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所学者笔谈：如何看待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走势
田德文：
欧债危机最麻烦的地方不是没人知道窟窿到底有多大，而是没人知道怎样才能在短时间内把这个窟窿补起来。从目前情况看，欧洲各国采取的救市措施加剧了公共财政的压力，必须通过紧缩财政来逐步减压。但是，紧缩财政面临两种难题：第一，可能延长经济复苏的时间；第二，面临巨大的社会阻力，可能引发政治动荡。要走出 困境，欧洲国家必须拿出合理的方案，象走钢丝一样，在削减公共开支的同时刺激经济增长。
2010年初希腊陷入债务危机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这场危机是局部的和个案性的，将希腊债务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加入欧元区过程中做假账、公共部门庞大、福利水平脱离经济发展水平等等。因此，欧盟和IMF在 推出救助希腊方案的时候，都明确要求希腊压缩公共开支。此后，爱尔兰、葡萄牙陷入债务危机，欧盟实施拯救的思路基本没变。从应急措施的层面看，这种思路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救助措施推出一年之后的效果却明显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应该并不复杂：欧债危机的根源并非公共开支过大，而是“入不敷出”导致的“寅吃卯 粮”。那么，从根本上说，欧洲要走出债务危机的阴影，就必须“开源节流”，从增加收入的生产性环节中想办法。在“2020战略”中，欧盟给出了系统的方案，其核心是基于知识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聪慧增长”。这种方案是原则性的，并不能立即解欧债危机的燃眉之急。但是很清楚，欧洲人已经认识到了，不变革就没有出路。
欧洲的变革将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从经济上说，欧洲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维持自己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从社会上说，欧洲人也必须适应世界经济与生产方式变化带来的生活方式调整。所有这一切都将充满风险和痛苦。就欧债危机而言，如果可以成为欧洲变革的 催化剂，或许还可以理解为具有积极意义的阵痛。如果相反，则会成为欧洲走向衰落的新的里程碑。
目前，人们还看不到欧债危机在短期内得到明显缓解的迹象，因为欧洲必须振兴经济才能摆脱危机的困扰。从世界经济的层面看，在全球化的时代，欧洲经济的复兴绝非欧洲自己可以完成的使命，而是有赖于世界经济的全面复兴。因此，为摆脱眼前危机而采取的任何以邻为壑的做法肯定都是短视的。只有各国以共赢为目标积极合 作，才可能共同战胜危机。
熊厚：
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欧元区成员国终于达成了新一轮希腊援助计划。除了一如既往地强调由欧盟和IMF采取供血式的贷款资金输入，这一轮的援助计划提出了几个新的措施。第一，强调通过私有化以获取财政收入；第二，终于决定私人部门必须以一定的方式参与救助；第三，解放EFSF的手脚，使其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购买债券，并且成为这些债券的最后偿付人。
与以往的救助计划一样，此轮救助计划也是在市场投资者极大质疑希腊公共债务偿付能力的背景下被动产生的，不是主动的预防性措施，而是各方利益妥协平衡的结果。因此，此次救助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也将打折扣。
影响有效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恢复正常的市场融资的努力仍然不够。此轮救助提出了继续给予希腊资金支持，并将还款利率调低以及将还款期限延长。这有助于减轻希腊的偿债压力，但希腊债务问题的根本解决主要在于恢复正常的市场融资。
当前，引入私人部门参与救助，虽然在短期内将引发市场的恐慌，但长期而言有利于希腊偿债能力的恢复。从目前的救助方案看，欧洲决策者仍然持非常保守的态度，私人投资者参与金额非常有限而且方式模糊。也许，此次私人部门的参与只是为以后的希腊债务重组或违约拉开了序幕。
孙彦红：
日前欧元区和IMF出台了针对希腊的第二轮救助方案，对此，笔者拟从以下两个角度做简要探讨。
其一，仍然是关于欧元前途的问题。货币一体化使得任何一个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都可能导致对欧元及其前途的严酷拷问。去年初希腊债务危机第一次爆发时如此，今年再次爆发时亦难以避免。也正是担心债务危机向意大利等”重量级”成员国蔓延，从而动摇欧元的根基，在法、德等核心大国带动下，欧元区才再次达成救助共识。换言之，再次救助希腊更重要的目的是向国际市场和内部民众传达一个讯号：为保卫欧元这一欧洲一体化（不仅局限于经济一体化）的最重要成果，各成员国不寻求退路，且仍能团结。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两番救助似乎也表明，自欧元诞生至今，货币联盟这一“利益共同体”已形成了相当强的凝聚力，对于法、德等核心成员国而言，欧元的倒退甚或放弃成本是无法承受的，至少目前阶段如此。
谈及欧元前途，必然会涉及到保障其运行的欧元区制度管理。去年初的第一次希腊债务危机直接推动了欧元区认真反思其管理手段的不足，并催生了欧洲金融稳定机制与机构，这无疑是向完善货币联盟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回顾第二轮救助希腊的过程可以发现，当下欧元区对债务危机的管理仍处于就事论事、相机抉择的阶段，虽已有所谓“稳定机制”，但是远未“机制化”，从决策程序、施救的衡量标准和救助方式等方面看都是如此。“机制化”的欠缺至少会有两方面的潜在负面影响：一是难以规避成员国未来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二是难以从根本上提振人们对欧元的长期信心。显然，在质疑声中问世且至今命运多舛的欧元，未来还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时间，也需要欧洲人拿出更多勇气与智慧。
其二，关于希腊债务危机的前景。此番救助再次为希腊“解了近渴”，却无法带来其经济社会根本问题的自动解决，至多是为问题的解决争取到了一点儿时间。希腊欲重塑其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须从两个根本问题上入手：第一，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告别过度消费，拿出像样的优势产品扩大出口能力，从而逐步改善国际收支，稳定财政收入的基础；第二，切实改善公共支出结构，削减与其经济发展阶段不匹配的社会福利支出，紧缩公共部门开支。这些根本问题不解决，债务危机的“达摩之剑”将始终高悬。这同样适用于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其他若干成员国。
赵晨：
纵览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历程，大的突破常常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取得的。当经济形势不好时，保住已有成果就成为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机构的目标，在既有制度框架之下四处“灭火”也就成为常态。
7月22日针对希腊的特殊情况，欧盟理事会召开峰会，各国首脑同意再次援助希腊，提供总额1090亿欧元的官方支持，同时还拟从私人部门筹集500亿欧元资金，延长欧洲金融稳定机构向希腊提供的贷款期限，从当前的7.5年延长至最少15年，最多30年，宽限期为10年。应当说，这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欧洲各国政府的决心和团结精神。为了救助希腊，保证欧元区内没有国家掉队，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仍然愿意做出一定牺牲。
法德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动机，欧盟内很大程度上，一件事情想做成功，首先需要法德两国协调好。援助希腊问题上，法国比较积极，德国由于出资多，自然有些犹豫。现在看来德国虽然抱怨归抱怨，但政治精英对欧洲一体化还是认可的，比较清楚欧元区崩塌的后果是谁也无法承受的。
近期爆发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债务违约风险让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配喊出“惊讶”，则体现出范龙配对欧洲各国经济状况的了解不够充分。面对债务危机可能蔓延到意大利或西班牙这样的大国的可能，法国已经提议把最近经常召开的欧元区领导人形成固定程序，将其命名为“欧元理事会”，当然这首先要得到德国的同意。
张敏：
首先，德、法等国对欧洲一体化发展和欧元区未来前景依然有信心。在法德轴心的合力下，欧元区国家对救助希腊的态度比此前（2010年5月）要明朗得多：如要维持欧元区的长期稳定，就不能听任希腊债务危机不断恶化和持续蔓延。欧元区国家向希腊再次伸出援手，不单单是为了解决希腊高债务和潜在的债务违约问题，更是旨在有效遏制欧债危机向意大利、西班牙等欧元区大国的迅速蔓延之势，防止欧债危机“全欧化”态势；
其次，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2009年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的双重重创和在各方施压下，欧元区国家加大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欧洲各国似有向凯恩斯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回归之势。但是，政府持续、过度地干预经济显然有悖于欧盟里斯本条约中所倡导的欧洲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因此，欧元区领导人尝试性地允许私人资本自愿进入主权债务救助领域，开创了政府与私人在主权债务领域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先例，将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治理模式引入希腊新一轮救助方案中，这是欧盟国家加强经济治理的一种创新，正如巴罗佐在宣布希腊新一轮救助方案时所言：这是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首次联手。
第三，实际上，现在包括欧盟委员会、欧元区领导人、以及法德等国家，对希腊能否按期偿还债务信心很不足。因为从希腊第一次接受欧盟救助以来，希腊在经济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成效甚微，新救助方案放宽了债务偿还期限和降低了债务利率，这是在替希腊政府“松绑”，通过减轻希腊债务偿还负担，避免选择性违约事件的出现，并为希腊未来可能的拖延偿还债务或选择性违约埋下了伏笔。
第四，欧洲无法尽快和一劳永逸地解决主权债务危机，根本原因之一还在于欧洲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分离。就目前而言，让渡各国财政主权显然困难重重。因此，这次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权限得到扩大和进一步灵活化，尽管它是作为一种弥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分离的权宜之计，不管如何，欧洲金融危机工具机制向制度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未来欧洲金融稳定工具的构成及运作方式将会是关注的重点，也是防范欧债危机可能蔓延的有效治理手段。
有媒体将希腊债务危机比喻为“再生障碍性贫血症”，显然依靠目前的“这种输血”恐怕维持不了太久。解决希腊债务危机或欧债危机的根本还在于寻求新的创新经济增长点。
胡琨：
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来自不同视角的相关讨论铺天盖地，欧元与欧元区的前途颇受关注。部分学者把希腊主权债务的发生归咎于欧元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统一，并以此为解决欧债危机的切入点；可是，危机为什么没有爆发于同属于欧元区的德法等国家，而恰恰就先后出现于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甚至意大利等南欧地区呢？可见，这并不是欧债问题的根源，如果希冀由此入手来解决欧债危机，无异于缘木求鱼；这些被习惯性称为南方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归根到底还是产业竞争力的危机。
这些国家的产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无法与习惯上被称为北方欧洲的德国、荷兰、奥地利等国相提并论，而与日益兴起的亚洲国家及新加入欧元区的中东欧国家相比，劳动力成本又毫无优势，加上产业创新能力不足，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相关产业的竞争力不断萎缩，国内产能低下，失业率节节攀升。而欧元区建立后，希腊债券与德国债券在国际金融市场可平起平坐，加上欧元诞生初期的低利率货币政策，使得希腊政府能以极低的成本大量发行债券进行融资。在民选政治的框架下，相对于风险极大，而效果又不会即刻呈现的改革措施，希腊政治人物更倾向于通过扩大公共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发展、提高工资、完善和提高国民福利，以赢取尽可能多的选民支持。如此导致希腊的单位劳动成本进一步增加，产业竞争力更加弱化，如此恶性循环，债务不断膨胀，最终积重难返，国家临于破产边缘。其他PIGGS国家亦面临同样问题。
是否要对希腊等国进行救助，在欧元区内部特别在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的德国引起了巨大争议。很多德国纳税人想不通，凭什么他们辛苦劳动，却要勒紧裤带为别人的错误慷慨买单？曾经力挺欧元的德国联邦工业协会前主席亨克尔公开鼓吹，让希腊和其他不符合条件的国家退出欧元区甚至欧盟。德国人的处境固然令人同情，但不容忽视的是，1999年引入欧元后，欧洲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贸易失衡不断加剧，在希腊等国家经常项目逆差和国家债务压力不断增大的同时，却是德国等国家产业竞争力持续增强，经常项目顺差保持高位，德国前总理施罗德7月6日接央视采访时就提醒他的同胞：德国是共同货币体系的最大受益者，无论从道义还是从现实考虑，德国都必须对希腊等国家进行救助。
欧元区国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面临危机，应该同舟共济，在帮助希腊等国渡过当前债务危机的同时，更要积极探索，如何帮助他们提升竞争力，从根本上摆脱引发危机的恶性循环。
贾瑞霞：
近期，与欧元区第二轮救助希腊债务危机同台上演的还有美债危机。隔着大西洋，两个当今世界最发达的经济体似乎“重病缠身”、负债累累；而全球金融市场起伏波动、新兴市场则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迄今，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世界已近5年。美、欧各国政府（或以欧盟名义）大手笔救助部分摇摇欲坠的金融机构的同时，实际上也为日后的美、欧债务危机埋下了伏笔。
从种种迹象观察，美、欧等国先后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金融危机。但现实情况是，该政策并非刺激欧美实体经济复苏的良方，反而导致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货币现象的背后是实体经济；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诸多手段将通货膨胀输出到别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次金融危机的后果之一是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货币持续扩张，远远超出实体经济容量，全球性的通货膨胀愈演愈烈。20世纪80年代，跨国公司将发展中国家拉入全球分工体系。在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廉价原料、制成品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减缓了全球通货膨胀的增速；但全球实体经济与货币供给的失衡以及国际分工体系的失衡并未得以缓和，这恰恰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真实背景。
再次救助希腊或加高美国债务“天花板”似有“绥靖”之嫌，但却无法控制道德风险。公然赖债有损大国面子，但不能排除利用汇率等手段输出通货膨胀而隐性赖债。
对欧元区乃至欧盟而言，德国经济勿要陷入低速增长至关重要；否则对欧元区和全球经济都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路透社曾报道，巴罗佐在救助希腊峰会召开前的一次记者会上说，“任何人都不应抱有任何幻想：局势非常严峻。需要作出回应，否则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将影响到欧洲的每个角落以及欧洲以外地方。”而德国总理在另外场合的讲话则降低了人们的预期,她称本次峰会不会拿出一个激动人心的方案以一次性解决希腊危机，而只能是在一系列循序渐进举措基础上的一个最新步骤，以便消除希腊债务和竞争力问题的根源。
欧盟峰会最终的结果似乎也验证了上述发言，欧元区捍卫欧元的行动无疑是为欧洲一体化做出的坚定承诺。但在IMF里也有异议，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并不打算要求IMF减少对希腊的贷款，但它们对该组织承担如此风险感到担忧。
无须怀疑，美债上限谈判应该在最后期限达成妥协，这不过是政党政治角力罢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迄今仍无法撼动，所以最危险的是美、欧债务危机会波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导致更大范围的失衡，进而引发社会动荡乃至又一个中东乱局。
江时学：
如果说希腊债务危机是在2009年10月爆发的，那么，迄今为止，这一危机已长达一年有余。因此，我们在讨论当前欧洲债务危机的走势时必须要回答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债务危机至今尚未得到解决。
诚然，欧洲债务危机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它也不时受到欧盟各国政治博弈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欧洲债务危机尚未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或许与主要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的政治决心有关。
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这些领导人不愿意解决债务危机。否则，希腊等国的事态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里所说的政治决心，应该是主要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下述问题上缺乏高度的政治共识：谁应该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债务危机负责？债权人、债务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德国和法国等国应该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承担多少责任？纾困的力度应该多大？今后应该如何避免类似的危机？
许多欧洲人认为，希腊等国寅吃卯粮，陷入危机后却希望其他国家为其分忧解难。债务国的这一天真想法无疑会助长“道德风险”。主要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在设计纾困方案时，必然会受到这一看法的影响。换言之，他们既要避免希腊等国“倒帐”，又要不使欧盟的援助成为“无底洞”。
我们在讨论欧洲债务危机的走势时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为希腊等国制定的财政紧缩计划是否奏效？“勒紧裤腰带”有助于帮助债务国走出危机和实现复苏，还是适得其反？这些问题的答案是见仁见智的。
我认为，在经济陷入危机时，不顾一切地压缩公共开支不仅会制约经济复苏，甚至会恶化社会问题。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却将大幅度压缩财政开支作为纾困的条件，硬性要求受援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财政赤字降低到规定的百分比之下。当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情况表明，这样的“双规”是事倍功半的。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登的漫画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定的启发：在医院里，“债务医生”（debt doctor）在为希腊注射“财政紧缩”针剂时，希腊痛得哇哇大叫。而医生却说：“迄今为止，疗效不错。”（So far so good.）在候诊室里，当护士问哪个国家愿意伸出胳膊、打一针“财政紧缩”针剂时，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面面相觑，相互推让，谁都不愿意挨一针。
