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讨论：如何认识2011年欧洲形势
2011年12月28日下午，社科院欧洲所与新华社欧洲总分社、伦敦分社、巴黎分社、罗马分社、都柏林分社和马德里分社通过网上连线，就2011年欧洲形势、尤其是欧债危机和欧元的命运、欧洲一体化进程、欧洲外交和安全形势、欧洲政治和社会动向、中欧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北京的会场由周弘所长主持，欧洲的会场由新华社欧洲总分社社长刘江主持。
以下是欧洲所与会者的主要观点。
1、如何看待欧债危机的现状、前景和影响？
周弘：自2009年年末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蔓延尚未见底。欧债危机对欧洲财政可持续性及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引发了欧洲一系列重大调整。中国必须认真对待和全面考量欧债危机的发展及其影响，作出理性的战略判断和选择。
首先，短期来看，欧债危机将进一步恶化，欧洲有寻求外部支持的需求。主要原因如下：
1、当前欧洲经济黯淡的增长前景不利于欧债危机的解决。2011年，欧盟及OECD多次下调对2012、2013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据经合发展组织预测，2012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为0.2%，其中第一季度为负增长0.4%。经济增长乏力不仅侵蚀欧洲财政收入，还要求各国实行更为严格的财政紧缩，严重打击欧债市场信心。
2、意大利、西班牙等欧元区国家政府在2012年融资需求巨大，尤其是在上半年有大量债务到期，加剧了欧债市场压力。意大利、西班牙在2012年的融资需求分别约为4000亿、2000亿欧元，如果加上2013年的融资需求，这两个国家融资需求总额占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约为10%。据彭博社估计，2012年欧元区有1.5万亿欧元到期债务，其中上半年就有5190亿或者6950亿欧元的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债券到期。另外，希腊2月份也将有大笔债务到期，随之而来的是欧盟和IMF对希腊贷款的又一轮评估，对希腊的财政巩固措施进行审查。希腊很有可能以国内稳定受到威胁为借口与欧盟和IMF讨价还价，引发市场的动荡。
3、鉴于欧元区银行已经融资紧张，欧债市场的动荡与银行业的不稳定之间很可能出现恶性循环。自2011年4月以来，欧元区银行业已经出现融资紧张，即使在欧洲中央银行采取降低利率和延长临时贷款时限等多项措施后也没有得到缓解。在这种背景下，欧债市场的动荡会进一步使欧洲银行持有的公债受损，恶化欧洲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影响对实体经济的放贷。同时，银行业的资金紧张又将限制其购买政府债务的能力，进一步影响欧洲公债市场的资金供给。
4、三大评级机构2012年3月前很可能进一步调低欧元区国家的主权评级。评级机构通常会赶在欧盟峰会之前调低对欧元区国家的评级。欧盟将在2012年3月之前召开春季峰会，讨论通过财政公约。因此，国际评级机构很可能在2012年年初调低法国等国家的主权评级。法国评级的调低将拖累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的评级，加剧市场恐慌。
5、2012年4月的法国大选增加了欧元区核心国家的政治不稳定性。萨科齐面临大选压力，很难判断他能够做出什么样的政治选择。在欧债危机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法国政治上的不确定性绝对不是一个有利的解决因素。
基于以上原因，欧债危机将进一步恶化。为了应对欧债危机加剧，欧盟及成员国近期推出了以下应对措施。
1、将于2012年1月启动欧洲金融稳定工具的新方案。为了巩固和加强欧洲金融稳定工具的防火墙作用，欧盟在2011年3月和10月的欧盟峰会上分别提出了扩容扩权和杠杆化的方案。欧元区各国为欧洲金融稳定工具发行的债券提供20%的担保，希望通过杠杆化的方式筹集1万亿欧元的资金，使欧洲金融稳定工具具备在一、二级市场购买债券和救助受损金融机构的能力。另外，在欧洲金融稳定工具里创设特别投资工具，希望吸引来自新兴国家的注资。但是，当前的融资紧张形势严重抑制了欧洲金融稳定工具的杠杆化效应，可能只能筹集6000亿欧元。
2、欧盟启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2000亿欧元的提议。欧元区已经决定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1500亿欧元，欧盟内部非欧元区国家也考虑跟进500亿欧元。俄罗斯也已经表态，有意愿支持该提议。然而，欧盟注资提议能否成功还要取决于美国和中国的态度。
3、将欧洲稳定机制的运行时间提前到2012年7月，使之与欧洲金融稳定工具并行。欧洲金融稳定工具本是一个运行三年的暂时机构，需要以欧洲稳定机制加以代替。为了保障更多的可得资金，欧盟决定提前运行欧洲稳定机制，使之能够与欧洲金融稳定工具共同提供资金。
4、争取在2012年欧盟春季峰会上通过财政公约。欧盟希望通过加强对财政预算和赤字的限制，将财政预算的审核权向欧盟层面作部分的转让，对财政违规行为作出严格惩罚。欧盟希望以建设中长期可信赖的财政框架赢得短期市场信心。
鉴于欧盟内部的政治复杂性，以上举措是否能够迅速有效实现尚有待观查。如果欧盟的这三项应对措施能够有效实现，那么其筹集的资金可超过1.5万亿欧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稳定欧洲公债市场的作用。然而，市场受投机和炒作影响，瞬息万变，有时很难做出理性预测，不能排除“蝴蝶效应”的可能性。如果欧债危机蔓延为银行危机，那么以上金额很难满足需求。
目前，欧洲还有一道隐蔽的防线，就是欧央行的作用。欧央行近期宣布：首先，欧央行将紧急性融资期限从一年延长为三年；其次，短期连续调低利率；再次，将存款准备金率从2%下调至1%；最后，将银行到欧央行作贷款抵押的门槛降低（不理会评级机构的债券评级）。然而，欧洲中央银行受制于维持于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无法公开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这也不利于形成明确的市场导向，影响欧债危机的解决。
总之，欧盟受其利益众多和政治体制复杂性的制约，难以独立做出迅速和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客观存在寻求外部支持的强烈需求。
其次，长期来看，欧债危机将导致欧洲一体化提速，财政统一程度加深。
虽然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但欧元崩溃的可能性依然很小。从经济层面看，欧盟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均从统一的欧元区受益，而且退出成本巨大。作为欧元区最大的受益者，德国出口在统一的货币情况下畅行无阻，而且依赖软弱的币值加大了对区外的出口能力；希腊等边缘国家退出欧元区并不意味着债务的消失，而且还会带来资本外逃、银行危机和通货膨胀，退出成本巨大。从政治层面看，欧元区是一体化建设的最大成果，欧元区的崩溃意味着欧洲一体化的重大倒退，严重削弱欧洲参与世界格局竞争的能力。因此，欧元崩溃必然不会成为法、德等欧元区国家的选择，必定会采取措施渡过危机。这将导致欧洲一体化提速，财政统一程度加深。
1、欧盟努力做实救助机制，建设金融防火墙。自2010年5月欧盟创设欧洲金融稳定工具（4400亿欧元）和欧洲金融稳定机制（600亿欧元）以来，在欧债危机的压力下不停地采取措施扩充其权能和增加可有效利用的资金。欧盟将稳定机制从维护市场信心的一种象征性工具逐渐落实为能够提供真金白银的永久性机构。
2、欧盟严明财政纪律，部分转让财政权力。12月9日提出的财政公约蓝图中规定，欧盟成员国必须将债务刹车（结构性预算赤字不能超过0.5%）写入法律，并且对违反《稳定与增长公约》过渡财政赤字程序的成员国实行自动惩罚，罚款金额可达GDP的0.2%。除非特定多数国家反对惩罚，那么违反纪律的国家才能够免于惩罚。另外，依靠欧洲学期的实施，将各成员国的预算在各成员国议会通过之前提交欧盟层面审核，避免出现预算超支的情况。
3、欧盟加强了劳动力市场改革等一系列结构改革政策的协调。欧盟引入了预防和纠正欧元区内部宏观经济不平衡的新规则。过度不平衡程序是欧盟经济监管框架的一个新创造。它包含一个由一系列经济指标组成的评分表，此评分表被定期用来对欧元区内部经济不平衡进行评估。对那些拥有严重的不平衡或其不平衡对整个经货联盟运行有严重影响的成员国，欧洲理事会将采纳欧委会的建议并启动过度不平衡程序，对不能按期纠正的成员国进行处罚。这些程序将极大地促进欧元区内部劳动力市场改革政策等结构政策的优化和执行。
从成员国层面看，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国家均加强了经济政策的协调，共同度过难关。债务状况不好的国家均在德国、法国等国家的强大压力下紧缩财政和调整经济结构，提高长期经济竞争力。另外，虽然欧洲各成员国均出现了政局更替，但是新上台的领导人都表现出了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强烈意愿，尤其是意大利和希腊还出现了具有泛欧背景的领导人。虽然英国出现了一定的疑欧情绪，但绝大部分国家一体化的理念在危机中普遍得到了加强。
各个成员国在互相妥协中推动欧洲一体化不断前进，形成了一种不进则退的局面。比如，德国提出了加强财政监管和惩罚以及敦促南欧国家进行财政和结构改革的条件。在南欧国家逐步接受这些条件后，也开始提供资金满足建设金融防火墙的需求。法德两国提出的建设财政联盟的构想就采取了政府间协议的方式进行，希望但并不要求所有的成员国都参加，而是采取一种多速欧洲的形式加以推进。如果各成员国不参加，那么就只能被边缘化，抛在一体化快车的后面。
长期来看，短期难以实现的欧元区共同债券和欧洲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身份在欧盟财政联盟建设得到加强后也将逐步实现。总之，欧债危机欧洲一体化将导致欧洲一体化提速，财政统一程度加深。
陈新：欧债危机自2011年8月份开始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之前一直没有救助机制， 2010年5月出台了救助机制，2011年的7月份又出台了扩容扩权的方案，进一步完善救助机制。8月份之后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体现了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这和美国国会关于债务上限的讨论有很大关系。美国被评级机构降级，给市场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也带来了一个非常消极的信号，即发达国家的债券也不再是避险的港湾。市场信心进一步受到挫折，这一挫折迅速蔓延到了欧洲市场。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政治结构相对比较简单，而欧洲政治结构则非常复杂，有过多的决策者和参与者。在外交方面，基辛格很早就提出过欧洲是否有一个电话号码的问题。欧洲在《里斯本条约》之后希望尽可能朝这个方向发展。同样，在欧债的问题，欧洲也还是存在多个电话号码，给市场带来了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最明显的结果就是有大量的资本撤出欧洲，造成在欧洲的美元流动性的紧张。这也是为什么9月份欧央行、美联储及其他五国央行联手干预市场的流动性的原因。欧洲人也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8月初美国国会就债务上限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给欧元区17国首脑写信，呼吁各国议会尽快通过EFSF扩容扩权的方案。这也表明欧洲人也认识到了事件的紧迫性。从8月份开始，整个欧洲市场呈现出流动性的紧张状态。9月份干预之后，12月份六国央行联手提供流动性。与此同时，10月份，美联储和欧央行恢复了美元的互换。这一系列举动表明，危机在不断蔓延。8月份之后，欧债危机已经从三个层面上铺开。第一，希腊问题仍未解决，问题比2010年想象的还要严重，10年能否恢复还未可知，需要进一步救助。第二，危机从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扩散，西班牙、意大利、法国都受到冲击。第三，危机向银行业蔓延。原本只是主权债务问题，现在演变成银行流动性问题，银行债务和主权债务互动、恶性循环问题。
总体来看，对明年的恶化有估计，但不必过于悲观。原因如下：如果信心能够支撑起来，债券市场的情况会有改善。市场信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欧洲目前的做法是短期做实防火墙、中长期向财政联盟的方向努力，这些做法一定意义上都是为了给予市场信心。
江时学：媒体在使用“债务危机”这一提法时是非常随意的。但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学者们应关注债务危机的概念以及与此有关的另一个问题：何谓债务危机得到了解决。
在严格意义上，只有一个国家违约（default）或提出纾困要求后，才能被视为爆发了债务危机。因此，只有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遇到了债务危机，我不认为西班牙和意大利爆发了债务危机。
爱尔兰经济已出现复苏的迹象。这是否意味着债务危机得到了解决？在学术界，何谓债务危机得到解决？这也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解决债务危机是否意味着将债务和财政赤字降到60%和3%以下？是否意味着GDP摆脱负增长？是否意味着10年期国债收益率降到7%以下？是否意味着重返资本市场？是否意味着不再需要外部援助？是否意味着市场信心得到恢复？那么如何衡量和判断市场信心？是否还有其他条件？符合上述条件中的一个还是必须符合所有条件？
关于欧洲债务危机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以下10个不利因素：1、2012年第一季度或上半年有大量债务要还本付息；2、无法通过贬值来扩大出口；3、银行业已受到影响；4、财政紧缩计划遏制了经济复苏的动力；5、欧盟的决策机制不利于采取果断而快速的行动；6、英国的不合作立场；7、危机国家的民众不愿意勒紧裤腰带；8、国际评级公司经常扮演“乌鸦嘴”角色；9、美国经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10、国际金融市场上信心疲软。
当然，也有一些有利因素：1、整个欧盟或整个欧元区的GDP增长率仍然是正数，尤其是德国和法国保持较好的增长势头；2、EFSF的扩容已成定局；3、强化经济治理的宏伟计划已基本成型；4、五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新上台的领导人不是等闲之辈；5、欧盟国家领导人已表达了强大的政治决心；6、欧洲央行已经并将继续发挥其积极作用；7、爱尔兰的示范效应；8、政局稳定得到保障；9、私人部门已开始参与危机的解决，同意“减记”（haircut）；10、国际社会（IMF和中国等金砖国家）已经并将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如何研判欧元的命运及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陈新：现在实际上市场的博弈开始由主权债务向欧元能否存亡的方向转变。如果能够重振市场信心，欧元区的崩溃是可以避免的。欧洲需要外部的支撑，但这一支撑并非只是资金的支持，而更主要的是通过一定方式来给市场信心，来托市。这种情况就会使危机的蔓延出现扭转性的局面。毕竟债务是滚动的，不少债务到期，但并不意味着都需要救助资金。一些国家有能力从市场筹资，就可以从市场筹资。在筹不到资金的情况下，才提供资金救助。这里面最关键的是市场信心问题。因此，目前我们对欧元持谨慎乐观态度。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包括几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从直接的影响来看，中国直接买入欧洲国家债券的数量有限，尤其是受危机冲击较大的国家的债券，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损失也相对有限；第二，从间接的影响来看，危机已经传导到实体经济。首先，贸易层面，从广交会的情况来看，欧洲的订单确实大幅度下滑。从2011年下半年的贸易数据来看，增幅在下降，但还没到负数的地步。其次，投资层面，从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来看，从2011年7月份开始，欧洲对华投资的增速也是呈下降趋势。换句话说，欧洲的资金在吃紧。总体来看，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限。
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由于外需的不确定性，应当减弱对外需的依赖，中国对外需的判断应该进行战略性地调整，经济增长应更多地依靠内需。
3、如何看待法德英之间以及它们与欧盟的利益博弈？欧洲一体化进程是否会出现逆转？
吴弦：从2011年的英法德关系来讲，它们的合作内容和组合方式都有所不同。这里应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看。就经济方面而言，英国由于较为惧怕由此导致的政治一体化等原因，常常游离于法德合作之外。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时，英国就因担心经济一体化导致主权让渡而拒绝参加，1973年英国加入共同体之后，又在75年进行了全民公决。之后的1970-80年代，在预算摊款问题、社会政策等问题上，英国又都游离于大陆国家之外，难于取得一致。到现在，英国又否决旨在加强成员国财政控制的条约修改。在欧元与欧债危机问题上，法、德的一致性相对更多。法、德都是欧元区成员国，欧元区的一整套模式也是按照德国的模式逐渐发展的。但是法、德之间也有分歧，比如在欧债危机的根源、解救方式以及欧元区的未来发展等问题上。但两国目前主要还是采取协调合作的方式，在欧元、欧债问题上，双方也达成了一定妥协。
但是在安全、防务问题上，2011年则是法、英加强了合作，德国则持不同态度。突出表现在利比亚动武问题上。德国在安理会投了弃权票，而英、法则成为积极的推动者。两国联手在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没有两国的联合行动，就不会有干预的发生，也不会有目前的结果。这实际上也有历史与现实层面的原因。促成两国联手的主要原因是：首先，两国都认为进行干预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也有各自军力的支持。其次，随着形势的发展，英、法的安全诉求有着趋同交织之势，双方的防务合作有所加强，并在2010年秋缔结了防务合作条约。第三，两国都认为，无力单独采取军事行动，必须进行合作。最后，欧盟层面的动武安排难以实现。
两国在干预上发挥了一系列具体的作用：第一，双方都强调有效多边主义，大力开展全方位外交。第二，两国在利比亚反对派、阿盟和联合国三个层面上积极游说，最终促使联合国1973号决议的通过。第三，促进了利比亚军事干预自愿者联盟的建立，拉住了美国。第四，两国是军事干预中的骨干力量。最终促成了联合干预的成功。总体来看，在这一事件中，英、法进行了合作，而德国则出于历史与现实原因，游离在外。
以上这些都说明了欧洲一体化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演变到今天，自有其历史必然性。总的来讲，我对欧洲一体化始终持谨慎乐观的态度。历史发展表明，危机往往能为欧盟的政治家谋求变革提供动力和理由，最终作出相应安排，推动一体化向更深层次发展。欧元是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促进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应对全球化竞争的保证，符合成员国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因此欧元保卫战实际上是欧洲输不起的一场战争。未来会进一步加强欧盟的经济治理、财政联盟和财政监管。
赵晨：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动向，我同意前面老师的判断，在欧元保卫战中实际已经产生了有利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副产品”，主要体现在财政一体化方面。下面主要阐述英法德在欧盟内的利益博弈。
英国与法德之间的矛盾在英国否决修改《里斯本条约》一事上体现得很清楚。英国反对德法提议的征收金融税和进行过多的金融管制，因为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英国是以金融业为主的国家，伦敦的金融城是欧洲的金融中心，在很多金融领域伦敦城的业务已经占到全欧的90%以上。德法的方案限制了伦敦金融业的发展，英国首相卡梅伦在欧盟峰会上尝试与萨科齐做交易，给英国开出一个特例的口子，但遭到萨科齐的拒绝。这一事件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以英国为首的继续发展金融业和以德国为首的进行再工业化两种欧洲金融危机后恢复经济增长的模式之争。
法德之间虽然合作比较密切，默克尔和萨科齐在解决欧债危机中的团结精神和步调一致给世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但它们之间也有矛盾。矛盾一方面体现在安全领域，法德在欧洲一体化的扩展方向上有分歧，法国主张向南扩张，发展地中海同盟，力主欧盟向北非地区扩展，德国则主张欧盟继续东进。德国没有直接参与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部分是由于这种思维所致。
另一方面则是在经济领域，法德在欧债危机上也有分歧，比如是否发行欧元债券，法国实际是支持意大利的提案，赞成发行欧元债券，而德国反对。产生分歧的原因一是德国坚持以控制通胀为核心的谨慎的财政政策传统，二是德法面临的国内压力大小也不相同：默克尔领导的中右联盟在截止2011年9月之前的德国6次地方选举全部失利，特别是人口最多的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北威州）和首都所在的柏林邦选战直接关系到2012年的大选的成败，这样的结果大大制约了她的欧洲政策的转圜空间。执政党地方选举受挫的直接原因是德国选民对于欧洲债务危机救援方案有很强的抵触情绪。反对者认为，默克尔不应拿着德国纳税人的钱，去为陷入债务危机的欧元区其他国家“买单”。默克尔为了北威州选战，在选举前还曾声称不会用德国纳税人的钱去救助希腊。萨科齐则远没有遇到默克尔等领导人那么大的国内政治阻力，法国国内几乎没有对是否应该救助希腊或者其它困难国家进行公开辩论，也没有主流政党对救助行动产生疑虑（只有马琳·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对此进行了批评）。
但总起来看，德法之间的合作还是比较密切的，萨科齐在应对欧债危机的政策选择上大部分都听从了德国的意见。在欧债危机的席卷之下，德国模式的影响力在显著上升。
4、欧盟“外交航船”驶向何方？
张浚：除了欧债危机，2011年欧洲还有一件大事，即欧洲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这一事件引发了大家对欧盟国际角色的讨论。总体来看，欧洲人一直存在比较强烈的危机感，金融危机以来，这种危机感逐渐加强。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欧洲人采取了积极的措施，一方面加强欧盟内部机制之间的协调和政策之间的整合，另一方面是通过调整资源和制度配置来配合其对外行动，以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这也是基于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即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欧洲人不可能在自己家里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所以他们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积极对外干预。2003年以来，欧洲就在外交和安全领域里有一些比较大的动作。2009年《里斯本条约》之后，EEAS的成立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近期，利比亚危机之后，欧洲内部开始在外交领域进行反思和调整。在整体上的趋势就是综合利用各种各样的资源，不仅是利用在预算下归为对外关系一类的资源，而且动用手中尽可能多的资源和尽可能多的渠道去发挥欧洲人的影响。这些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2010年有关于欧盟援助的绿皮书，2011年在睦邻政策领域又出了一个文件，在利比亚危机之后开始调整睦邻政策，希望在和平时期通过援助这样的渠道加强在底层的渗透，加强对周边国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造。从更大的范围看，他们也积极的加入多边外交之中，利用联合国这样的平台推行对欧洲有利的规则。从整体来看，欧盟未来在对外关系领域积极对外干预的趋势仍然会持续，对中欧关系会产生一定影响。
5、如何看待欧洲安全形势？
程卫东：从2011年来看，欧洲安全有五个重大的事件。
第一，利比亚军事行动是欧洲在安全问题上的一个重要标志性事件；
对利比亚军事行动可以进行多方面的解读，从欧洲安全角度看，它具有三方面意义：
（1）欧洲的军事行动将不再只局限于自卫，不再只局限于应对外部的军事危机，（实际上冷战结束后，欧洲的外部军事威胁已经基本解除）而是用于作为对外干预的一个重要力量与手段，并用之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时，欧洲的军事行动也向周边地区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即欧洲解决周边的稳定问题，将不限于使用经济手段或其他的非军事手段，而是使用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2）欧洲的军事力量对于确保欧洲安全与有效的对外军事行动来说是严重不足的。虽然由英法主导，但是在很多方面严重依赖北约，包括前期美国的轰炸、情报、指挥系统、作战计划等。
（3）欧洲试图形成独立的作战能力，成为相对独立的防务力量。这不仅是欧洲试图成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所必须的，而且是美国战略东移对欧洲提出的要求，希望欧洲不仅仅是支持美国的行动，而是能够分担美国的负担。当然，独立的防务力量能否形成取决于很多因素。
第二，欧盟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与分工趋势明显；
2010年11月，英国与法国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为进行防务合作，德国与瑞典提出了“Ghent initiative”。2011年5月，高级代表阿什顿要求欧洲防务局（EDA）提出具体的合作建议。2011年11月30日，在欧洲防务局会议上，各国防长达成协议，在预算减少的情况下，将通过合作与共享，共同发展欧盟的军事能力。他们批准了11个合作项目，如空中加油、海上监控网络、直升机训练等，将从2012年开始陆续开展，以加强欧洲军事装备与训练。这是CSDP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
欧盟国家为什么要进行军事合作呢？欧盟27国现在的军费开支占全世界的20%（美国43%，中国7%），但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欧洲在军事行动能力方面受到严重的制约。首先，欧洲军事资产与力量分散在各成员国，而在欧盟层面上联合与协调程度还有待于提高；其次，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欧洲的军费预算有可能进一步下降。因此，为了解决欧洲的防务力量，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同时促进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欧盟国家间的军事合作成为一个必然选择，并且是一个明显的现象。
第三，打击海盗是欧盟安全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优先行动；
阿什顿上任时就提出打击海盗是她议程上的优先事项。海上通道安全对于欧盟对外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对整个世界的贸易与运输来都是如此，世界船运的一半通过印度洋，世界石油的2/3在此区域通过。因此，欧盟特别注重打击海盗，不仅投入了一定的军事力量，而且还希望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中国也是欧盟在打击海盗领域一个重要的潜在合作伙伴。阿什顿10月24-25日访华时，会晤了梁光烈防长，讨论双边军事与安全领域的合作，特别谈到打击海盗双方合作问题。
第四，关注的是网络安全，既涉及到欧洲内部，也涉及到全球的合作；
欧洲目前非常关注网路安全，并强调合作，强调网络行为准则。2011年2月，德国提出“网上安全联邦战略”。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提出了网络犯罪公约（Convention on Cybercrime）。德国和欧盟试图主导网络安全的规则，也希望通过合作来推动全球的网络安全。
第五，综合手段加强周边安全。
利比亚战争体现了欧盟军事手段的加强，但军事手段的加强并不意味着欧盟放弃传统的手段。2011年一个显著进展是逐步发展综合手段，除了继续使用发展援助、利用欧洲的民事力量及上述提及的军事手段外，在科索沃地区，欧盟特别强调与当地司法机构合作，利用司法机制打击有组织犯罪。
从以上的五个动向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第一，欧洲的安全形势与行动反映了2003年以来欧盟安全新战略的安全观及其安全方法；第二，欧洲目前的主要安全问题在欧洲之外，欧洲对外干涉更为积极、主动，而且是一种深度干预；第三，欧盟主要国家，特别是英法在未来军事干预中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这一方面与英法两国的军事能力有关，这两个国家的防务预算占整体欧盟国家防务预算的45%，占有一半左右的军力，因此有承担领导作用的能力。而德国一方面受国防军改革的影响，另一方面受二战和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其短期内在欧洲的领导力量将会受到限制；第四，军事手段介入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迹象进一步明显，在北约也是如此，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都将纳入到安全的框架之内；第五，强调安全领域的合作，除传统上的合作外，特别关注与中国的合作。去年中国有13位部长级的官员访问德国，讨论安全问题。这一点是前所未有的。同时，讨论已经不限于理念上的探讨，而是希望在实际上进行军事合作，比如在海盗和网络安全领域。未来随着中国力量的加强，他们会在这些领域进一步与中国开展合作。
6、欧债危机影响下的欧洲政治和社会动向？
田德文：欧债危机在政治与社会领域中给欧洲国家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表面上看，欧洲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似乎一切正常，虽然失业的人数已经达到2600万，不时出现些罢工、抗议，但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从深层看，欧洲国家在政治和社会上都有了不小的麻烦。第一，正常的政治秩序难以应付危机的局面，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都出现了政府的非正常更迭。最近上台的帕帕季莫斯和蒙蒂等人都是“技术官僚”型的政治家，熟悉欧盟和金融机构的运行规则，对国内政治则缺乏经验。他们上台的直接效应是减少国内政治中的矛盾，提高自救的效率。但是，我们知道，欧洲议会政治的实质就是解决冲突与矛盾，那么技术官僚主政就是一种非正常状态了。这种局势能持续多久尚难预料，但明显是战后欧洲政治中的一种非正常状态。第二，欧洲国家为缓解债务危机普遍采取了财政紧缩措施，由于劳动生产率较高、社会安全网比较健全，失业、减薪、福利降低目前还没有给欧洲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欧洲的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对于未来的忧虑日益增加，由此造成的内需降低可能给欧洲经济造成深远的影响。第三，社会不稳定因素上升，极端主义势力抬头。挪威惨案和列日枪击案或许是个案，但与其相关的排外主义和极右翼思想在欧洲的影响力明显增强。英国骚乱说明，欧洲国家对于社会问题的管理能力已经出现问题。
从前景上看，欧洲目前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维持稳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长远来说则不乐观。第一，欧洲目前尚未找到改革的出路。在债务危机的压力下，目前欧洲的应急措施都集中在让重债国家“借到钱”上。这固然是是所必然，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即使欧洲可以通过严苛的纪律限制重债国进一步举债的冲动，这些国家面临的“挣不到钱”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第二，目前欧盟的改革思路就是新自由主义，包括紧缩财政、经济自由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新自由主义到底能不能救欧洲，其实现在欧洲人心里也未必有底。帕帕季莫斯和蒙蒂都有在高盛任职的经历，对自由化应该是行家里手。问题是，自由化从眼前看救不得急，恢复不了欧洲的信心，长远看对于欧洲的经济发展也未必就是万应良方。投资拉动对欧洲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仍然不可低估，现在的财政紧缩对于欧洲经济增长的效用仍然有待评估。欧洲人凭什么认为紧缩可以改善投资环境？目前尚有待观察。第三，欧洲的改革需要放在一个长时段看，15-30年欧洲会怎样？以竞争力而言，欧洲2020战略中的聪慧增长和知识经济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欧盟目前的举措能见到多大效果？这些尚有问题，遑论欧债危机是燃眉之急，步调舒缓的改革能不能在短时间内重振世人对欧盟经济的信心几乎是没有疑义的。在前景比较悲观的情况下，欧洲政治的走向应该着重于稳定，减少分歧，共克时艰应该成为各派的共识，否则难免频繁更换政府，社会层面上，欧洲的承受力正在趋于极限，社会各阶层中存在的矛盾都在不断聚集。如果改革的措施完全倾向于“资本”的话，“社会”层面的反弹则难以避免。而经由政治因素，社会对于欧洲改革的态度绝对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7、中欧关系的新动向、新问题和新特征，以及相关对策建议。
周弘：2011年的中欧关系可以从2个角度来看，一个是问题外交，一个是领域外交。
在问题外交领域，主要有利比亚战争和欧债危机两件大事。利比亚战争没有直接影响到中欧关系，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中欧在利比亚问题上没有形成直接的对立，因为有联合国的1973号决议，中国没有成为欧洲最后动武的障碍，虽然利比亚战争实际上对中国的利益有所损害，而且欧洲一些国家的军事行动也超出了联合国的授权。此外，欧洲内部在对利比亚的战争问题上是有不同的态度的，有些欧洲国家对中国撤侨是有帮助的，例如希腊。有些小国对于英法主导的战争是有看法的，虽然欧盟外交的总体态势是扩张性的，特别是EEAS成立之后，但是这种扩张并不是一种共同的行动。有时为了达到对外军事干涉的目的，欧盟一些国家在决策过程中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国家排除在外了。所以，欧盟不可能就利比亚战争问题达成统一的对外政策，也就很难在政策层面上影响中欧关系。
对中欧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是欧债危机。欧债危机很快就掩盖了由利比亚战争带来的许多问题，特别是中国和欧洲在对外干涉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和立场。对于中国来说，因债务危机而被严重削弱的欧洲显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所以中国人密切关注欧债危机的发展。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还是处在美元霸权规则之下。倘若欧元垮台，国际货币体系就会出现更加失衡的状态，对中国当然有害无利。如果欧元继续存在，但是陷入长期的不稳定，也会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产生影响，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出口市场，外资和技术来源，也会影响到中欧关系的其他领域。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欧债危机，中国和欧盟以及成员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开始讨论一些过去没有讨论或者没有触及过的问题，与欧洲交往的渠道进一步拓展并加深，围绕着如何应对欧债危机带来的投资和贸易问题，并且在双边和多边层面上（如IMF）开始就如何解决欧债危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讨。当然，在欧债危机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对欧债程度和中国作用的认知偏差，出现了要不要救欧元的讨论。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和相关知识在中国的普及，中国对欧洲的真实需求和现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理解。可以说，欧债危机给中欧关系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就领域外交来看，2011年的中欧关系继续稳步推进。在制度方面，中国和欧洲之间有了更多的衔接，中国人更多地利用WTO的规则在对欧贸易方面维护权益。随着中国和欧洲力量对比的变化，随着中国人对于科学技术和规则的掌握，中国也会面临更多的来自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对此中欧之间需要建立预警机制、磋商机制、承压机制，中国一方面需要不断地提升自身谈判和讨价还价的能力，同时需要逐步扩大内需，提高劳动力价格和环保标准，完成产业结构转型。在中欧关系中合作还是主题，但是随着中欧各自的变化，合作的方式和渠道都会有所改变。2011年中国对欧外交中的亮点是社会人文合作的领域在拓展和提升，包括政党的多层交往、省州长的交流和中欧青年之间的对话。科技合作也别开生面。但是一些老问题依旧存在，比如人权问题、相互认知的问题。在相互认知的问题上，随着中国对欧洲了解和理解的加深，开始慢慢地掌握话语的主动。换言之，要想获得对欧外交的话语主动权，首先需要加深对欧洲的了解和理解。
8、欧洲科技政策及中欧科技合作的发展？
张敏：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欧洲科技整合的步伐也在加快。可以预计，未来中欧科技合作会越来越成为谈论的重点。最近和欧债危机相关的科技发展的一个焦点问题是2012年欧盟将征收航空碳排放税。刚刚落幕的德班气候变化大会就传递出了一个明确信号：欧盟将不顾美国、其他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的一致反对和上诉，决意将从2012年1月1 日起征收航空业碳排放税。这一决心不仅体现在欧盟气候谈判代表梅茨格在德班会议上所持的强硬态度上，欧盟也从其自身的法规体系中找到了法律依据和有力支撑：2011年 12月21日，欧洲法院已对美国起诉欧盟征收碳排放税违反国际法规作出如下判决：即欧盟做法既不违反相关国际关税法，也不违反有关领空开放的协议，从而为未来欧盟有序地实行碳排放税的征收制度扫除了障碍。毫无疑问，中国民航业将首当其冲。可以预见，这样的高成本和高税收必然会带来部分经营不善的航空公司的破产和倒闭。
对此，我有两个初步判断：一是征收航空税将是欧洲进行经济改革和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一项新的举措。欧债危机需要重新进行融资，而传统的融资方式已经很难获得经济的税收和财政来源。增加一个新的税种或者开辟一个新的渠道对欧洲尽快摆脱债务危机、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在科技领域，尤其是涉及中欧这几年的科技合作伙伴关系，在中欧科技合作协议续签之后，中欧领导人历次会晤更多关注的话题是关于中欧之间的科技合作、包括新能源、创新领域、重大科技项目，比如伽利略计划等方面合作。中欧科技合作的机制和领域都在拓宽。此外，欧洲债务危机使得中欧未来在科技领域的合作机制、合作方式和合作模式均会发生长远的、本质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欧盟将在低碳、高技术等中高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利用这一优势，扩大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中欧的科技合作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由欧盟单方面出资、中国出人力，而更多地将是双方共同出资进行，同时在重大全球性科技项目上的联合态势进一步上升。
第二个粗浅的判断是：欧洲想要寻求新的市场份额或者新的增长点，在出口和投资都面临困境的情况下，欧洲必然会拓展新能源或者高技术的市场，那么中国将是首选，因为相对而言中国在这些技术方面对欧洲有所期待和需求，中欧在科技和新产业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
近年来中欧在新能源、高新技术转让和高新科技合作机制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等新挑战，掌握全球领先的高新科技核心技术，今后中欧双方应在航天航空、遥感测量、节能减排、绿色环保、可再生能源、智能城市等领域加强高新技术共同研发和转让，加快提升“中欧科技伙伴计划”合作机制的战略影响力，创立实现中欧双方高新研发技术高水平对接平台，有序推进高新科技项目评估、高新研发基础建设等各项工作。
9、轮值主席国和欧盟的扩大问题？
孔田平：过去20多年间，欧洲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欧盟制度的改革和深化，一个是欧盟的扩大。一般认为欧债危机会对欧盟的扩大产生不利的影响，前几年我们也讨论过欧盟扩大的“疲乏症”问题。2011年虽然有债务危机的影响，但克罗地亚完成了入盟谈判，签署了入盟条约，预计在2013年成为欧盟新的成员国。这是2011年欧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件。这表明，虽然欧洲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欧盟的扩大还会继续，欧盟对西巴尔干地区欧洲化的承诺还将继续下去。此外，欧盟与前独联体地区的联系还将日益密切，未来欧盟和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的争夺还会进一步加剧，特别是普京提出的欧亚联盟与欧盟的东方伙伴关系计划在许多方面存在冲突。
2011年上半年匈牙利担任轮值主席国，下半年波兰担任轮值主席国。中国在2011年与这两个轮值主席国的关系得到了很大的加强。温家宝总理访问了匈牙利，参加了中国和中东欧经贸论坛。事实上，温家宝对匈牙利的访问是针对中东欧地区的。这一点我们外交部傅莹副部长已经提到了。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对华采取了比较实用主义的态度，他曾说过“我们坐在西方的船上，但风来自东方”。12月，波兰总统科莫罗夫斯基访华，中波关系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双方承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总统强调要用新的、更多的内容来填充战略伙伴关系。总统在上海出席了中波投资论坛，在北京出席了中波经济论坛，强调对华务实合作，特别是欢迎来自中国的投资。可以说，中国与两个轮值主席国匈牙利、波兰的务实合作是2011年中欧关系的亮点。
除了以上重点谈到的几个问题外，欧洲所学者还与新华社同志就中国的海外投资、欧盟财政联盟、欧盟的双层结构等问题进行了交流。欧洲所与新华社欧洲总分社已结成战略伙伴关系，通过互联网电话会议围绕欧洲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安全等议题进行定期交流，被新华社同志誉为是深刻认识欧洲形势的一个重要平台。
（张磊 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