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元伦：不应过于唱衰欧洲
西方地位相对下降尤对欧洲信心减退
2009—2010年是欧美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的年份。其直接动因是几乎殃及整个西方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严重经济衰退。但是这一相对下降过程并非始自这两年，它可以追溯到前些年，追溯到1989—1991年东欧剧变、苏联瓦解、西方最得意的那个时期，甚至可以更远地追溯到 1978年底中国决定开始改革开放之时。西方地位相对下降，一个深刻的长期原因是欧美国家对最近二三十年国际形势发展及其前景的重大误判，某些后发“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则是另一个促动因素。
遥想1989—1991年间东欧剧变、苏联瓦解时，西方世界是何等的手舞足蹈、得意忘形。欧美国家认为从此以后这个世界就将永远是西方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更将长期独步全球。当时它们也没有把此前1979年已经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放在眼里。欧美国家好像觉得自此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它们想做的事情。美国人在最近二三十年主要在做三件事：一是尽情地享受生活。美国人习惯寅吃卯粮，过着“大少爷”生活，消费超过生产，进口大于出口，国内外负债累累；加上新自由主义泛滥，人们认为资本主义从此可以不受约束地自由发展、自由发挥，结果“自由”过了度，疏于管控，最终导致严重国际金融危机与战后空前的经济衰退，其影响深远，后果严重。二是在世界各地强力推行美国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平演变”、“颜色革命”、强加战争等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其全球战略后果目前还尚难判断，但已给美国带来重重麻烦。三是四处发动战争，特别是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人力、物力、财力消耗巨大，使美国深陷困境，自绑手脚，难以他顾。在此期间，欧洲人也在忙着做三件事情：一心一意追求提高生活质量，过安逸日子。这本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欧洲人的这种追求似乎缺少一点经济增长和致力发展的基础，长期的经济不振，财政困难日重，使“欧洲模式”引以为傲的社会福利制度难以为继。二是积极致力于制定经济规则。战后欧洲人没有提出过一项足以引导世界发展的宏大经济理论，但他们能把一件一件具体事情办得相当细致精密。其中之一就是欧盟制定了大量的经济规则，它们当然首先是适用于欧洲内部市场，但同时要求进入欧洲市场的其他国家也要遵守这些规则，从而使它们具有一定的世界经济规则的意义。不过，随着欧洲地位的相对下落，欧盟区外的国家究竟能接受到何种程度，还有待观察。三是大力推进欧盟的不断扩大与深化。这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但同时也不断地带来一大堆难题，使欧盟更难运作和发挥作用。两德统一和欧盟从15国扩至27国这两件大事，给欧洲带来的负荷特别沉重，至少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限制了它的行动能力。欧美国家上述专注于自己作为的行事结果，无意中为外部世界其他不少国家方便利用从而获得难得的发展机遇。值得注意的是，今日西方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欧美国家最近二三十年对国际形势严重误判的另一个表现是在经济全球化问题上。自1979年中国走上市场经济发展道路，1989—1991年间东欧剧变、苏联瓦解之后，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一些的国家都走上了市场经济之路，经济全球化从此具有真正“全球”的含义。商品、服务、资本、人力的国际自由流动速度大大加快，流动规模急剧扩大。这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全世界一下子有20亿左右的“新”劳动力参与到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之中。这些劳动力中的绝大多数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吃苦耐劳。他们的劳动工资一般仅占所在国出口产品成本费用的百分之几，而欧美国家相应比重则在一半左右。这使发达国家的同行难以与之竞争，加上资本、企业甚至整个行业外迁，对欧美国家的经济与就业发生一定的影响。当然，也给那里的消费者带来不少好处。让欧美国家更感紧张的是，这些廉价劳动力开始时主要在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有一定文化知识技术的人正日益进入资本密集型甚至知识科技密集型行业，这给西方世界同外部国家的经济关系从以前的强调互补、合作添入了从此更多关注替代、竞争的新因素。这些后果是欧美许多国家始料不及的，特别是欧洲。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表明，它并不像早先有人预言的“美国化”、“西方化”。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经济全球化出现了利益重新分配的新局面。
西方世界固然获得了意义深远的制度性利益（“市场经济”推广到了全世界）、规则性利益（由西方主导制定的国际经济规则推行到了全世界）、典范性利益（迄今为止公司企业经营范本基本上还是来自西方）以及巨大的商业性利益（通过贸易、投资、技术等）。但总体说来，世人对西方的信心有所下降，尤其是对欧洲。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与此同时，另有一批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几乎被排挤到了经济全球化的边缘，处境艰难；一些“新兴国家”则获益匪浅，它们利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框架，扬长避短，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又适逢欧美陷于困境，在国际上迅速崛起，成为促动形成新的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
然而，新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至今还远未定局。诚然，伴随着“新兴国家”崛起而来的世界力量对比中发生的某些位移，最近这场危机与衰退带来的沉重打击，更是让欧美国家目前显得困难重重，而且还会“痛苦”一些时日。但人们不宜过于低估西方的自愈能力。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自由市场至少已经死过 10回”：“死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法西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凯恩斯主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经济控制、工党于1945年取得胜利、又一次的凯恩斯主义、阿拉伯石油禁运、安东尼ム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和目前的金融危机”（英国《金融时报》
长期经济增长缓慢方方面面问题成堆
2010年4月始发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看似突如其来，其实有一系列深刻的内外原因。除了上述的国际背景外，欧洲内部长期积累起来的一大堆经济社会问题是其中的主要因素。首先，最近二三十年来，欧洲经济增长长期缓慢，其消极后果影响严重深远：对内，经济增长乏力极大地动摇了欧洲人引以为荣的以社会福利制度为核心内容的“欧洲模式”根基；对外，随着竞争力的相对削弱，欧洲的国际地位日渐下降。其次，由于长期经济增长缓慢，而社会福利（主要是医疗、养老、失业这三大块）开销和其他公共支出却有增无减，致使欧洲许多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趋向上升，同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呈现下降，结果是财政赤字日增，政府债务膨胀。加上 2007年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于 2008年演变恶化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殃及本已相当脆弱的欧洲经济、金融和财政，2009年欧洲大多数国家财政赤字猛增，政府债务大涨，今后两三年内也难以根本改观，且有进一步加剧之势。这不仅是指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而且也涉及英国、意大利、法国甚至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这是当前欧洲的软肋。再次，针对欧洲的这一薄弱环节，美国和美元的政策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又重击几拳，例如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把希腊国债降为“垃圾”级等等，给欧洲雪上加霜。
欧洲经济在经历了战后 1950—1973年的恢复繁荣期之后，增长速度一路下滑：1960—1970年欧盟15国地区GDP年均增长率为 4.8%，1970—1980年为3.1%，1980—1990年为2.4%；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盟27国及其欧元区16国地区的GDP年均增长率总体趋向进一步走低：1992—1996年欧元区与欧盟相应为 1.5%和 1.4%，1997—2001年为2.8%和 2.9%，2002—2006年为 1.7%和2.0%，均低于美国1—2个百分点。2006—2007年是欧洲最近这一经济周期的景气高点年份，欧元区与欧盟的GDP增长率各达3%左右，略高于美国。2008年开始下行，欧元区与欧盟的GDP增长率仅及0.6%和0.7%；2009年则是战后欧洲经济衰退最为严重的年份，经济分别绝对萎缩了4.1%和4.2%，2010年预测经济恢复性增长不会超过1%。欧洲经济增长长期缓慢，特别是当前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使旧大陆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一大堆经济社会问题突显出来：经济缺乏活力与动力；全民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社会呈现惰性甚至开始分裂；政治生态环境明显恶化；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国际竞争力普遍下降；欧洲一体化进程屡屡受阻；一些国家政府面临无力归还对外债务的困境，如此等等。
2007年肇始于美国、至今阴霾尚未完全散去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使欧美国家的财政状况骤然吃紧，收入减少，支出增加，赤字扩大，债务膨胀。在欧元区16国，政府支出从2007年平均占 GDP的46%猛增到2009年的50.7%，政府支出占GDP比重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其中希腊从44.7%升至50.5%,上升了近6个百分点，西班牙从39.2%升至45.9%，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葡萄牙则从45.7%升至51.0%，上升了5个多百分点。与此同时，政府收入却普遍减少，整个欧元区平均从2007年的占GDP比重45.4%下降到了2009年的44.4%，即减少了 1个多百分点；其中希腊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39.7%下降到了36.9%，大约萎缩了近 3个百分点，西班牙从41.1%下降到了34.7%，减少了近6.5个百分点，葡萄牙从 43.2%下降到了41.6%，减少了1.6个百分点。结果是欧元区16国和欧盟27国，无论是财政状况表现相对较好的国家还是较差的国家，财政赤字全部大增。欧元区国家的财政赤字，平均从2007年占GDP的0.6%猛升至2009年的6.3%和2010年的6.6%，即上升了6个百分点；其中希腊从2007年的5.1%升至2009年的13.6%，上升了8.5个百分点，西班牙从2007年财政盈余占 GDP的 1.9%变为 2009年财政赤字11.2%，上升了 13个百分点，葡萄牙从2.6%升至9.4%，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欧元区国家政府债务总额则从2007年平均相当于GDP的66.0%上升到了2010年的84.7%，即上升了18个百分点，其中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别上升了29、28和 22个百分点。在经常项目收支方面，自2005年到2009年，希、西、葡三国年年大幅逆差，希腊逆差占GDP比重在11%至15%之间，西班牙在5%至10%之间，葡萄牙则在10%至12%之间。这就意味着它们的外债不断增加。2009年希腊国债的 70%由外国持有。仅外资银行就持有希腊政府和私人债券2362亿美元，其中欧洲银行占1886亿美元，法国最多为752亿美元，德国次之为450亿美元，接着是美国166亿美元，英国150亿美元，荷兰119亿美元。希腊债务危机再次警示人们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是国家政府都不能长时间地过那种入不敷出的“好”日子。
欧洲人需振作团结创新改革精神
2010年5月欧盟为防止希腊债务危机蔓延成为欧洲债务危机而出台的7500亿欧元（1万亿美元）救援计划，虽然规模空前巨大，但仍未能完全消除欧洲内外许多人士的担忧，这是有缘由的。人们怀疑这笔相当于欧盟GDP总额6%的巨额资金最终究竟将如何筹措落实到位；英国不参加救助计划，另有多国也不愿沾边，即使在欧元区内部也意见分歧，其实德国、荷兰、卢森堡等国内心并不怎么愿意，法国、意大利等国则力主积极行动；近些年来，欧洲不断“出事”，人们已经对欧元、欧元区甚至整个欧盟产生了不信任；担忧希腊债务危机扩散到欧洲甚至全球，欧洲其他不少国家，且不说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即使英国、意大利、法国甚至德国都存在诸多金融风险和财政困难；怀疑希腊等国能否真正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而又不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直至使欧洲陷入社会动荡，欧洲许多国家政府目前正处于一种相当棘手的两难困境之中，即既要财政紧缩，又要经济增长；以社会福利制度为核心内容、追求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欧洲模式”受到质疑，事态似乎已经表明，欧盟民众的悠闲富裕生活并不能使欧盟变得更加强大和更有吸引力；欧洲一体化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当前特别突出的是如何对待一直存在的两堵隔离墙：一是货币主权与财政主权分离，二是欧洲央行主要以防止通货膨胀为己任，不过问欧元区成员国内部财政事务，如此等等。诚然，当今欧洲存在的问题确实又多又难。但考虑到欧盟的一系列根本性的有利条件，包括其占世界第一的经济规模、相当先进发达的科技实力、深厚丰富的历史经验，无与伦比的文化底蕴、欧洲联合的伟大成就、欧洲民众的良知理性……笔者对欧洲的前路愿景并不悲观。当然，为改变目前的逆境，欧洲人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沿着欧洲一体化事业过去60年总是在艰难曲折中前行的轨迹，重振欧洲人的团结、创新和改革精神。
欧洲人目前特别需要加强团结。首先是欧盟各成员国内部，尤其是在希腊等“问题国”内部，公民们应发扬“共赴国难”、“同克时艰”的团结精神。尽管各成员国内部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分歧不小，收入差距达 6—7倍之多，要让他们达成团结一致并不容易，但欧洲人的良知和理智终将促使他们人人都得承担一份力所能及的对国家的责任。其次是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团结。欧盟2007年初扩大为27个成员国之后，其内部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最富裕地区的购买力比最贫困地区高出11倍以上。加上其他一系列重大差异，它们之间的团结也不容易。但欧洲一体化已为它们之间的联系编织了一个相当精密而又牢固的网络，而且这次救援“问题国”的大行动，从根本上来说也符合那些目前处境尚可的成员国的利益，包括德国。最后是欧盟成员国目前应先在加强监管措施再在改革金融财政体制问题上达成共识。在这方面，为了减轻人们的担心，欧委会已于
欧洲人还需大力发扬、提倡和加强创新精神。欧洲经济增长长期缓慢乏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欧洲人缺乏创新的活力与动力。这是在欧洲社会福利制度背景下欧洲社会呈现惰性和其他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欧洲的研发投入不及美国，前者约占GDP的2%，后者接近3%。欧洲人的人力资本投入也落后于美国：在美国劳动力中，只受过初等教育的人仅占13%，中等教育的为49%，高等教育的达38%，而欧洲相应的数字分别为 32%、42%和 26%。在向美国的移民中，高技术素质劳动者占3.2%，欧盟仅为1.7%。欧洲产品市场规制较多，新创立企业负担高于美国。欧洲资本外流，流出量远远大于流入量，截至 2008年底，欧洲对外直接投资（FDI）存量达136236亿美元，外国流入欧洲的直接投资存量为 102129亿美元，欧洲FDI净存量超过34000亿美元。欧洲劳动力市场欠灵活，3/4的欧盟成员国有各种形式的法定国家最低工资制度，集体谈判制度在欧盟原 15国中覆盖范围达 68%，而美国仅为12.5%，这影响着欧洲劳动力成本，大多数欧洲国家劳动力成本高于美国。欧洲金融市场规制差异大。尽管欧洲统一市场已在1993年宣布建成，但各种市场限制依然较多，金融领域规制差异较大，各成员国为其他成员国在本国的活动设置了许多障碍。欧洲的风险资本市场发展水平较低，1997—2008年间，欧盟风险资本占GDP的比重从0.03%上升到了0.10%，美国则从0.08%上升到了0.24%；欧盟风险资本投资占GDP的比重大约仅及美国的1/3。欧洲还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里包括大力扶持各种绿色产业；使欧洲传统支柱产业——机器机械、电气电子、化学化工、汽车制造等更加先进；进一步发展信息技术产业；加强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物流业、金融业、租赁业等，缩小在服务领域与美国的差距。一句话，欧洲极需从各方面鼓励创新精神。
欧洲更需要改革。首先是必须对社会福利制度作出合理调整。“欧洲模式”的这个核心内容本质积极，原意在于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取得正义的相对平衡。但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早先是在一些合理的假设前提下建立起来的，这里包括：一国的从生产到消费的整个经济活动过程可以在本国或西欧邻国之间、至多在西方世界内完成，它们相对同质；一国（例如德国）的劳资协议基本上可以在不考虑外部世界的条件下确立并行之有效。而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有 20亿廉价“新”劳动力一下子投入了国际经济竞争，上述假设已不再成立，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改革，使之成为主要用来救助真正需要救助的人，而不是锦上添花，广被“滥用”。其次是欧盟某些重要条约内容也许要作一点必要的修改或新的解释，例如《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稳定与增长公约》和《里斯本条约》等规定的“不挽救”原则，即一个成员国不允许为另一个成员国的债务负责，现在人们应考虑使这一原则变得稍微灵活一些；欧洲央行不得购买成员国政府债券，除非是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而
总之，欧元、欧元区、欧盟目前正在经历一个十分艰难的阶段。这一阶段也许还会持续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然而笔者相信，经过2009年甚至还可能紧随发生的什么危机之后，欧洲可能将不再是原来的欧洲，2014年起欧洲改革条约《里斯本条约》将会全面生效，“欧元区”逐渐朝“欧元国”方向发展不无可能。欧洲一体化（从欧洲煤钢共同体算起）60年的历史跌宕起伏、渐次推进的前行过程，提示着人们可以对欧洲的未来怀有积极的期待。
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79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