腊债务可持续性，增强欧洲银行系统，为避免危机蔓延而构筑防火墙，夯实欧元区经济重大改革的基础。我们呼吁各方快速加以执行这一决定。”
戛纳峰会的公报没有提出中国“救”欧洲的要求。当然，这样的文件不可能提出这种无理要求。但是，在戛纳峰会之前，国际媒体却不时发出中国应该“救”欧洲的声音。国内网民也认为，此时不展示一下中国的经济实力，更待何时？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说，中国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欧猪四国”（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债务仅为1.5万亿美元。言下之意是，“救”欧洲对中国而言是“小菜一碟”。
当然，反对中国“救”欧洲的声音也不容忽视。有人说，中国自己的贫困问题尚未解决，何以用我们的血汗钱去“救”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出不知多少倍的欧洲人？还有人说，欧盟迄今为止执意不给中国以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不解除武器禁运，甚至还在许多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因此，即使我们有足够的钱也不能给欧洲人一个铜板。
事实上，无论在英语中还是在汉语中，“救”的含义有两种：一是使被困者彻底走出困境，二是为被困者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使其困境得到改善。第一种“救”法显然是笑话而已，中国既无实力，也无这样的政治意愿。第二种“救”法则是合情合理的。
众所周知，中国与欧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面对伙伴的困难，我们提供帮助完全是天经地义的。事实上，中国业已为欧洲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例如，中国已购买了一些欧洲国家的国债，并表示要扩大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有关国家的财政紧缩的社会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
应该指出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救”欧洲也是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能使我国的外汇储备的“出路”多元化，并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