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航母编队开往“苏伊士以东” 

　　2021年5月22日，英国航母战斗群离开朴茨茅斯港，开启为期七个半月的太平洋往返之旅。该航母战斗群主舰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航母的护卫舰群包括英国海军的23型护卫舰“里士满”号、“肯特”号，45型驱逐舰“卫士”号和“钻石”号，综合补给舰“维多利亚堡”号和“春潮”号，机敏级攻击核潜艇“机警”号，以及美国海军的“苏利文”号驱逐舰和荷兰海军“埃弗特森”号护卫舰，总共有来自这三个国家的大约3700名水兵、飞行员和海军陆战队人员参与部署。该战斗群还包含30多架F-35B闪电多用途战斗机，其中包括英国皇家空军第617中队的8架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唤醒岛复仇者”中队的10架。 

　　该航母战斗群在航行至地中海期间，与意大利海军和空军、法国查尔斯·戴高乐号航母战斗群以及其他北约海军开展联合演习，并发动F-35B闪电多用途战斗机，对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进行了空袭，实施了首次作战行动。在执行这些任务的同时，“卫士”号驱逐舰和“埃弗特森”号护卫舰离开战斗群，进入黑海执行航行自由行动。在从乌克兰敖德萨港行驶到格鲁吉亚巴统港的途中，“卫士”号驱逐舰进入克里米亚附近水域，对俄罗斯发起挑衅行动，导致俄罗斯实弹警告驱离。荷兰护卫舰“埃弗特森”在黑海行驶中也遭到俄军战机“佯攻”。两艘军舰在2021年7月7日重新加入航母编队，并通过苏伊士运河离开该地区。 

　　在亚丁湾，航母战斗群会见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母率领的第5航母战斗群和硫磺岛号航母的两栖预备群，随后在孟加拉湾与印度海军进行演习，然后在马六甲海峡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海军进行演习。7月24-25日，该航母战斗群分批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这是英国航母编队在1997年访问香港之后首次进入南海，在脱欧之后重新在“苏伊士以东”展示海上力量，彰显所谓的海洋影响力。 　　  

英航母编队部署的战略考量 

　　首先，英航母编队的往返之旅代表了英国提升其军事能力的关键一步，也是约翰逊政府恢复英国作为欧洲最重要海军力量地位愿望的直接展示。随着英国在中亚和中东的两次长期且代价高昂的军事行动的失败，英国航母编队的部署突显出英国在后脱欧时代重新回归海洋的重大战略转变，这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成为英国军事建设的主要特点。 

　　作为一个岛国，英国对于海洋道路的通畅有着天然的危机感和强烈需求。确保海上通行自由，通过海上互联互通保障全球稳定，是维持货物和资源流通、确保英国繁荣的关键，也是建设自由贸易和开放社会体系的关键。与此同时，随着中美竞争的开展，双方在东海和南海的对峙将更为激烈，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部署，也将对英国维持海洋开放的初衷构成挑战。在此背景下，加强海洋能力建设，升级海军军事装备，对维护全球海洋秩序稳定、维护英国国家利益意义重大。 

　　2020年英国政府提出在未来四年将国防开支增加约241 亿英镑。在历史悠久的皇家方舟退役后，配备有F-35B战斗机的伊丽莎白女王号是英国航母编队舰载能力的巨大飞跃。结合最近宣布的 45 型驱逐舰防空能力升级，以及 26 型护卫舰计划的进展，皇家海军有望在后脱欧时代，在英国实施“全球英国”战略、提供国际安全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战略角度来看，建设航母战斗群，提高其作战能力和战略维持能力，在“全球英国”中占据中心地位。2021年3月22日，英国政府发布《竞争时代的国防》（Defence in a Competitive Age），声称将提高航母战斗群战斗能力作为国家军事建设的中心，通过将英国的军事战略向海洋倾斜，建设更加积极主动、机动性更强的作战团体，通过威慑、交战、军事存在等多种作战手段，实现英国在大西洋地区、海湾地区、东非和印太地区的战略利益。 

　　其次，英航母编队的往返之旅反映出英国政府维持其欧洲—大西洋安全承诺的同时，向“印太”倾斜的战略构想，其核心考虑有三： 

　　第一，向“印太”倾斜意在配合美国对华对抗战略。2016年以来，美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大国竞争”，并将印太区域视为对华对抗的主战场。继美国国防部2019年6月发布《印太战略报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后，美国国务院于同年11月发布题为《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推进一个共同愿景》(A Free and Open Indo- 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的战略报告。报告称特朗普将美国参与印太地区作为首要任务，且该地区“所有国家都有责任维护自由开放的规则和价值观”，印太地区的最大威胁来自“威权修正主义”。拜登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基本思路，并将构建“美日澳印”四边安全机制作为实施印太战略的核心抓手。英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派遣航母编队访问印太，其配合美国印太战略遏制中国海权发展的意图昭然若揭。 

　　第二，印太地区不仅仅是英美关系中一个日益重要的领域，还是英国一系列多边和双边机制得以实施的中心地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国对维护国际安全负有重要责任，作为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缔结的多边军事协议《五国联防协议》的主要缔约方，英国对维护亚太地区安全负有条约义务。除了条约义务之外，英国同印太地区的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文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都有良好的双边关系，参与印太地区事务构成提升英国外交影响力的重要抓手。 

　　第三，印太地区也是后脱欧时代，英国开展自由贸易、主动参与全球经济的核心部分。世界大势呈现“东升西降”之势，亚洲将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中心。2019 年，亚洲占英国进出口总额的约20%，英国前25个出口市场中有7个在亚洲，英国对中国大陆、日本和香港地区合计商品和服务出口额约820亿美元，高于其第二大出口市场德国。2021年1月，英国政府提交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21年8月，东南亚国家联盟授予英国“对话伙伴”地位，英国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1996年以来首位新对话伙伴。未来，印太地区将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重要机遇，并将成为英国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服务经济、数字和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 

　　当然也要看到，英国政府在今年发布的《综合评估》后业已明确提出，欧洲和大西洋区域仍然构成英国防务的中心，北约机制仍然是英国最重要的防务机制。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在印太地区要做的只是“倾斜”，而不是完全转向。就地区安全而言，这意味着涉及一套更具灵活性的参与机制，通过对资源的集约和高效利用，巧妙地实现英国的战略目标。这意味着英国在印太区域追求的是建立据点，而不是发展基地，对维护和物流的要求更低且更实惠。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在阿曼、新加坡和文莱的军事设施，从战略经济的角度来看，将构成节点网络的主要支柱。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主要地区盟友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的结入可能会补充这个网络，以进一步提高可持续性和可用性。 

　　最后，英航母编队的往返之也是英国发挥召集人角色，构建中等国家盟友体系的重要举措。在大英帝国即将谢幕的时刻，丘吉尔为战后英国规划了野心勃勃的“三环外交”思想，但由于缺乏再造帝国的实力，战后英国外交史即是节节败退的历史。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英法交出苏伊士运河主权，欧洲殖民体系荣光不再，英国在全球事务中沦为美国跟班。为了缓解经济衰退，英国于1961年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并在1973成为欧共体成员，融入欧洲一体化建设进程之中。为了不沦为美欧的附属，英国首相布莱尔曾提出英国全方位深化对美合作，并充当美欧“桥梁”和跨大西洋中介的外交定位。科索沃战争和911事件之后的全球反恐，见证了这一战略的价值，但美欧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分歧，使得中介角色难以维系。为了迎合“东升西降”的世界大势，加强同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大国的关系，英国外交大臣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认为英国应该从美欧桥梁转变为“全球枢纽”（global hub），卡梅伦政府沿袭这一路线，试图通过强化多边主义和深化同新兴国家的商业合作，让英国摆脱对美国的本能顺从和对欧洲的政治迷恋，巩固英国在“开放网络世界”的中心地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化进程引发的结构性危机在英国全面爆发，英国人民在2016年通过公投方式决定退出欧盟。为了消除英国本土和国际社会对英国走向孤立主义的担忧和误解，时任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在规划脱欧后的英国发展目标时指出，脱欧后英国将成为真正的“全球英国”（Global Britain），在保持同欧洲伙伴友好关系的同时，超越欧洲的边界，去广阔世界同新老朋友缔结友好关系。在2020年9月2日召开的英国外交官内部工作会上，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指出，最适合英国的角色是担当“召集人”，联合分享相同价值观的“中等规模国家”影响局势进展。2021年3月16日，英国政府发布的《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英国国防、安全、发展和外交政策综合评估报告》（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以下简称《综合评估报告》）指出，在未来的大国竞争中，中等国家将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而如何发挥英国组织能力、影响力和号召力，构建中等国家联盟，成为英国在国家竞争中谋得一席的关键举措。 

　　英国本次航母编队部署，意在向世界展示英国在后脱欧时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在印太地区获得主要合作伙伴的青睐并融入其中，将成为英国施展全球抱负的关键。如果说海洋秩序是和平时期互通互联的核心，是战时机动作战的核心，那么协调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就成为所有战略实施的支点。因此，英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就必须通过英国同在该地区的盟友以及其他西方盟友国家的共同行动来开展。通过盟友伙伴的沟通协调，提高军事行动的互通性，整合盟友资源以实现最大化，成为提高航母战斗群作战能力的关键。英国和美国F-35B战斗机在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的联合训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结论

　　1962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指出，在失去帝国后，英国一直找不到自身定位。对于前途迷茫又自信的复杂心态，使得英国外交政策在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摇摆不定。为了抵抗脱欧引发的衰退忧虑，英国政府提出“全球英国”的新愿景，试图通过营造更开放的商业环境、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政治，维护国际安全，向世界表明脱欧不等于走向孤立主义。但脱欧带来的经济阵痛、引发的北爱尔兰和苏格兰分离运动，迫使政府在国内重建上付出更多精力；新冠疫情的冲击更是让英国经济雪上加霜，限制了英国政府的国际行动自由。中美欧的地缘经济博弈和中美俄的地缘政治博弈，导致互利共赢的全球化分化为两极对峙格局，英国面临“选边站”的压力，自由行动者的优势反而变成了劣势。 

　　在全球化退潮的时候，英国选择拥抱全球化；在世界分化为相互竞争的地区集团的时候，英国孤悬海外漂浮不定，找不到自己的政治归属。英国迷失在对自己身份的探求中，而这种迷失部分地源于它作为海洋帝国的历史宿命。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贫瘠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英国“向海图强”，通过开拓现代殖民体系实现海洋帝国的崛起。帝国基因塑造了英国的“全球”意识，驱使英国在美国、欧洲、印太区域纵横捭阖，实现“大国”的政治抱负，但中等规模国家的实力，又限制了它施展大国雄心，最后只得望洋兴叹。辉煌的帝国史刻下了深刻的民族烙印，但也成为英国甩不掉的历史枷锁，将它囚禁在美欧之间、东西方之间的秩序夹缝中无法脱身。 

　　对英国来说，在自由秩序的内外治理出现问题之时，在其价值观和制度原则日益僵化之时，当务之急绝非继续迷恋旧共识，而是摆脱对于美国的路径依赖，探索新的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中间地带”国家，带头不站队，超脱于中美之争之外，最符合英国发展利益。但这种“中间性”绝不是置身事外，成为非政治性的中立国家，而是充分发挥英国的制度和外交优势，在组建多边主义平台中发挥领导作用，通过联络广泛的新“不结盟”运动，增强自主应变能力，从而变成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建设性力量。 

　　能够看出，摆在英国政治家面前的是一个严峻的选择，在日益两极化的世界格局中，英国是坚守初心，通过在中美欧之间积极游走，成为战略平衡者，还是选择后退，甘愿充当美国马前卒，成为守卫自由秩序的急先锋，甚或迈出告别西方阵营的坚定步伐，在广阔新天地中获得新朋友，仍然面临不确定性。在中美之争背景下，英国的困境具有普遍性，英国的选择代表着新一轮战略调整的风向标，如何驾驭复杂的政治局势，将是对英国政治家的巨大考验。 

　　作者简介：孔元，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审校：齐天骄 

　　审核：刘作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