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以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了2020年“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与会的专家学者从德国政治与外交形势、德国经济与投资形势、德国与欧盟国家的关系以及中德与中欧关系等方面进行研讨，现将陆续推送嘉宾的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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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美关系与欧美关系的比较，各位同行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和涉及。如果从抽象的角度来看，是试图对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德美是民族国家间关系，欧美则是区域/国家集团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欧洲研究的一个特性，由于一体化的现实，只有欧美关系、中美关系这样的研究立论才能成立，但放到其他地区就很牵强。这种比较研究本身就可以成为观察欧洲一体化的视角。

用兼容和排斥来简单概括这一对关系，还包含着一个基本假设，这就是德国自身的变化已经成为欧洲特性的重要体现：一方面欧美关系构成德美关系的空间或背景，但另一方面德国的“成长”和德美关系的变化也正不断挑战或重新定义欧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大会去关注“马耳他与美国关系与欧美关系”这样的话题，因为两者的相关度不高，甚至“法美关系与欧美关系”这样的题目，在动态研究上的价值也不如“德美与欧美关系”，后者可以提供的观察视野更广、理论延伸更强，也更具时代特征。

我们可以先确立三个视角，即德国身份和外交角色的变化、德美关系中的角色变化以及欧美关系在德国外交中的角色和作用。首先在德国身份和外交角色的变化上，德国力量的成长是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地缘政治变化中的最大变量之一，它不仅促进了欧洲的力量增长也参与并影响了对欧洲力量特性的塑造。在参与一体化的过程中，德国的身份经历了从接受一体化约束来实现国家重建和统一，到成为欧盟最大经济体来主导债务危机救助，再到目前通过承担更多责任来实现向政治、外交主导角色的转变。欧洲一体化给德国提供了重生和成长的机会，现在似乎到了德国要反哺欧洲的时候，这在2020年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表现尤为明显。是否当头儿已经不是令德国纠结的问题，它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当头儿。

德国要在欧洲当头儿，尤其是要在大国外交中扮演可信的外交角色，有许多先天不足的地方，包括历史问题导致的大国身份缺失、意识压抑和周边疑虑，在意识形态和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在地缘、能源和历史背景上与俄罗斯的联系以及在人口结构上和土耳其的关联等四个层面。德国外交要在欧洲当头儿，就必须在上述限制性因素保持相对平衡的基础上才能有所作为。因此同时推进德法轴心并深化一体化、对美合作与对俄、土接触有利于德国外交保持平衡。但在当前态势下，尽管程度不同，第一层面的周边环境与第三层面的对俄考虑显然与第二层面的对美关系发生了冲突。

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看德美关系的变化。德美关系也有着复杂的历史变迁过程，而且当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节点。从二战结束后美国对德国的“解放者”和“改造者”形象，到冷战期间的“保护者”再到后冷战时期的“合作者”以及当前正在出现的“竞争者”形象，双方的关系结构体现出从单一、单向走向多元、双向的变化，相处方式也从不平等依赖向平等合作+不对称竞争演化。符合德国利益的德美关系是政治上接受领导、外交上保持合作但不服从、安全上得到庇护以及经济上获得利益，但在美国尤其是特朗普看来，德国在政治上接受改造和领导、在外交上合作但不服从、在安全上得到庇护和它从经济依赖中“不当获利”是不能兼容的，因为外交不服从就是政治上拒绝被领导，安全庇护本身就构成对美国的“不当获利”。因此德美关系变化至今的后果是，美国的社会变化和特朗普政府的反建制特点使德国对美国的意识形态依赖受到冲击而减弱，双方的政治关系更倾向于平等；特朗普的关税战策略让德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松动，出现不对称竞争态势；而特朗普的北约政策和打压北溪—2的举动又迫使德国反思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并刺激出了与法国合作推进欧洲“战略自主”、通过对俄罗斯保持接触来平衡美国压力的诉求。

按照这个思路，可以进一步来分析欧美关系对于德美关系意味着什么。从前面有关德国国际环境四个层次的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德国能够处理好欧洲问题，包括德法协调到位、其他国家也认可它发挥作用，那么德国就能在德美关系中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反之则不利。熊炜老师讨论过德国“嵌入式崛起”的问题，就是德国如何利用欧洲一体化来实现自身利益的分析，这种路径在外交上就体现为在与美国有分歧的领域德国不愿公开独自应对美国，而希望借助于欧盟的力量或至少与法国合作来面对美国。因此从早期的伊拉克问题到关税战问题再到北溪—2项目的问题，德国都尽量依靠集体行动来应对，体现了它将德美关系“欧美化”的思路和方式。

但特朗普的对德对欧政策，实质上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将欧美关系“德美化”。按照特朗普的思路，一个主要体现为德国发展的欧洲崛起，实质上也是对“美国第一”的挑战。因此在政治、安全和经贸问题上，美国都有意将德国与欧洲加以区分，同时要尽量破坏德国赖以借力的欧洲一致立场。尽管特朗普政府在一些问题比如钢铝税上似乎没有区分盟友和非盟友，但在重点打击德国的问题上则是做到了对象、领域和时机上的区分，因此客观上形成了美国在欧洲孤立一些、拉拢一些的局面。德国被迫直接面对美国的征税威胁、军费开支指责以及北溪—2项目制裁。美国“去欧洲化”的对德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德国能否调动其他因素来维持平衡。最关键的是欧洲内部协调，其次是借助其他大国的平衡作用。在欧洲内部协调中最成功的是德法维持了大体上的合作，德美之间的一些问题上升到欧美关系层面，比如关税战被转化为欧美之间没有结果的谈判；不成功的是波兰成为美国削弱欧盟统一立场和德国集体行动的主要工具，德美之间的一些问题成为了欧盟内部甚至德国内部的问题，比如美军调整部署和北溪-2项目。在借助其他大国的平衡作用方面，默克尔政府力排众议将北溪—2项目“商业化”、拉俄罗斯入局是很典型的例子，尽管它带来了美国制裁和波兰反对的后果，但也固化了项目参与国之间的利益捆绑，同时为对俄接触打下了基础并保留了空间。因此过去四年德美之间的外交互动，可以看做是德国寻求欧洲集体行动和大国平衡与美国试图削弱欧洲立场并打破大国平衡之间的博弈。

再回到德国的立场来看，德国的国际地位和外交实力建立在比较脆弱的基础上：它需要欧洲单一市场来提供经济基础，并借助欧盟的集体谈判优势来实现经济扩张；需要维持与法国合作来确认其在欧盟的大国地位，也需要获得多数欧盟国家的认可来发挥大国作用；它需要依靠美国的政治领导和安全庇护，来维持国内政治平衡并让其他欧洲国家对于美国能够制约德国保持信心。当德国与欧洲、德国与美国关系以及世界上其他大国关系处于相对稳定和平衡时期，德美关系与德欧关系的相互兼容性最高，形成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比如奥巴马时期。但在国际格局和地区秩序深刻变化的今天，尤其是在德国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同步上升的背景下，支撑德国外交的各因素都在发生变化，德国保持外交平衡尤其是德美与德欧关系兼容性的难度增大、成本提升，这对关系相互排斥的风险正在上升。

最近德国防长卡伦鲍尔与绿党议员和马克龙有关未来欧美关系的争论，就集中体现了德美关系与欧美关系兼容与排斥的两面。以卡为代表的“大西洋派”以欧美关系“回归”为出发点，希望让欧美关系来兼容德美关系，以放弃欧洲“战略自主”为代价来消除德国在欧洲出头、德美关系与欧美关系失衡的风险，其实是想借拜登上台重温奥巴马时期，回归德美与欧美关系的正向依存状态；绿党议员和马克龙则以欧美之间有竞争排斥关系、需要“重置跨大西洋关系”为前提，试图通过建设“欧洲自主”来建立新的德美、欧美关系平衡，即基于平等合作的盟友关系，但这需要建立德美、欧美之间的政治平等，德国需要以“欧洲优先”而非“德国优先”为目标，对“战略自主”进行持续的财政和其他资源投入，并不断地承受来自美国的压力和波兰等国的反对。德国内部的争论源于双方对格局变化认识不同，德法之间的分歧既与各自外交的立足点和环境相关，也与各自对成本与收益之间的算计相关。

如果总结一下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一、德美关系正处于历史变化的关键阶段，美国仍承担着对德国的安全庇护作用，但政治领导角色正在褪色，双方的经济竞争和安全庇护的负面效应正在显露。拜登上台后如果调整对欧、对德政策，可以部分缓和德美经贸争端和军费开支分歧，但致力于内政和“治愈”的美国不会允许德国的经济竞争力凌驾于美国之上。北溪—2项目等牵扯到其他大国关系的矛盾短期内更难以缓解。

二、德美关系对欧美关系的影响正在增强，欧美关系对德美关系的反作用也在强化。德美关系与欧美关系之间的兼容和排斥因素都在上升，体现为德国内部的“大西洋派”和“战略自主派”之间的论争，在欧洲范围内会体现为“安全派”与“经贸派”、“新欧洲”与“老欧洲”之间的分歧。如果“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外交更倾向于“大西洋派”，会助长欧洲范围内的“安全派”，但也有助于弥合新老欧洲之间的分歧，欧美关系与德美关系之间的兼容性上升、排斥性有所弱化。

三、德美关系向区域外的外溢效应增强，正在牵动和影响更多的大国关系，包括美俄关系、德俄关系等。至此的讨论都没有涉及中国，是因为在德国的地缘政治谱系中，中国仅是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对象之后的角色，只是“远虑”而非“近忧”，而且从自身的历史经验出发，德国对中国拥有意识形态自信。只是在中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并展现出“自信外交”和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之后，德国才开始重视中国的地缘政治角色。中国对德、对欧外交面临的形势一定程度上与美国相似：德国在中国市场获益却可以借助于欧盟机制来规避风险。当前德国内部有关中德关系的争论中也出现相似的倾向：既有要求根本性调整对华政策的“重置派”，也有看重双方共同利益而主张政策修补而非重置的“务实派”。值得关注的是，要求欧美关系“回归”和中德关系“重置”的都以卡伦鲍尔为代表，反映出德国内部在中美竞争下日益逼仄的政策空间和尖锐的地缘政治意识。

探讨欧美与德美关系对于思考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方向很有意义。如果简单归纳下德国的崛起和外交路径，主要有几点经验：一是通过和域内外大国合作并与周边国家和解，为国家重建和统一创造相对良好的国际环境，将“国家正常化”作为主要叙事，将国家利益植入地区整体利益之中；二是随着自身力量的增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德国难以再维持此前的国际环境和外交姿态，必须要在欧洲发挥主导作用并面对德美关系与欧美关系之间排斥性上升的现实，当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顺势出头，从债务危机到乌克兰危机，德国在欧洲开始发挥主导作用都是危机倒逼、顺势出头，外部障碍较少。但从难民危机到欧美关系变化，德国更多是逆势而行，面临更多不利的环境和内外因素制约。因此对中国来说，如何处理好与域内外大国的关系、为国家发展和统一创造良好国际环境至关重要，如何在国家与地区利益之间实现相互促进，如何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一体两面的主要叙事更好地被接受，如何体现出中国崛起与人类进步的相互兼容而非排斥，如何借助制度性权利获得结构性权力等等，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者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