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雁南：世界金融危机及中欧关系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似乎已经开始退潮。然而，从其第一波冲击到现在短短几年间，却有许多值得我们留心的现象和值得深思的问题。本人仅就中欧关系的视角，提三个问题，谈三点看法。

    第一，资本主义有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本次危机初起之际，来势汹汹，其蔓延之快、波及之广，令许多人竟产生资本主义快完蛋的判断。一些媒体纷纷报导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国家成为热门读物并脱销的消息，学界也热议西方主流国家放弃新自由主义政策，加强国家调控；加之中国应对危机的成功，有人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将在世界上重新掀起高潮。许多人相信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末日就在眼前[1]。联想到国际上一股“热捧中国”，并提出“中国模式”的议论；不禁深为此感到担忧。虽然这只是媒体和少部分公众的看法，却反映社会潜在着一种浮躁心理；虽然这种浮躁心理反映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景，但盲目的乐观如蔓延开来，将直接影响我对当前国际大局的战略判断，进而干扰我对外政策及对欧政策的稳定。

    对资本主义的认识问题，关系到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定位，失去对时代的科学判断，一切内外政策都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时代问题需慎之又慎。这也是我们讨论对外关系及对欧关系必须首先要搞清楚的问题。

    事实上，尽管此次世界金融危机十分严重，确属历史罕见。但是，从此次西方国家应对危机举措的力度、协调的能力（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后的国际形势不可同日而语）来看，世界资本主义仍然具有较强的应变和修复能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是世界的主导力量。一些国家放弃新自由主义，但又拿起了另外的资本主义政策工具，其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一切资本主义国际行为的特征（从主要行为原则和战略目标而言）都仍将继续存在；包括它的霸权主义导向、资本利益决定一切及价值取向的主导欲望等等。

    中国对金融风暴的成功应对，确有其社会主义的国家体制因素。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其历史欠账太多，离现代化的国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甚至有许多基础性工作尚未完成。提“中国模式”，不是出于不切实际的好心，便是别有用心。我比较同意周弘教授关于“中国道路”的提法（见《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五期）。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模式”则有推行于世的弦外之音。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这正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它违背了邓小平同志“不扛旗”的教诲。这也是我们在讨论中欧关系前需提出对资本主义认识的原因。作为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国家，时代问题搞不清楚，谈何外交政策？

    第二，欧洲有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如果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欧洲当然也是如此。但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它们所处状况却与危机前有很大不同了。问题在于，对这种不同如何来看。

    此次危机虽发端于美国，欧洲却是最重的受灾区。特别是“欧猪四国”债务危机的发生，有关欧元即将崩溃，欧盟将衰弱的议论一直不绝于耳。其实这也是人们对欧洲的一种误读。欧盟及欧元固然有其制度设计、运行机制上的种种弊端，并遭遇严重的危机。但是，只要我们对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有所了解，就会对欧盟有更清醒的认识。

    首先，从历史角度来看，一方面，欧洲一体化是欧洲各国人民从几百年来反复不断的战争中寻找到的一条和平之路，是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欧共体的诞生是二战后欧洲形势的政治需要（特别是德国问题因素），是受到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世界经济竞争加剧、全球化及高科技迅速发展、新兴国家的崛起等）之所迫，具有历史的现实性。从欧共体到欧盟，欧洲国家已经从一体化中获得远非一个单独国家所能获得的丰厚利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欧洲一体化事实上已几无逆转的可能。且不论其如逆转可能付出巨大的、令人生畏的代价。如果进一步深入讨论的话，我们还可以从欧洲文化的角度予以论证。总之，欧洲一体化是集欧洲文明之大全的作品，具有复杂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性。

    其次，从欧洲一体化自身的发展实践来看，大大小小的各种危机一直是如影随形，相伴始终。欧洲衰弱或衰亡的论调也曾时有所闻，但欧洲一体化却不断地发展着，并在不断地深化和扩大。这一方面证明了欧洲一体化所具有（如上所述）深厚的历史根基，同时也证明欧洲一体化具有较强的应变和再生能力。

    再次，从国际社会发展前景来看，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历史和现实的成果，欧盟这种国际（或区域化）组织体制是人类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其内部深层的基因也是其他我们所见的国际组织所没有的。因此，我们不能用对于一般国际组织的眼光来看欧盟。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一种形态，也许它代表着一种国家间组织（国际组织）的新式形态，也许它代表着国家走向灭亡的一种过渡形态，它的创新价值是无可争议的。正因为其所具有的创新性，它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更多的曲折和困难。或许欧盟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组织，会在某种极为特殊情况下出现崩溃，但只要它的历史根基或现实需要等因素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欧洲一体化就还会以其他的形态继续存在。但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出现这种根本变化的可能。

    因此，在欧盟继续存在、欧元继续存在的前提下，我们应致力于对欧盟具体的现实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在金融危机后所可能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毫无疑问，此次金融危机对欧盟及其成员国打击的力度之大，是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未曾有过的。加之欧盟刚刚出台的《里斯本条约》及其近几年扩大带来的种种问题，这一切都将不可避免地对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法制建设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其影响究竟如何，将有何变化，这些影响和变化又将会如何影响到它或它们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并进而影响到中欧关系的发展。这些都是当前中国欧洲学界的重要任务。否则，空谈欧盟是否衰弱或欧元是否会存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

    第三，中欧关系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与上述两个问题不同，中欧关系的确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原因来自中国。主要是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使得欧盟及其成员国改变了对中国政策的战略思考。

    欧洲对华战略的发展经历过三次不同的国际环境的转换，其目标的侧重点也因此而有所不同。建交之初，在经济利益的考量之外，欧洲无疑有发展对华关系以牵制苏联的战略意图，甚至从安全角度来看，可能会占更重要的份量；之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各种力量之间经济的竞争取代原来两大阵营的对峙而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旋律（恐怖主义和反恐等等，说到底也是一种经济利益之争）。其时正值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苏联这个政治与安全对手消失的情况下，经济的考量主导了欧洲对华政策的发展。当前，欧盟面临第三次国际环境的转换。随着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特别是在本次世界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如何利用中国发展的机遇，同时又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便成了欧盟对华政策的主要考量。这一阶段的形势比前两个阶段更为复杂，策略抉择也更为困难，因此，欧盟的对华关系常表现出彷徨和两难，有时不得不冒着中欧关系可能破裂的风险，采用政治手段来助阵。这也是前两年中欧关系动荡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过来看，中国对欧政策的战略考虑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只不过前两个阶段的战略出发点与欧洲有所不同，如果说在建交之初双方在对苏政策上有共同的战略利益，那么在第二阶段，中国主要是希望通过中欧关系的发展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机遇（中国与欧盟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说到底也是争取更大的发展机遇）。当前，中国也面临着第三次国际环境的转换。由于中国经济实力大大提高，欧盟已经将中国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特别是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欧美日等主要西方国家都将中国复兴视为一种威胁。因此，中国的对欧政策面临着比欧洲对华政策更为复杂的处境。在双方综合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保持过去几十年来形成的合作基础，如何在中欧关系竞争性日渐突出的情况下开拓互补互利的空间，同样也是中国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从中欧双方的战略侧重点来看，仍然是将对方视为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从这一点来说，中欧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在欧盟遭遇了重大打击，而中国经济地位进一步提升的情况下，双方也没有改变这种战略姿态，相反，还有了进一步深化合作的需求。只不过在合作与竞争利益进一步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中欧双方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对方的变化，需要根据新的形势探索出各自的应对战略，并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合作机制。

    从国际政治的战略高度来看，中欧关系也没有根本性变化，中欧双方仍然坚持世界多极化的方向，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路线，坚持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在这一点上，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但是，如果没有双边关系的稳定发展，这种战略合作将无从谈起。因此，无论从战略高度来看，还是从现实利益来看，双方都会进一步重视中欧关系的发展。

    但是，战略态势的性质没有变化并不等于中欧关系一定会顺利和稳定。相反，由于决定着双边关系最重要基础的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由于双方都需要适应这种变化并为应对这种变化探索各自的发展战略，特别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国际行为准则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情况下，中欧关系还很有可能会出现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