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弘：欧盟国家的财政紧缩与欧盟发展战略
一、欧盟各国实施财政紧缩政策 2010年6月7日，德国内阁通过了分4年削减816亿欧元的财政紧缩计划，要将目前财政赤字占GDP的5%压缩到马约规定的3%以下，为欧盟其它成员国树立榜样。6月12日，法国宣布采取紧缩措施，在未来3年中削减450亿欧元的公共开支，以便把法国国债目前占GDP8%的比例降到3%以下。6月22日，英国通过了大幅度削减财政开支的《紧急预算案》，计划在5年内将财政赤字占GDP 11.4%的比例降到1%。此前，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盟国家都已经分别出台了大规模的财政开支紧缩计划。荷兰和卢森堡是欧元区经济情况较好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也都宣布实行紧缩政策，荷兰政府于去年9月就决定削减400亿欧元财政预算，并将从2011年开始削减20%的公共开支。 上述国家领导人在宣布实行财政紧缩政策时的说辞和理由十分相像：一是强调紧缩政策刻不容缓，舍此不能力挽欧洲于“崩溃”。默克尔说，如果不能严明财政纪律，就会使人们对欧元丧失信心，就会导致欧元的崩溃。如果欧元崩溃了，“欧洲和欧盟都将随之而崩溃。”二是强调主权债务危机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不做伤筋动骨的改革于事无补。2009年10月，希腊新任总理帕潘德里欧就职后不久就公开表示，前政府掩盖了政府债务和赤字的真相，他要如实公布希腊政府财政状况和国债规模，并且采取财政紧缩措施，因为希腊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2010年6月，英国首相卡梅伦即位伊始就宣称，英国的财政赤字比他预期的还要糟糕，他的前任工党政府“挥霍”无度，导致英国国债高达7700英镑，5年内仅利息就要支付700亿英镑,因此他必须采取重大紧缩措施，尽管这会影响到英国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和社会，乃至每个英国人的生活。 上述说辞传递的信息十分明了：迫不得已和势在必行的财政紧缩政策将涉及千家万户，官民将共同承担利益损失。但是，利益多元化的欧洲并没有对各国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表示出广泛的赞同。反对党提出，紧缩方案是社会退步，是对失业者和社会弱势群体开刀的冷血举动；有些经济学家批评说，德国并不需要实施紧缩政策，紧缩可能使德国的贸易盈余问题更加突出，从而减缓欧洲经济的复苏，使南欧国家的债务问题更趋恶化。各国工会和民众是抗议紧缩政策的主力。由于严厉的财政紧缩措施广泛地触及了国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必然地招致了各国工会的强烈反对。希腊议会就削减预算法案进行首轮投票时，万名学生、工人、退休人员在议会门前集会抗议，此前此后还发生了多次示威游行活动。示威群众和警察发生冲突，出现了伤亡。其他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民众游行示威抗议的情况。6月8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等城市相继爆发了公共机构员工大罢工，抗议政府的紧缩政策，导致航班延误、学校停课、医院停诊、交通堵塞。6月2日，代表欧洲36个国家82个工会组织的欧洲工会联合会宣布，将于9月29日在布鲁塞尔等欧洲城市举行“欧洲行动日”集会，集体抗议欧洲各国采取的财政紧缩措施。
二、实施紧缩政策势必削减社会福利
欧盟国家的财政紧缩计划之所以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反弹，是因为这些计划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削减的矛头对准国民的既得利益，对准他们早已习以为常的高工资高福利。 德国的财政紧缩措施除了削减军费、让公务员队伍自然减员、取消公务人员圣诞节补贴、征收金融交易税以外，就是大幅提高医疗保险金缴纳比例（从现在占工资的14.9%提高到15.5%）、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甚至要通过修改法律来减少对失业者的救济，取消失业者特殊补贴，迫使失业者回到工作岗位。 英国的《紧急预算案》除了冻结公职人员工资和开征银行税、增值税等措施以外，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将法定退休年龄推迟到66岁，藉此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并且通过更加严厉的措施,迫使“单身母亲和50岁以上的人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 为了得到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助，希腊承诺采取严格的财政紧缩措施，将法定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并且自2020年以后每3年根据预期寿命自动延长退休年龄，自2015年起将缴纳养老金的年限从37年延长到40年。在劳动力市场方面采取了降低劳工标准的措施:将新工人的试用期从1个月延长到12个月，降低21岁以下青年工人的最低工资，使解雇工人更加容易，缩小白领和蓝领工人的工资差。 其他国家的紧缩思路大体相仿：西班牙政府采取的措施包括每年裁减约1.3万名公务员，将增值税税率从16%提高到18%，将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至67岁。爱尔兰政府从去年2月起就开始增加税收，此后又实行公务员减薪政策，降低社会保障津贴，压缩公共开支和公共投资建设。葡萄牙政府的措施包括冻结公务员工资、降低社会保险支出、压缩公共投资项目、实行私有化等。意大利政府大举压缩医疗卫生部门开支，法国考虑进一步延长退休年龄，卢森堡政府也宣布限制公务员的薪金。 所有这些紧缩措施都是欧盟各国政府多年来想做而不敢做的。之所以想做，是因为欧洲民族福利国家的过度发展使这些国家超过半数的公共开支都被锁定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社会再分配领域里，政府的社会支出远远大于经济、外交和国防开支，削减公共开支不可能不触及这些社会开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欧洲出现滞涨以后，英国于80年代率先通过“撒切尔革命”实现了削减，此后欧洲大陆各国开始了漫长、曲折而沉重的削减跋涉，不过欧洲选民总是能够用他们的选票成功地指挥他们的政府继续增加而不是削减福利。之所以不敢做，是因为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因为不成功的削减计划而被迫提前退出政治舞台。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为激活劳动力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提出了延长青年工人试用期的政策，结果被迫提前退职，另一位法国前总理朱佩也是因为一揽子社会保障削减政策闯关不成功而下台。因此，欧洲的难题不仅来自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对称不平衡，更是由于财政政策的制定受到国内政治制度的制约。统一的大市场和分立的政治决策程序之间的不协调使得任何适应大市场发展需要的变革都会被民族国家层面的政党政治所绑架，每项理性的削减计划都可能因为在野党的反对而止步不前，福利削减和社会保障改革成为多数欧盟国家的头号内政难题。卢森堡首相容克曾经一语道破玄机：“我们都知道怎样改革，但是不知道改革以后怎样重新当选”。欧洲的问题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
三、抓住时机、集体闯关
面对欧洲工会组织和各国反对党的集体抗议，欧盟委员会和各成员国政府形成了空前默契与共识。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说，经济增长是关键，欧盟各国只有下定决心整顿公共财政，才能使市场重新建立对欧洲经济增长的信心，从而恢复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失业保险改革也许会使失业者面对更大的生活压力，但也会让他们更加积极地去寻找工作，从而减少失业率。德国实施财政紧缩政策，不仅是要严明欧盟的财政预算纪律，而且是要恢复人们对欧元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