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香港回归25周年也是“一国两制”实践的第二十五周年，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平接受了中评社记者专访，就此以及香港“人心回归”等问题阐述了其观点。黄平表示，过去二十五年，“一国两制”积累了很多经验，对香港、对内地都带来很多益处，我们需要总结盘点，在面对新形势、新格局时，将第二个二十五年走得更好。   

　　黄平表示，过去二十五年确实是“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也是世界层面上国家制度和治理方面的一个创新，我们从零开始走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奇迹。当然，必须看到，今天的香港与二十五年前的香港不一样了，内地发展得不一样了，世界也不一样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当然要坚持“一国两制”之初心，坚持不变样不走形，因为它既对香港也对内地的发展带来了促进和推动，同时也还要做一个盘点与总结，怎样面对内外新形势新格局提升它，更清楚第二个二十五年怎么能走得更稳更好，更有利于香港自身的繁荣稳定，也更有利于国家整体的新发展格局和新发展阶段，包括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融入国家发展，还要更有利于更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黄平说，香港回归后也确实遇到很多新问题，比如说刚一回归就遇到了亚洲金融风暴，另外第二届特区政府就遇到二十三条立法的受阻，后来还有诸如“占中”等挑战，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也遇到怎么在回归后的“一国两制”下解决好土地和住房问题、司法问题、教育和舆论问题，等等，从而使民生与人心回归能够提上议事日程并逐步改善或改进。特别是，2019年的修例风波引发了回归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对一国两制”的挑战，这背后除了内外敌对势力兴风作浪趁势反中乱港外，也隐藏着各种尚未处理好的矛盾。   

　　“一国两制”下确保繁荣稳定，这其中，如何确保“一国”前提、爱国者治港原则，如何确保国家的主权安全、中央的权威不容挑战、确保中央的全面管制权得到落实，都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出又不断加以完善的重大课题。在良政善治方面，在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方面和青年人的前途发展方面，特区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跟上，甚至要开始，而不是1997年一回归，这些问题就自然解决了，或者就不存在了。在治理方面，还需要有大量的具体工作落实，包括各个行业各个部门之间各个团体之间的合作、平衡、协调、配合。再有，香港的位置确实具有特殊性，它曾经是西方体系中的一部分，后来又成为“亚洲四小龙”中的一部分，回归以后它就越来越面临怎么融入祖国发展大局并为祖国发展大局做贡献的问题。   

　　“中国已经改革开放40多年、建国70多年、建党100年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正在强起来，实际上给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经济权重和经济版图都带来了巨大变化，面对这种情况，香港需要再认识、再定位、再出发，找到自己准确的发展方略和治理方略。香港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当下是防疫抗疫这一场仗，一定要打下来、打赢打胜，控制住疫情并争取尽快恢复正常，也包括与内地的通关，下一步是抓好经济民生，在此基础上要下大力气抓好人心回归，这不仅是教育和舆论的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问题。当然，首先是底线红线，没有国家和香港的政治安全和法律保障，就谈不上繁荣稳定，也谈不上人心回归。”黄平指出。   

　　另一方面，黄平也提到，香港回归毕竟才25年，相对于整个历史长河来说还是很短的一个时间段，即使从中国近代史的视角，也是很短的，五十年也才走完一半，但是经验已经更成熟，也更认识到很多问题的结症，更知道怎么去妥善解决它们。应该在前面25年的经验成就基础上，好好总结、盘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已经由习主席亲自部署，国家也已经将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写进十四五规划，究竟怎么在香港落地、实现、见效？最关键的一个方面是良政善治，除了政府层面的治理，还有社会层面的治理，虽然香港过去也有很多可以说是不错的制度设计和做法，但它确实需要既实事求是，也与时俱进，不能靠吃老本，更不能靠对回归前的体制和做法的“留恋”。   

　　回归本来就是主权和治权的全面回归，何况国家整体这几十年发展变化如此的巨大，整个时代也已经是高度信息化、多元化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在改变，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看法也在改变，有一些人所谓的“留恋”除了有心理无意识和惯性，也有本着政治站位和利益捆绑的逆时俱退，对此要不被迷惑，不能被牵着走，更不能离开一国前提、离开“一国两制”去片面强调所谓的香港的特殊性，否则连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也成了无源之水，香港的独特优势成了无本之木，甚至就会走歪走偏，无法保证“一国两制”不变形不走样。   

　　关于香港“人心回归”的问题，黄平表示，第一，这个问题非一日之寒，到了非着手解决不可的地步，虽然也急不来，“欲速则不达”，因为香港曾经被英国殖民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也没真正地开展去殖民化的工作，积攒下不少深层次问题，回归后几次大的冲击无非是其集中表现。第二，香港的政治文化生态长期认同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这映射到教育、舆论和文化等诸多方面，背后是价值和认同问题，绝不是香港一回归恋殖、崇洋这样多年积累下来的沉淀就能自然地消失那么简单，而是需要要一点一点、认认真真地做去殖民化的工作，而且要长期细致耕耘，绝非朝夕之功所能奏效。第三，不只是青年一代，香老年人并不是就都不存在国家认同的问题，有的人经历多、有比较，也有的知道要拥护“一国两制”，要维护中央和国家的权威，但是在文化和心理层面，有的人哪怕是无意识地，仍以英美或欧美文化为坐标为尺度，这样呢，上一代人影响下一代人，精英影响民众，所以，也不能只看到青年人的国家认同为什么这么弱，不能就事论事，而是要追本溯源，看清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样才能对症下药。而且，这里除了对重症有时候得用重药外，也需要温补和调养跟进。第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题中应有地包括文化的复兴，文化自信中也有对自己漫长而悠久的历史的认知和认同，对此，既要有战略定力也要有战略耐心，还要看到香港地方文化的特色，该保留的保留，该弘扬的弘扬，该创新的创新，它也应是中国主体文化大脉络中的一支一脉，而且，中华文化的复兴，还包括中外文明的互学互补互鉴，最后走向美美与共，其中香港的文化特色一定不仅被保留，也会在文化认同与文明互鉴中得到发扬光大。   

　　谈到今年准备提交的提案重点内容，黄平表示，他有几个初步的想法，还在思考中，一个是大湾区合作怎么落地见效，二是香港怎么参与到讲好中国故事中来，其中在也包括在港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三是既做好防疫抗疫，也怎样逐步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和交往。   

　　受采访者：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中国评论通讯社，2022年3月11日。记者：郭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