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讨论：如何认识欧洲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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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时学：虽然目前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债务危机，但欧洲政治研究的学术地位不容低估。所以，今天我们邀请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坐在一起，讨论一下欧洲政治问题。欧洲政治这个话题很大。首先让我们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欧洲政治有什么特点。
吴弦：“欧洲政治”涉及的范围极为复杂，目前我们欧洲政治室的研究领域包括“欧盟政治”、“国别政治”和“政党政治”三个方面。
从大处着眼，与世界其它地区相比，欧洲政治可以说至少有以下三大特点。
1. 就其“综合指数”而言，可谓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欧洲政治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古希腊、罗马文明，历史不可谓不久（约公元前8至6世纪，古代希腊、罗马就分别逐步在奴隶制基础上建立了城邦国家，可以说是欧洲政治和政治思想的源头）。由于种种深层原因，在欧洲文明史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中，随着欧洲公民、社会与国家三者之间的互动与博弈，欧洲政治的内容也不断得到充实与发展，其价值取向和理念，制度设计与政治实践，呈现出极为丰富的内容，现代政治的构成要素都蕴含其中，从而具有了某种普世价值，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影响不仅涉及到整个欧洲（包括冷战时期的东、西欧，因为马列主义也属于欧洲的政治思想范畴）和西方世界（如美国建国的制度设计也可视为对欧洲政治理念的实践），而且对亚、非、拉地区以及中国，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举中国为例。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中国先是在器物层面看到了西方的船坚炮利，遂有了洋务运动；而后看到了制度层面，又有了戊戌变法和百日维新；最后终于深入到政治文化层面，在五四运动中提出了科学与民主。至于1949年以后马列主义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更是不言自明。 2.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讲，欧洲政治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上，强调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因此有了主权在民说与社会契约论，有了“宪政”和“民主与法治”。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建立在“人性恶”说的基础之上，因此注重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防止专权与独裁的出现。而从政治最初追求的目标看，是要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均是要寻找能实现正义的理想国家。3. 无论从欧洲本身还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而言，战后以来欧洲政治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随着欧洲一体化、欧共体/欧盟的发展演变，出现了欧盟政治，即超国家与国家机制的共生与互动，它涉及到各成员国主权权利的转让与共享，涉及到权力平衡（包括欧盟内部国家与超国家、大小国之间的平衡）等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赵晨：欧洲政治特点要从宏观层面去把握，我尝试着提出三点：
1. 复杂性：涉及的国家多，西欧、北欧、南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和实际运作都不一样；涉及的层次多，欧盟已经超越民族国家的阶段，欧洲政治已经是一种后现代政治形式，具有很多的超国家政治形式因素，其他地区组织的超国家性没有这么明显，研究欧洲政治需要进入超国家、国家，以及各种地方层次；需要研究的政党以及政党流派多，欧洲是政党发源地，有左中右不同的流派，各派纲领、宗旨都不一样；涉及的政治思潮多，特别是哲学思潮多，即使对美国来说，二战后影响美国的哲学家还是来自欧洲，海德格尔、萨特、德里达、哈贝马斯等，都给美国哲学界、政治学界和社会学界带来冲击性的影响。
2. 历史性：欧洲历史悠久，欧洲是现代政治思想的发源地，至今仍是思想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启蒙和工业化时代的政治思想都是从欧洲生发开来，现代政治的组织形式和制度都来自欧洲，欧洲的历史政治遗产对当代欧洲政治研究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3. 广泛性：欧洲政治研究涉及政治思想（哲学）、政治文化、政治制度（组织）、政治经济、政治社会、国际政治（区域政治）、地缘政治，以及治理、人权、民主、法治等重要的政治问题。
张海洋：欧洲政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欧洲从古到今一直经历各种政治思潮的博弈，一种建立在复杂和多样基础上的动态平衡性为欧洲政治生活的演进提供了丰富的养分，无论是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还是作为一种群体性的生活方式，欧洲政治都具有很强的进化能力。
曹慧：我认为欧洲政治的特点是其创新性。欧洲超国家机构的设置，新的概念，如民主赤字等。还体现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上，带来新的思路，如政府间主义、超国家主义等。
江时学：我记得几年前国际媒体曾有这样的评论：拉美政治在向左转，欧洲政治在向右转。欧洲政治向右转这一趋势发生变化了吗？债务危机对欧洲政治走向产生了什么影响？
吴弦：欧洲政坛前些年曾出现中左执政为主，近来是中右为主。战后以来，欧洲中左、中右政党的的施政纲领和政策有趋同现象。主要原因是欧洲战后的生产结构、社会结构变化很大，各个政党都要面向尽可能多的选民，争取更多的选票。
赵晨：与经济形势相关的一条政治规律是左派政府花钱，右派政府攒钱，左派政府考虑中下阶层的利益，着力扩大民众的福利，倾向大政府，但当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右派政府的谨慎更容易获得民众的青睐，右派政府一般会削减福利，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企业自由运作，逐渐度过危机，并积攒起一定的财政盈余。
田德文：上世纪90年代末，欧洲主要社会民主党派在意识形态上转向“第三条道路”。他们认为，传统左派的主张已不适应现在的情况，如全球化、新工业化社会等。作为这种思潮的代表，布莱尔领导的工党修改了党章，去掉了原来要求实行公有制的“第四款”，使工党与传统左派划清界限，成为“新工党”。政界和学术界不少人认为，欧洲左派转型后的实质是“形左实右”。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可以商榷的。奉行“第三条道路”的欧洲中左政党和传统右翼政党的区别还是很明显的，相比之下更强调社会公正、反对社会排斥等价值。总的看来，现在欧洲政治光谱的变化趋势是：左派中间化，右派也中间化，但走得没有左派那么远。左派的变化使得右派处境尴尬，因为提不出与左派差别很大的政策来。2010年英国大选过程中，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在政策上和工党就已经没有很大区别。简单地说，就是左的不像原来那样左，右的也不像原来那样右。右派的路被左派占了，左派这种“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变化给右派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吴弦：我补充一句。战后欧洲的政党都面临着使自身“现代化”的问题，即左右翼都要适应形势的变化，适应现代选民的需要。
曹慧：目前的情况似乎是极右政党力量在上升。芬兰、挪威极右政党进入议会、意大利则有右翼进入前联合政府。虽然传统左派和右派在趋同，但欧洲极右越来越活跃是一个事实。
张磊：欧洲议会选举是反映欧洲政党政治变化的晴雨表。自1999年以来，中右的欧洲人民党党团一直是欧洲议会中规模最大的党团。2009年选举最重要的结果是中右势力的明显胜利。在27个欧盟成员国中，欧洲人民党党团在18个成员国获得了胜利，牢牢稳居第一大党团之位。中左的社会党党团则遭遇历史最大失败，较上届议会退步很大。在欧洲选举刚刚结束之时，社会党党团与人民党党团相差约100个席位。经过一个月的分化组合之后，社会党党团吸纳了一些党外力量从而使议席数略有上升。
张海洋：怎么定义左和右？脱离群众的政治算不算右？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权力游戏趋向精英化，实质性的政治生活离草根阶级越来越远，是否也是右的表现？一些中外学者通过对近年来西方政治中赐职制的研究发现，自从撒切尔政府以来, 半自治半公营的半政府机构在英国开始膨胀, 对大量的不需要选举产生的职务的任命，执政党掌握着最终决定权。 在西班牙，多次政党轮替后都发生了效忠于新执政党的公务员的高比例的更换，1990年代中期葡萄牙社会党重掌政权后, 出现了重新任命政府工作人员的浪潮, 大约6000名社会党党员进入政府各部和其他国家机构任职，这些现象不能不让我们产生一种担忧，由于执政党有利用国家提供的资源进行活动的便利, 政党与国家机器之间的黏性可能会增强。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现有的政党系统会不会与官僚机构结成联盟，成为左右欧洲政治生态的垄断性力量？对于草根社会而言，这种结合是否也是一种“右”呢？
田德文：按照西方宪政的一般规则，文官系统在政治上应该是严格中立的。“政治分肥”指的是政党上台执政后，为感谢竞选中的支持者而进行的任命。这些支持者可以是社会团体、企业乃至个人，但绝不能是政府机构。当然，这是台面上的说法，桌子下面的活动可能要复杂得多。在欧洲国家，政治分肥是一种合法的政治行为。 对于政府中的高级文官，执政党一般都会维持其稳定性，不会因为执政党的更替导致文官系统的“大换血”。当然，执政党派出的部级行政首脑对于文官的任职、升迁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对于各级机构的扩充、缩减、合并、拆分更是可以影响文官的切身利益。但是总的看来，至少在法律原则层面上，欧洲国家的政治与行政之间的界限还是比较明确的，文官个人的政治偏好不应该影响其政治前途，同时也不应该影响其贯彻所在部门政治首脑的方针政策。 在实践中，文官与政治领导的关系当然要复杂得多。由于文官是终身制的，政治领导是任期制的，所以文官可以用拖延的方式使得政治领导无所作为。为了对付文官，有时候甚至出现执政党向在野党取经的情况。英国有一部著名的电视连续剧，叫做《是，大臣》，专讲文官对大臣的阳奉阴违、敷衍了事，甚至制造陷阱以阻止对于本部门不利的改革，里面有很多好玩的段子。
赵晨：欧洲左右党派均趋中的趋势是比较明显的，比如2004年德国施罗德领导的是中左政府，却推行了传统右派政策，大学收费，改革医保，动了民众的福利蛋糕，他也因此下了台。但正是这些措施使德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能全身而退，现在的默克尔政府继承了施罗德的政策。从长时段来看，欧洲二战后开始兴建福利国家，这是左派政策不断胜利的时期，到70年代福利国家全面建立，这是左派的高峰。在此之后，欧洲经济陷入滞涨，福利国家的问题逐渐显现，在公平与效率这一对关系组成的天平上，效率的需求日益加大，所以左派不断退却，欧洲政治开始向右发展，到90年代左派领导人，如布莱尔等提出左派也要走左与右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江时学：在讨论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时，许多人提到了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你们看来，哪些政治因素影响了债务危机的进程？
吴弦：欧盟的构成以成员国为基本单位，各国的政治领导人经国内选举产生，因此首先要对本国选民的意愿负责。德国总理默克尔不能不顾及到本国选民的最初反应，进而至少影响到债务危机的解决效率。从历史来看，欧洲本来是想在政治层面通过立宪途径来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但事实证明行不通。结果是法国人莫内提出了从经济一体化走向政治一体化的道路。即在自愿与平等的基础上，从经济领域入手，慢慢实现主权的转移与共享。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确实存在着决策效率问题，但这是政治现实的反映，比起历史上用武力统一欧洲的成本，毕竟要低得多。从长远来看，实现某种程度的财政一体化，是解决问题的发展方向。
赵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金融过度泡沫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就像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管理者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如果能显示出信心和决心，如果能迅速采取行动，如果足够果断，就能给市场以信心，就能在同投机资本的战斗中赢得先机。欧盟的制度架构比国家复杂，它的决策链要比国家长得多，象给希腊提供援助这种涉及巨额出资的事项，要经过27国政府讨论，27国议会批准，时间会拖得比较长，其中的风险因素要远远超过一国政府，协商成本很高，决策效率低，这是欧债危机产生和蔓延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各国政府的政党组成也有影响，比如芬兰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极右政党是联合组阁的执政党之一，芬兰批准救援计划时受到的掣肘就大。还有，各国领导人在救援希腊时，还要考虑它对自己政党未来选举的影响，比如德国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已经在5个州的地方选举中失利，在德国民意反对救援希腊声音高涨的时候，她的行动必然会谨慎很多。再有，救援希腊等国家还受到一些欧盟成员国国内立法、司法机构的干预，比如德国宪法法院就对德国的救助发表了意见。
张海洋：长期以来，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一直是一个问题，政府未来的选择，要么是专政化，用强力压开销；要么是民主动员能力更强，可以说服民众缩减开支。
张磊：波兰尼的《大转折》一书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他认为，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经济、政治和社会三者的力量相互制约。但是在全球化条件下，三者的运作范围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原来的平衡关系被打破。欧洲一体化本来期望在欧洲的大边界内使三者达成新的平衡，但实际上经济力量十分强势，政治和社会力量则相对薄弱，政治无法制约和解决经济问题带来的后果。欧洲各界呼吁改革，努力希望重回平衡，但过程会很漫长。
曹慧：也许欧债危机的“破”会给欧盟一体化带来“立”的机会，但我的看法比较悲观。欧盟机制设计的缺失和现有机制执行不严，某些国家财政政策松懈，导致债务危机在欧元区扩大化。目前的解决方案仍然是政治家的共识，和民意有多大关系？民主赤字是否得到改善？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熊厚：2009到2010年，当时的政治环境与今天有很大变化。债务危机之初，各国政府和民众的态度是消极和躲避，随着债务危机的深入，它触动了一体化的目标，领导人的表态和民众的态度出现变化，开始接受。尽管许多国家有罢工，但没有出现社会危机，政治心态开始改变。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一些民众发起了购买爱国债券的行动。
田德文：这好比船在海上航行遇到风浪。船刚开始晃动，大家都不着急；到进水越来越多，船真要沉的时候，大家肯定会齐心自救。从概念上说，“财政”的重点是“政”。决定钱花在哪、怎么花，是欧洲政治中最重要的内容。目前的债务危机跟欧盟和各国的政治架构有关系，没有一种政治因素与债务危机毫无关系。
沈雁南：熊厚说欧洲没有爆发社会危机。我有不同的看法。对欧洲国家来说，什么叫社会危机？利比亚、叙利亚出现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出现的大规模游行已经是一种社会危机。当然，我们要问：谁造成危机的？
田德文：提这个问题的就是左派。左派认为危机就是资本的贪婪和政府的愚蠢造成的。
沈雁南：如何解决危机涉及如何调整欧洲发展模式的问题，需要增加公平、民主和监督。这些现象说明欧洲模式遇到危机，这对今后的改革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熊厚：我随社科院的一个考察小组去希腊考察。我们感觉到，希腊人不认为他们出现了社会危机，只是社会问题。西班牙人也这样认为。
赵晨：如果以问题、危机、动荡三个层次来提问，我认为希腊出现的是危机，而不是动荡。
江时学：巴罗佐说，欧洲现在陷入了三重危机，即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各位的观点是什么？
田德文：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界定“危机”这个概念，没有客观的指标，根据个人的感受进行判断的意思不大。欧债危机过程中，欧洲已经出现数个政府非正常的更迭，就是说正常的政治程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至于算不算是危机，其实倒不是重要问题。
江时学：解决欧洲债务危机靠什么手段？是否要经济、政治和社会多管齐下？
沈雁南：政治、经济等各种手段的“多管”是需要的，但要有节奏，不能齐下，要一步一步地走。
江时学：许多人认为，解决当前的债务危机和预防将来出现类似问题，要有一个更强大的政治联盟。你们认为这个政治联盟能否建立起来 ？
沈雁南：在解决眼前的问题时，经济、财政上的手段中已经在聚集政治方面的合力。这些应对手段的决策就是有政治因素的，在水堵住后，其后的政治手段才会浮现。
张海洋：无论采取何种政治或经济手段，一个重要问题是福利开支能不能降下来。
吴弦：从某种意义上讲，欧盟的历次条约都是在危机中产生的。随着一体化发展和成员国经济利益交织的加强，此次危机只会促进欧盟财政纪律和财政监管与协调的加强，在财政一体化和经济治理的路上只会继续前进，否则最终对各成员国都没有好处。从现实政治和技术层面讲，欧盟只能向这个方向走。CINI教授的《欧盟政治》一书曾指出，任何涉及经济一体化的决定都是政治性决定，背后有政治意愿。从长远来看，加强政治联盟建设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张磊：非正常情况下的政府更迭可以看做是危机的信号。欧盟最初的设计就是想通过经济的手段达到政治的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一下子达到政治联盟。
江时学：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让我们来说说怎样研究欧洲政治。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在研究欧洲政治时必须要懂得或掌握哪些理论？根据你们的经验，研究欧洲政治最好先从哪些领域入手？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青年科研人员来说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吴弦：首先要以了解欧洲的社会、文明发展史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了解欧洲的政治史（包括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与政策，战后欧洲政治的发展演变特点等）。目前的欧洲政治研究应同时具备两个视角，一是欧洲、欧盟的视角，二是成员国的视角，两者缺一不可，在不少方面存在着共生与互动。
沈雁南：政治学是最复杂的学科。学政治学几乎是所有的文科的科目都要学，知识面要求广。切入点可以自由选择一个国家、思潮、政党等问题，以此为基点来考察其他有关的问题，最终提出具有自己学科视角的看法。如对欧债危机，学政治学的就可以从你研究的民主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或其他视角来切入分析。
张海洋：作为一个欧洲政治的博士生，我觉得选择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很重要，这个研究对象应当和欧洲的时代精神（Zeitgeist）相结合。如果说欧洲目前处于转型期，那么与转型密切相关的核心变量是什么？这就是研究的切入点。
曹慧：没有最好的研究切入点，只有最感兴趣的点。
张磊：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比较多样。政治学研究关注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是认同问题，即政治哲学的问题；第二个层面是政治制度问题，例如政体问题；第三个层面涉及公共政策的问题。针对不同的问题可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当代的政治学提倡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等。亚里士多德指出，政治学是研究国家之善的学问，是社会科学中的“王冠学科”。
田德文：欧洲政治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欧洲所的学者应该各有专攻，在特定的领域里成为真正的专家。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专家多了，才能保证我们在全国欧洲学界的地位。
江时学：谈到国际政治时肯定会联想到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是什么关系？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两者是同一个概念，有人则认为是不一样的。不久前来访的一位意大利学者说，国际关系是研究国际政治的一种方法论。
沈雁南：我同意这个说法。现在的国际关系研究是技术性和现象性的描述，不是学问上的描述，没有将它看做是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的方法。长期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江时学提到的那位意大利学者的观点，我很同意。我甚至认为意大利学者的这个观点有点使我茅塞顿开的感觉。
吴弦：在18世纪和19世纪，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政治。那个时代国家间的关系就是政府行为。随着国家的关系复杂化，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国际关系的外延扩大了。从西方学科分类看，政治学是最高的，国际关系是其下属的。
张磊：根据《政治科学新手册》，政治学的主要领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公共政策与行政、政治经济学、政治学方法论。
江时学：其他同志有没有补充和评论？
叶斌：欧洲处理债务危机的方式具有明显的欧洲民主特色。就欧洲政治与其它地区的特点比较而言，欧洲各层面的协商民主更加突出和明显。
胡琨：不以债务危机为危机是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人类文明并不是线性发展的，混沌与无序反而更多时候是常态，是创新的源泉。
刘衡：请允许我补充一个信息：武汉大学国际公法专业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就包含国际公法和现代国际关系。
江时学：时间到了，今天的讨论到此为止。感谢各位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