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关系涉及美国、欧盟以及欧盟成员国众多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因各有自身定位和利益考量，其政策选择时而同向、时而趋异，非常复杂。因此，下文仅就拜登上台后欧美关系的调整做一个基本判断。 

　　在拜登上台之前，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可谓“四面开火”。一方面拉着欧盟对付中国，一方面对欧盟各种打压，欧美关系陷于紧张之中。拜登胜选后开始调整美国对盟友的政策，为欧美关系调整提供了机遇。欧盟也抓住机会，将调整欧美关系作为2021年的外交重点，欧美关系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欧美作为世界两大战略力量，其关系调整的影响必将是全球性、战略性的，值得我们关注。 　　  

　　一、欧美关系调整的背景 

　　第一，对国际变局的认知和评估。早在2013年，德美两大智库联合发布的《新权力、新挑战》报告就提到国际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地缘安全、新兴国家崛起、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方面。报告初步画出了两国的安全环境图：包括西方盟友，以中、俄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构成的挑战者，由朝鲜、伊朗等构成的对手等，从而对盟友、对手、竞争者有了明确的划分。 

　　2017年以来，欧美焦虑日盛，连续几年慕尼黑安全会议讨论的主题都是西方困境与出路，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国际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不仅是1914年以来的最重要变局，更是40年来新自由主义商业时代的结束；西方不仅处于衰落之中，更是危机重重，需要新的战略予以应对。2020年10月，慕尼黑安全会议特别报告《时代转折与转折时代》（Zeitenwende | Wendezeite）认为，世界处于时代转折过程中，欧洲面临一系列威胁：“国际自由秩序被削弱；中国的崛起；违反国际准则的强权政治的回归；气候变化；迅速发展的技术创新；俄罗斯挑战欧洲安全秩序，且与俄罗斯对话的所有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文件主张欧洲在加强战略自主的基础上促美立场转变，与美协调，共同应对各类危机。2021年9月，SWP（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出版的《转折中的德国外交政策》（Deutsche Außenpolitik im Wandel）报告中提到，随着西方地位的下降引发国际权力的转移，以及南方国家兴起而产生的重大影响等，也是德国面临的挑战。这些都表明，包括欧美在内的西方国家都意识到了国际环境的变化，继而产生恐惧感，即面对多重挑战应该怎么办，其结论就是这些挑战是西方共同面临的，也必须共同应对。 

　　第二，利益认知、路径依赖和战略选择。面对变化中的国际格局，欧洲在服从美国霸权治理体系、争取欧美联手的西方共治体系和建立东西方共治体系之间，选择了在战略自主的基础上与美国密切合作，共同捍卫西方在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欧美在“三个共同”基础上形成了“结构视角”。所谓“三个共同”，一是指历史脉络，即文艺复兴之后逐步形成的西方世界理念，即欧美常讲的“共同的历史”；二是指西方世界的内在逻辑、联系纽带，即所谓的“共同的价值”；三是指西方在管控世界进程中形成的“共同利益”。这“三个共同”是维系欧美特殊关系的基础和纽带。在此基础上，西方形成了自我认同的结构，一种具有优越感和危机感的利益共同体的集体意识。慕安会强调保卫西方，警惕西方的衰落，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感受到非西方国家的崛起，从而吹响了集结号。 

　　另一方面，西方共治也是欧洲长期对美政策的努力目标。在二战后的欧美关系中，“美主欧从”一直是欧美关系的主要特征，欧洲一直在为摆脱这种局面、建立更加平等的欧美关系而努力，因而欧洲既不会因为西方面临挑战而继续服从“美主欧从”的传统模式，也不会选择失去西方（自身）特权的东西共治模式，而是采取了在战略自主的基础上以美欧合作为基石的西方共治模式。 

　　第三，拜登就任美国总统给欧洲调整欧美关系带来机遇。特朗普执政时期，一方面要求欧洲选边站队，配合美对华竞争战略和全球战略；另一方面又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旗帜下对欧洲施以制裁重手，使欧洲盟友失望不已。2020年的美国大选给欧洲带来了希望，欧盟认为美总统大选对改善欧美关系至关重要。2020年12月，欧盟主动发布了《欧盟-美国新全球变革议程》（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为美欧合作列出包括抗疫、气候变化、经贸、科技、民主、军控乃至各种热点问题的合作清单，为改善欧美关系下了先手棋。在美大选中，欧盟各国采取多种举措变相支持拜登。拜登胜选后，欧洲立即抓住机遇，积极与美互动，调整欧美关系。欧洲各个国家和欧盟的文件中都提到，“我们要充分利用好拜登上台的机会”，并且一再谈到，特朗普主义并非孤立事件，因此要充分利用好拜登上台的机会调整欧美关系。 　　  

　　二、欧美互动与关系调整 

　　从美方来看，拜登就任总统后，坚持将中国定位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表示美国为再度领导世界必须加强与欧洲盟国的合作，为此采取了多种举措： 

　　一是强化高层沟通。任命了熟悉欧洲事务的关键内阁成员，如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等；通过一系列高层交往，如拜登、布林肯、沙利文多次访问欧洲，与欧洲领导人进行高层会晤与沟通；拜登与马克龙、默克尔、冯德莱恩等通电话或互访，表达美国对加强双边关系的期望。 

　　二是利用多边体系增强欧美互信。如拜登通过视频或亲自出席G7峰会、北约峰会、G20领导人会议、慕尼黑安全会议等方式，恢复欧洲对美国的信任。 

　　三是采取一系列举措对欧示好，包括赞同欧盟对华三点论，停止驻德美军撤军计划并向德增驻500人，暂停制裁“北溪-2”项目参建企业，结束对欧钢铝关税战等。 

　　四是重申北约义务。拜登担任总统后不久就致电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强调美国对北约的持久承诺，并重申维护《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款（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2021年6月14日，在北约峰会上，美欧对北约联盟关系进行了必要的修复，并为未来十年北约能力的升级提供了指导性路线图；通过了“北约2030倡议”（NATO 2030 Initiative），旨在提升北约的军事能力和在国际安全规范中的话语权。 

　　与此同时，欧盟也在积极强化美欧合作。 

　　第一，达成强化欧美关系的共识，就“重建”欧美关系提出了一揽子倡议和举措。拜登就任后，欧美在“重建强大的欧美联盟与西方联盟”、共同应对全球问题并塑造全球议程等战略领域达成共识；提出包括建立欧盟-美国安全防务对话，加强在对中国、俄罗斯政策上的合作，共同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议程，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共同阻止利用能源、基础设施等进行地缘争夺；确保欧美在芯片等高新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争夺国际标准制定权；在伊核、阿富汗局势、乌克兰等问题上密切合作；在疫苗等公共卫生领域加强合作等。欧盟还提出“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中国议题磋商机制等议程，以此拓展合作空间。 

　　第二，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介入对华战略竞争。包括英、法、德与欧盟先后出台印太战略文件；英、法、德、荷等国派军舰巡航南海或参与军演；欧洲议会、立陶宛等在美支持下公然支持台独势力；欧洲在“价值联盟”旗帜下，在新疆、西藏、人权等问题上继续配合美国，干预中国内政。 

　　第三，打造西方价值观联盟，共同推进“基于规则的合作”。拜登胜选后，冯德莱恩和米歇尔都在推特上发帖强调，欧美能够在共同利益和价值观基础上重建强大的跨大西洋联盟。拜登宣称要把“加强民主”重新提上全球议程，举办“全球民主峰会”。欧盟则投其所好，除了表示欢迎拜登的召开“全球民主峰会”的提议并强调欧美在俄罗斯问题上进行合作的重要性之外，还特别提出重新制定跨大西洋和全球合作新议程是“一代人难得的”可以结成新联盟来对抗中国崛起的机会。 　　  

　　三、欧美关系调整评估 

　　第一，特点突出。拜登上台后，欧美新一轮互动的特点非常突出，即欧美均采取主动、适当让步、相互支持、相互影响等措施，达成一定的妥协和共识。如拜登政府将改善盟友关系列为重点政策，将欧盟作为重塑盟友关系的重点，在战略合作、经贸政策、安全防务、气候、能源等一系列问题上对欧作出让步。欧洲也投桃报李，积极与美互动，明显向美国靠拢，在全球、区域和热点问题上加大对美的支持力度，欧美联盟凝聚力有所增强。 

　　第二，欧美关系调整是对国际格局变化、各自利益和联盟能力进行评估的结果。美欧都认识到单凭自身力量无法制衡中俄等国家的崛起，但西方联手仍能对中俄保持战略优势。这些都在北约的国际力量评估报告，以及美国提出的新三极认知、德国智库评估的“2+4”大国力量结构中有所体现。 

　　第三，战略目标清晰，策略多样。欧美关系调整过程中，战略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要制约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特别是迟滞中国崛起的速度和制衡俄罗斯，强化西方全球治理能力。为此采取了打、拉、分化、压制等多种手段。如对中俄坚决打压，对印度、菲律宾等国不断拉拢，对发展中国家不断分化，对朝鲜等国持续压制。 

　　第四，限制因素。欧美关系调整的动力在于捍卫西方优势地位的共同利益，然而欧美之间存在的诸多结构性矛盾，限制了美欧联盟的紧密度和合作效率。一是欧盟寻求欧美平等的努力与美国霸权的矛盾。欧洲希望拜登执政时期的欧美关系不再是美国单方面对欧的霸凌式施压和要求，而是一种更为平等、理性协商的关系。但拜登上台后在缓和与欧洲盟国关系的同时，依然坚持美国在跨大西洋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和“美国优先”政策，欧美协调仍然面临几十年来欧美关系的痼疾和困境，即欧洲寻求与美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美国则坚持自己在联盟体系中的霸权地位。阿富汗撤军和AUKUS事件表明，美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恶习不改，欧洲对美无法完全信任。在安全战略上，欧盟担心美印太战略影响欧洲安全，对美存在战略依赖与战略自主的两难。二是欧盟以维护欧洲利益为基础，美国则以维护世界霸权为目标，实施“印太战略优先”。双方目标差异影响彼此战略合作。美希望北约全球化并加入遏制中国的行列，欧洲在做出一些妥协的同时仍坚持北约的区域定位，在对华战略上也与美存在差异。欧盟有着建设“战略自主”的目标，美国则对欧盟的“战略自主”持明显的反对态度。三是欧美各自对对方内政的不确定性抱有疑虑。 　　  

　　四、影响评估 

　　欧美作为世界两大战略力量，作为西方集团的主体，其关系调整必然影响国际力量对比特别是大国的关系，因而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 

　　欧美作为西方集团的主要成员，相互靠近是西方国家在世界大变局背景下报团取暖、维持西方优势的再次努力，是对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治理走向东西共治的一次阻击，是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俄崛起的制约，其危害是多方面的：强行地、人为地将世界分为西方与非西方、民主联盟与专制体制等阵营，造成两极化风险的增加，加深了世界的对抗与分裂，影响了世界各国合作与发展的趋势，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构成挑战；欧美力促的新机制、新规则加剧了西方与非西方的规则之争；美发动的价值观对抗得到欧洲的积极配合，其危害不断向安全、科技、贸易、文化等领域外溢，严重影响到国家间正常关系，深化了国际对抗局面。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态势明显。此刻，欧洲向美靠拢，欧美联手无疑会引发大国关系重组，加剧欧美与中、俄的对抗，分化发展中国家集团，对国际格局、大国双边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对中美欧、中欧俄、中美俄等三角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对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发展、全球治理等造成冲击。这些都值得我们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