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学：希腊债务危机十问

（本文发表于《中国战略观察》2010年第7期）

 

    希腊债务危机是欧元问世以来欧盟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为何欧盟的救援行动曾举棋不定？欧元会不会崩溃？如何看待三大信用等级评级机构的作用？如何完善欧盟的制度建设？欧洲货币基金能否建成？如何认识文化因素与希腊债务危机的关系？希腊债务危机的出路何在？西班牙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希腊”？如何评估希腊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本文力图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2009年10月4日，希腊提前举行大选。帕潘德里欧领导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击败时任总理卡拉曼利斯领导的新民主党。5日，帕潘德里欧获得希腊总统帕普利亚斯的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6日，帕潘德里欧在总统府宣誓就职，成为其继祖父和父亲之后帕潘德里欧家族的第三位总理。

    帕潘德里欧政府上台后不久就修正了前政府的有关经济数据，称希腊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分别为 12.7%和113 %，大大高于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确定的3%和60%的上限。此后不久，国际上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先后调低了希腊国债的信用等级，国际投资者和媒体对希腊是否会“国家破产”的担忧与日俱增，希腊股市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动荡。2010年2月2日，帕潘德里欧总理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希腊已濒临“崩溃的边缘”。 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既有外因，也有内因。[1] 就外因而言，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无疑是罪魁祸首。这一危机使希腊希腊的农产品出口陷入了困境。根据国际货币经济组织（IMF）的统计，希腊的贸易逆差从2007年的569亿美元上升到2008年的648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从同期的447亿美元增加到512亿美元。[2] 旅游业也深受其害。2008年第一季度、2009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旅游业收入分别下降了7.8%、18.3%和12.7%。[3]

    希腊债务危机的内因无非是沉重的债务负担和庞大的财政赤字超出了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限度。而债务负担和财政赤字得不到控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希腊政府长期奉行无节制的赤字财政政策。由于希腊是欧元区成员国之一，货币政策的缺失使希腊只能用财政政策工具来调控宏观经济。其次，公务员队伍庞大。在希腊全国的1070万人口中，公务员却有42万之多，[4] 而且，公共部门雇员工资的涨幅却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5] 第三，严重的偷税漏税现象影响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从医生到出租车司机，从商店到加油站，人们很少使用发票。第四，虽然希腊政府多年来一直在实施私有化，但公共部门仍然很庞大，而且效率低下。第五，出于“选举政治”的考虑，前几届政府常采用“做假账”的方法来隐瞒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的实际规模。因此，帕潘德里欧上台后，被迫如实公开希腊政府的财政状况和国债的规模。第六，希腊为举办2004年奥运会而耗资100多亿欧元。[6] 但在奥运会之后，希腊政府并没有采取加快经济发展的措施。[7] 第七，军费开支庞大。希腊与土耳其的关系长期不和。希腊认为，在安全领域，土耳其是其最大的“危险”。因此，长期以来，希腊的国防开支一直很高。英国《卫报》认为，希腊的国防开支相当于GDP的3.5%，高于英国的2.6%。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希腊的军费开支仅次于美国。在2004~2008年期间，希腊是世界上第五大常规武器进口国。[8]

    1972年，希腊的公共财政曾出现过平衡。但此后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比重始终高达6%。[9] 而且，每一届新政府在上台后都声称上一届政府隐瞒了财政赤字问题的严重性。正如瑞士日内瓦国际关系和发展研究生院教授查尔斯·韦普洛斯所说的那样，“希腊是一个既没有财政纪律、又没有财务诚实的国家。”[10]

    据报道，美国高盛公司曾为希腊政府规避《稳定与增长公约》对公共债务的有关规定而出谋划策。自2002年起，希腊政府购买了美国高盛公司的大量金融衍生产品。这些金融产品利用“货币互换”的原理，使债务的规模在未来的一个时期才能在账上显现。[11]

    二、为何欧盟的救援行动曾举棋不定？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布什政府能动用所有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制定并实施有力的反危机措施，使危机得到控制。而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虽然欧盟表示要采取行动，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但是，由于在多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因此欧盟的救援行动很难说是快速而积极的。[12]

    欧盟内部的分歧主要包括：（1）救援会不会导致“道德风险”。有人认为，作为欧盟的成员国，希腊应该得到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支持，否则整个欧元区都会受到致命的打击。但有人认为，希腊遭遇债务危机的打击是其咎由自取，因此欧盟不应该帮助希腊，否则容易产生“道德风险”。[13] 一些德国人甚至认为希腊政府可以通过出售其历史文物或爱琴海中的一些岛屿来偿付其债务。（2）IMF是否应该参与救援行动。有人认为，希腊是IMF成员国，因此解决希腊的问题完全应该由IMF来承担更多的责任。但也有人认为，欧盟完全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希腊债务危机，不必由IMF“插手”。有人甚至认为，IMF参与救援会使欧盟的“面子”丧失殆尽，从而降低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14]（3）是否应该为希腊得到的救援附加条件。有人认为，希腊必须首先承诺进行大刀阔斧般的改革，大幅度降低财政赤字，减少社会福利，尔后才能得到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援助。但也有人认为，要求希腊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和实施紧缩政策必然会使希腊经济更加难以走出危机。

    欧盟在救助希腊时行动迟缓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人对欧盟有关法律的理解大相径庭。例如，经《里斯本条约》修订后的《欧洲联盟基础条约》第122条第2款规定：“如有一成员国遇到无法由其控制的自然灾害或特殊事件引起的困难或面临着有可能由此导致的重大困难的严重威胁时，（欧盟）理事会经委员会提议，可通过一项决定，在某些条件下，向有关成员国提供联盟援助。”[15] 有人认为，希腊债务危机不是“自然灾害或特殊事件引起的困难”，因此欧盟援助希腊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但也有人认为，希腊危机完全是一种希腊难以自救的“特殊事件”，欧盟当然应该伸出援助之手。他们甚至认为，正是这一条款，才是欧盟必须帮助希腊渡过难关的法律基础。

    应该指出的是，德国、法国和英国在是否应该救援希腊以及如何救援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立场。相比之下，法国主张尽快提供援助，德国的态度不太积极，而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则公开表示，英国不愿参与任何欧元区的救助行动。[16]

    《纽约时报》的下述评论不无道理：“欧洲在救助希腊债务危机的过程中行动迟缓，使欧元和欧盟的根基出现了松动。欧洲究竟有无作出快速决策的机制？”这一文章进而指出，“行动迟缓是由欧盟的性质及其制度上的缺陷所决定的，因此是无法避免的。欧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府、财政部，也没有有效而统一的财政协调，更没有危机管理机制。与欧元有关的任何一个最终决定都必须在成员国和欧盟机构内进行无休止的谈判和协商后作出。这就向投资者传递了一个不详的信号：希腊债务危机可能会在得不到救助的情况下变得更加严重。”[17]

    令人欣慰的是，2010年5月10日凌晨，经过10多个小时的漫长谈判，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终于达成一项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救助计划。该计划的资金包括：（1）4400亿欧元由欧元区国家根据相互间协议提供，为期三年；（2）600亿欧元以欧盟《里斯本条约》相关条款为基础，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筹措；（3）IMF提供2500亿欧元。

    根据这一援助计划，陷入危机的欧元区国家可申请获得资金支持，援助的条件参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规定。

    三、欧元会不会崩溃？

    欧元的问世既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发展的结果，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欧元使16个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自由贸易的渠道更加畅通。同样重要的是，欧元打破了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独霸天下的局面，使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但是，曾因成功预测美国次贷危机而获得5亿美元收入的美国海曼咨询公司早在2009年2月就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欧洲货币联盟将四分五裂。[18]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一些人对欧元的前途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忧虑。甚至美国联邦储备前主席沃尔克也认为，欧元崩溃的潜在风险很大。[19] 美国学者波利维斯·佩德罗波洛斯说：“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用他喜爱的女人欧罗巴来命名今天被称作‘欧洲’的这片土地。他希望欧罗巴将流芳百世。现在的问题是：宙斯的美好梦想会不会在这一梦想的发源地希腊戛然而止？”[20]

    对欧元前途所作的种种悲观预测是言过其实的。诚然，希腊债务危机是1999年欧元问世成立以来欧元区面临的最大挑战和考验，但欧元区不会因希腊债务危机而“垮台”。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是：第一，欧元崩溃的政治成本是不可估量的，因此欧元区成员国会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这一不良后果。2010年5月13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会议上说：如果欧元崩溃了，“欧洲和欧盟都将随之而崩溃。”[21] 第二，希腊经济在欧元区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不足3%。这一比重显然难以对欧元产生致命的打击。第三，在欧元区中举足轻重的德国和法国等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出现危机。第四，任何一种国际货币的价值都是由采用这一货币的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的。欧元区的经济实力是众所周知的。第五，目前欧洲经济遇到的种种困难并非都是由欧元导致的。第六，希腊政府制定的一些反危机措施以及IMF和欧盟的援助有助于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第七，与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相比，希腊债务危机对欧元区的冲击力是较为有限的。欧元区成员国既能成功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也能抵御希腊债务危机。

    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德国的一个民意测验表明，53%的受访者认为，欧盟应该驱逐希腊；67%的受访者认为，欧盟成员国不应该援助希腊。[22] 毋庸置疑，民意测验的结果并不代表欧盟领导人的决断。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将希腊开除的代价是十分高昂的，欧盟不会采取这样的极端行为。[23]

    事实上，欧元面临的更为巨大的挑战可能是在十年以后。届时，由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将退休，许多欧洲国家的养老金体系将面临巨大的压力。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会大规模地举债，从而使欧元陷入十分严重的困境。

    四、如何看待三大信用等级评级机构的作用？

    希腊债务危机的“导火线”，一是帕潘德里欧政府宣称前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被大大低估，二是美国的三大信用等级评级机构（莫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先后多次调低希腊的主权信用等级，从而使希腊的股市和外汇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动荡，希腊政府为发行国债而不得不付出更高的成本。而在这些信用等级评级机构降低希腊国债的信用等级以前，希腊的债务问题并非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也与三大信用等级评级机构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许多人认为，当时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的经济形势并非已濒临危机的边缘。但是，国际上的信用等级评级机构却争先恐后地降低这些国家的主权信用等级，使不知东亚经济真实性的国际投资者在所谓“羊群效应”的影响下，作出了撤资的决定，引发东亚金融市场出现动荡，使泰国等国陷入了危机。

    一些希腊人在评价那些信用等级评定机构时，常引用古希腊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名言：“没有人喜欢带来坏消息的信使”。法国欧洲事务部部长皮埃尔·勒卢绪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很想了解（信用等级评级机构中的）那些30来岁的毛孩子是否知道他们对西班牙或葡萄牙等地的人民带来的灾难。这些国家的政府不得不蒙受巨大的损失，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和住房。这些信用等级评级机构的责任心在哪里？”[24]

    根据欧洲央行的有关规定，任何一个成员国的信用等级被穆迪等机构降级后，它的国债就无法被作为获取欧洲央行优惠贷款的抵押。因此，一些欧洲学者认为，作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一极，欧盟应该建立自己的信用等级评估体系和评估机构，不能被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的结论左右。欧洲国家的政府官员也认识到了欧洲建立自己的信用等级评级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彭博商业周刊网的一篇文章写道，“许多欧洲人总是把危机的根源归咎于他人。常被人指责的替罪羊是投机者和信用等级评级机构。”[25]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迄今为止，国际上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超国家的信用等级评级机构。因此，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就利用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话语权，以貌似公正而客观的评价体系，向国际投资者发出似乎是颇为“权威”的“敬告”。然而，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许多国际投资者“宁愿信其有而不愿信其无”，更不会关注希腊等国的“叫屈”。令人可喜的是，提升信用等级机构的责任心和强化对这些机构的监管，已成为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之一。默克尔甚至说，这是一场“政治家与市场之间的战争”，欧盟肯定能“打赢这场战争。”[26]

    五、如何完善欧盟的制度建设？

    欧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也是除美国以外唯一有能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一极。但是，希腊的债务危机表明，欧盟在经济领域中的制度建设还面临着以下三个难题：

    首先，如何使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匹配。欧元区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业已实现了高度的一元化，而其他政策（如财政政策、信贷政策、工资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等）则由成员国自行制定和实施。这就容易使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发生错位。为了避免债务危机再次发生，欧盟应该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美国前财政部长斯诺也认为，“欧元如要生存，可能需要一种共同的财政政策。”[27]

    其次，如何使各国真正能执行欧盟的有关规定。为维系经济稳定，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将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的上限分别确定为3%和60%。但欧盟没有政治上的强制力来确保成员国遵守上述规定，也没有惩罚手段。国际上的一些分析人士指出，鉴于国际金融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的“后遗症”难以在近期内消失，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3%这一指标，与其说是上限，还不如说是底限。

    第三，如何确保成员国提供真实的数据。欧洲中央银行享有很高的独立性，这为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的运转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它难以应对成员国在统计数字上的弄虚作假。可见，欧洲央行和欧洲统计局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杜绝“造假账”的行为。

    2010年6月8日召开的欧盟27国财政部长会议发表声明，决定赋予欧盟统计局强化审计成员国统计数据的权力。今后，欧盟统计局将对成员国提供的有关公共财政状况的数据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必要时甚至会对成员国提供的数据进行实地查证。[28]

    第四，如何强化经济治理。希腊债务危机的爆发充分说明，在欧盟内部加强经济治理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2010年5月12日，欧盟委员会推出了加强经济治理的方案。根据这一方案，欧盟的经济治理 将强化欧盟财政纪律、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建立一套长效的危机应对机制。不少欧洲人甚至希望欧盟尽快建立一个所谓“欧洲经济政府”，以强化经济治理。

    2010年6月17日，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欧盟领导人讨论了如何加强欧盟内部经济治理等问题，决定进一步严格财政纪律，加强对成员国的宏观经济监督。与会领导人同意，在尊重各国预算主权的前提下，自2011年开始，成员国的预算方案在付诸各国议会表决通过前要先接受欧盟委员会的评议，对违反欧盟财政纪律的成员国将进行严惩。[29]

    六、欧洲货币基金能否建成？

    比利时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在2010年2月出版的《欧洲政策研究中心政策简报》（第202期）发表了该中心主任丹尼尔·格劳斯和德意志银行（伦敦）首先经济学家汤姆斯·迈耶尔发表的一篇题为《如何应对主权倒帐：建立欧洲货币基金》的文章。[30] 他们认为，希腊和其他一些欧盟成员国（尤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如要使其公共债务状况实现“可持续”，就应该在财政领域和国际竞争力方面实施“痛苦的调整”。但是，IMF既不能制定这样的调整计划，也不能监督这一计划的实施，因为它缺乏足够的政治力量。因此，欧盟应该建立一个类似IMF的欧洲货币基金（European Monetary Fund, EMF）。

    此外，格劳斯和迈耶尔还希望EMF能够达到以下目的：一是EMF能进一步加强欧盟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团结和合作；二是EMF在欧盟成员国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后能作出迅速反应，三是在应对危机时不必向IMF求助；四是能惩罚那些在控制财政赤字和债务等方面“无所作为”或“不听话”的国家。[31]

    格劳斯和迈耶尔认为，EMF的建立可能会导致“道德风险”。为了限制“道德风险”的滋生，那些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中有关财政赤字和债务指标的国家应该为EMF出资。出资的数额为超标幅度的1%。假设希腊的债务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15%，超出《稳定与增长公约》确定的上限55个百分点，因此，希腊应该出资的幅度为GDP的0.55%。假设希腊的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3%，超出《稳定与增长公约》确定的上限10个百分点，因此，希腊还应该出资GDP的0.1%。由此可见，由于希腊的两个指标均超标，它向EMF出资的幅度应该是GDP的0.65%（即0.55%+0.1%）。

    格劳斯和迈耶尔希望EMF能在资本市场上筹资，以扩大其资金规模。此外，EMF的资金应该被用来投资于信用等级较好的欧元区国家的政府债券。[32]

    格劳斯和迈耶尔认为，EMF的资金援助不是无条件的。如果某成员国不愿意接受这些条件或不愿意听从EMF的监督，它可以根据欧盟的有关法律，退出欧盟。

    在格劳斯和迈耶尔认为看来，EMF是完美无缺的，因为它既克服了“道德风险”，又帮助了陷入危机的国家；既惩罚了那些“不听话”的国家，也奖励了那些“守规矩”的国家。

    格劳斯和迈耶尔的主张无疑是十分积极的。2010年3月7日，德国财长绍伊布勒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为了维护欧元区的稳定，欧盟确实需要一个类似IMF那样拥有权力和技术专长的机构。[33] 他还表示，“欧元区希望自己解决希腊危机。从IMF那里谋取金融援助意味着我们承认欧元区成员国无法自我解决其面临的问题。”他还认为，欧盟建立EMF并不是为了与IMF分庭抗礼。[34] 这是德国官方首次对建立EMF的设想作出积极反应。翌日，欧盟委员会经济和货币事务委员奥利·雷恩的发言人证实，欧盟委员会同意建立EMF，并将立即在欧盟内进行讨论，尽快开展筹建工作。[35]

    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日本就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设想。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AMF终于不了了之。[36] 诚然，欧盟拥有统一货币，政治共识较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这些优势是当年亚洲国家望尘莫及的。但是，如要使EMF从理想成为现实，欧盟还需要认真考虑以下问题：一是建立EMF会涉及哪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如何确定这一基金的法律地位，是否需要修改《里斯本条约》；二是资金的来源如何确定，如何管理EMF；三是如何处理IMF与EMF的关系，IMF今后是否可以永远不再关注欧盟的经济事务；四是如何使所有欧盟国家对建立EMF的必要性有足够的认识。例如，荷兰财政部的发言人认为，似乎没有必要建立一个新机构。[37]

    鉴于德国和法国持较为积极的态度，EMF有望成为现实。但这一过程不会是一蹴而就的。

    七、如何认识文化因素与希腊债务危机的关系？

    国际社会在分析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时，不时提及希腊人的生活方式。确实，如果说东亚人的勤奋和节俭在东亚经济腾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那么希腊人的贪图享受和大手大脚地花钱则必然与政府的债台高筑、工作效率的低下和竞争力的缺失有着密切的关系。[38] 德国《图片报》（Bild）曾在2010年3月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访问德国以前发表过一封挖苦和讽刺希腊人的公开信：

尊敬的总理先生：

如果你读到了这份报纸，那就说明你进入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你到德国了。

在这里，人们工作到67岁才退休。公务员也不再有14个月薪水的待遇。

在这里，没有人需要为及时获得一个医院的床位而行贿1000欧元。在这里，对那些不幸找不到丈夫的将军的女儿们，我们不会给予补助。

在这里，加油站都有收银机，出租车司机都会给乘客发票，农民不会为了诈取欧盟的补贴而谎称自己种了几百万棵橄榄树。

德国也有很高的债务，但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那是因为我们起床早，并且工作一整天；因为我们在经济好的时候，就想到了经济也会变坏；因为我们的工厂能生产出全球畅销的好产品。

尊敬的总理先生，你今天所在的这个国家把无数的游客和钱都送到了希腊。

我们希望能和希腊人成为朋友，这就是为什么德国自加入欧元区以来已经给了你们国家500亿欧元。

这就是我们写这封信的原因。

《图片报》编辑部

又及：如你想回信，我们已经附上了一个贴了邮票并写了回信地址的信封。当然，我们这样做是想帮你省钱。[39]　　

 

    且不论这一公开信会在多大程度上伤害希腊人，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委实受到许多人的非议。希腊公务员的上班时间为9时至14时。有人形容希腊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上午上一会儿班，午饭后睡一会儿，晚上狂欢一夜。[40]

    生活方式必然受到文化的影响。[41] 美国学者劳伦斯·哈利森认为，文化是一整套指导个人行为和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价值观”和“姿态”。[42] 这种“价值观”和“姿态”无疑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规范行为的观念和准则，因此也包括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对待工作的态度。2008年12月，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德国西南部的斯瓦比亚举行会议。斯瓦比亚的居民以勤俭节约闻名于世。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会上说：“如果你问一问斯瓦比亚的家庭主妇，她会告诉你这样一个世俗的智慧：从长期来说，靠借钱过日子总不是办法。”[43]

    历史上，希腊人创造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因此，今天的希腊人总是认为，“世纪前我们为世界贡献得太多，世纪后我们当然应该享受。”[44] 但是，在充满竞争的全球化时代，长此以往地贪图享受、不讲效率、寅吃卯粮，必然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英国《每日电讯报》（2010年5月1日）刊载的一篇文章认为，在欧盟和IMF公布经济救助方案的细节后，帕潘德里欧被迫面对的不仅是希腊的经济烂摊子，还有一场即将开始的“文化革命”。

    诚然，将希腊债务危机归咎于希腊人的文化是欠妥的，但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文化的反作用力。

    八、希腊债务危机的出路何在？

    毋庸置疑，希腊债务危机不仅损害了希腊的国家声誉，而且还对希腊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有人认为，希腊应该与债权人协商，对其债务进行重新安排，而且必须由债权人减免一部分债务，即所谓“理发”（hair cut）。这一方案很难成为现实。一是因为重新安排债务将对希腊的资信带来沉重的打击，二是因为债权人一般不愿意因“理发”而蒙受损失，三是因为重新安排债务可能会对欧洲的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震荡。

    还有人认为，希腊债务危机的出路在于退出欧元区，重新使用德拉克马，尔后进行大幅度的贬值。这一建议是不足取的。首先，退出欧元区的政治代价无比高昂，帕潘德里欧政府似乎很难作出这一极具风险的抉择。其次，退出欧元区后，希腊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的经济联系将受到严重影响。再次，德拉克马贬值固然能促进出口，但依靠货币贬值来提升竞争力是不可持续的。而且，疲软的德拉克马会诱发通货膨胀，侵蚀宏观经济的稳定，进而可能导致银行挤兑和资本外逃。第四，德拉克马的贬值将加重欧元债务的偿付成本。

    2010年3月初，希腊央行行长普罗沃普洛斯表示，希腊在解决其债务危机时不需要得到外部援助，因为此前不久，希腊在较短时间内就发行了50亿欧元的十年期国债。他还说，“即使希腊真的需要外部援助，这一援助不应该来自欧盟以外的地方。”[45]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欧盟最初也不愿意接受IMF的援助。例如，德国财政部长曾说过：“接受IMF的金融援助意味着我们承认欧元区国家无法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46] 然而，由于希腊债务危机不断恶化，且有向其他国家扩散之虞，欧盟最终还是不得不同意求助于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的救助有利于希腊早日摆脱危机。[47] 但是，除外部援助以外，希腊还应该以这一危机为契机，加快改革步伐。可喜的是，希腊政府已制定了多方位的改革。

    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自2011年起，将法定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自2020年起，每3年自动延长退休年龄（延长的时间视预期寿命而定）；自2015年起，将缴纳养老金的年限从37年延长到40年，而且退休者只能在60岁后才能领取养老金。

    财政体系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强化财政部的功能和权力；财政部长有权否决政府部门的财政预算方案；政府部门、社会保障基金和地方政府必须定期向财政部汇报经费使用的情况；将严重负债和亏损的国有企业的财政状况公布于众；在议会中设立一个有权对国家的财政状况进行检查和监督的机构；对公共部门雇佣的公务员的数量进行检查和登记，以杜绝工资发放中的弄虚作假；[48] 自2010年7月起，所有公共部门的公务员必须凭一特殊的工号领取工资和其他报酬；大幅度减少地方政府的雇员。

    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提高集体解雇雇员人数的上限，减少加班时间，规范季节工的雇佣程序；缩小蓝领工人与白领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将工人的试用期从1个月延长到12个月，以减少解雇费；雇工人数在20人至150人之间的企业，每月可解聘6人；150人以上的可解聘30人；将解雇费减少50%，但雇主须提前4个月告知被解雇者；不足21岁的青年工人的工资可低于全国最低工资的80%，21岁至25岁的工资可低于85%。

    上述改革措施的核心内容就是减少社会福利，因此改革面临的阻力是不言而喻的。长期习惯于悠闲生活的希腊人显然不愿意“勒紧裤腰带”。无怪乎希腊已爆发了无数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多人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丧生。

    由此可见，一方面，民众应该急国家所急，为政府分忧解难；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一切措施，使紧缩政策不至于对弱势群体和低收入阶层造成重大的伤害。[49]

    2010年5月6日，希腊议会通过了帕潘德里欧政府制定的紧缩计划，以换取IMF和欧盟的援助。与此同时，数万名希腊民众在当晚再次走上街头，聚集在宪法广场议会大楼前，抗议政府的紧缩政策。

    九、西班牙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希腊”？

    1998年5月，西班牙成为首批加入欧元区的国家。自那时起，西班牙经济增长率虽有起伏，但总的说来是增长较快的，有些年份甚至高于欧盟的平均增长率。1999年至2007年期间，西班牙政府能保持0.1%的财政盈余，而当时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为1.8%。[50] 2004年3月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欧洲版）曾以“封面故事”的形式发表了题为《令人震撼的西班牙》的专题文章，褒扬西班牙经济的强劲活力和其他一些引人入胜之处，如活跃的外交、动态的音乐、高超的体育水平和赞不绝口的美味佳肴。

    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蜂拥而至的外国劳动力使西班牙人口在2000年至2006年期间增加了410万。[51] 这为房地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机。此外，较低的利率也促成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1997年以前，西班牙全国每年约建造20万至25万套住房。而在2005年和2006年，每年有80万套住房拔地而起，超过了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新建住房的总数。而西班牙全国的实际需求量仅为每年50万套。[52]

    西班牙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房地产业的扩张，房地产业的扩张则得益于较低的利率和不断扩大的需求。因此，当美国次贷危机及其诱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流动性减少、利率上升和需求萎缩时，西班牙的房地产泡沫终于破裂。在一些地区，三分之二的住房无法出售，长期处于闲置状态。住房信贷的违约现象越来越普遍，银行的呆账不断增加。2010年5月22日，陷入困境的南方储蓄银行（CajaSur）终于被政府接管。

    应该指出的是，国际上的信用等级评级机构发挥了“帮倒忙”的作用。由于这些机构多次降低西班牙主权债务的信用，国际投资者对西班牙经济的信心急转直下，“西班牙经济岌岌可危”、“西班牙是‘下一个希腊’”之类的标题经常出现在国际媒体的头条新闻。[53]

    但是，西班牙不会成为“下一个希腊”。这是因为：首先，两国面临的问题有着明显的差别。希腊的问题的沉重的债务负担、庞大的财政赤字以及居高不下的经常项目逆差。而西班牙的问题则主要是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的“后遗症”以及20%的高失业率。其次，西班牙的债务及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比重大大低于希腊。第三，2010年第一季度，西班牙经济已出现一些回升的迹象。根据英国经济学家请报社的预测，2010年西班牙经济增长率为-0.5%，而希腊则是-4.5%。[54] 第四，IMF和欧盟对希腊的援助有助于恢复国际投资者对欧洲经济的信心。

    格劳斯和迈耶尔格劳斯根据公共财政状况、国内储蓄、需要外部资金的必要性以及竞争力的大小，计算出欧元区成员国的“动荡指数”（vulnerability index）。数字越大，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稳定性越差。希腊的指数为6.7，名列榜首，德国的指数为-4.5，位居最后。这意味着希腊的稳定性最差，德国最佳。西班牙的指数为2.3，名列第五。[55]

    总之，正如欧元集团主席容克所说的那样，“西班牙的经济基本面与希腊不同，因此西班牙不能被比作希腊。……金融市场不应该犯这样一个错误，即在西班牙与希腊之间寻找相似之处。”[56]

    十、如何评估希腊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领域中的任何一个危机都会产生或大或小的传染效应。[57] 希腊债务危机亦非例外。

    在理论上，希腊债务危机的“爱琴海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欧元的贬值使人民币“被”升值，从而打击中国的出口贸易；二是危机使希腊的进口需求萎靡不振，导致中国对希腊的出口减少；三是希腊债务危机不利于欧洲经济的复苏，因此中国对欧洲的出口难以扩大；四是欧洲经济复苏的乏力导致世界经济的复苏滞缓，最终损害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势头。

    但是，总的说来，希腊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很大。首先，中国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在不断强化。其次，中国与希腊的双边贸易额不大。如在2010年1月至4月，中国与希腊的进出口贸易额仅为16.5亿美元，相当于中欧进出口贸易额（1673.8亿美元）的0.99%。[58] 第三，希腊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和世界经济复苏的负面影响固然存在，但不是很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部经济政策组主任鲍里斯·库尔内德也认为，尽管不断蔓延的欧洲债务危机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但对中国的影响有限。[59]

    希腊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不大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这一危机的教训：首先，在刺激经济发展时必须关注债务的可持续性，不能长期奉行“负债发展”战略。其次，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必须巧妙地使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增强其协调性。第三，在刺激内需时不应该放弃勤俭节约的原则。

    美国学者佩德罗波洛斯认为，希腊债务危机为欧盟作出了两个“贡献”，一是危机使欧元贬值，从而使欧盟的出口商品变得更有竞争力；二是危机使欧洲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和团结是很难使货币联盟取得生存的。[60] 毋庸赘述，希腊为这两个“贡献”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沉重的。

  （2010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