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讨论：如何认识欧洲的未来
2012年8月22日
江时学：这一次讨论的主题是如何认识欧洲的未来。感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部的崔洪建主任和金玲博士也在百忙中参与我们的讨论。
毫无疑问，众口皆碑其实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对欧洲的未来的看法就是如此，既有乐观的估计，也有悲观的判断。尤其自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对欧洲前途的看法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的唱衰欧洲，有的则认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首先请各位谈谈你们对欧洲的未来的看法是什么？为什么你会得出这样的看法？
孔田平：应当承认，欧洲处在危机之中，欧洲债务危机尚未过去。欧洲债务危机不仅威胁到欧元的生存，而且威胁到欧洲一体化的未来。自2009年11月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尚未得到缓解。2010年4月欧洲央行、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希腊提供了1450亿美元的救助基金，2011年7月希腊再传债务违约的警报，欧盟不得不再次提供145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并鼓励债券持有人参与救助。2010年11月爱尔兰接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90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2011年5月欧盟向葡萄牙提供116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欧盟为应对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建立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然而金融市场对欧元区的不信任并没有减弱。2012年6月，西班牙政府向欧盟提出正式救助申请，以挽救濒于破产的银行业。西班牙最终获得了不超过1000亿欧元（约合1250亿美元）的银行业专项救助资金。由于经济前景黯淡，西班牙要求全面救助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由于处在欧洲外围的国家经济规模不大，但是公共和私人债务规模很大，这些债务多数成为了西欧银行的债权。因此一个国家的债务违约有可能导致欧洲银行体系的崩溃，并有可能影响全球金融体系。
欧洲对危机的反应多为市场动荡后的应急反应，疲于应付。欧洲对欧元区危机显然缺乏准备，而欧元的制度设计并没有考虑到危机的可能性。欧元区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这一制度上的缺陷增加了应对危机的困难。
早在2010年12月，美国经济学家拉赫曼发表了《欧元能够幸存吗？》的报告。2011年8月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指出，欧元正在崩溃。欧盟委员会前主席德洛尔批评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没有对危机提出明确的反应，其建议含糊不清，力度不够。
面对金融市场的挑战，目前的欧洲政治领导人缺乏实用主义，胆小怕事。这威胁到欧元和欧洲一体化计划。正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马克•莱昂纳德说言，“欧盟未能管好自己加剧了全球对于欧洲衰落的印象，这反过来又让欧洲人更加短视，他们正在竭力保护自己那块不断缩小的蛋糕。欧盟领导人维持现状的努力，只不过强化了欧洲不断虚弱的恶性循环。保守主义将无法打破这种衰落的循环。要拯救欧洲，我们必须重造欧洲”。
张敏：多年来我对欧洲的未来基本持一种相对乐观的看法，即在欧洲一体化发展中欧盟成员国可能会面临各种困境和遭遇挫折，但欧洲的未来前景还是美好的。然而，当前欧债危机的愈演愈烈和欧盟领导人在应对危机上的迟疑不决和措施不力，欧洲经济增长乏力、公共财政严重失衡、社会动荡频繁、政局不稳因素增多等不利局势，很容易令人对欧洲未来产生悲观预期。这也使得我对欧洲的未来多少带有一些悲观的成分。
首先，当前欧洲正面临关键的十字路口，欧洲的未来何去何从取决于欧盟及其成员国领导人的政策选择。与20世纪50年代欧共体的缔造者舒曼、让•莫内等人相比，当前欧盟领导人在政治上缺乏卓识远见，目光短视。欧盟成员国在是否救助“欧债重债国”上分歧加剧，凸显利益较量和权力博弈。
其次，解决欧债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强经济、财政政策协调、加强银行监管和银行联盟建设。然而，欧洲一体化的深化过程中，围绕着建立邦联制（超国家联盟）或是联邦制（国家联合体）的争论不曾间断过。欧债危机暴露出欧盟成员国在经济政策协调上的难度，这也就预示着成员国在让渡国家主权和保持民族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未有答案，成员国更多考虑的还是自身的经济利益。
第三，从1957年签署罗马条约至今，尽管欧洲一体化取得了进展，特别是统一货币欧元的诞生改变了欧洲在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欧盟成员国完全让渡财政主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李靖堃：从欧洲一体化6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看，它始终是在向前发展，尽管这中间曾经有过停滞不前，有过挫折（严重的如当年的“空椅子危机”），甚至有过倒退，但大方向始终是在向深入发展。尽管目前欧盟面临着比较严重的危机，也因此招致了诸多质疑，但我认为欧盟最终会克服这一危机，继续向前发展，因为危机本身就是欧洲一体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欧洲一体化前进的动力。
赵晨：欧洲的未来取决于欧洲人是否还有足够的雄心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角色，这里的“欧洲人”不仅指政治家、商界领袖、有远见的学者和记者等精英人士，随着民主的深化，还包括普通民众如何看待欧洲一体化以及欧洲作为世界一极的重要性。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意味着个人的地位日益凸显，其结果是让民族国家或者欧盟这样的地区集团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下降，人们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度下降，而且人们更关注个体的经济状况和个人感受，责任感和团体精神下降，这在欧洲表现得最为明显。长久以往，会削弱国家或欧盟的凝聚力。欧债危机中这种现象已经向世人充分展现出来。
傅聪：欧洲一体化经历了近60年的发展，其间遇到过例如“空椅子危机”等对欧盟的运行产生重大威胁的事件。当下的“欧债危机”则是欧盟遇到的又一新的重大挑战。欧洲一体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体现在欧盟逐步推动疆域的扩大，还体现在其从国际组织走向具有一定主权国家特性的国家联合体的深化合作。“欧债危机”让我们看到了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即是一体化的发展重视疆域的扩展超过了重视机制的深度融合，或者说是一体化的深化、融合程度不适应疆域扩大的速度。欧洲一体化的初衷，一是达致欧洲永久的和平，二是打造一个强大的欧洲。因此一体化必然要在扩大和深化两个方面推进才能有所成就。
张金岭：我对欧洲的未来持有乐观、积极的态度。且不论欧洲先进的科技实力将继续领先，亦不谈欧洲社会的发展已经积淀了深厚的物质与制度基础。我更看重的是欧洲将仍旧是人类社会新思想、新理念的“试验田”，是个出思想的地方。但其社会制度变革的方向如何，欧洲人应当还处在继续思考与调试的过程中。
虽然在国际层面上欧盟的声音与力量愈来愈大，但当它协调、处理“欧洲内部”事务时所具有的能力却非实至名归。当然，欧洲并不等于欧盟。作为一种政治建构，欧盟的存续是毫无疑问的，但今后它将会有多大的活力，能在多大层面上发挥多大的作用，我们还需要带着问题，假以时日去观察。
崔洪建：关于欧洲未来的争论其实从未停止过。从一个历史长周期来看，一战到二战是作为单个民族国家的欧洲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也成为欧洲联合自强的起点。当前对于欧洲未来的种种争论，其来由主要是欧债危机，因此对欧洲未来的看法与对欧债危机的看法紧密联系。从一个比较的视角看，欧洲相对于新兴力量而言，无不呈现出衰落的特征，从人口结构到社会经济结构莫不如此。但是，欧洲已经将自己与现代工业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是先行者，率先触到天花板。因此欧洲的未来系于当前，如果一体化的瓶颈得以突破，欧洲在相当一段时期仍能保持领先者的地位。
金玲：我对欧洲的未来总体持乐观的看法。债务危机的确暴露了欧盟内部所面临的很多结构性矛盾，也加剧了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但危机同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欧盟的建设进程。危机引起欧洲范围内民族主义和疑欧情绪的上升，但也在欧洲凝聚了改革的共识；危机应对过程中，人们看到了政府间力量的上升，但政府间主义方法最终达成的决议是经济和财政权能逐步向欧盟层面转移，欧洲一体化程度显著加深。
江时学：在网上看到澳大利亚前外交部长Alexander Downer（1996-2007）的一篇文章。他说，虽然欧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欧盟的两个成就是不容否认的：一是实现了和平，二是创造了一个囊括27个国家的自由市场。但他又说：“如果没有欧盟，欧洲不见得会爆发战争。”他要表达的意思是：欧洲有没有战争，与有没有欧盟无关，因此不能把欧洲的和平归功于欧盟。你们如何评价澳大利亚前外长的观点？
张敏：感觉澳大利亚前外长的观点前后有些矛盾。欧盟一体化的深化与欧洲爆发战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战后欧洲重建，创立欧共体，借助经济一体化来加强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性和政治合作性，显然这给欧洲国家带来了持续和平、繁荣发展的前景。
江时学：我想他要表达的意思是，过去欧洲是分裂的，因此战争不断。欧洲实现一体化后，团结一致了，因此就避免战争了。
孔田平：澳大利亚前外长唐纳肯定了欧盟取得的两大成就，一是实现了和平，二是创造了一个囊括27个国家的自由市场。 他又称“如果没有欧盟，欧洲不见得会爆发战争”，此种假设有些似是而非。欧洲的和平首先应当归功于欧盟。追根溯源，欧洲一体化最初的目的就是实现欧洲的持久和平，欧洲一体化计划本质上是一个和平计划。
西德总理阿登纳和法国总理舒曼开启的欧洲一体化计划有助于两大宿敌避免战争。“欧洲之父”让•莫内提出的通过经济一体化实现欧洲联合的构想得以实现。在冷战时期，西欧保持了和平。在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和平融入欧洲是欧洲一体化取得的重大成就。经过2004年5月和2007年1月两轮扩大，10个中东欧国家顺利加入欧盟，结束了冷战时期欧洲人为形成的分裂。2011年12月，克罗地亚签署入盟条约，为克罗地亚2013年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铺平了道路。
值得关注的是欧盟作为一个和平计划日益被欧洲公众所遗忘，这与欧洲人口的代际交替有关。二战结束之初出生的一代人已经退休，更加年轻的一代人甚至连冷战也未经历过。他们不再视欧盟为和平计划，更多地将欧盟视为市场计划、管制的层级或具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僚机构。欧洲公众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不足令人忧虑。
崔洪建：战后欧洲的和平基本靠两方面加以维系，一是依靠北约集体安全体系维持的对苏东的相对均势，二是通过一体化维系的建立政治互信进程，尤其是法德之间的互信与合作。澳外长可能认为即便没有欧洲一体化带来的政治互信，欧洲和平也能靠北约集体安全体系加以维持，这是一种机械的观点，忽视了政治互信作为安全基础的重要性。
金玲：历史不能假设，没有欧盟，欧洲是否一定没有战争今天无法印证。但没有人怀疑欧盟首先是一项以和平为目标的一体化进程。欧洲一体化的意义不仅应看其在欧洲范围内取得的成就，还要看其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举个简单的例子，法德和解推动欧洲一体化能够为今天的中日关系以及东亚一体化提供怎样的经验？此外，欧盟一体化过程中的“协商政治”文化为日益陷入困境的多边主义提供怎样的启示？欧债危机尽管暴露了欧盟内部国家之间的分歧，但也展现出成员国之间团结互助的一面。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各国第一反应是各自为阵，结果他们很快明白一体化所形成的高度相互依赖已不允许他们采取单边行动。因此，可以说正是一体化避免了他们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
李靖堃：欧洲建立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之上，因此，欧洲一体化最初的理念就是两个：和平与繁荣，特别是当初建立煤钢联营的最主要目的就是防止战争再次发生。欧盟对于欧洲和平与世界和平所起的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在这方面，我赞同布热津斯基的观点，特别是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实现法德和解，欧盟找到了一个对付潜在危险与不稳定因素的最佳方案，即将对手纳入一个既能对其实行有效控制，又能得到共同发展的机构中去。这一点是值得其他地区学习的。第二，欧盟的存在本身，特别是它通过一体化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就是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一种平衡和牵制力量，不管这一力量有多大。
赵晨：欧盟及其前身欧洲共同体为欧洲主要国家之间实现和平提供了制度基础，这是非常重要的。德国问题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困扰欧洲安全的核心问题，从普法战争开始，法德之间进行了三次惨烈战争。如果说战争的残酷可以让欧洲拥有避免战争的决心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国家的教训已经足够深刻，一战后欧洲各国也在努力寻找避免战争爆发的方案，尤其是制度方案。但国联等制度安排并没有让战争走开。
二战后欧洲一体化把德国同欧盟拴在一起，成功地实现了“欧洲的德国”，德国不再成为问题。此外，通过欧盟的协商和干预，欧洲国家也拥有了在安全等问题上的沟通渠道，同时欧盟在很多问题上还具有法律和制度约束力，这些都大大降低了欧洲国家内部冲突的概率。
刘作奎：澳大利亚外长的观点是有些问题的，欧洲一体化的动力一是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主要是消除战争因素，实现永久和平，这个目标现在看来已经实现了；二是经济收益问题，各国通过联合创造一个大市场而都从中受益，更重要的是，这个市场通过不断的制度化建设和扩张，已经使欧盟发展成了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无欧盟大市场则欧洲不会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和影响力，更谈不上政治影响力。
张金岭：欧盟创建的自由市场毫无疑问地繁荣了经济，使得资源配置更加适宜于各国社会的需求。这一市场所创造的成就是此前各国所不能达到的。但是由于欧盟各国经济基础的差异，以及财政、税收、金融监管等制度的不同，使得自由市场的运作积聚了很多急需协调与解决的问题。欧债危机所暴露的问题也正是各国统一协调经济发展方略、革新制度的契机，只是在这场制度变革的过程中，各国需要在上述制度建构方面达成广泛的共识，并严格履行制度规则。否则，欧盟自由市场的运行将如“卡齿”的自行车一样，很可能会以“断链”而告终。
欧盟实现了和平，但欧洲和平的关键并不是这一政治建构的出现。应当说，欧盟的成立深刻地体现了欧洲人追求和平的意愿。但是欧洲一体化建设中各种利益的协调本身也是各类矛盾出现的过程，欧盟倒是应当注意防范利益协调与平衡过程中出现不可控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免引发严重的争端，破坏和平。
江时学：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真可谓有利有弊。这一次欧洲债务危机使欧盟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也影响了欧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声誉。但坏事也能变好事，因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欧洲的一体化。财政契约、经济治理以及明年可能会问世的银行业联盟，在危机前是很难想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债务危机推动了欧洲一体化。你们同意这一判断吗？
张敏：不太同意，只能理解成“危机”与“机遇”的并存吧。从本质上说，欧债危机揭示出了欧洲一体化发展中制度、政策上的缺陷和政策实践上的经验不足。应对欧债危机，尽可能来弥补欧洲一体化向前发展的现存机制缺陷。欧债危机造成欧洲经济衰退等不利形势，令人对欧元区和欧元未来产生悲观预期，延缓了欧盟其他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步伐，从这个角度看，欧债危机实际上对欧洲一体化发展起到了抑制和阻碍的作用。
李靖堃：我总体上同意“债务危机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说法。虽然欧盟的力量，特别是软实力影响的确由于债务危机久拖不决而有所削弱，但从危机为欧盟提供了前进的动力。特别是，在“和平”与“繁荣”这两个驱动一体化的目标早已实现、欧盟正在寻找前进方向的背景下，这样的一场危机无异于给欧盟指明了前进的目标。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我认为危机对于欧洲一体化的作用有些等同于“灾难经济”。当然，只有欧盟能够真正将财政契约、经济治理等从文字不打折扣地变为事实，危机才会对一体化的深入产生意义。
崔洪建：同意。主权国家联合受两种力量驱动，一是理想主义，即整合大欧洲的梦想；二是现实主义，即在整合过程中各种问题的倒逼效应。欧洲解决债务危机的出路就在于善用危机的倒逼效应，将平时由于国家利益分歧而难以推进的议程在危机作用下进行讨论和实践。
金玲：同意。
刘作奎：我也同意。
孔田平：欧洲债务危机削弱了欧洲经济，直接影响到欧洲的全球议程和国际影响力。澳大利亚前外长唐纳今年6月到英国参加会议，发现一向关注气候变化的欧洲人不再关注气候变化，欧洲人认为就业和衰退比有争议的气象理论更为重要。欧洲人首要关注的是欧元的命运。欧洲目前的危机为欧洲反思其问题提供了机会。
欧洲的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欧洲的现状：有统一的货币，但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有共同的边界，但没有共同的移民政策；技术官僚的外交政策与权力的国家来源的分离。在债务危机肆虐的背景下，许多欧洲国家实行紧缩政策，紧缩政策的社会后果尚难预料。危机暴露了欧洲的制度缺陷，为进一步的制度变革提供了机会。“欧洲学期”的启动、经济治理机制出台以及财政条约的通过表明欧洲一体化在进一步的深化，欧盟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走向财政联盟。
当然欧盟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虽然英国和捷克拒绝财政条约，但是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仍然支持变革。受债务危机的影响，高福利的欧洲模式受到冲击，迫使欧洲领导人对社会领域如医疗和社会保障体制进行改革。
傅聪：“欧债危机”是挑战也是机遇，它逼迫欧洲人对欧盟体制进行更加深入地改革，使各成员国的政策更加融合，从而也将成为一体化的推动力量。当下，即使欧洲各国的领导人认为财政政治进一步一体化的时机还未成熟，或者认可欧元区缩小，欧洲一体化也并没有失去什么。因为只要筑就欧洲共同体的统一大市场尚存，源源而生的“外溢”效应通过统一市场的纽带，依然会起到推动欧洲一体化前进的作用，至于一体化可能达致的程度只能交给历史来回答。
张金岭：对于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判断是可以肯定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欧洲各国能够在涉及经济协调与治理的诸多层面达成广泛的共识，构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它所能带来的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力量是巨大的，并且可以使欧洲一体化的程度加深。
江时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欧洲一体化推进的迹象，但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其他一些消极因素。换言之，我们既可以用欧盟达成财政契约之类的例子说明欧洲一体化在推进，但也可以用英国和捷克拒绝财政契约以及德国反对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等等事实来说明欧洲一体化并没有进步。在进行学术研究时，我们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而去“摘樱桃”（cherry picking）。你们的看法是什么？
崔洪建：一体化与反一体化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最终塑造欧洲的未来。
金玲：这取决于你使用怎样的标准看待一体化。例如，英国、捷克拒绝财政契约，德国反对欧元债券并不能说明一体化没有取得进步，只能说它不如人们期待的那样完美。人们之所以对欧盟期待过高，是不经意中总将其与主权国家相比。学术研究当然不能“摘樱桃”，但要在把握欧洲一体化逻辑的基础上，使用正确的标准去衡量欧盟的建设进程。
张敏：对，可能需要作个案分析。英国和捷克的例子还是比较典型的。英国一直游离在欧元区之外，担心的就是经济主权的丧失和伦敦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下降，因而必然会对财政契约说“不”。捷克在经济转轨中和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遇到了新的问题和困难，因而对欧洲一体化发展持怀疑看法。在进行学术研究中，缺乏对个案的理解，是很容易造成“摘樱桃”现象的。
李靖堃：按照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永远有其两面，或者所谓的“双刃剑”作用，因此，无论是在做研究还是在其他时候，均须综合看待某个问题。具体到目前背景下欧洲一体化究竟是进步了还是没有进步这一问题，因为各项加深一体化的法规有些刚刚出台，有些尚未出台，还很难对其效果做出明确判断。但若仅仅因为英国等国反对某些措施就说欧洲一体化没有进步，我觉得这样的有些绝对。前面说过，挫折本身就是一体化的一部分。此前远的如“空椅子”危机，近的如“宪法条约”的夭折，都没有能够阻止欧盟的前进。
赵晨：回顾欧洲一体化的历史，欧盟各成员国是在不断面对重大现实问题之时，依靠一体化的思路，加以克服解决的，其结果是推进了一体化的深化和发展。二战后面临的是法德和解及实现和平问题，二十世纪50年代是经济恢复和应对苏联对西欧的安全威胁，60、70年代是扩大市场和货币浮动问题，80、90年代是两德统一，21世纪头十年是维护中东欧稳定。在20世纪50年代西欧防务共同体建设失败后，可以说，欧洲一体化一直在稳步地进行加法运作，到今天，这种累积已经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涵盖全欧主要国家的28国的大联盟，使我们看到了欧元和申根协定，看到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和一个强有力的整套的欧盟机构。欧洲一体化的一种主导性理论，新功能主义即认为欧洲一体化像一辆自行车，只有不断前进它才不会摔倒，这是对上述看法的精确描述。
刘作奎：学术研究的确要避免“摘樱桃”，避免选择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但有时候学术研究的过程和动机是非常复杂的，学术研究本身必须借助一定的分析工具和学术价值判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掺杂着主观创造。由于受学科属性限制，社会科学研究的绝大多数问题无法搬到实验室论证）要完全避免“摘樱桃”是不可能的。
马克思的观点给我一些启发，就是要抓住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或者事物发展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流和末流。如上面提到欧洲一体化推进的例子，可以看到欧洲一体化从来都是以两种方式推进的：超国家主义与政府间主义，欧盟能发展到今天，超国家主义无疑是（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大多数政治精英追求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政府间主义从来都是超国家主义挥之不去的阴影。
张金岭：英国与捷克拒绝财政契约，以及德国反对发行欧元区统一债券等问题的出现，揭示的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在某些层面上所遭遇的问题，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欧洲一体化在其它领域内的推进，或许恰恰是这些问题的出现显示了欧洲一体化继续推进的方向，解决进展中的瓶颈后，它前进的步子将会更大。观察和研究欧洲一体化，应当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去分析和理解其本质。
江时学：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有人说，过去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太快了。欧洲应该循序渐进、有条不紊地推进一体化，否则会欲速则不达。欧洲一体化进程太快了吗？如何判断一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是快还是慢？有无何衡量标准？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我们是否可以说，欧洲一体化进程太慢了，所以才出现了债务危机和其他一些问题。很想听听各位的意见。
孔田平：有些人认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太快了，我并不赞同。从1957年3月欧共体诞生至今已历55年，欧共体从西欧的区域经济组织转变为覆盖全欧的功能完备的欧洲联盟。欧洲由单一的经济联合逐步走向货币、政治和防务全方位的联合也符合循序渐进原则。也有人认为欧盟扩大进程过快，事实上在东欧剧变15年后欧盟才开始在中东欧的第一轮扩大。欧洲债务危机暴露了欧洲一体化存在的缺陷与问题，表明在经济政策协调特别是财政领域的一体化进程远远滞后于货币领域的一体化。
张敏：欧洲一体化的快慢很难用具体标准加以衡量。如果从成员国数量上看，从1958年欧共体的6个创始国发展到今天27个欧盟成员国，欧洲一体化建设太快了。从深化内容看，建立了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诞生了统一货币欧元，欧洲一体化进程也太快了。因为这些成员国之间具有明显的的经济差异性，推行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创新能力和科研实力差距较大，将这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很不均质的国家聚合在一起，欧洲一体化的步伐和进展已经很快了。欧债危机的爆发与外界因素不无关系，并不能归咎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太慢了，假如美国次贷危机没有爆发，也没有发生国际金融危机，也许欧债危机就不会爆发。
崔洪建：人类认识问题的盲点在于，我们只能在事后去加以评判，因此常常出现相反的结论。具体而言，欧洲一体化是一项制度创新，其实践没有可靠的理论指导。即便有框架设计，也更多理想色彩，何况现实中还有许多权宜之计和功利考虑。我们现在可以说实行欧元是“超前”的，也可以说统一货币而未统一财政是“滞后”了，这其实恰恰是“摘樱桃”的做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应该做”和“能够做”之间永远存在差距。
金玲：一体化进程是否太快，我很难判断。因为，欧盟建设不仅是经济一体化，而且是政治一体化进程，在建设过程中会出现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之间的相互冲突，如何取舍和平衡，在无历史经验可循的情况下，遵从正确的内在逻辑的确是一项艰难的工程。欧盟的发展路径正逐渐展示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债务危机的发生是展示其发展路径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债务危机表明了统一货币与分散的经济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似乎欧盟建设过程中应首先统一经济与财政政策，再实行统一货币，但如果债务危机能够成功反向推动成员国统一经济与财政政策，则证明了一体化进程中政治一体化因为今天的欧元同样被视为欧洲一体化的政治成就）与经济一体化的相互促进。
李靖堃：我觉得这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并不矛盾，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说欧洲一体化进程太快，是说其扩大的速度太快，尤其是一下子接纳了10多个东欧国家入盟，但制度和机构建设的步伐没能跟得上，《里斯本条约》尽管引入了诸多机构改革和机构创新方面的措施，但一则其中仍有很多妥协和例外的成分，二则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欧盟及其成员国无暇将其中的很多法律规定付诸实施。因此，若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一体化进程太慢了。
赵晨：我个人认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欧洲一体化过于仓促，欧盟的扩大并不慎重，今天欧债危机的根源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欧盟的诸多不严谨和好大喜功的做法。其中有操作层面的，比如希腊明明在经济指标上没有达标，统计数据上猫腻很大，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审计署早就知道有问题，却没有或不敢大声疾呼，壮士断腕，力促欧盟理事会重视这些问题，让希腊加入了欧元区。这里让欧盟扩大的政治野心压倒了严谨的科学考量。此外，还有认同层次层面的。两德统一，西德为了东德，拨付巨额财政转移支付，承受了十年困难时期，经济才走出低谷，直到今天东西德经济发展水平仍有较大差异，很多西德民众颇有怨言。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尚且如此，在欧盟的共同体意识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情况下，让德国过多救援希腊，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一项很难承担的义务。
再加上近二十年来，欧洲民众自身的“维权意识”逐渐高涨，看重自身的权利，而对维护欧洲的团结（solidarity）这种责任思维则日渐淡化。推特、博客等新媒体可以让民众轻易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欧洲政治家继续推进一体化的政策越来越受制于民主压力，会受到诸多质疑。从政治成本角度出发，他们就会考虑是否值得推行。至少他们要进行大量的劝说工作，其效率必然降低。而效率在危机时刻往往是成功的关键所在。
毋庸置疑，包括德法在内的欧洲国家政治家仍希望用欧洲一体化的加法，用深化一体化，比如落实财政契约，建设欧洲银行业联盟等方法作为走出债务危机的长远策略。但是鉴于欧盟规模的庞大（无论是成员国数目还是涉及政策领域），经济水平和治理水平的良莠不齐，一定程度的减法未必会对欧洲一体化的声誉造成多大影响。中国有句古话“以退为进”，就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未必一定要维持在8%，有质量的增长和管理，无论对谁都是最关键的。
刘作奎：欧洲一体化无所谓快慢，关键看发展和推进的质量。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质”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迟早会出现问题。
张金岭：一体化进程“快”与“慢”的判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一体化进程导致出现新问题的角度来看，欧洲一体化似乎有些“快”了，但从一体化过程中制度建构应对新问题的反应来看，它又有些“慢”了。因此，有关欧洲一体化进程“快”与“慢”的判断并非是思考和分析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所遭遇问题的有益切入点。应当是就新出现的问题本身的诸多层面展开全面的分析，找寻问题的症结。
江时学：我们启动的创新工程的主题是欧洲转型与世界格局。在你们看来，欧洲出现了哪些转型？在时间上，这一转型有无起点？换句话说，我们所说的欧洲转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无完成转型这一天？
刘作奎：这个问题太大了，只能从我所学的专业角度来看了。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是一个特殊和具体的事件，转型内容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一转型的起点始于苏东剧变，部分国家的转型出现阶段性成果——加入欧盟。而部分国家则仍行走在转型以求得入盟之路上。
转型可以说有终点，也可以说没有终点。对中东欧转型国家来说，其转型的终点就是与西方完全接轨，彻底融入西方体系（具体说是加入欧盟）；没有终点是因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都在不断自我调整，转型也在不断发生，与此相对应，对中东欧转型国家来说，如果要保持与西方的一致性的话，它们的转型是没有终点的。
崔洪建：作为一个发展相对成熟和稳定的地区，欧洲转型是缓慢发生的过程，而且需要一些指标来加以界定。例如，在经济方面，撒切尔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算不算转型？私有化是不是转型的指标？在政治上，“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是转型？在一体化方面，东扩是不是转型？等等。这恐怕是一项长期、细致的研究，而且切忌套用中国式的思维。
金玲：2000年欧盟启动《里斯本战略》，向世界宣布其开始向知识型和竞争型经济的转型，但10年过去了欧盟没有实现转型，却迎来了危机。债务危机正式推动欧盟走向艰难转型，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维度的改革，并最终塑造欧盟建设进程。
孔田平：欧洲转型具有多元性，涉及到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法律和科技等诸多方面；欧洲转型为多层次的转型，不仅涉及民族国家，而且涉及到超国家层次；欧洲转型为多速转型，欧洲北部与南部、东部与西部以及欧元区和非欧元区转型的速度不尽相同；就转型的结果而言，欧洲转型可能呈现出多方向性。
欧洲转型具有多元、多层次、多速和多方向性，因此欧洲转型是复杂的转型，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从历史的维度看，欧洲转型应当说其起点为欧共体的成立，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尚在继续，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欧盟完成了重塑欧洲的目标，欧洲的转型即告完成。
张敏：欧洲转型必须有外界和内在因素的推动。如果说欧洲转型正在发生，那么这个推动因素或许就是欧债危机。欧债危机迫使欧盟改变现行政策和体制，寻求新的创新机制。转型体现在法制上、政策上、机制上和具体措施上。说得具体一点，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将带来能源结构的变化，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广泛应用，低碳领域研发投入的增加，会推动欧盟向绿色低碳社会转型。显然转型没有起点，也不会有终点。是一种持续进行、又具有重大转折点的一系列过程而已。
张金岭：对于欧洲转型，我一直将之当作一种社会过程来看待，而不是着力于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关注的是欧洲社会发展的进行时，对其未来发展的朝向、具体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转型等问题，并不是现在就能给予明晰答案的。
任何一个社会都处在持续变革与转型的过程中。关注一个社会具体变革的过程，借以“长时段”的眼光去分析，才能够把握其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
江时学：1963年，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 N.Lorentz）说，一只海鸥扇动翅膀，就能改变天气的变化。此后，他又说，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就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出现一场龙卷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欧盟在国际舞台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欧洲的一举一动必然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但我们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欧洲转型会对世界格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具体说来，什么样的转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哪些是间接影响？哪些是直接影响？哪些是积极的影响？哪些会是消极的影响？
张敏：哦，这个问题太大了，三言二语很难回答。无论是海鸥翅膀扇动、还是蝴蝶效应，其实反映的都是局部对全局的影响，正如古人所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欧洲不断调整与改革必然带来欧洲转型，转型将体现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上。就经济上而言，欧洲2020战略和欧洲新能源等战略，欧洲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全球化发展态势，必然推动欧洲向绿色经济结构转型，向绿色低碳经济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具有积极的意义，限制高碳、高污染行业的发展，实现环保、节能、绿色的均衡，为人类社会可持续性发展提供新的增长模式。
孔田平：目前国际格局尚处在大转型大调整时期，欧洲转型是国际格局变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作为拥有5亿人口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集团，作为具有27国的功能完备的超国家组织，其转型不仅对欧洲局势和国际格局具有深远影响，而且对中国的国际环境具有直接影响。
欧洲转型的成功有助于欧洲的强大，而一个强大的欧洲是促进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因素，有助于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而欧洲转型的失败将导致欧洲的衰落，而欧洲的衰落将不利于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力量平衡。欧盟占全球经济总量的约30%，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欧盟的发展直接牵动世界经济。
如果欧盟崩溃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灾难性影响，其后果将超过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因此需要高度关注欧洲的未来。德国学者约瑟夫•雅宁曾指出“欧洲政治今后的步骤是在世界上维护欧洲的利益和安全、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与世界的交融问题，以及维持与国际政治中的其他大国的均势。
在这些步骤上，欧洲人必须证明他们的团结。对此需要一种新的欧洲理念，这一理念在抱负上应超越建立一个欧洲共同市场这个初创理念”。目前欧洲最要紧的是找到克服主权债务危机的良策，解决欧元区的深层次问题，避免欧洲一体化进程脱轨。
刘作奎：泛泛地说，区域内不同国家（通过改革或转型）“联合共赢、联合坐大”的思路对今天的全球范围内的区域一体化有积极和正面引导意义。欧洲作为联合坐大而产生的一极，对强化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具有重要意义。
张金岭：欧洲转型（或者说欧洲目前所进行的持续变革）对于世界的影响将会是深刻的，面对政治制度、经济治理、社会结构等层面上出现的问题，欧洲急需革新理念，建构新的制度。作为试验田的欧洲将会为世界带来新的理念与制度实践，如同它在历史上给世界所带来的诸多思想与制度财富一样。
当然，欧洲经验肯定是有局限性的。它对世界的影响也必然有积极或消极的层面，对此影响，我们在短时期内难以判断其客观成效，但应当时刻存有深刻的鉴别能力，去伪存真、防微杜渐地及时发现并避免消极影响的出现。
崔洪建：欧洲形势与世界格局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当然作为既得利益集团，欧洲最希望的是格局稳定。欧洲的变化对世界格局的影响表现在：国际产业和贸易分工以及价值链整合；技术和资金流向；全球治理的议题设置等方面。
江时学：感谢各位的参与。最后让我引用我们的外交部副部长宋涛的一段话：在欧洲面临困难时，中方没有“唱衰”欧洲，而是继续看好欧洲的未来，积极支持欧洲摆脱困境，这与有些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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